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剛剛主持人介紹我為臺灣心理學界的「總舵主」，這個稱呼剛開始是大陸一些機構宣傳時用的，從此就這樣被誤用。其實，我這樣的輩分在臺灣很普遍，被稱為「總舵主」很奇怪。
在臺灣，很多心理治療界特別是精神分析領域的心理工作者，幾乎都有一種隱士傾向：他們紮實地做自己的學問、好好讀書思考、在自己的診療室裡跟來訪者相處、被分析等，大部分都對來大陸講課不太感興趣。
臺灣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的學習過程跟大陸不同。20世紀70年代以前，大部分精神病患者被相當不人道地收容——用籠子關著、鐵銬拷著，那時，精神科醫生的主要工作是照顧慢性精神病病人，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種情形才慢慢改善。我的老師和師兄們，是第一批投入這種被不人道對待的精神病患者者的救世中，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把治療改得現代化。
1987年我進入精神科工作，那時的臺灣政府鼓勵精神科醫師去開療養院，但幾年就飽和了。我們比較幸運，開始從嚴重的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性疾病、躁鬱症等傳統精神病人（或瘋子），轉向一般的抑鬱、焦慮等神經症病人。治療這些病人可以更加接近人性，這並不是說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等嚴重的精神病沒有人性，而是他們好像旅行到另外一個更遙遠的地方，我們一般人不容易到達他們那個世界，而對焦慮、抑鬱和強迫等神經症病人，我們比較接近他們的內心世界，可以去共情、了解甚至改變他們。在這種情形下，為了幫助這些病患，心理治療自然就開始了。
大陸和臺灣心理治療的開始相當不同。大陸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心理學開放以後，慢慢地進來幾路人馬，有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人，也有李中瑩和鍾文鑫教授來這裡授課，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中德班。有了中德班以後，各國專業人員開始進入國內。沒多久，整個中國經濟起飛了，從一個資源不足的地方變成一個富裕的市場，各國專家更有動機來大陸講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臺灣的心理治療變成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部分。1978年以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在第三世界——歐洲跟美國之外——找了大概10個地方作為心理衛生試驗地，包括菲律賓、臺灣、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等。當時菲律賓政局不穩，聯合國投入的資源很快就被破壞了，並沒有累積下來。臺灣光復以後，因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我的老師林忠義、陳珠樟等幾個本國籍教授，都到以哈佛為主的地方學習。
20世紀50年代的哈佛以精神分析和社區精神醫學為主，他們到哈佛學習精神動力心理治療、社區精神醫學和流行病學，在這批第一代老師的影響下，臺灣精神醫學界有了心理治療的基礎。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發明了精神病藥物，哈佛這些地方不再以動力性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為主，而是被生物或藥物精神醫學所取代。
以臺灣臨床心理學祖師爺柯永河教授為首的一批老師是第一波種子，也是政策的受惠者，他們回來以後自然而然地做心理動力學的教學，將相關專業知識傳遞給他們的弟子，維持一種信任、共享和提拔後進的狀態，這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
鍾文鑫教授到哈佛接受了完整的住院醫師和心理治療的訓練，這是臺灣心理治療發展的高峰，但遺憾的是，鍾文鑫教授回臺灣不久就移民到了美國，臺灣也因此斷了一個傳承。即便如此，心理治療在臺灣還是埋下了基礎。在當時，藥物精神醫學是主流，大家迫切地想要幫助被手撩和腳撩拷起來的精神病患，所以心理治療有一段時間被忽視了。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方面，因為認知行為治療輕薄、短快的特點，幾乎所有住院醫師，以及心理系、諮商和臨床心理系都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主，認知行為治療開始被大量應用；另一方面，臺灣社會也產生了很多新問題，不同於大陸的街坊鄰裡，臺灣的社會工作者面對的是家庭，於是家庭治療開始盛行。由此可見，精神醫學或心理學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主，社工界是以家庭治療為主。
