2020年，打工人、職場摸魚哲學、廁所自由的討論浪潮一波接一波。
幽默和戲謔如同一劑止痛片，安撫了廣大工友們被超長的勞動時間、不滿意的薪資、壓榨的上下級關係等等矛盾而刺痛的心靈。
而在2021年初，拼多多22歲員工加班猝死事件，和匿名爆料員工被拼多多開除事件，則讓人們開始認真審視職場環境的惡劣程度。
不妨大膽想像一下吧！如果你有機會反抗你的甲方／金主／老闆，你會做什麼？
在電影裡綁架老闆，
在現實中爭取權益
1980年，美國有一部票房大賣的電影《朝九晚五》，講述的是三位女秘書朱迪、薇爾莉特、朵拉莉深受其上司哈特的各種壓迫。
朱迪是新人，因為工作還不熟練而招致哈特的惡語相向，並威脅要辭退她；
薇爾莉特是資深主管，得力的工作好手，卻總是被派遣倒咖啡的事情，還被剝奪了升職機會；
朵拉莉頻頻遭受哈特的性暗示，從未鬆口，後者卻在公司裡散布二人的情色消息。
一個夜晚，三個人聚到一塊吐槽，瘋狂發洩對哈特的不滿，還暢想了一番自己會怎麼報復他。而後，因為一個誤會，哈特認為三人預謀加害自己，宣稱要找警察，情急之下，三個人聯起手來，綁架囚禁了哈特，故事由此展開。
這部電影背後，其實有一個真實的運動。
在美國70年代初，辦公室文員和打字員的工作重複性強，不受重視，報酬也很低，沒有任何晉升機會。
卡倫·努斯鮑姆就是一名文員，在工作之餘還是一個積極的社會抗議者。有一天，她在支持女服務員罷工的活動中受到了啟發：她也可以為自己所在職場中的不平等做點什麼。
1972年，努斯鮑姆和同為文員的朋友艾倫·卡西迪創辦了一份簡報《9to5》（朝九晚五），在上班路上、公交站臺分發，吸引了許多同樣是文員、打字員的女性——她們從來沒有機會傾訴自己在職場中的遭遇，而這份簡報成了一個出口。
圖/Getty
這並不是文秘職業第一次受到關注。
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是國際秘書日（National Secretaries Day），創立於1955年，就是為了提高對秘書工作的重視而設的。在這天，老闆會為秘書送鮮花和巧克力，以感謝TA們的付出。
但在1970年代，社會運動者們已經不在乎這等「安慰獎」一般的蠅頭小利了，她們表示：我們想要每一天的權利。
1973年，努斯鮑姆和卡西迪創立了朝九晚五協會（9to5 Association）——一個為了解決女性工作者的低薪和晉升不足問題的草根組織。她們在波士頓的一個小辦公室裡建立了根據地，卡西迪還辭去了原本的工作投入到協會的全職中。
卡倫·努斯鮑姆1974年在波士頓舉行的首屆國家秘書節抗議活動中：「我們要加薪（raises）而非玫瑰（roses）」圖/BBC
《9to5》做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例如曾鼓勵大家提名這一年裡自己遇到的最差的老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投稿：
一位老闆要求秘書把他的尿樣送到實驗室；
一位老闆要求秘書為他女兒的學期論文打字；
一位正在減肥的老闆要求秘書每天第一件工作就是為他削胡蘿蔔；
最後，那一年拔得頭籌的老闆是這樣的：他要求秘書把他的褲襠縫好——當他還穿著這條褲子的時候。
朝九晚五協會調查了數百位婦女的工作處境，鼓勵她們站出來公開演講、寫報告，為她們賦權。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可見的成就：例如，在波士頓，有一些組織的僱員給文員開出的工資數額不合法，運動者的抗議促使州檢察長把工資提高了10%。
到了今天，朝九晚五協會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全國職業婦女組織之一了。
美國克利夫蘭市的9to5小組舉行抗議國家城市銀行的行動。
圖/BBC
女秘書，
禁錮在私人空間裡的性感符號
可以看到，辦公室女文秘的困境，是人們對職業和性別的雙重刻板印象導致的。
在許多人看來，女性是溫柔、依賴、主觀、感性的，男性是獨立、客觀、理性、果斷的。
而現實是，在父權至上的社會裡，男性更有可能成為領導，所以「男性更適合當領導」「領導需要獨立客觀理性果斷這些特質」的刻板印象，也就形成了。
圖/《教父》
一個男領導需要做重大的決策，要忙著運用自己過人的才智，做出對世界更有意義的決定。那麼，整理歸檔、接洽溝通、時間規劃等等細碎冗雜但「不重要」的工作，又由誰來做呢？溫柔細心的女性正好適合，就把她安在副手和輔助的位置上吧。
而男領導+女秘書的組合，又令人產生了無數桃色想像。女秘書除了是小簧文小簧片裡的經典人設、情趣中的角色扮演，在現實的媒體報導中，更是被大肆性化的形象。
根據一項對「女秘書」新聞報導議題分布的分析，大量相關的報導都有涉性的元素，其中佔比最大的就是關於性侵、偷情、潛規則等議題。
魯鵬,鄭冰枝.框架理論視域下「女秘書」新聞報導的「妖魔化」分析[J].秘書,2019(01):88-94.
