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的存在是日本無法迴避的二戰遺留問題，這些女性的遭遇依然是一個無法言說的領域。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就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她認為，讓受害者沉默的原因，是她們所在的社會文化在強迫她們沉默。要打破這種認知範式，就需要來傾聽受害者的聲音。
近日，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在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以「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為主題的講座，分享了她對「慰安婦」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講座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王中忱教授主持。
上野千鶴子（1948年7月12日－），日本社會學家。出生於富山縣，在京都大學社會學科畢業。上野是日本著名研究女性解放理論的女性主義者，在1980年代的日本學術界打出名堂，與淺田彰、今村仁司、慄本慎一郎、岸田秀等學者齊名。同時，亦任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代表作品《裙子底下的劇場》。
1991年，原日軍「慰安婦」，韓國女性金學順公開控訴日本政府的暴力行徑，這也成為了日本性暴力研究開始的契機。
實際上，受害者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遭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的社會文化，一直會讓被害者內化了這樣一種觀念：一個人受到了性侵害，這是對於自身的一種恥辱。上野千鶴子指出，韓國慰安婦之所以能夠站出來發聲，是因為韓國社會充分調動了韓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慰安婦塑造成了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傷害的民族英雄。這些話語背後存在的，是韓國的「犧牲者民族主義」精神。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金學順能夠站出來發聲，正是因為在她發聲之前，韓國社會已經完成了認知範式的轉變。
金學順
但是，讓女性主義者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在韓國媒體以及大眾主流敘述當中，似乎只有一種固定的「慰安婦」形象：
某日一個特別純潔的少女被綁架了之後，強迫從事慰安婦的勞動，她雖然計劃逃走，但最後都遭到阻攔，只能夠在綿綿苦海中苟延殘喘。
事實上，這一段論述，已經構成了一個對慰安婦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一種「敘述的儀式化」，或稱之為「敘事的模式化」。「敘事的模式化」，是一個具有兩義性的存在：一方面，它這種敘事給了慰安婦們發聲的機會；另一方面，這種敘事的模式化又將脫離於這種敘事模式框架的其他敘事給壓抑掉。實際上，這等於忽視了受害女性的主體性，在性暴力最嚴酷的時候，女性的主體性也沒有被完全抹殺。
日本學者山下英愛在一個實證性的研究中發現，慰安婦站出來舉證的初期，她們的證言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的引用中的部分內容；但是，逐漸到後期會發生一些變化，慰安婦之所以成為慰安婦的經歷開始多元化了，也開始更貼近歷史的真相。
戰爭中的強姦是權力的濫用
而非男性性慾神話
與此同時，在戰爭性暴力的範式敘述範疇，研究範式的轉換也在發生。這也是在歐洲發生的認知範式轉換：過去很長時間的研究認為，男性之所以實施強姦的主要原因，乃男性的性慾是一種本能。這其實是一個男性性慾的神話：男性的性慾是本能的，所以必須要發洩。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和認知發生轉變，強姦並非僅僅應該被視為是男性性慾本能的發洩，而是一種權力的行使，是一種權力的濫用。
在戰時的性暴力中，它存在的樣態也是非常多樣的。就像慰安婦問題一樣，在戰爭期間既有慰安所等固定的組織系統性的持續性的性暴力，也有偶發性的，士兵在戰爭的發生地去強姦女性。
施行強姦行為、施暴的這些士兵，他們對強姦的後果是非常清晰地了解的。強姦行為，意味著對被佔領地，也就是對敵方男性的男性氣概的一種深重打擊。
有相關的研究已經證明，在戰爭時期發生的強姦，並不是出於男性偶發性質的性慾衝動。比如，日軍侵佔中國現在南京時，當地分為三個區域：治安地區、準治安地區和非治安地區。在治安地區，日本人就很守規矩；因為有慰安所，他們到慰安所去發洩性慾。但在準治安地區，日軍就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們的行為就完全沒有規範。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士兵是很清楚自己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性慾奴隸。
在這一連續性的性暴力中
女性的主體性並未消失
上野千鶴子提出用三個概念去理解與分析戰爭中的性暴力。
首先，是性暴力連續體。對於受害女性來說，在日常生活中遭受過性暴力，那麼性暴力很有可能會延續到戰爭時期。
其次，是女性的主觀能動性。在最新的歷史學研究中，發展出了一種「將女性的主體性歸還給歷史」的口號，意思是，即使是在最嚴酷的歷史環境中，女性也是有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的。從戀愛、懷孕再到墮胎，在這一連續性的性暴力中，女性的主體性並未消失。
被解救的懷孕的慰安婦（圖片來自網絡）