1987年，我到臺大醫院當精神科住院醫師的時候，跟資深的社工師學習了家庭治療，跟臨床心理系的吳英章教授和李林英教授學習了認知行為治療，跟陳珠樟教授和林倩教授學習了動力心理治療。
陳珠璋和林倩教授在20世紀60年代到哈佛學習，學習的內容是以安娜·弗洛伊德為中心的自我心理學，也就是從弗洛伊德傳承下來的經典心理學，即古典心理學。從20世紀60年代到我開始工作的80年代，期間有很多演化，導致這些知識沒有被引進臺灣，因此，我們這一代住院醫師和心理師開始對心理治療有了迫切的需要。
隨後，拉康的知識隨著批判思潮被引進臺灣，為了讀拉康的文章，我自己雖然學習了一年半的法文，但是夾雜在語言學、哲學和精神分析之間，讀起來還是非常吃力，而且拉康的理念離我的臨床太遙遠，所以沒有多久我就放棄了。然後，我發現了客體關係理論。客體關係理論來自英國，在20世紀80年代被肯伯格等人引進美國，當時臺灣的思想界流行拉康，所以知道客體關係的人非常少。於是，我們一邊跟著陳珠樟教授做歐文·亞隆的動力團體治療，一邊自己慢慢摸索著學習客體關係理論。
02
老師們獲得一個學習的機會，是社會集體資源的受益者，他們將知識傳遞給我們會認為是理所當然。那時，我每個星期都接受XXX教授的1個小時督導。他一年陪我50多個禮拜，一共督導我100多個小時，我從來沒想過支付他一分錢，我唯一要履行的義務，就是把我跟來訪者的對話寫成手稿。
我有一個朋友被大陸邀請來講課，主辦單位問他要多少錢，他說一個小時320元（臺灣教師的學費是一個小時新臺幣1600元，人民幣320元），再加上住宿費和飛機票就可以了。那時工作坊一共有80多人，一人一天居然收1000塊左右，這讓他很訝異。後來主辦方解釋說，收費太低，大家會不知道他的重要性，怕沒人來聽，他啞口無言。最後，雖然主辦方給他一天5000塊的酬勞，但他仍覺得相當困惑和憤怒，決定不再去大陸講課，因為他覺得自己變成了待價而沽的有價位的商品。
心理治療在臺灣一直都沒有進入一種商品化或市場化的狀態，雖然參加心理治療工作坊也要付費，但那屬於一種傳統的師徒關係——你願意投入我才願意督導。雖然很多治療師給大陸的學生做督導和分析體驗，但是他們沒有興趣來大陸上課，只是因為我來上課，才被誤稱為「總舵主」，這是過度稱讚，我要特別澄清一下。
臺灣的治療師很難理解大陸心理治療的商品化，雖然臺灣的心理治療也收費，但收費的根本目的在於真正解決來訪者的問題，而不是做專業訓練。臺灣的專業訓練成本並不高，這些年也越來越上軌道。住院醫師在訓練裡面至少要完成 300小時以上的治療；心理師通常要完成三年到三年半的碩士學習、兩年的理論學習和一年的實習，在一年的實習裡，必須接待很多來訪者，學校也會提供紮實的督導，看著學生一邊做治療一邊修正，這樣一年下來，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在比較安全的空間做個案，例如學校的輔導中心；精神科醫師有更多接個案的機會，醫院也提供督導。
在臺灣，成為治療師或者精神科醫師之後，對精神分析、團體治療、認知行為治療或家庭治療的進一步訓練需要付費，但並不是你付費就可以聽課，還需要更多資格的考量，如果不能通過考量，就只能停在這裡不能繼續上升。
你有沒有能力解決來訪者的困擾、來訪者對你的服務是否滿意、你能否對他共情、你能不能理解來訪者的需求，這些能力在心理治療過程中非常重要，來訪者覺得被理解並且也願意理解你所描述的情況，他才願意付出時間和金錢接受治療，治療才能得以展開。
臺灣的心理治療師關注的是解決來訪者的問題，而不是要學多少學問去外面講課。很多功力比我好、訓練比我完整的治療師對講課都沒有興趣，他們的興趣是做個人分析、個人治療、為病人提供心理治療、帶學生，看學生怎樣做個案，然後督導、訓練他們。
大陸心理治療的需求突然出現，然後大爆發，這讓我非常困惑。「二戰期間」，歐美國家的人在戰爭時沒時間生小孩，小孩突然間生出來被稱為baby boom——嬰兒潮，大陸的心理治療好像也是突然生出來的，香港大學的黃軒因教授曾把這種現象形容為psycho-boom——心理潮。
在臺灣，我們必須自己主動掏腰包去學習，可是在大陸不一樣：大陸心理治療的開始相當理想，因為中德班的老師相當付出，他們只有相當微薄的酬勞——只是為了讓大陸有更多心理治療的機會。很可惜的是，這樣的奉獻精神很快就被中國經濟的制約化和市場化衝散了，心理治療不可避免地捲入整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
我看到一些文章，前世界銀行總裁、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林毅夫、去世的楊小凱、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的張維迎教授，以及更年輕的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他們都對中國經濟迅速出現的商品化、市場化發展趨向有一些顧慮。
