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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維/文 如果要問，自從千禧年以來，哪種西方思潮被國人研究和提及得較多，那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大概可以算是名列前茅的了。其炙手可熱的程度，大約也早已堪比1980年代的「啟蒙」一詞了。然而提起「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相信不少讀者都會感到有些陌生。這並不奇怪，因為據說在英美學術界，對「新型自由主義」的了解和研究，也並不算太充分。不過要是說起與「新型自由主義」有著緊密關聯的「進步主義思潮」，有些讀者大概又能尋回一絲熟悉感了吧。那是一股導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大規模社會改革的思想洪流，影響所及，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諸多西方國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新型自由主義」所堅持的價值觀，正是西方現代「福利國家」觀念的重要源泉之一。
「新型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儘管只一字之差，但這兩種思潮不僅在興起的時間上相差了大約半個世紀，而且在理念上也相去甚遠，幾乎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新型自由主義：一次成功的轉型
問題在於，今天讓我們這些異國讀者不甚明了的新型自由主義思潮，恰恰被一些學者視作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具原創性、社會意識和影響力的英國政治思想。在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中，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和思想史家、牛津大學榮休教授麥可·弗裡登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將這股思潮稱之為「一種社會改革的意識形態」。
按照弗裡登自己的觀點，他的研究範式是很特別的，既不是分析式的政治哲學，也不是以敘述觀念之歷史為主線的政治思想史，而是結合了思想和行動的政治研究。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存在著理性的辯論和有意識的言說，但也存在著無意識的、情感的、非理性的辯論和思考。而一位合格的政治理論家，應該既能承認現實，又能看到政治這種存在物本身固有的複雜性，尤其是要「能夠抵擋將政治簡化為某一原則或幾個精確術語的誘惑」，從而「找到一條能夠解碼政治思想的道路」。作者認為他自己的這種研究範式，能夠彌補其餘兩種範式的不足，從而找到一種能夠真正面對複雜政治世界的理論。
而具體到新型自由主義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我們的目光就不能不聚焦於當時持有這些觀念的那些志同道合者：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儘管在某些情形下，他們並不總是同情中產階級，但他們自己卻也擁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這些新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常常是自由職業者，是意識形態養料的最重要供應者。正是這些人，維繫著英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潮。就職業思想家的角色而言，他們往往沒有明確的階級基礎，同時又有獨立的收入，較少受到政治變化無常的影響，而能無拘無束地把思考社會問題視為本職。這讓他們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自由意志，作為整個社會相對中立的智囊。
這些新型自由主義者有共同的生活圈，彼此之間以報刊作為相互交流的基本手段，同時報紙也是他們藉以影響圈外人思想的主要工具。與此同時，還存在一些半制度化的活動中心，比如《國家》雜誌社的午餐會、各種倫理協會、「青年自由主義者」組織、「全國自由主義者俱樂部」等常規集會。此外，還有一些與新型自由主義者觀念接近的團體成員，也經常受邀參加他們的活動。在這些人士的聚會中，他們探討諸如赤貧、失業和疾病之類當時顯然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隨著問題的提出、解決方案的誕生和傳播，公眾的問題意識也逐漸加強，一股思潮由此逐漸形成。此後，新自由主義者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解決方案，也就慢慢影響到了主流認知。
因此，如果說今天的人們經常以詬病自由主義者為樂，英國的這群新型自由主義者，在他們那個年代，倒恰恰是做得頗合時宜。它讓自由主義在堅持其核心理念的前提下，焦點逐漸向「人民的境況」轉移，由此強化和重塑了理性、負責、正義的自由主義倫理基礎，保留了自由主義概念和術語的連續性。就這樣，自由主義迎來了一次華麗又實用的轉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從這時起，自由主義開始主動與社會主義觀念融合。例如作為旗幟性的自由主義刊物，《演講者》周刊早在1893年就寫道：「如果社會主義是指熱切關心廣大勞動者的疾苦……那麼我們都是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當然，在一些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差異仍是巨大的，但自由主義者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真理性在於意識到人是一種社會存在。從社會形成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某種社會主義。」「並不存在不具有社會價值（亦即社會意義）的私人行動。」社會主義正是以這種令人羨慕的方式滲透到英國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意識之中，它也恰好符合密爾的思想遺產中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設想。不能不說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革期完成的一次重大而成功的轉型。
