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筆下的康熙、雍正、乾隆，並不是歷史上真實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國情懷。」
劉悠揚
二月河 資料圖 新華社供圖 攝：姚劍鋒
二月河先生辭世，突然想起多年前採訪過他兩次。一次是2005年，他在深圳和金庸先生的世紀對話；另一次是2007年，我們策劃了一組「80後文學新生代」專題，找不同代際的作家來談，他作為「40後」作家受訪。
一直覺得，在這世上，「宿命」二字可能確有其事。二月河先生離開我們是在12月15日，就在13年前的這一天，他來到深圳，剛下飛機就接受了我們的採訪。而第二天，在他和金庸先生深圳「論劍」的講臺上，金庸先生把他比作喬峰，一個典型的北方大俠，一個值得做朋友的好人。
版稅收入千萬，打扮如老農民
還記得初次見到二月河先生，圓頭大耳，滿臉掛笑，身材高大，留著一個大平頭，操一口濃重的南陽方言，頗有幾分像彌勒佛，乍一看似乎是個粗人。可一旦和他聊起天來，就能感受到厚重的書卷氣，中國古典文化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早就聽聞這位先生在生活中不修邊幅，穿衣服也沒什麼講究，見到本人還是吃了一驚。他踩著一雙布鞋，一副風塵僕僕的老農民打扮。握手時我們說凌老師您就穿這個？他很大嗓門地反問：不穿這我穿啥？
其實那幾年，是他最火的時候。2006年推出的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二月河以1200萬元的版稅收入位列第二，超過韓寒，僅次於餘秋雨。
但他一直把錢看得很淡，對自身物質要求極低，這些年卻拿出幾百萬元捐助各種弱勢群體。採訪中，他幾次談到「窮人」，讓人印象深刻。
他說書價太高了，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賣300多元，高檔的要500多元，讓進城務工青年望而卻步。因此他對盜版書感情複雜，「盜版對窮人有利。一味追究盜版，不是作家應有的意識。」2008年，他作為人大代表，甚至直接在兩會上提出減免出版稅，降低書價，讓窮人讀得起書。不料此舉卻遭到一大批作家圍攻，面對種種非議，二月河選擇了沉默。
可能也很少還有人記得，是因為二月河2004年的一份提案，中國農民才得以全部免收農業稅。
哀民生之多艱。作為人大代表履職十幾年間，二月河關注了作家免稅、降低書價、老齡化社會、推廣普通話、空氣治理、水汙染治理等大大小小的議題。
在他身上，有一種超越作家小世界的、特別「大」的東西。採訪中他吐露，原本不想搞文學創作，而是想做個「大公僕」。依我看，他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心態，「文」最終是要用來載「道」的。或許因為如此，他創造了一批「改革皇帝」的群像。他筆下的康熙、雍正、乾隆，並不是歷史上真實的帝王，只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一份家國情懷。
「我原本偏愛雍正，劉和平把偏愛變成了溺愛」
和金庸身後獲得無數讚譽相比，二月河逝世帶來的爭議更大。有人說他的「帝王三部曲」沒有對君主專制社會提供足夠的批判，也有人說他精心刻畫執政者和知識者之間的「蜜月」，是1990年代誕生的最重要的國家主義作家。
其實，這種種批評未必公平。
2005年在深圳的那次採訪中，二月河談到《雍正王朝》這部電視劇時，只給了59.5分，原因是，「我本來對雍正皇帝就有偏愛這種成分，而劉和平（《雍正王朝》編劇）比我走得還遠，他把偏愛變成了溺愛。有了這樣一個溺愛，就不公道了。」
應該說，雍正是二月河寄託理想最深的政治人物了。他曾幾番表白雍正，因為這位皇帝的勤政幾乎冠絕歷史。但在那次接受我們的採訪時，他明確談到：「雍正的專制獨裁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突出。此外，這個人比較寡趣，不生動，也比較刻薄。還有曹雪芹的抄家以及文字獄的事，電視劇裡都沒有表現。就是因為劉和平的溺愛，總把雍正往好裡去說。」
什麼是真實的歷史，二月河真的不知道嗎？並不是。印象很深，他當時說，在歷史的真實性和藝術的真實性發生衝突的時候，他選擇前者讓位於後者；在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選擇的時候，他以普通讀者作為他的上帝。
很多人都忘了，二月河是小說家，不是歷史學家。他無須對真實的歷史負責任。之所以要在小說裡放大那些帝王身上的勵精圖治、銳意進取，或許只因這些在他心中，是一個比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更宏大的價值。他必須要把這種價值，傳遞給他的讀者。
那一年他才62歲，談到人生竟有日薄西山之感
2007年，最小的「80後」年滿18歲，當傳媒把目光轉向這個日漸崛起的新生代作家群，我們報社也策劃了一組專題，想找不同代際的作家來談談。二月河是「40後」，那會兒又影響巨大，他對這些文壇新人怎麼看？帶著好奇，我撥通了他南陽家中的電話。