臺灣雖然也經歷了經濟的發展，但並沒有把所有一切都資本化、商品化。在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方面，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付出幾乎是所有中層階級共同的社會責任，有一個互助的概念支撐著這種表面自由化的資本發展。臺灣還有一個濃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就是對教育和醫療保持著社會公平和資源共享的態度。
03
我喜歡心理治療，除了在臺大做督導教學以外，我自己還經營一個開放性的精神病病房，以治療重度抑鬱和邊緣性人格病患為主。如果大家照顧過這樣的病患，就會知道它的困難度。在華人世界，我是第一個以邊緣性人格病患為主的治療師，那段經歷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雖然我對邊緣性人格的治療相當熟悉，做過不少個別治療和連續性的團體治療，但是從來沒做過病房工作。開始負責這個病房的時候我很清楚，為邊緣性人格病患做治療，我一個人遠遠不夠，還需要整個病房的人都會做。
那時候，作為主管病房的大夫，我要教護理人員、社工人員和住院醫師有關精神分析的知識，團隊裡不管是護士、社工還是精神科醫師，都要有能力對邊緣性人格做個別治療。這讓我得到很多好處——團隊經營、維持溝通和士氣鼓舞，但就是沒有金錢。我不知道後來我的團隊裡面有多少人從事心理治療行業，但我相信這些觀念對他們是有幫助的。他們跟我學心理治療的時候，我不會想到督導一個小時要收多少錢，不給我錢我就不教你這種情況。
我當然相信，現在大陸很多檔次很高的大腕，也願意這樣默默付出地帶學生，但讓我比較遺憾的是，大陸心理學突然大爆炸的這種速度產生的效應讓人困擾，老師變得很罕見也很稀有。臺灣的心理治療經驗像手工藝，從無到有，至少要三年到六年的學習時間。社工、精神科護理、心理治療師，廣義的共同名字叫做助人工作者，通過談話和社會資源整合來幫助別人，既然是助人，就不是商品。
大陸的需求太多、變化太大，這種狀態不是一般的發展可以比擬的，所以臺灣的經驗不適用於大陸這種大量需求猛然出現的狀態，緩不濟急。這樣的情形太迫切，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跟著經濟發展一起前進，前進的方式就是市場化跟商品化。但是，當一切都商品化的時候，人們的生活就會陷入一種新的貧困。林毅夫跟張維迎兩位教授也在不斷辯論，中國的發展到底應該怎麼做，他們雖然講的是經濟發展，但是心理治療也是同樣的狀況：中國心理治療到底應該往哪邊走。
（我記得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來大陸玩，讓我最壓抑的事是公共設施要收費。在臺灣、日本、歐洲甚至美國等國家，公共設施是給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人民可以理所當然地使用。）
心理治療從高到低分為很多門檻。有些病理狀態很嚴重、不穩定、甚至有特殊人格結構的來訪者，治療他們的難度太高，住院醫師沒辦法治療，所以我決定在每天下班之後，再做3個個案，一直到七八點鐘才離開單位。這樣，一個星期可以維持15個小時左右的個案量。臺灣大學醫院是臺北市最好的醫院，醫院有很多達官貴人的請託，所以我的15個小時幾乎都被達官貴人佔據了，還要抽出時間來寫SCI論文，於是我決定離開醫院，開設自己的自費心理治療診所。但我對開設心理診所有兩個擔心，一是擔心能不能維持，二是擔心能否不只為有錢人服務。
我當年有機會參加了臺灣第一批完整的兒童精神科訓練，跟密西根大學的蔡一舟教授回臺灣時，他再三警告我說，我們學兒童精神醫學，千萬不要成為有錢人的幫傭，只看有錢人家的孩子。他的言下之意是說，我們的服務對象應該更寬廣，不要只給付得起錢的人做治療。現在，我每周用4天的時間做門診，另外2天做非盈利服務，比如參加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家庭暴力在當時是個熱門話題，很多女性心理專業人員關愛受暴的女性，忽略了施暴的男性，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些丈夫也是病人，他們也需要心理諮詢，所以我在這方面投入了一部分心力。
我對青少年這個議題相當有興趣，無論在臺灣還是國內，甚至是全世界，青少年問題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在這方面的理論和經驗都相當不足，所以要找到一個專業的青少年心理治療師很不容易。因此，每當中學或大學有個案希望我去督導的時候，即便只有微薄的酬勞，我也會去，學校的家長會我也儘可能參加，因為家長永遠都是焦慮的，他們需要很多支持。
