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德行》
[美] 阿瑟·史密斯 著
朱建國 譯
譯林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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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人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更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且在二十世紀時會變得更為緊張，這一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在當今世界，中國人所佔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類能夠過上美好生活的人，都會關心怎樣才能改善中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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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1-5)
p1
對於任何事，人們都希望知情者能夠道出實情。很多人雖然對中國人有所了解，卻很少能說出全部實情。因為，一個人無論有多麼豐富的學識，都不可能弄清楚中國人的所有情況。也正因為如此，本書將面臨三種不同觀點的質疑。
第一種觀點認為，努力向人們展示中國人的性格完全是白費力氣。庫克先生是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名記者，曾於1857-1858年專程採訪中國。他與所有來中國的作家一樣，見到了生存在各種環境下的中國人，並通過一些學識豐富的人了解了中國人。後來，庫克先生在其所寫的書信集的出版前言中描述了中國人的性格。不過，他坦言自己對這番描述並不滿意，並因此深感歉疚：「說到中國人的性格，有一些與之相關的好文章，可是我在書信中卻沒有採用，真是太疏忽大意了。這樣一個題目，不但非常吸引人，還有很大的伸展空間，能讓人進行巧妙的聯想和深刻的概括，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而我呢，卻絲毫沒有從中受到啟發。這事如果被那些挑剔的人知道了，他們肯定會責備我的。其實，我原本已經寫了中國人的幾個好性格，可是在我寫這些書信時，看到的卻全都是中國人粗暴的言行。為了保證真實性，我燒掉了其中的好幾封信。不過，有一點我不得不說。我認識幾位漢學家他們不但業務出色，而且為人坦誠。我在跟他們談起此事時，表示中國人的性格並不是用一個詞就能概括的，他們竟然也同意我的觀點。當然了，像這類難題，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國人的漢學家才會遇到。至於那些「精明的作家，他們完全可以繞開主題，用浮華的言辭寫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論調。說實話，中國人在性格方面的確有相互矛盾之處。可是，現在就要我對其進行全面而又準確的分析和評價，我卻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目前，我能做的只有用性格這一恆定因素來描述中國人，而避免給中國人下一個確切的定義。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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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他們不怕任何壓力，真叫人理解不透。確實，外國人只有在中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國人。外國人普遍承認自己捉摸不透中國人。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們也跟中國人打了幾百年的交道，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國人與探究其他複雜情況是一樣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書作者根本沒有資格寫這樣一本書。這種反對意見非常強烈。沒錯，我只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要想成功地寫出中國人的性格，在能力方面確實有所欠缺。我這種情況，就像一位只會埋頭苦幹的礦工。這位礦工雖然在銀礦裡埋頭苦幹了二十二年，卻不見得有能力寫出冶金學或金銀複本位制方面的論文來。中國那麼大，而我只在其中兩個省份居住過，考察過的省份也不足半數，所以當然沒有資格來評論它。這些書信，原本只是給上海《字林西報》的讀者看的，後來，其中有些話題引起了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人的興趣，所以我才應他們的強烈要求將這些書信收集起來並出版。
第三種觀點認為，那些討論中國人性格的觀點具有誤導性且有失公允。有一點人們應該很清楚，那就是印象不可能像統計學那樣分毫不差。印象就像膠片，它們顯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卻能真實地反映不同的現實。照相所用的膠片、鏡頭、衝洗方法不同，得到的照片自然也不同。
許多人在中國住了很久，所以對中國的了解也比我多。不過，從實質上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跟我並沒有什麼差別。還有一些人認為，在單調的畫面上增添一抹亮色，會使他們的觀點更加真實、更加引人注目。考慮到這些中肯的意見，我徹底修訂了原文。由於時間緊迫，我把原文中與中國人性格有關的內容刪掉了三分之一，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並新增了《知足常樂》這一章。
p3
中國人具有許多好品性，這一點透過他們的言行就能看出來。對於這些好品性，我們自然應該予以讚美。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本書言過其實，認為誇大中國人的好品性，實際上是對中國人的貶損。說到這一點，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國著名諷刺小說家薩克雷。他筆下的人物，好人一般都很愚蠢，壞人卻聰明透頂。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寫，他回答：「因為好人總是有眼無心。」
有一幅用橡木雕成的木刻畫，雕的是拿破崙低頭、抱臂站在英國聖赫倫那島上的輪廓。一個人就算久久盯著它看，也不一定能看出什麼來。可是，如果事先有人指點，看畫者卻能立刻看出拿破崙的輪廓。這樣的事在中國比比皆是，它們最初並沒有顯現出來，可是一經人指點，它們就變得令人難以忘懷。不過，有一點必須提醒讀者，就是本書只類似於一個限制性從句，所以不能像具有概括性的主句那樣概括整個中國，也不能代表中國所有民眾的特點，只代表一個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大致印象，只反映了中國人的一部分性格。它就像一條光線，只有與其他光線匯聚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光。這些文字來源於我和其他各種人的個別經驗，其中有許多特別的見解和例證，可以作為了解中國人的初級讀物。
