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紀批判撼動皇國史觀:津田左右吉的學問與日本的古代史研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月十七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的公告欄上貼出了一張緊急通知，文學部著名教授津田左右吉辭去了全部教職。學期課程還沒有結束，提交的學期論文也沒有批改，津田教授卻突然辭職，文學部的學生們看著這條緊急通知竊竊私語，而不久又傳來了津田教授被送上法庭的消息……

津田左右吉的生平

津田左右吉（1873-1962）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他的父親名叫津田藤馬（1843-1899），是今尾藩的藩士。在江戶幕府末期，藤馬一直在江戶為幕府工作。明治維新（1868）之後，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將政權交給天皇，自己歸隱林下，江戶的武士們也不得不離開江戶城。藤馬一家就回到了位於岐阜縣加茂郡栃井村（今岐阜縣美濃加茂市下田米町）的領地，津田左右吉就出生在這裡。

津田左右吉像

身為武士的藤馬有著良好的漢文修習，津田左右吉從小就跟隨父親學習四書等中國傳統典籍，這也培養了津田左右吉對文學和古典學的熱愛，並影響其一生。在高中結業之後，津田左右吉決定到東京繼續學習。明治二十三年（1890），他考入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改名為早稻田大學）邦語政治科。從畢業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到四十一年（1908）的十餘年間，津田左右吉先後在富山縣、群馬縣、千葉縣等地擔任中學教員。枯燥呆板的中學教育體制與致力於文藝和學術研究的津田格格不入，他在這十餘年的日記中，常常流露出生活苦悶和對職場厭倦的情緒。

正在彷徨無奈之時，已經三十五歲的津田收到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師——白鳥庫吉教授（1865-1942）發來的邀請。白鳥庫吉畢業於東京大學的史學科，先後擔任學習院大學、東京大學教授，並在大正時期（1912-1926）擔任皇太子裕仁（後來的昭和天皇）的老師，其學問涵蓋了日本、朝鮮、中國的歷史、民俗、神話、語言、宗教、考古等多個學科門類，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東洋學研究家。

白鳥庫吉像

明治四十一年，在白鳥庫吉的建議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在東京設立了滿鮮地理歷史調查部，以展開對中國東北以及朝鮮半島的地理、種族、遺蹟、文書記錄等方面的調查研究。津田左右吉也被召集進入調查的團隊，開啟了自己的學者生涯。在此後的十年間，津田左右吉憑藉這一工作所提供的研究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同時，在白鳥庫吉的指導之下，津田左右吉也歷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先後寫作了《浿水考》《三韓疆域考》《百濟慰禮城考》等數十篇論文，這些論文彙編為兩卷本的《朝鮮歷史地理》（1913）。與此同時，津田左右吉還完成了《新撰東洋史》（1903）、《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文學所見日本國民思想的研究》（1916-1921）等著作。

憑藉這些優秀的研究業績，大正七年（1918）四月，四十五歲的津田左右吉獲得了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史學科講師的教職。隨後於大正九年（1920）四月，升任文學部教授。

津田的學問與記紀批判

津田左右吉的學問大體可以分為朝鮮史地研究、記紀研究和古代思想史研究三個部分。其中，對日本學術界影響最大的，即津田左右吉對記紀的研究。

所謂「記紀」是指《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它們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歷史書。《古事記》是和銅五年（712）太安萬侶（？-723）所編纂的史書，共上中下三卷，記錄了日本從天地開闢到推古天皇（554- 628）時代的歷史；此後，舍人親王（676-735）又奉命再次編纂國史，該國史於養老四年（720）完成，是為《日本書紀》。《日本書紀》共三十卷並原有系圖一卷，記錄了天地開闢到持統天皇（645-703）時代的歷史。這兩部歷史著作，包含了日本古代的政治、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宗教、道德思想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文獻。

從學術脈絡上看，津田左右吉的學風遠紹於德國蘭克史學，而直承白鳥庫吉的研究理路。就前者而言，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研究方法以史料批判的科學主義立場聞名後世。在蘭克看來，歷史研究必須放棄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價值判斷，以冷峻客觀的態度還原歷史的真相，而我們認知歷史最為重要的憑藉，即是史料。那麼從研究的步驟上看，首先就必須以科學的手段，對史料進行嚴密的批判，去偽存真以獲得真知。蘭克《拉丁與條頓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時期德國史》等著作，都貫穿了這樣一種研究態度，蘭克也被後世喻為「近代史學之父」。