時隔僅兩年，他的狀態卻已大不如前。對年輕人，他寄予很大期望。對網絡世界，他懷著敬畏心，預言說「網絡的力量將來比電視還要大」。讓我有些意外的是，那一年他才62歲，談到人生竟用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這樣的詞。他說「人生好比是拋物線，當拋物線下落，已不能再做任何向上的努力，任何努力都是徒勞」，聽來很是心酸。
今天看來，他離開這個世界還是太早了，才73歲。而一切似乎早有預兆。二月河是從底層一點一點熬出來的，寫作有多苦，今天的人無法想像。記得他說，自己那三部帝王系列，500多萬字，「是在十幾年之中，晝夜不停寫出來的，絕對是一種超量的透支」。每天三睡三起，頭髮大片大片地掉，不斷遭遇退稿，燒掉再重寫，就像是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憊不堪，看不到盡頭。自從1999年身體惡化，他幾乎寫不了什麼大部頭，「就好比彈簧，已經拉過勁了，就不可能再恢復原樣。」
晚年的二月河，長期被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所困。糖尿病帶來的眼疾，讓他看東西不太清楚。2005年在深圳，他還雄心壯志地說，想寫《乾隆之死》，想寫《太平天國》，可僅僅過了兩年，這份「不死心」已經成了「力不從心」。
品書像個美食家，最愛「原味原汁」
回想那一次採訪，最輕快的時刻，可能還是談到讀書的時候。
二月河相信，人和書講究緣分。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他至少讀了五遍，還是找不到心靈震撼的切入點，「不是這本書不好，也不表示我不會讀書，只是我和這本書的緣分還沒到。」
講起自己的讀書歷程，他饒有興趣地回憶，曾經歷過一段填鴨式讀書。「那是『文革』期間吧，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那個時候我的感覺，仿佛見到所有的文字都是親切的。我在廢舊破爛裡覓，在朋友家裡搜，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撿，地下掉的一張紙片、一本舊檯曆，上頭只要有我沒見到的文字，都會使我心目一開。從《匹克威克外傳》到《奇門遁甲》，包括道士們畫的驅鬼驅狐的符咒——沒有老師也無人指導，全都是豬八戒吃人參果那般囫圇吞下去。」
他讀起書來絕對是個「雜家」，卻也有許多書不對脾胃。比如喜愛《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就一般；金庸的書幾乎全愛，但《鹿鼎記》至今還在書架上是個擺設。王朔說了金庸很多不恭之詞，但他喜愛金庸，也愛王朔。鄭淵潔的童話起初也使他著迷，卻覺得後期作品硬湊著「說」童話，不那麼「娓娓」了，於是就淡了。
二月河品書像個美食家。他喜歡「原味原汁」，像《第三帝國興亡》，雖然不是小說，但刺激、原味，仍然可以使他通宵達旦讀下去。太浪漫的書如《斯巴達克斯》《三個火槍手》，味道很重，他卻讀不出興味來，就像他喜愛萊蒙託夫的詩，對普希金就很恬淡。凡此種種，都被他歸納為一句話：「這不是書的問題，只是人和書的緣分的事。」
「太陽該落山了就讓它落山，二月河要順應這個自然」
其實很羨慕二月河的一生。他很通透，絕不糾結，活出了自己。
早年有過做「大公僕」的野心，後來發現要做「大公僕」，就必須失去許多自己內在的東西。所以他在採訪中坦白，「正因為入過世，所以我才要出世。」10多年前，河南省委組織部找他談話，想讓他當省文聯主席，二月河堅決回絕了。還聽說，有時候上邊來領導想見他，他就這麼回答：「你只能在我家坐15分鐘。」
看起來那麼不識時務，但他對朋友又極好，極仁義。
在這個商品社會，很多作家選擇出版社，難免逐利而行，二月河卻是罕見的專一。他一生只有兩個責任編輯，黃河文藝出版社的顧仕鵬是他的啟蒙編輯，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周百義是他忘年之交。他所有的書，都交給這兩家出版社了。「人之交有『白頭如新』，有『傾蓋如故』，知與不知而已。」他淡淡地說。
要什麼，不要什麼，他其實洞若觀火。這是有大智慧的人。
不知為什麼，「情義」二字，在這樣的老作家身上讀到，總是悽涼和溫暖相伴。陳道明演的《康熙王朝》，是我家最愛的保留劇目之一，看了一遍又一遍，現在想想，也許是眷戀那種古典的人際關係、古典的天地大義。
11年前，二月河在電話那一頭，對我說：「人、文壇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樣，有如日中天的時候，也有夕陽西下的時候。」他從沒打算像他筆下的康熙大帝一樣，向天再借五百年，「太陽該落山了就讓它落山，二月河要順應這個自然。」
似乎為了這一刻，他已經等了很久。
（原標題：二月河的「文」以載「道」）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