這樣一個活躍在領導身邊的性化的形象，怎麼能讓人放心？
所以在2003年有這麼一件事：四川省委辦公廳出臺了文件規定「不得為男性領導幹部配備女性身邊工作人員」。
「男領導不得配女秘書」的規定如同一座荒唐的監獄，把可能為男性帶來「作風問題」的「紅顏禍水」統統趕進去，把女秘書視為影響男性領導事業家庭、阻礙其發展的存在。
專注性別研究的艾曉明教授在當年就發文怒斥：
「如果男領導不配女秘書，女領導是否也不能配男秘書？
如果女領導可以配男秘書，那是不是承認女性領導有天然的政治腐敗免疫力？那麼我們豈不是應該大量提拔女領導？省得男領導荷爾蒙過剩，讓人事廳給他操這份心。
就算禁止給男領導配女秘書，難道同性之間就不會發生情慾關係？
假如情慾必然成為公眾權力的大敵，我們豈非只能用太監來執政？」
然而很遺憾，直到今天，部分文秘崗位上仍然存在對女性的招聘歧視。
圖源@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
設想一下，你處於頭頂決策層、下接執行層的位置，要根據工作的輕重緩急為老闆制定清晰的日程；為了輔佐老闆做出決策，要對工作充分了解、廣泛收集信息、條理清晰地傳達出去；要能起草文件，把老闆的想法付諸於筆尖；能妥善應對各種突發的大事小事、管理好辦公軟體硬體……
我猜沒有一個從未接受過秘書專業訓練、從未在秘書崗位上實踐過的人，還敢斬釘截鐵地說「自己完全能勝任這份工作」吧？！
但就是有些人無視秘書的崗位需求和女性的工作能力、把她們安在副手的位置上；又或者是把她們當作性資源。有些人避之不及，乾脆剝奪了她們的工作機會。
如果女性是規則的制定者，
會怎麼樣？
在這部電影的後半段，三位秘書趁哈特不在，在辦公室裡進行了一番改革：
工位配色變成了明亮的橙色和黃色；實行彈性工作制、同工同酬；進行更有效率的分工方案；建了個託兒中心；甚至還有一位曾經酗酒的女員工成功了戒酒積極工作……
哈特剛剛回歸，就被總裁點名一頓狂誇：你的部門生產力提高了，想必你肯定很有一套吧！
當總裁問到核心技術問題時，哈特略帶尷尬地戳戳薇爾莉特：你來說。
雖然實幹的是手下的女性，但榮譽還是哈特的——總裁把他提拔到巴西工作兩三年，還開了豐厚的紅利條件——哈特一臉震驚：我怎麼能搬到那裡去？總裁斬釘截鐵地說：沒人能拒絕我。
三位秘書對視一眼，撲哧笑出了聲：她們終於脫離了哈特的魔爪！
可是話又說回來，作為哈特親近的手下，她們以哈特之名發布命令，才順利推進了改革。雖然事兒辦好了，但如果不頂著男性領導者的帽子，女性很少有機會如此大展身手。
回到現實中，綁架老闆的行為是犯法的，但這則故事的背後訴求仍是值得傾聽的：不要再漠視、貶低、邊緣化女性的才幹了。
更何況，當更多女性站上領導之位，或許還能對職場環境帶來真實的改善。
一項研究表明，當一個單位領導團隊中女性比例超過30%的時候，能降低單位中的性別歧視程度。這個結論在經濟、政治和研究領域中均有作用，在體制內外也有影響。（馬冬玲,周旅軍.女領導的臨界規模與組織性別歧視現象 基於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J].社會,2014,34(05):127-146.)
麥肯錫諮詢公司的一項研究中也提到，當女性在高層有充分的代表性時，公司的利潤和股價表現可以提高近50%。
除此之外，高層女性對公司的文化也有著廣泛而有意義的影響。比起男性高層，她們還更有可能接受對員工友好的政策和計劃，並倡導種族和性別多樣性：超過50%的女性高層表示，她們在工作中一直為性別和種族平等採取公開立場，而男性高層只有40%左右。（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20, Leanln.Org and McKinsey, 2020.）
「高層女性比高層男性更有可能去實踐聯盟」
面對日漸惡劣的職場環境，我們需要更多女性力量與女性聲音的湧現。
狼性的工作氛圍不必非得成為職場主流，被工作傾軋剝削不必非得是每個打工人的宿命，性別歧視不必非得成為女性職場之路上的道道坎坷，回歸家庭也不必非得是所有女性最終的人生目的。
這些「不必非得」，本就是「不該」。
立足於殘酷社會中，我們渴求改變，而改變的開始，不如放眼看看女性力量吧。
P.S. 本文觀點僅代表特約作者個人觀點，部分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