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從1978年到2018年，這個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她在風雨縹緲之中，每一代人離開她的時候，都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們非常感懷自己的前輩，但是他們註定反叛，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進步，也就是我們剛剛度過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
吳曉波：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裡萬裡，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上，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
2017年的年終秀有些特殊，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特別的時間點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讀過我那本《激蕩三十年》，這本書已經出版十年了，寫那本書的時候我還不到四十不惑。十年過去了，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激蕩十年，水大魚大》。
從1978年到2018年，這個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她在風雨縹緲之中，每一代人離開她的時候，都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們非常感懷自己的前輩，但是他們註定反叛，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進步，也就是我們剛剛度過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
接下來我用幾個數據，跟大家回顧一下，我們所有的國民們、兄弟姐妹們幹了一些什麼事。
經濟總量：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佔到了1.8%，是一個看上去非常龐大的但同時極其貧窮，或者說微不足道的落後國家，今天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經佔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們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排在倒數第七位。2017年結束，我們的人均GDP將達到928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了。
恩格爾係數——我們每個月賺的錢裡拿出多少用於食品：40年前，我們每賺100元會有60元拿來買大米、醬油、雞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國老百姓每個月賺的錢裡40%用於食品，60%用於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用於更多符合我們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樓：40年前，中國最高的大樓沒有超過200米的，所謂的摩天大樓是我們夢中想像的，帝國大廈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樓中有8幢是我們中國的。
世界500強：40年前，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一家都沒有，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也沒有世界五百強。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強中我們的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我們的民營企業。
中產階層：1978年，全中國人民一樣窮，中產階層是一個要被反對、被鄙視的名詞。大家都是無產階級，啥也沒有。今天，中國的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從0增加到2.3億。這比除了美國以外，任何發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費：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實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歡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這批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平均年齡39歲，美國奢侈品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多少呢？比我們要大15歲。而美國網民的平均年齡比我們大5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起碼是一個比美國年輕10歲的國家。
汽車：1978年，說起來很可憐，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量是10萬輛，那時候幾乎沒有一個私人擁有汽車，如果你當時到一個縣裡去的話，只有縣長和縣委書記有一輛車，叫做公車。但是今天呢，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到2017年年底，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要達到2940萬輛。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層家庭的標配，一個基本的配置。
為了今天的年終秀，我還專門翻了《時代周刊》，給大家看幾張封面。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小老頭，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帶領這個國家走出了階級鬥爭，被《時代周刊》定義為當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張是1984年，一個長得很像王寶強的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在1984年，可樂在某些城市、某些媒體上還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身份和消費的表徵，是資產階級侵入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徵物，這位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標題叫做「中國的新面孔」。
1984年中國開始搞城市體制改革，馬路上出現了很多廣告牌，可口可樂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著，就看到中國所有城市的圍牆，一堵一堵地消失，越來越多的馬路邊開始出現個體戶，開始出現商販，開始出現民營企業。
2013年，《時代周刊》出現了一張封面——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就像一個娃娃在吹泡泡一樣，這個泡泡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僅僅過了四年，同樣是這本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國贏了》。因為他們的總統川普要來中國訪問，為了拿到我們2000億美元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你看，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誌，我們就會發覺，這個國家的變化並不是一天之間發生的，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到今天，舉辦我們這場年終秀的時候，改革開放將滿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大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你會問，這怎麼發生的呢？怎麼解釋呢？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看到了這個國家的變化，但是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它。
這個人叫費正清，他在20多歲博士畢業時就來到了中國。1940年代中期，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美國與中國》，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國和美國對照起來的一本書。1972年尼克森訪華，公文包裡放的唯一一本書就是這本。