利奧波德·馮·蘭克像

明治二十年（1887），蘭克的弟子德國人路德維格·裡斯（Ludwig Riess，1861- 1928）擔任東京大學新設立的史學科教授。也正在這一年，白鳥庫吉成為了史學科的第一屆學生，跟隨裡斯學習。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901-1903），白鳥庫吉又赴德國柏林大學等歐洲高校留學。由於白鳥庫吉專攻東洋史研究，又從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因而確立了利用域外資料、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的方法論，並將之應用到古代神話的研究之中。明治四十五年（1912）二月，白鳥庫吉在漢學研究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尚書>的高等批評》（刊載於《東亞研究》第二卷第四號）。通過對《尚書》文本記述內容的考證，他提出堯舜禹都不是真實的人物，他們都是在在陰陽五行學說流布的背景下，依照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創作出來的結果。雖然白鳥庫吉的論斷在某種程度上有失偏頗，但是在客觀上卻掀起了日本學術界的疑古之風。

白鳥庫吉同樣以此來審視日本的古代文獻。記紀的開篇為「神代」，講述了從天地開闢到作為神的後代——神武天皇即位的故事，也被稱為記紀神話。大正二年（1913）五月，白鳥庫吉發表了《神典的解釋》，提出記紀的神代史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欽明天皇（509-571）時代之後出於政治需要製作的。戰後，白鳥庫吉的此類研究成果被整理出版，是為《神代史的新研究》（1954）。

津田左右吉是白鳥庫吉的私淑弟子，師徒二人經常彼此交換意見，相互討論記紀的相關問題。津田左右吉承繼了白鳥庫吉的疑古態度和實證主義學風，進而專門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記載進行了細密的文獻批判。從大正八年（1919）到昭和八年（1933），津田先後出版了《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新研究》（1919）、《神代史的研究》（1924）、《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1924）、《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上代日本的社會及思想》（1933）等一系列關於記紀的研究成果。

慶長敕版《日本書紀》神代卷（1599）

在《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的開篇，津田對其研究方法論做了詳細的解釋：

記紀的批判，第一是必須對文本進行研究；第二是通過其他方面材料的佐證，獲得確切的知識。就第一種方法來說，對於某個記錄或者某個故事，必須對文本進行詳細的觀察，隨後對分析過的各個部分相互對照，繼而同其他的記錄或故事進行比較，以考察文本是否有矛盾或者相悖的情況……對於同一個故事，記紀兩書記載不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通過對兩者記載的比較、對照，就可以推測出這個故事變化發展的路徑和實質。

記紀文本中即便是相同的內容，也分為可信的部分（後世的部分）和不可確知的部分（上代、神代的部分），對二者的判斷當然不能採取統一的標準，這就需要採用第二種方法。比如通過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文獻中的確切事實、或是通過考古學獲得的知識，對記紀中的這些記載進行批判，才能獲得真知。在具體的研究中，這兩種方法相輔相成，或者可以並用。

津田左右吉認為《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中有兩個部分非常值得懷疑：一個是神代的部分，一個是上代的部分，即從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應神天皇的時代。通過對記紀文本的一一細讀和考證，津田指出神代和上代的部分是後世創作、潤色的結果，是「政治當權者出於提升皇室權威的政治目的，所故意虛構出來的故事」（津田左右吉《我的記紀研究的主旨》）。

津田左右吉對記紀富有批判性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獲得了許多新銳學者的高度評價。如日本歷史學者肥後和男（1899-1981）在其著作《日本神話研究》（1938）中說：

《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以及《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的社會及思想》等雄篇巨著，是現代日本古代史研究之津梁，其成就是短期內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的。這些著作對於未來學術史的意義，我不敢妄加定論。但是至少在大正昭和時代，對於從事日本古代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都必須以津田氏的批判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肥後和男『日本神話研究』）

津田對記紀的研究成果是上個世紀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其獨特的方法論也被學術界命名為「津田史學」。

津田事件

進入昭和時代，日本開始不斷向東亞世界拓張，進而挑起了一系列的戰事。在日本國內，大正時代自由民主的氣息則被一掃而空，隨之而來的是以特高科、憲兵為代表的國家暴力機構對國民人權、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限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思想大行其道，信仰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被打壓、拘禁。在學校裡，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也逐漸被剝奪，皇國史觀和右翼言論甚囂塵上，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教師經常遭到抨擊和告發，乃至被送上法庭。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津田左右吉也被檢舉並遭到審判。此事還要從東京大學法學部說起。