這方面的另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來自新型自由主義者對於非勞動所得實行高稅率的認可。最初提出這個理論問題的也是密爾，但只是到了新型自由主義者那裡，才由他們的重要發言人霍布森加以確認。
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為止，不少人在對自由主義作出時髦批評的時候，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新型自由主義在塑造現代西方世界過程中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力。麥可·弗裡登認為，不少人把社會改革的成果幾乎全都歸功於英國工黨的執政，卻沒有意識到，自由黨在強調社會的「共同善」中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視。在該書作者看來，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所蘊含的內容比表面看上去的更豐富。在舊式自由主義原本的核心理念中，就已經給社會主義留好了位置。比如新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就曾說過：「完全連貫的個人主義能夠與社會主義和諧共處；而且，正是這種局部的聯盟事實上建立了後來自由黨的財政原則。」
這一切都表明，在那個年代自由主義者的觀念裡，自由主義並不能與自由放任自動劃上等號。其實從一開始，自由主義者就沒有把他們強調的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由放任。而新型自由主義者的典型觀點是：「自由放任仍然可以作為一個對國家幹預進行合理限制的原則，但是，他已經不再能成為對極端的社會弊病置之不理的藉口。」到19世紀80年代為止，自由主義的主流已經明確拋棄了自由放任。而且隨著新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型，如前所述，一般倫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為自由主義語彙的一部分，觀念的壁壘，在那些明智的思想者和行動者面前已經逐步瓦解了。與此同時，因為一種新思潮「市政社會主義」的興起，現實的發展已經跨越了政治光譜。通過限制煤氣、水和下水道的私人壟斷，提供醫院、浴室、公園、免費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強制推行監控和教育標準，伯明罕已經成為英國市政化的典範。張伯倫認為，這種市政社會主義是通過明智的合作，共同體已經正視了自身的義務，而且力圖減少人的苦難，以及使所有市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高貴和幸福。」而這種制度，在評論者們看來，也的確調和了英國那種佔主導地位的個人主義和德國的全知全能型國家，是一種頗具價值的實踐。
但這種社會主義，又不同於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兩者之前的區別就在於可行性。這不能不說與英國漸進主義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漸進主義，其實和埃德蒙·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在核心理念上相去並不遙遠。在《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這部文集中，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義者巴尼特寫道：「所有真正的進步都必須通過發展來實現；新事物必然從舊事物發展而來，而非從其他根基移接上去的分支；不適應現狀、並非從現狀發展而來的變革就不是切實可行的變革。」可以看出，新型自由主義是通過堅持可行性來迴避烏託邦理念的。正如霍布森強調的，務實的社會主義的目標，「主要不在於廢除競爭制度，不在於把所有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工具都社會化，也不在於把所有勞動者都轉化為公共僱員，而在於依照成本價為所有勞動者提供所有必要的經濟條件，以便為他們的個人利益及享受而培養和運用他們的個人能力。」
至於具體改革措施。養老金是自由主義者提議的第一項進步主義的社會改革措施。除試圖解決極端貧困者的實際經濟困難，這項政策的倡導者羅伯遜還談到了正義：「如果所謂的國家公僕——士兵和水手、郵遞員和警察——可以公平地獲得養老金，那麼所有工人都應該同等獲得養老金，無論他們提供的是何種合法服務。」他認為這一政策是「對共同體中所有人的成員資格的新的、更廣泛的認可。」
而失業金議案的發起人之一、自由黨議員兼費邊社員P.奧爾登認為，「失業是使整個國家遭受痛苦的嚴重經濟痼疾。我們早已放棄所謂『單子論』的社會觀，而且，我們……承認，國家對現代工業體系的這些不幸受害者負有責任。」也有人在當時就提到了「工作權」問題。不過有些人認為，有沒有工作這件事，「是不規律的」，因此針對失業問題，邱吉爾選擇了自願的職業介紹，輔之以失業保險。
除了上述這些社會保障制度，英國還最早為在校就讀的兒童統一供餐，社會領域裡的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新型自由主義者的推動下出現的。而改革之所以會首先出現在英國，顯然與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地位和經濟實力密不可分，一直以來，人類最先進的思想，往往都是出現在最富庶的國度。
當然，與任何意識形態一樣，新型自由主義也有自身的弱點。比如它對國家權力的積極一面有時過分誇大，對人類利他與合作的信念、對專家的過分信任，都可能導致一種溫和的家長制。而假如這種實踐被移植到任何一個個人主義傳統不如英國這樣強大的地方，它的結局又會是什麼樣的呢？相信不少國家的例子已經部分說明了這個問題——儘管無論如何都必須承認，福利國家制度是一項非常偉大的發明。好在，正如作者所說，自由主義並不是一種靜止的學說，而是一個不斷進化的信條，它相信發展、變化和自我批判會帶來進步。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倘若沒有這種看似淺薄的樂觀主義，人類大概也成不了今天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