在這本書中，費正清說，中國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徵是什麼呢？是她決定放棄自己國家所有的傳統和制度，然後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西方不斷衝擊我們，我們不斷作出反應。
同時，這個東方國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敗，是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標的物的。在很長時間裡面，這個「衝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即將開展的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共識。
1990年代初，在費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簡史》。在這本書中他說，對不起，我錯了。又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他說，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很可能不是一個衝擊—反應的結果，而是什麼呢？是一個自身內在基因變革和內在發展衝動的結果。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以後就去世了。這個動力源到底是什麼？內在需求到底是什麼？他沒來得及解釋，而那個時候的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得讓人恐懼。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戰略家，曾經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於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對不起，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傑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正是因為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模糊，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十年裡，我簡單算了一下，起碼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學者認為，這個國家就要垮了。
做出這些預言的人，有的是諾獎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傑出的金融投機家，有的被稱為「末日博士」，是一個經濟學天才，有的是律師，一次一次的預言中國經濟可能崩潰。但是當我們今天做年終秀的時候，中國經濟還沒有垮。
那麼，問題就來了，中國經濟四十年發展走到今天，它的獨特性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們到底做對了什麼？或者說我們今天走到了怎樣的一個階段？
我的新書裡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今天拿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這個地方。
這四十年的變革，是無數宏觀制度、產業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所以制度的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中國改革，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魚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這個國家最聰明的腦袋，關在房間裡，把12345寫完，然後昭告天下：我們就按這個路線圖一直往前跑。制度創新，建立在這麼一句非常可笑的話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這句話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溫州調研聽到的。有一個叫陳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請我喝酒時，在席間講了一句話，他說：吳先生，你知道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我當時聽到這句話真的非常震撼，後來我把它寫進了《激蕩三十年》。
回過頭來你想，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改革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
最近有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叫《芳華》，講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的一個文工團。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時候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挺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號，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地窮。
1978年以後改變了什麼呢？當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說，這叫什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長得最好看的？學歷最高的？是這一撥人嗎？不是的。因為當年這一撥人在政府裡，在軍隊裡，在高校裡，在國有企業裡，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
誰先富起來的？那些長得難看的、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農民，那些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在座的人裡面最優秀的先富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會發覺，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麼家庭沒有關係，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沒有關係，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係，只有一個關係——欲望，你願不願意富起來，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與此同時，國家開始把一個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弄翻，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今天來的朋友如果是從東北、西北來的，你們看到這句話會很生氣，但是從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山東來的，你們就很高興，因為你們屬於那些被容忍發展的區域。
然後，我們對外企實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個國家畫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被允許富起來的區域。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獲得了優先發展的機會。
經濟學家管清友說，中國的發展是什麼原因？是因為各位的腦袋比歐洲人、美國人、印度人更聰明嗎？我覺得我們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麼？是我們的確處在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之中。
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以後有一個美國人——柯達膠捲的全球總裁看到《人民日報》以後，飛到香港，站在香港遙望對岸，心潮澎湃：我終於找到一個能發大財的地方了，那裡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我一個膠捲的話，就是10億膠捲，買兩個就是20億膠捲。
別的沒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來我們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的關係。1978年，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今天多少呢？今天將近60%了。1990年，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今天有2.3億人了。
