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魯迅都是新時代優秀的文學作家和革命戰士，然而自古文人「相親，相互對罵的」多不勝數，兩人自然也不例外
在新文化運動後，郭沫若和魯迅就因為文學應該走什麼路線，建設什麼樣的文學，相互發表意見，因意見相左，兩人相互指責，最後索性公然叫罵，這種紛爭一直持續到魯迅去世為止。
今天就帶大家了解一下兩個文人對戰的故事
魯迅先生的生平大家應該都知道，郭沫若的事情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只看現在被人們冠上的名號就知道，郭沫若在民國時期也是一個大文豪，他早些年與魯迅的經歷頗為。貌似都是到日本留學，然後棄醫從文直到新文化運動的展開，郭沫若從日本回國投身於文學的第1線，郭沫若對於魯迅的第一印象，在1920年，當時魯迅狂人日記已經為眾人熟知，名氣也大，凡是從事新文學的都要讀讀新文學的開篇之作，所以郭沫若也慕名拜讀，只是他選擇先讀讀魯迅的其他小說，《頭髮的故事》。
讀完魯迅的小說後，他覺得魯迅的文筆很簡練老道，觀察角度也令人深刻，只是出於一個嚮往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作家，他覺得魯迅的文章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這種感覺在魯迅的吶喊中一直存在，所以郭沫若讀完吶喊後，便不再讀魯迅的文章和小說，到後來甚至魯迅作品的書名都不大清楚。魯迅對其他文人大抵是平淡的，浪漫主義作家是無感的，所以他對郭沫若的初次印象是不好的，郭沫若雖然在吶喊之後就不再讀魯迅的文章了，但對於魯迅的小說是認同的，有一次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這樣說（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在這時候郭沫若顯然很推崇魯迅的小說只是魯迅並不領情，針對郭沫若的評價他說（郭沫若的評價我見過，總以為處女並不妨去做媒婆）
除了反批，魯迅還公然評價郭沫若的翻譯：說他的翻譯「不大放心，因為他太聰明又膽大「，雙方的交鋒一直在紙上，紙下彼此並沒有見過面。然而沒有見過面的兩人就從此展開了幾十年的論戰，這與兩人早些年的經歷相似。魯迅自小接受的便是正規的舊教育體系，一步步從私塾到學堂，他經歷過一個完整的封建家庭，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這使得他的寫作風格充滿的都是現實的苦難與辛酸，讀過魯迅小說和散文的都知道，這些看似簡單的文章，背後卻充滿了深刻的含義。
郭沫若的經歷相反，她雖然也接受過正規的教育，但從十四五歲時便有幸接觸到從西方傳來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這讓他在輾轉各地期間，陶醉在浪漫主義的幻想中，無論詩歌還是文章都充滿著對新世界的憧憬，兩人雖然因為生活經歷的不同造成寫作風格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在當時生存艱難的時代也就無關緊要，然而，隨著中國局勢的變化和兩人所處階級的不同，這種差異逐漸被擴大。
1921年兩年的矛盾出現，這一年郭沫若與成仿吾，鬱達夫等人成立了創造社，致力於新文學的創作，成仿吾受蘇俄文學的影響，思想偏激，寫文批評魯迅的吶喊庸俗，只讚賞其中的《不周山》一篇，魯迅也不反駁，只是在吶喊出版時可以把《不周山》這篇刪去，此事雙方較長時間沒有再論戰過。
直到1924年語絲社的出現，語絲社是以《語絲》周刊為依託，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這其中有魯迅兩兄弟，錢玄同，林語堂，劉半農等，他們主要以文章來批判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然而在多數文章中卻與《創造社》發生矛盾，魯迅在一篇叫《論照相之類》中說，盡力奮戰的創造社諸人，也不過是印過一張很小的三人合照。而這其中的三人便是郭沫若與成仿吾，鬱達夫。
之後，他又批評道（在還未進行大革命時，創造社的人已經把語絲派中的幾人看作眼中釘了），而這幾個人中就有魯迅，1926年出於生計，魯迅準備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此時也在廣州的妻子許廣平給他寫信說：盼他速到廣州。魯迅回復妻子說：今天看到中山大學考試委員會名單中，有很多文人，郭沫若和鬱達夫也在其中，我不去似乎也沒有多少關係。從回信中可以看出魯迅對創造社是沒有好感的，但這是魯迅與許廣平正在戀愛，出於紳士目的，但還是回信解釋了一下，這次在信中似乎要有創造社冰釋前嫌，然後聯合起來共同寫作批判舊社會，魯迅的想法。終究沒有實現，在後來與許廣平的談話中，他說自己與創造社的恩怨是一些小人從中挑撥的污衊捏造事實，諸如魯迅罵郭沫若等。出於這樣的想法，魯迅在1927年時才來到廣州，此時的郭沫若已經隨北伐軍北上去了，兩人差一點見面
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從廣州回到上海，經過廣州的一段時間裡的思考。魯迅想要與創造社社員也有了和好的意思。隨後兩社開始聯合恢復《創造周報》，此時創造社的成員成仿吾突然從日本歸來，受日本左傾主義的影響，他攛掇了一批人公然反對魯迅，於是雙方之間進行了一次大的論戰，這次作為創造社的主力，郭沫若也加入進來，創造社的成員先創辦了《文化批判》。然後在這個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批評魯迅的文章，這些文章把魯迅的籍貫，家族等作為奚落的資料，以魯迅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產階級「來宣揚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有的寫著寫著就開罵，說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鐘的亂舞吧。
郭沫若也不甘示弱。他以杜荃的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語氣刻薄，氣勢唬人，他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尊重自己的身體髮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最後郭沫若為乘一時之快運，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之前的一個餘孽，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主義者，論戰到最後同時創造社成員的鬱達夫都看不下去了。他認為郭沫若等人的行為太過情緒化，所以他便模仿杜甫的《戲為六絕句》詩贈魯迅，以示聲援」醉眼朦朧上酒樓，吶喊彷徨兩悠悠，蜉蝣撼樹不自量，不廢江河萬古流「魯迅在面對創造社成員的攻擊時，自然進行之言片語的反擊，只是魯迅的心理要冷靜得多，
1936年本以為論戰已經平息的魯迅卻又被」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爭論拉扯進去，魯迅是認可民族大眾文學的，在爭論剛起時，他想詢問郭沫若的意見，只是郭沫若此時身在日本多有不便，所以論戰逐漸被別有用心之人擴大，魯迅為了消除雙方的隔閡，在8月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我和郭沫若，矛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都為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郭沫若在讀到這篇文章後深感慚愧，在炎熱中寫下一篇文章來表達自己對魯迅先生的歉意，兩人之間的誤會似乎將要消散，
然後在這一年的10月魯迅先生便因病去世，兩人終究沒有見上一面，隔閡也未能人前冰釋。在魯迅先生逝世之後，兩人之間的種種不快就此結束，郭沫若得以重新審視魯迅先生的作品，這時她才恍然大悟，魯迅先生是我們中華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魯迅開闢出中國文學的新時代。之後郭沫若連續發文稱讚魯迅。並著重宣傳魯迅「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在國民黨反動文人四處詆毀魯迅時，郭沫若都堅決的駁斥回去，
從魯迅逝世到郭沫若逝世的40餘年裡，郭沫若一直堅持宣傳魯迅思想，並把它作為自己的榜樣，在魯迅和郭沫若論戰的背後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正如兩人在上海經常去的那家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所說的那樣：「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一個具有政治家的原則性，一個具有文人的倔強個性，當然都不會主動屈就對方，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迴避躲閃，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時的尷尬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