第三個概念則是 「結構性暴力」。這種暴力不僅僅是物理性的暴力，而且是不可見的暴力同樣包含在內，例如經濟壓迫、語言暴力或被父母賣為「慰安婦」都包含在內。
上野千鶴子繼而用這個概念去分析戰爭中的女性遭遇。她將戰爭分為具體的三個時期：戰時、過渡時期和戰後。
在戰時，敵我雙方有非常明確的區分。但是，人們扮演的角色也具有多樣性。在性暴力發生的過程中，有協助者，有旁觀者，有抵抗者。對於女性來說，強姦、賣春、戀愛、結婚、懷孕、生育之間，可能是具有連續性的過程。
戰爭結束後的過渡時期，敵我的身份會發生一個轉變，佔領和被佔領者之間的身份也會發生轉換。原來的勝利者成為了失敗者，原來的協作者也變成了一個徹底的敵對者：之前協作過佔領者的這些人，被看成了叛徒。
即便是在戰爭時期被迫和佔領軍發生性關係的女性，在戰後也是受到了非常強烈的汙名化，會被認為是和敵人上過床的女人。
實際上，人們往往會把強烈的憎惡情緒投射到協作者身上，也就是叛徒、漢奸這一類人。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經被佔領軍實施性暴力的女性群體，成為了整個民族所憎惡的對象，因為這些女性象徵著對本民族男性氣概的一種嚴重傷害。
在日本被美軍佔領時期，有一批女性給美軍的男性提供了性服務；在之後，這部分女性是受到了非常強烈的汙名化的。
這些女性實際上是戰爭的、是佔領軍的結構性暴力的受害人，但沒有人去關注她們所受到的傷害。所以，雖然當時給美軍提供性服務的日本女性的人數是非常多的，但從戰後一直到現在，這部分女性一直都在沉默，沒有發聲。
更為殘酷的是，在戰爭徹底結束後的多年間，這些在戰爭中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她們所受的傷害一直是持續著的：首先，她們受到的是精神性的傷害；再者，就是伴隨一生的羞恥感。
讓這些女性變成沉默共同體的原因，是她們所在的社會集體當中，社會文化在強迫她們沉默。她們認為，自己過去所受的傷害實際上是一種恥辱；因為是一種恥辱，所以我必須要保持沉默。女性過去的這段經歷，是女性本身恥辱的同時，也是她所在的家族恥辱，也是她所在的共同體、社會的恥辱，更是國家的恥辱。形塑這幾重恥辱認知的，就是父權制度。
我們要打破這種認知範式，就需要來傾聽受害者的聲音。韓國慰安婦站出來控訴，與此相對的是，在戰爭中群體龐大的日本本土慰安婦，以及日本人對美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是到現在沒有站出來發聲的。一直到去年，有一位九十四歲的女性，她就是從偽滿洲國回到日本本土，也是第一次開口講出自己過去遭受的悲慘經歷。
基於「性的雙重標準」
戰爭中的女性會形成「鄙視鏈」
上野千鶴子還分享了樋口恵子的研究，戰後從各個地區回到日本本土的女性，有很多是遭受了性暴力後懷孕，歸國後她們被強迫終止妊娠、墮胎。可是，樋口恵子的研究，完全是基於參與了強制墮胎的醫生以及護士的證言，卻沒能搜集到一位受害者的證言。日本的慰安婦一直都沒有能夠站出來發聲。相較於韓國的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被強制地徵集帶走去做慰安婦，日本這邊成為慰安婦的女性當中，大多數是曾經有過賣春經驗的女性。
所以，即使在慰安婦中間，也有「鄙視鏈」存在。在戰爭中，日本的慰安婦服務將軍等軍職比較高的人，其他國家的主要是服務士兵。但是，韓國慰安婦的經歷是被包裹在民族主義情緒當中的；日本慰安婦卻沒有這樣一個語境，沒有這樣一個言論的環境。
讓女性之間形成一個「鄙視鏈」、形成一個序列的認知關係，是基於「性的雙重標準」這種規訓的法則。女性被分斷成兩類人：一類人是所謂的純潔的、貞潔的、適合做妻子和母親的女性；另外一類，就是相對的不純潔、不貞潔的娼婦妓女。
在大後方保持住貞潔的女性，往往會「歧視」在戰場上的慰安婦，也就是那些所謂不夠純潔的女性。但是，這些後方妻子們的貞操，其實也是被強迫地保持的：女性的性和貞操。實際上都是在被管控和操控之下的。
能夠集中體現這一點的，是當時在軍隊中的護士。這些護士，往往歧視同樣在軍隊中的慰安婦。即使在戰爭時期，慰安婦和護士之間的身份，存在現實層面的流動性，慰安婦同時也可能扮演了護士的角色。
在講座的最後，上野千鶴子介紹了世界各國對戰爭中的性暴力研究。該項研究起源於歐美，但逐漸沒落。近年來，許多東亞學者將研究的方向轉移到這個問題之上，形成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一位受害女性能夠站出來發聲是十分勇敢的，這是因為我們的論述範式以及認知範式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與女性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思潮推動有關。
《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研究》
上野千鶴子等
巖波書店，2018年2月版
據悉，以上研究成果被發表在2018年出版的上野千鶴子的著作《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研究》（《戦爭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一書中。該書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序章《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的視點》，揭示了研究的理論依據及可行性；第一部分《被表述的「慰安婦」》，以日本慰安婦問題為切入點，總結先行相關研究，提出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的研究課題；第二部分《無法講述的記憶》，分析在同時期性暴力受害事件中被壓制的講述；第三部分《對歷史學的挑戰》，則從戰爭與性暴力比較史的研究出發，致力於解決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作者 | 餘雅琴
內容編輯 | 楊司奇
值班編輯 | 吳優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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