至於中國的網際網路人口，今天中國有2家網際網路公司，一個叫阿里，一個叫騰訊，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是兩個馬老師長得很好看嗎？是他們的智商比身在矽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這些60後、70後更聰明嗎？好像不是的。
隨著網際網路人口的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是創始人可能叫馬雲、叫李雲、叫張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有太多的網際網路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網路遊戲，在別的國家有100萬人玩，在中國可能同時在線8000萬人。
所以，人口基數、人口紅利，給很多中國企業造就了巨大的優勢。
任何一個後進國家、發展中國家，不斷進步迭代，依靠的是兩種能力。
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還在發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朋友抱怨，說什麼呢？說我們的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了進去以後，轉著轉著我又回來了，又像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變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國很多的產業變革，金融產業變革、通訊產業變革、媒體產業變革，是制度變革帶來的嗎？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關部門手裡。但是，因為有技術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的動力。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這個四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
1980年代，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大轉移的結果。歐美國家隨著他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願意做工廠，怎麼辦呢？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剛好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所以整個80年代，中國是一個進口替代，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過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製造業開始出現飽和了，這個時候出現了網際網路經濟。中國趕上產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網際網路革命的頭班車。
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網際網路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改變了我們人和消費的關係、人和商品的關係、人和服務的關係、人和金融的關係，從去年開始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係。
在全球製造業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中國又出現了中產崛起和供需錯配。同時，瞭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增長，發生著重大的應和。
你看，所有的這些變化，好像一個國家、一個人不斷往前走的過程中，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的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大家說對不對？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生活在一個好的商業時代。
所以說，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
四十年的中國改革，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這些社會階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地向下鄙視，可能在眾多階層中農民工處於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農民工。
中國城市化以後，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城市，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2017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參觀一座大樓，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負責人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安徽的農民工，磚瓦工，參與建造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時候，他老家的未婚妻來找他，問他這兩年在上海乾什麼？那個小夥子說，我明天帶你去看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到了浦東陸家嘴。
站在馬路對面看著600多米的大樓，那個小夥子對他女朋友說，這個樓是我建的。但是，我沒有錢帶你進這個樓，裡面的東西沒有我買得起的，可是沒關係，在這棟樓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浪漫故事，對吧？
他就是一個大忽悠！
總經理跟我講，上海中心的頂樓，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這些農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們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這些人。
在座各位裡有當老闆的嗎？對他們好一點，好嗎？年底到了，千萬不要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群體，他們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但是仍會被我們鄙視——說1個億還是一個小目標——這是我們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業家。
1978年以前的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今天多少呢？2000萬。中國今天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國家。
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裡，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撥人，血管裡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觸過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一開始我也覺得，你們為什麼要經商，為什麼要做企業，因為愛錢。沒有一個企業家說我不愛錢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些熱愛金錢的人，把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都跟日常消費沒有關係了。他們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解決了幾十人、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後就是幾十萬的家庭。
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個產業，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群體，大家看到可能覺得很奇怪，是我們的地方幹部。
