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意義上的翻譯理論研究，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學界，都是近40年以來的事。西方科學意義上的翻譯理論研究始於美國學者奈達1964年發表的《翻譯科學探索》。在該書中，奈達借用語言學和信息理論等研究方法，嘗試對翻譯過程中涉及的一系列翻譯問題進行科學探索。奈達也因首次對翻譯現象進行系統的科學研究而被視為現代翻譯學研究的創始人。但西方學界更為普遍認可的現代意義上的翻譯學研究，則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比利時和以色列召開的系列國際翻譯研討會。會議主題及其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都主張採用描寫性研究方法對翻譯產品及影響翻譯產品產生、出版和接受過程的各種社會因素進行研究，摒棄了傳統的規範性研究範式。而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則始於80年代末召開的首屆全國翻譯理論研討會，該會議匯集了當時學界知名的翻譯研究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翻譯理論研究的各個方面進行了總結和深入探討。雖然起步晚於西方，但是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翻譯學科建設和翻譯理論研究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注重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國際知名翻譯學者甘比爾指出，考察翻譯學科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看翻譯教育在高校體制中的認可程度，二看學界對翻譯研究的價值認知。自2004年以來，翻譯學科開始招收博士生，成為與英語語言文學並列的二級學科，不再隸屬於外國應用語言學，確立了其獨立的學科地位。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已開始在外國語言文學這個一級學科下招收翻譯方向的博士生。2017年，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行了翻譯方向博士點招生20周年紀念活動。據統計，自2001年以來，畢業於南開大學翻譯方向（畢業論文以翻譯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近70人。這些畢業生目前活躍於各個高校，從事翻譯研究和教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世界各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國家和社會對各層次的翻譯人才有極大需求，這促使了高校翻譯教育的快速發展。自2007年起，教育部先後批准在部分高校設置翻譯碩士專業和翻譯本科專業。迄今為止，全國已有200多所高校招收翻譯本科生和翻譯碩士研究生。我國高校的翻譯教學也由此發生了很大變化：翻譯本科專業從無到有；翻譯研究生教育從原來的定位（下屬於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的三級學科）、屬性不清（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發展到現在的實踐型職業翻譯教育（MTI）和學術型翻譯教育（MA）兩個學位齊頭並進，高校翻譯教育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高校都建立了本、碩、博三個層次的翻譯教育體系。從開設翻譯專業的高校數量及國家對翻譯專業認可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翻譯學科建設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領先的。
兼顧應用研究與理論創新
伴隨著翻譯學科建設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翻譯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最為突出的是應用翻譯研究成果豐碩。得益於中國翻譯教育的發展、翻譯實踐的豐富性及中國翻譯研究傳統上重實用性和應用性，應用翻譯研究範圍得以持續拓展，從早期單一的翻譯技巧探索、翻譯批評研究擴展到本地化、術語管理、機輔翻譯、語言服務、翻譯技術、翻譯行業等領域。全球化市場與新技術工具的應用不僅改革了翻譯的工作方式，也改變了應用翻譯研究的內容。翻譯教學研究（包括教學法、課程設置、教材編寫、翻譯測試、教師培訓等）成為應用翻譯研究的重點。粗略瀏覽《中國翻譯》，可發現應用翻譯研究佔半壁江山，其中，翻譯教學研究又佔60%以上。
就純理論研究而言，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發展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早期對西方譯論的譯介和引進階段及中國翻譯理論的獨立研究階段。在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以譯介和應用國外的翻譯理論為主，特別是對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的譯介及其應用。由於西方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主要關注原文和譯文之間的對等及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與傳統上一直重實踐的中國譯論有相通之處，因此，其理論概念如等值和等效等更容易為中國學者所接受。然而，隨著我國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入，西方語言學派翻譯理論開始遭到質疑。此外，由於新的西方譯論及新的研究範式未能及時譯介、引進到國內，我國翻譯界在90年代末曾一度出現「翻譯理論研究的沉寂期」。