今天的東京大學法學部

大正十四年（1925），蓑田胸喜（1894-1946）、三井甲之（1883-1953）等右翼學者在東京大學建立了原理日本社，隨後又創辦了右翼雜誌《原理日本》，以鼓吹皇國史觀和法西斯主義。東京大學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學者，經常成為他們抨擊謾罵、甚至檢舉告發的對象。特別是在法學部，諸如美濃部達吉、田中耕太郎、末弘嚴太郎、橫田喜三郎、宮澤俊義、瀧川幸辰等學者皆遭到他們的誣陷和誹謗，有的學者不堪其擾而被迫辭職，教學和科研秩序也被徹底打亂。

昭和十四年（1939），法學部開設了「東洋政治思想史」的講座。法學部的教授南原繁（1889-1974）多次寫信給已經六十六歲的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左右吉，希望他能夠到東京大學法學部來講學。津田接到邀請之後，為了避免受到右翼的幹擾，他將主講的題目變更為「先秦政治思想史」，以避談國事。但是，被右翼思想所鼓動的學生們不斷在課堂上對津田講授的內容進行政治攻擊。他們將津田對於東洋思想、中國文化、儒家觀念等學術問題的討論引申到「是否是對大東亞聖戰文化意義的根本否定」上來，甚至還一度出現了十幾名右翼學生圍堵津田，對之進行恫嚇攻擊的事情。

與此同時，一直對法學部進行批判的蓑田胸喜，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津田左右吉。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原理日本》臨時增刊，封面上赫然寫到：

早稻田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講師，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殺論的學術批判。

《原理日本》昭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臨時增刊

自明治維新以後，皇國史觀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確立為正統的歷史觀，並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明確規定「日本是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所統治的國家」。天皇既是國家的元首也是實際統治者，這也就確立了天皇統治日本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中，日本的民族歷史以及天皇的家族都被神化。由於《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講述了天皇對人間的統治權力源自神的授予，並將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描述為神的後代。因此，《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也就成為了證明天皇統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歷史依據，記紀被作為真實的歷史來看待，不允許人們提出任何質疑。

蓑田胸喜等人以維護「國體」的神聖性和皇室的正統性為出發點，在津田左右吉記紀研究的著作中尋章摘句，列舉出十一條「大罪」，對其學說進行全面的抨擊。比如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研究》中通過嚴密的考證得出結論：

神只是政治君主在宗教上的一種折射。神代世界中的諸神，其實是從「人間之神」的皇室中抽取出某種神性，進而在思想觀念上對遙古的皇室予以某種具象化……神代史是我國皇室的統治根據，諸神也被視為皇室的祖先，但是神代只不過是故事而已。

蓑田胸喜有意將這些純粹的學術論斷引向政治批判，將津田的科學實證研究，指責為顛覆國家政體和信仰、破壞君民關係的大逆思想。

津田氏斷定天皇的祖先「不是真神」，天皇只不過是政治上的君主而已。這樣的言論有意顛覆天皇是人間之神的信仰，是純粹冒犯天皇尊嚴的體現……津田氏上述神代、上代抹殺論的思想，根本目的在於破壞國家政體。（《原理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增刊）

津田氏試圖證明，《古事記》以及《日本書紀》的神代以及神武天皇到仲哀天皇的「人皇十四代」的記載「全部是後世史家所虛構的」、「全部是架空之論」、是「捏造」的。其根本上，是要顛覆日本的國體和神道。（《原理日本》第十五巻十一號）

由於蓑田胸喜等人的公開檢舉，昭和十五年一月九日，文部省知會早稻田大學進行徹查，十一日，津田左右吉被迫辭職。十五日，早稻田大學理事會向文部省反饋徹查結果，並在十七日向學校師生通報此事。隨後的二月十日，《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被禁止出版發行，《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社會及思想》被責令刪除其中的不良言論。而此時津田左右吉也因言獲罪，被送上了法庭。從二月五日到十五日，刑事地方裁判所先後七次，對津田的言論和思想進行審訊。

面對著一系列的誣陷，津田左右吉在法庭上毫不畏縮，他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上慷慨陳詞。從今天庭審所留下來的記錄來看，津田左右吉並不是以自身安危為目的的自我申訴，而是詳細講述了現代學問的本質、論文寫作的性質、上代的思想觀念以及研究「記紀」的科學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學術問題，以捍衛自己的學術立場。