所有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就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背著KPI，我們有營業收入、利潤率、淨利潤，他們有GDP、財政收入。所以張老師說中國的情況是，每一個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作公司一樣來經營，所以他說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子叫謝高華，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要找一個地方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有什麼產業基礎，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為什麼它今天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沒有什麼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小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裡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後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麼辦？搭一個棚吧。這個棚搭起來，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有趣，到中國的一個縣、一個市裡去，你問他們市長是誰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市長是誰，但是會記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這些人，決定性地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是同時他們的創新、他們的努力也需要比歐美的市長、州長承擔更大的責任。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幹這些事情的。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博的地方幹部改革者。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群體，是很多今天來到現場的朋友們，包括很多收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他們的名字叫做創業者。
如今中國每一天有多少個企業創業？一百個、一千個？是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家企業創業，2017年誕生了360萬家的新註冊的企業。但是很遺憾，它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內死掉。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多年輕人創業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我在講課的時候，常常有人質疑我這件事情，說吳老師這個東西是不道德的，那麼多人創業那麼多家死掉，消耗了那麼多的資源。
於是我問他們，你看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因為創業自殺了嗎？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因為失戀、抑鬱、欠債自殺，有因為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所以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也是我們需要致敬的人。
四十年來，這個國家的經濟面貌不斷改革，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每一個企業在這個國家能夠存在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會有很多的苦難、很多的焦慮、很多的寂寞，需要無數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我記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進入工作崗位，很多前輩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高考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這一撥人。
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然後80後、90後、00後會不斷地崛起。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麼關係？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鍊我們，磨鍊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本文來源：吳曉波頻道（wuxiaobopd）
1978年，我10歲，今年50歲。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商業文明和企業家精神的角度，向我所經歷的這個時代致敬。我會訪問很多時代的見證者，也會書寫中國企業家精神四十年。
每個人都有對歷史的評價權，無數人的感受就像無限斑斕的顏色，一點一滴，匯聚成大時代的圖景。它和天空一樣遼闊，和海洋一樣幽深，和原野上燃燒的火焰一樣熱烈，和連綿不斷的山脈一樣凝重。它不是一種滋味，而是萬千種滋味，讓我們百感交集。
從哪裡寫起呢？就從最近在採訪和閱讀中，聽到和看到的幾個小故事開始吧。
第一個故事：裁員與工資清算
我要說的第一個故事，是總部在深圳蛇口的中國國際海運貨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集」）總裁麥伯良告訴我的。他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從華南工學院（今天的華南理工大學）畢業後，分到蛇口工業區，再下分到中國最早的合資企業之一中集。
麥伯良很有能力，性格豪爽，沒兩年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特別是能和一般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們幫他維修來自德國的二手機器，工人和資方關係緊張時，資方就讓他出面，幾瓶啤酒下肚，原來解決不了的摩擦就會消停下來。
1986年春天，因為外方的經營管理模式不適應市場要求，虧損嚴重，看不到希望，中集決定停產，要從330人裁員到59人。中集是中外合資企業試點，員工都是從各地的國有企業調動來的，都有組織調動函，是正式的產業工人，不像有土地的農民工，萬一企業不行了還可以回到土地上。這大概是特區首例大裁員。
當時26歲的麥伯良是生產技術部經理。也許是因為他和工人關係好，公司讓他處理裁員，成了清算代表。那是他永遠難忘的一天，小小的辦公室內外，前前後後擠了100多號工人，再不是修設備、喝啤酒的感覺了，而是清算工資。「平時稱兄道弟，從來沒翻過臉、吵過架，那天突然成了對立面，為清算的金額討價還價，他們覺得不公平，吵得一塌糊塗，過去最幫我的幾個好弟兄也不幫我了。」
麥伯良忙了一天，把每個人該分的錢分到位，再安撫一番，總算處理完畢。他回憶說：「那時我並不懂企業管理，也不懂經濟學，而是在實際工作中發現了最普遍的人性。大家為分配爭吵，不是人不好，覺悟不高，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的，誰都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這不是書上教你的，不親自經歷也很難體會的到，但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你無法讓大多數人犧牲個人利益，去成就企業的、國家的、民族的利益。相反，滿足個人的『利己』需求，設計一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機制，大家才能抱團打天下，『革命加拼命』，共同奔事業。」
在中集後來一步步成為多個細分領域的世界冠軍的道路上，共同事業、利益貼身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中集的董事會給管理層下達經營指標，在超過目標的利潤中有一定比例的分享權，完不成任務則處罰。管理層再向下分解，只要績效優於預定目標——無論是增收、增利還是節約成本——都可以獲得利益的分享。
第二個故事：四分錢的風波
在蛇口的改革開放博物館，我看到一張「蛇口創舉」圖，上面列著蛇口創造的11個第一，其中有「第一次推行定額超產獎」。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故事。
1979年夏天，一聲炮響，填海造港，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區——蛇口工業區動工建設了。第一批基礎設施中有個順岸碼頭工程，由於沿用集體勞動、平均分配原則，工人缺乏積極性，進度不理想。每天八小時工作，每人只能運二三十車泥土。作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個辦法，規定每人每天的定額為運54車泥，完成定額每車獎勵2分錢，超過定額每車獎勵4分錢。工人的勞動熱情迅速被激發出來，一般人每天能運八九十車泥，最多的一天運了131車。
同樣的人，制度變了，精神面貌就變了。工人們提前來上班，下班還要幹，車隊長要趕他們下班。下班後，他們又主動檢查車輛，怕出什麼問題影響第二天的運輸。有的司機為了多拉車，甚至少喝水，這樣可以少上廁所。機械隊把工人的工作量貼在牆上，更引發了大家的比賽。那個一天拉了131車的司機，單日獎金就有4.16元，一個月下來，獎金有100多元，遠超工業區的中層幹部。
工人收入提高了很多，但全部獎金加在一起，其實只相當於施工承包方多創造出來的產值的百分之幾。四航局局志記載，「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進場，於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創造了特區港口建設的奇蹟」。