我每周用4天的時間賺錢為自己餬口，2天的時間維持社會奉獻的精神，做公益事業。我很幸運，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維持著自己的私人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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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心理治療被商品化以後，不僅獲得心理治療變得不易，連學習也變得困難，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臺灣，很多新手治療師，可以在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裡面獲得個案，包括家暴、行為偏差的青少年、學校裡面需要協助的個案等，這些都是新手學習的資源。每個新手治療師背後都有一個完整的督導，雖然他們在處理這些個案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困難，比如個案比在診所接待的更困難、更吃力，個案被耽擱，或者對這個行業失去信心等，但大致來說起步還是不錯的。
反觀大陸目前的狀況，很多心理治療的學習相當昂貴，而且沒有操練的機會，即使有也因為太昂貴而沒辦法找到足夠好的督導。一批又一批人熱情地投入進去，卻沒有一個順利學習的過程，所以在大陸想成為一個有經驗的治療師，比臺灣困難好幾倍。
無論是心理學知識還是醫學知識，只要帶一點科學的知識，在大陸都很容易變得商品化，不像在臺灣，這些知識是理所當然地共享的：醫療機構有責任教民眾知道最基本的健康知識和正確的醫療知識，心理學界也都很主動地讓心理學變得普及。前幾年，在臺灣發生的震驚社會的隨意殺人案，當它發生的時候，各大媒體紛紛討論這個人的個性、家庭出身以及殺人的原因，這些討論都屬於心理學範疇。心理學知識在臺灣相當普及，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遇到心理問題都會求助心理專業人員，而是說他們知道怎樣幫助自己。
臺灣的張玉林教授調查過，大部分民眾遇到心理問題時，第一是尋求宗教，第二是尋求親戚朋友，第三是夜讀。即便這三種方法能夠解決至少70%～80%的心理問題，但剩下的心理問題也足夠專業人員忙的，所以對專業人員的培養，無論怎樣都不夠。臺灣的培訓，不是看你是否有錢，而是看你投入的心力和資質，有沒有想幫助人的氣度以及對人的敏感性。臺灣社會底層的心理問題比中產階級要複雜很多，需要相當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才能處理，這就導致了資源不足。臺灣心理工作者的社會理想比一般社會民眾高，他們認為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最高標準，面對來訪者的時候，他們知道該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而不是困擾於諮詢流派的選擇。
商品化產生龐大的產業，所有的產業都有上遊和下遊，這樣的上遊和下遊可以形成一個生物鏈，一環扣一環，一環吃一環，一環養一環。在大陸講課的時候，我常被介紹為大咖、大腕、總舵主，這些充滿品牌效應的名詞讓人很困惑——心理學家為什麼變成一種品牌？雖然我常在大陸講課，但是我很少荒廢自己的個案，每個禮拜都維持著30～50個個案量。講課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而是對社會、對我的老師的一點回報。
如果我們從事心理治療是希望賺大錢，那就完全走錯了路。理論上來說，心理治療就像手工藝，要享受精工細作，並且沉溺其中。因為你的時間是有限的，一生能深入治療的來訪者並不多，對來訪者的改善所花的心血和時間，是沒辦法用金錢來計較換算的，所以，心理治療需要有這種匠人的精神。
我們做這行，幸運的是能夠看到來訪者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經歷，學到很多不必付出代價就可以擁有的生命智慧，但不幸的是需要經歷很多誘惑。例如，很多來訪者生活得很富貴，這種富貴的生活在無意識中會勾起我們的反移情——既然我（諮詢師）是優越於他的，那麼我也應該比他更有資格過這樣富貴的生活。如果真的要過富貴的生活，當初就不應該從事手工藝（心理治療），而是成為一個擁有大量生產線的工廠經理。
心理治療是一門手工藝，最大的收穫不是金錢，而是像工匠一樣，在每一件作品的雕琢中找到感覺和創造力。心理治療工作者應該是社會的基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因為有你的存在開始安穩。我們做的不只是心理治療，更多的是一種讓社會安靜和進步的力量。當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個如你一樣的人，這個社會就會慢慢變得更好。