與中國譯界迥然不同的是，自80年代以來，國際翻譯研究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範式突破。學者們不再關注原文和譯文之間的對等問題，而是將翻譯視為發生在一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的文化產品，認識到翻譯受譯入語文化的社會規範、意識形態、詩學、委託人和讀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進入了描寫研究範式階段，早期的對等範式遭到了批判和摒棄。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翻譯學者開始接受文化轉向，語言學派翻譯理論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翻譯研究的路徑出現多元化趨勢，翻譯理論的研究在整體上與國際學界保持了同步，湧現出許多翻譯研究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翻譯學作為一門跨學科的人文學科，研究對象和內容更加開放和包容，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除了傳統的語文學派研究路徑和語言學派研究路徑，還出現了語料庫翻譯學、社會翻譯學、認知翻譯學等。中國翻譯學者開始提出基於中國本土翻譯實踐的原創性翻譯理論，如譯介學、生態翻譯學和變譯理論等。
多措並舉促進翻譯理論新發展
儘管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從學界對翻譯研究的價值認知來判斷，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還面臨諸多問題。
首先，翻譯學專業期刊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中國僅有《中國翻譯》一家期刊入選CSSCI學術期刊。翻譯研究的論文主要分布在各種外語類期刊上，而外語類期刊發表翻譯學論文不僅數量少而且不穩定。據統計，2001—2016年間，有7000餘篇翻譯學論文發表在17種外語類核心期刊和3種翻譯學專業期刊上。其中，《中國翻譯》發表論文1300餘篇，僅佔19%。
其次，高校從事翻譯教學的教師多，而從事翻譯研究的教師少。2001—2016年，上述17種外語類期刊發表翻譯學論文年均450篇，而設有翻譯專業碩士學位的高校有200多所，每所高校發表的論文年均不到2篇。而且，目前很多從事翻譯教學的教師所受學科訓練並非翻譯學專業，對自己的學科歸屬並不清楚：有的認為自己是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有的認為是翻譯方向，有的則認為是外國語言學方向。另外，在博士論文的學科歸屬方面，很多翻譯學博士論文封面寫的二級學科仍然是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等。
再次，傳統的翻譯理論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仍然是強勢研究領域，純理論研究少。長期以來，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主義傾向，譯介和應用西方翻譯理論較多，基於中國翻譯實踐的翻譯理論創新較少。
基於以上情況，筆者對當代中國翻譯理論研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創辦、建設更多綜合性和專門性翻譯學術期刊。翻譯學科的建設，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專業學術期刊這樣的學術交流平臺。
第二，重新界定翻譯，拓寬翻譯研究的範圍，推動我國翻譯理論研究向縱深發展。近20年來，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翻譯實踐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進而引發了翻譯研究的對象和研究方法的變化。在西方，社區口譯研究和視聽翻譯研究兩個領域異軍突起。我國學者也需與時俱進，進一步發掘和研究中國歷史上豐富的翻譯現象及當下多樣的翻譯實踐形式，在此基礎上，推出基於本土實踐經驗的創新型翻譯理論。
第三，增強翻譯研究的學科意識。法國知名翻譯學者吉爾指出：「學術界有些學者本身並不從事口筆譯實踐，但他們對翻譯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也存在同樣的情形。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翻譯類立項的學科歸屬情況較為準確地反映了翻譯研究者的學科背景。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翻譯類項目中，歸在語言學項下的佔總數的50%以上，其餘的則在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歷史、哲學及體育學等學科之下。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翻譯類共有63項（一般項目58項、西部項目5項）。其中有42項歸在語言學項下，佔翻譯類項目總數的67%；其餘21項則歸在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等學科之下，佔33%。以上數據一方面表明中國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並不僅僅限於語言學學科，體現了翻譯學研究的跨學科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存在的問題，即翻譯研究是否存在一個共同的研究範疇？翻譯學研究的跨學科性與譯學本體研究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都應是當今中國翻譯理論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中國翻譯學者不僅有責任為國家和社會培養更多更優秀的高級翻譯人才，還有責任推進和完善中國翻譯學科建設，探索和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