津田左右吉指出，現代的學問不是盲目的跟從，學術的目的在於發現真知。面對著未知世界，首先就需要對那些不知道、不了解的東西提出懷疑，隨後以科學工具和實證邏輯對懷疑的內容進行論證，這才是學問。面對著「記紀」，學者們也要叩問，它是用哪些資料編纂出來的，這些資料的來源又是什麼，編纂者們在其中賦予了怎樣的價值……在分析這些問題之前，學者不應該有任何成見，而應當通過嚴密的科學論證推導出結果。津田進一步說：

將記紀作為史料來處理，絕非是對記紀的輕視，相反是對記紀更加的尊重。通過這樣的處理還原記紀本來的面貌，也辨明了其承載的精神。這是學術方法的要求，也是神代研究的要求。（津田左右吉『出版法違反裁判上申書』）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南原繁、和田清、池內宏、田中耕太郎、丸山真男、辻善之助、原田淑人、大西克禮、出石誠彥、福井康順、慄田直躬、小島祐馬、西田幾多郎、武內義雄等近百位卓有良知的學者都站在了津田左右吉一側，支援他的論爭。各種新聞媒體也紛紛跟進報導此事，對於津田左右吉的審判成為了一場聲勢浩大、學者們捍衛學術自由的爭論。

三月二十七日，東京刑事裁判所以褻瀆皇室尊嚴、違反出版法第二十六條的罪名，判處津田左右吉三個月的監禁，緩期兩年執行。此事被稱為「津田事件」。雖然津田被判處有罪，但是其在專制體制之下捍衛學術自由的立場，卻受到了學者們發自內心的推崇和敬仰。

戰後的津田左右吉

戰後，日本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土崩瓦解，主權回歸於人民，日本建立起民主主義國家。原理日本社被解散，三井甲之等右翼學者被開除公職，蓑田胸喜則自縊而死。

此時，失去教職的津田左右吉已經離開了東京，在巖手縣的平泉市生活了數年。隨著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復歸，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津田左右吉對「記紀」懷疑論的態度以及由此得出的批判性結論，成為了日本戰後古代史研究的主流觀點，並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讚譽。昭和二十一年（1946）一月，日本歷史學最大的研究團體——歷史學研究會，公推津田左右吉擔任會長；同年六月，早稻田大學又公選津田擔任早稻田大學校長……各種行政職務的接踵而至，打破了津田在鄉間平靜的生活。已經七十二歲的津田左右吉以自己的身體狀況為由，都一一推辭掉了。

其實，作為一名純粹的學者，津田左右吉的心思仍然在學術之上，即便在平泉隱居的時候也從未停歇過，他想把自己最後的時光，都投入到未竟的研究事業之中。晚年的津田左右吉除了參加學術活動之外，從早到晚幾乎都是在閉門工作。出版解禁後，津田左右吉率先出版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論語與孔子的思想》（1946）。隨後更是一發而不可收，他幾乎以每兩年寫作一部學術專著的速度，又先後出版了《日本的神道》（1949）、《儒教的研究》（1950）、《日本文藝的研究》（1953）、《中國佛教的研究》（1957）、《歷史學與歷史教育》（1959）等著作。

憑藉近半個世紀一系列的優秀研究業績，昭和二十二年（1949），津田左右吉被推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並在昭和二十四年（1951），被日本政府授予了從三位勳一等瑞寶章和文化勳章，以表彰其對國家做出的文化貢獻。

昭和三十六年（1961）十二月四日，在出版了自己最後一部專著《思想·文藝·日本語》之後，已經八十八歲、歷經各種毀譽和風雨的津田左右吉離開了這個世界，為世人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巖波書店將津田一生的研究著作結集出版，是為三十五卷本的《津田左右吉全集》。

巖波書店出版的三十五卷本《津田左右吉全集》

由於津田左右吉沒有子女，在他死後，妻子常子夫人將其一生的全部藏書捐給了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是為「津田文庫」。在早稻田大學，這些珍貴的藏書仍可以被借出，供學者們研究使用；同時，常子夫人又將津田左右吉的部分版稅捐給了早稻田大學，以獎勵學生積極進行科學研究，即「津田左右吉獎學金」。津田左右吉捍衛真理的故事，至今仍在日本學術界中廣為流傳，津田左右吉也被後世的學者們譽為「日本最大的東洋學研究家」（江上波夫『東洋學の系譜』）。

參考文獻：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巖波書店，1978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巖波書店，1972

新川登亀男、早川萬年『史料としての日本書紀』，勉城出版，2011

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學』，吉川弘文館，2003

江上波夫『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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