在眾多研究中國及其人民的作家中，英國領事官密迪樂算得上是最富有哲學頭腦的。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正確地認識了其他民族的人的性格，並希望與人分享這一認識，最好的辦法就是仔細閱讀大量曾經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並留心當地居民對這些事件的觀點。透過諸多這類事件，可以得出一般性結論。即便結論有可能受到懷疑，也要堅持引用真實的特例。凡是與中國人的性格有關的理論，都應該認真考慮。如果有人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他會強烈地感覺到很難將中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進行比較，而且會逐漸意識到中國人在性格方面代表了所有的東方人。讀者只需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就可以判斷出這句話的真實程度。
p4
據說，外國人可以通過研究中國的小說、民謠和戲劇來了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這三條途徑無疑都是有價值的，不過好像還有一條途徑更能達到目的，那就是親眼見證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不過，並不是所有想寫中國或中國人的作家都有機會走上這一途徑。一個人要想弄明白一個地區的地形，最好去農村而不是去城市。了解人的性格也一樣——去農村比去城市更容易。一個外國人如果想了解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情況，那麼他可以去中國的農村待上一年，這麼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國的城市待上十年還好。農村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基本單元，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立足點。這本書體現的並不是一個傳教士的觀點，而是一個觀察者不帶任何主觀情感的見聞。所以，本書沒有說中國人需要基督教，更沒有提倡用基督教改善中國人的性格。不過，如果書中提到中國人的問題，比如性格方面的一些重大缺陷等，那麼我們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來彌補這些缺陷。
如今，「中國人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更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且在二十世紀時會變得更為緊張，這一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在當今世界，中國人所佔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類能夠過上美好生活的人，都會關心怎樣才能改善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即便是那些曾經被忽視的證據，也能進一步證明它，可是，如果我們的結論錯了，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證據來支持它，它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p5
上海商界曾經就此問題向英國的額爾金勳爵提出疑問，額爾金勳爵做了回答。如今已經好多年過去了，可是他的話還是那麼恰當而又具有說服力。他說：「在這個國家獲得自由時，西方基督教會發現它並不野蠻，反而是一個文明古國，只是存在許多缺陷且正在走向衰敗，所以難免會對它產生一絲同情。可是，這個智謀過人的國家對基督教充滿了疑慮之心。所以，基督教要想在即將到來的競爭中取勝，就得讓人們明白基督教在保證公共道德和個人道德方面佔有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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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同時兼任《字林西報》通訊員。熟悉中國各階層尤其是農民的生活。著有十幾本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如《中國的格言與諺語》《中國的農村生活》《今日的中國與美國》等，其中，《中國人的德行》最為出名。
【百度百科】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明氏於1845年7月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22歲畢業於比羅耶特大學（BeloitCollege）。他於1872年偕妻子來華，在天津為傳教士，時年27歲。後來不久即到山東，從事傳教與救災等工作。自1880年後，他久居於恩縣之龐家莊，從事於農村布道、醫藥、慈善、教育等事業，有25年之久。明氏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被譯成法、德、日等國文字，使他在國際上得享盛名。
主要作品有《中國人的格言與諺語》（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中國人的人性》（ChineseCharacteristics，另有譯為：中國人德行，中國人的性情，中國人的氣質，中國人的性格）、《中國的農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另有譯為：中國鄉村生活）、《騷動的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
關於譯者
朱建國，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 曾任清華大學21世紀研究院記者，關注方向為企業文化建設，現從事企業人力資源工作。
譯者前言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正是中國社會動蕩、東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當時，很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向中國民眾宣傳基督教思想。其中一位傳教士名叫亞瑟·亨利·史密斯，中文名為明恩溥，在中國待了四十多年。明恩溥在華期間寫下多部著作，向世界介紹他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本書便是其中之一。
本書著重講述中國人各方面的特質，或可說國民性，從面子問題、時間觀念、公益心、同情心等多個角度對中國人進行解讀。書中談到不少中國人的優點，但更多的是他們國民性中的缺陷。該書在歐美國家發行之後，曾一度成為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主要渠道，並成為旅居中國的外國人閱讀最多的著作之一。在美國，它是影響力最大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二戰之前，這本書也是日本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