很多大陸的心理治療工作者比臺灣做的好，例如，他們開始對從西方移植進來的整個知識體系產生質疑，賈曉明教授寫的《精神分析培訓在中國——文化殖民與文化適應》，就是她反思的一部分。心理學中有一種個人主義，即一切以個人優先、個人主義才是崇高的，集體主義是卑下的。如果我們對這樣的價值觀照單全收，那麼就等於承認中國民族或亞洲民族是比較卑下的名族。因此，我們要順著社會結構，從自己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關係裡重新發展一種心理治療，用批判的態度接受西方心理治療。
現在，很多大陸的知識分子開始將中國傳統文化放在臨床中做實驗，儘管中國文化在臺灣很活絡，但在心理學領域是一個禁地。像劉天君、馬宏偉、申荷永老師等，他們都將傳統文化和心理治療做了一個有機的結合。
心理治療界普遍有一群人對這個社會有一種情懷，即想通過心理學或心理治療的手段來幫助這個社會，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創造好的心理學環境，就可能創造好的社會。例如，於心老師本來是生物精神醫學教授，但他卻特別支持心理治療。又如，怎樣讓心理治療更符合社會的需要，是趙旭東老師永遠沒辦法放棄的情懷。這些老師的情懷，都應該被我們重視。雖然臺灣在這方面也做了努力，但大陸所展現的深度、力道以及敏感度要遠高於臺灣，希望大陸在這方面可以很快發展，讓臺灣得以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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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習心理學，如果希望掌握社會趨勢和掌控人，從中獲利，那麼在從事企業管理、廣告、工商相關的活動時，心理學是可以發揮很大效用的。如果只是為了幫助人，你願意嗎？你願意這樣以有限的收入過一生嗎？你可以在治療當中找到成就感和愉悅感嗎？你可以找到不需要金錢就能擁有自己品位的生活態度嗎？
過去，人們可以從大型家族和傳統的社區獲得幫助，現如今，大型家族和傳統社區不見了，社會結構開始鬆動，人們需要藉助西方和本土心理學知識來解決問題。我們從事這一行，需要思考到底能不能幫助那些受苦的人，這些苦不是經濟或災難問題導致的，而是心理問題導致的。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他們，而且他們也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這樣心理治療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成立的行業。
時尚會隨著時間消失，所以心理治療不是流行時尚，也不是一種時髦的商品，而是符合社會需要的行業，是這個社會的一環：一般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想到要尋求心理治療的幫助，相信心理治療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不管是社會的領導者還是社會結構的設計者，都明白我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搭建社會藍圖的時候，我們永遠都被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雖然我們賺的錢不多，也沒有辦法的像商人那樣大富大貴，但我們享受著人生智慧和樂趣，對生命維持著一種有感覺、有創造力的狀態，這些都不是從事其他行業能獲得的。
心理學究竟是要什麼、人們為什麼需要心理治療，以及社會的整個架構為什麼需要心理學，考慮好這三個問題，心理治療才能成為一種必要的存在，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流行的泡沫化。我們要把握好機會，增強實力，練好臨床功夫，把所有的來訪者當做最好的學習對象，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專業，這是兩岸目前需要共同面臨的問題。
我必須承認，在整個社會越來越資本主義化的當下，進入資本主義市場幾乎是唯一一種讓自己發生影響力的辦法，所以我向來不會抗拒自己成為商品，只是在成為商品的時候要維持自覺，覺察自我主體性是不是被扭曲異化、是否有一個獨立思考的主體性，這是大家需要共勉的。
本文字稿整理自王浩威老師主講公開課「一個臺灣諮詢師眼中的大陸心理諮詢和治療」。戳「閱讀原文」，按照要求操作，可免費收聽公開課完整版音頻和精彩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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