然而，這樣的獎勵制度和當時的有關規定，即職工每人每年獎金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工資額，是衝突的。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級指示：立即停止獎勵制度。工業區負責人袁庚急了，請新華社記者寫了一篇內參，反映工業區碼頭工程停止實行超產獎，造成工期延誤。一天後，胡耀邦和谷牧就做了批示。（註：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20687號）
我在博物館看到了批示的內容。胡耀邦7月30日批示：「我記得中央討論獎金時，中央並沒有那位（註：哪位）同志同意獎金額不得超過1個半月到兩個月工資額的規定。……為什麼國家勞動總局能這麼辦，交通部也這麼積極。看來我們有些部門並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規定發號施令過日子。這怎麼搞四個現代化呢？」谷牧同日批示：「既實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勞動局這些規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實行。」國務院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當即把批示精神用電話通知了廣東，8月1日，工業區恢復超產獎勵。8月8日，時任國務院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率工作組到蛇口工業區檢查工作，說工業區的工資福利問題可以和內地不一樣，可以衝破內地的框框。
沿用幾十年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工資體制，就是這樣被打破的。當時有人指責蛇口搞「物質刺激」，但沒幾年，各地都刺激起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最早在蛇口引入的上班打卡制度，比如中集是遲到一分鐘扣五毛錢工資，也慢慢推廣到各地。認真勞動的熱潮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
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是一種很奇特的動物，好逸惡勞也是其本性之一。好的機制就是能調動人的積極性、減少人的慵懶性的制度。
第三個故事：「砍頭生意有人做」
我要講的第三個故事，是「愛拼才會贏」的福建僑鄉——晉江石獅，在改革開放前的故事。
石獅人向來有經商做買賣的傳統，即使環境再惡劣，這種習慣也改不了。197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到晉江視察，他乘坐的車子經過石獅時，看到一團團小商小販擠在農貿市場上交易，交通也受到影響。陳永貴很不高興：「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
後來，在一部內部放映的專題片《鐵證如山》裡，石獅被這樣聲討：「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小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萬元！這裡烏七八糟，臭氣衝天！」「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你們自由買賣了，你們是資本主義；燒香拜佛是封建主義，你們燒了拜了，你們是封建主義。」
帽子很大，罪名很大，但石獅人會因此放棄自由買賣嗎？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獅：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記憶》（屈波著）一書中，我看到了兩個石獅人的例子：
上世紀70年代「農業學大寨」，石獅一個生產大隊的女支部委員利用收完早稻後的一小塊秋閒田，種了幾百株荸薺，但支部領導認為她的荸薺屬於「小自由」性質，責令她帶頭下田，當著「割資本主義專業隊」的面將荸薺踩死。她含淚一邊踩一邊反覆說：「踩死你這個資本主義！」但荸薺是由根部的球莖生長的，「踩死」不幾天葉子又重新長出來，她破涕為笑：「我的資本主義荸薺還真踩不死啊！」
還有一個更驚心動魄的例子。「文革」期間，石獅人看到國營工廠加班也來不及供應領袖像章，就自己畫紀念章圖案，印出模子，砸爛家裡的鋁鍋弄成原始的模具，用廢棄的針筒吸上顏料再噴上去。看到像章能掙錢，石獅竟然冒出30多家小工廠，四處收集廢銅爛鐵，鋁片成了最緊俏的物資，圍繞像章形成了產業鏈。像章生產出來，怎麼對外銷售呢？一個膽大妄為的年輕人是這樣做的——他大量搜集像章，裝了十幾個木頭箱子，訂得死死的，運上火車。車一開，他就把一條事先準備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別了一溜做工精美的像章。他在車廂裡來回走，一看到解放軍戰士就跟他們嘮嗑，看到戰士被像章吸引就主動送一個，很快就跟他們混熟了。等下車時，戰士們看到他吃力地搬箱子，紛紛過來幫忙，一個人幫著扛一個箱子就出去了，車站管理員以為是軍用物資，統統放行。
「虧本生意沒人做，砍頭生意有人做。」這是晉江人說的一句話。為了過上好生活，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無論什麼樣的政治運動也無法真正瓦解他們對掙錢的饑渴。1977年，石獅鎮4000戶人家，就有上千家小攤販。改革開放後，在石獅那潮溼的石板一條街和烏壓壓的大棚裡，從絲襪、舊衣服、風油精到鄧麗君錄音磁帶等各種香港貨，應有盡有，石獅一度有「小香港」之稱，「有街無處不經商，鋪天蓋地萬式裝」。作家蔣子龍曾這樣描寫80年代的石獅——「一個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難再鑽得出這由色彩和布匹構成的迷魂陣了，滿眼都是衣服，從地面直掛到屋頂，花花綠綠，無奇不有。從全國各地來的服裝販子，肩上背著碩大的口袋，如魚得水般地在衣服堆裡往來穿梭，尋尋覓覓」。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
講完這三個讓我深受觸動的故事，我想表達什麼道理，應該很清楚了。這樣的故事，不僅發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廣東、福建，也發生在中國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城市和鄉村，只是時間有先有後，力度有深有淺。
出生在改革開放年代的人們，越年輕的，對以前的歷史越缺乏記憶，雖然這不過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似乎今天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在蛇口的博物館裡，我看到原廣州軍區守備第六團政治處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開放前寶安、蛇口一帶的情況，「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上世紀60年代，有關部門發過一個材料，叫《人間地獄——香港》。《人民日報》記者奉命到寶安了解群眾逃港問題，辦了一張過境耕作證，隨逃港群眾到了九龍，才發現這裡並非「地獄」。有逃港者哭著對他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1978年習仲勳主政廣東後，親身感受到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在廣東負責籌辦特區、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說，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許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來了。
我在博物館裡，也看到習仲勳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接受訪談時說的話，「千言萬語說的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1985年3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提出：「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他還說過：「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個階級用暴力推翻另一個階級聯繫起來，但對革命的真義，我們也許可以從最早的《周易•革卦•彖傳》中得到啟發，就是「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什麼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呢？《尚書》中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所見來自百姓所見，上天所聞來自百姓所聞，民意即天意。
改革開放是從正視人性、順從民意開始的，在這個基礎上提高，進步，規範，超越。與其說是觀念改變世界，不如說是人性驅動世界，合乎人性的觀念、理論、主義，才是促進中國富強繁榮的真正的力量。
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改革開放年代的我們，我們的改革開放年代。
改革開放四十年，最重要的四個字是什麼？我想到的答案是：順天應人。
本文來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