中國近代曾掀起一股改造國民性的思潮，魯迅作為其中的代表，曾鄭重向國人推薦這本書。魯迅本人的思想受這本書影響頗多，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吸收了本書中的觀點。雖然魯迅對本書中的觀點並不完全認同，但他承認本書對中國人反思自身的本性有著極重要的價值。魯迅逝世之前十幾天，曾寫下這樣的語句：
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對待本書的態度，可分為兩派，一派便是如魯迅這樣，希從書中尋求一些營養和教訓，以促進自身改良，另一派則以被譽為天下第一罵人高手的中國近代學者辜鴻銘為代表，對本書持完全批判的態度。辜鴻銘曾在自己的多部著作裡對明恩溥的觀點予以駁斥，還諷剌明恩溥「沒有在中國民族性問題上說三道四的資格」。
客觀來看，在這本書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作者對中國人勤勞、堅忍等優點的肯定，同時也會發現，整本書流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這與作者當時所生活的中國的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作者當時所在的中國，正值清末及民國初期，當時的清政府腐敗無能，列強伺機來侵佔中國，再加上鴉片戰爭的爆發，更讓中國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在民國初年，面對破敗不堪的中國，再加上傳統的封建思想的束縛，中國人的確表現出了麻木不仁、愚昧無知等特點。因此，展現在作者眼中的中國人就有很多民族劣根性。作者在講述列強肆意侵略中國的些情節裡，作者並沒有站在同情中國人的立場來寫，而正是作者的這種筆法，將當時中國為什麼「落後挨打」的原因展現得生動逼真。不過以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明恩溥所處的位置來看，這一點是難免的。我們在看待本書時，既不可完全屈服般地接受，也不可完全激烈地排斥，這兩種方式都有失偏頗。不如用批判式吸收的方式，以此書為鏡，照出自身的各項特性，藉以自鑑。
本書最早出版於1890年，雖然距離現在已經一個多世紀，但是書中所涉及的問題，有些現今依然存在。雖然當代的中國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對於現在的我們仍然不無裨益。
本書原著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有所刪節。我們這個中譯本遵照的是未刪節的版本，以期完整地展現作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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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譯者前言-1
序言-1
1.死要面子-1
2.節儉-4
3.辛勤努力-11
4.處處守禮-17
5.浪費時間-22
6.漠視標準-28
7.說不明白-36
8.委婉的表達方式-41
9.柔中帶剛-47
10.思維混亂-52
11.神經麻木-57
12.輕蔑外族-62
13.缺乏公德心-67
14.因循守舊-72
15.隨遇而安-78
16.生命力旺盛-90
17.忍耐-95
18.知足-102
19.孝心-108
20.仁德-118
21.缺乏同情心-124
22.爭強好勝-139
23.有責任心及遵紀守法-145
24.互相猜疑-156
25.缺乏誠信-172
26.多神論及無神論-187
27.現實與需求-206
28.同一性與多樣性-219
29.裙帶關係-223
30.喜歡吃-227
31.愛名利-231
32.容易輕信-235
33.性格溫和-239
34.不敢得罪人-243
35.寄生性-249
36.不注重基礎-256
37.不懂保存遺蹟-262
38.注重中介-268
39.缺少利他思想-276
（編號為後加）
《中國人的德行》先是於19世紀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寫成，後於1894年成書出版。該書是中國生活在美國中產階級眼中的經典寫照，書中關於中國社會的敘述十分引人注目。該書同時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成為後來的社會學分析的基礎。明恩溥把作為文化差異的「貧窮」與「社會團結」寫得特別精彩。——費正清
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可謂觀察精密、獨具慧眼，而他那描摹入微、寫實逼肖的能力，豈但在西洋人中沒有幾個可以與他比擬的，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人中間恐怕也是少如鳳毛麟角吧。——李景漢
【百度百科】李景漢（1895.1.12—1986.9.28），中國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生於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學，主修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
1924年回國，任北平社會調查所幹事。1926年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28年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試驗區調查部主任。1935—1944年，歷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調查組主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國國情普查局考察，並參加人口研究活動，1947—1949年，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專家室工作，兼任東南亞數國農業普查顧問。1949—1952年，任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53年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教授。1956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1984年應聘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
所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北方的農村社區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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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僅供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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