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陳楚珩：其實精神病患者一直在各種電影中被汙名化處理，比如精神分裂症，很多電影利用它做一個很強的戲劇衝突，經常和犯罪、殺人聯繫在一起，可現實生活中他們並不一定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憂鬱症也是，電影人喜歡利用它做戲劇，但他們不是真正關心這個群體，為什麼我們選擇躁鬱症，是因為香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躁鬱症患者，他們有時候會感覺渾身充滿了能量，精神奕奕，感覺自己是世界之王，但突然間就會掉進一個情緒的黑洞。
這很香港，因為在這個社會，生活節奏很快，也很強調成功，躁鬱症患者的數量很龐大，而且逐年遞增，但我們對這個病的了解是很少的，甚至很多躁鬱症患者被誤診為憂鬱症，我們需要一個故事去呈現他們的生存狀態，不僅僅是向普通觀眾科普，也是在提醒各位，如果有這個症狀，自己要多加留意，至少明白在折磨著自己的這個情緒狀態是躁鬱，因此才能尋求適當的幫助。
深焦：在觀影過程當中，其實我覺得阿東在母親的意外發生之前就已經患上躁鬱症，在你們心中，阿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躁鬱的呢？有什麼具體的原因嗎？編劇陳楚珩：其實影片中，無論是現實還是回憶，阿東出現的部分，他都是躁鬱的。
導演黃進：我們做了很多背景調查，躁鬱症的原因之一是遺傳。阿東的母親就有情緒和精神上的問題，躁鬱症可能根植在阿東的基因中，當事件發生，觸發了這個部分，病情就會爆發開來。但是這沒有具體的原因，現代醫學無法解釋。編劇陳楚珩：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攜帶著某些疾病的隱患，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都是如此，環境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決定了隱患是否會爆發成疾病。導演：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對某些因素比較敏感。深焦：雖然影片中現實的部分很慘澹，但關於阿東母親的部分，無論是歸因為意外，還是沒有直接呈現事發現場，都有一種溫柔慈悲在其中，這種隱晦的呈現方式，是你們的選擇，還是站在阿東的視角，不想要回憶這個部分？導演黃進：我想，你說的也對，我們也不想呈現事發現場的那一幕，但對我們而言，這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編劇陳楚珩：其實事件本身有多麼戲劇化、多麼血腥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事件發生了，留下活著的人帶著罪咎，帶著痛楚，他們如果活下去，這才是最重要的。編劇陳楚珩：其實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有自己的判斷，有人認為是意外，有人認為是謀殺，可我們的看法就是……
導演黃進：對。不同人對這場戲的解讀也不一樣，這很有意思。
編劇陳楚珩：因為每個人對信息的收取方式都不一樣，所以得出的「真相」每個人都不一樣。導演黃進：有啊。
編劇陳楚珩：有的，因為這劇本從2013年開始寫，到現在已經3年了，我們一直對著這個故事。心情一直很沉重，創作也很辛苦。3年間社會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整體氛圍一直很絕望。深焦：現在關於香港電影，從政治角度切入的解讀非常流行，對於這部電影，你們有這方面的擔心嗎？導演黃進：沒有，政治上的解讀也只是解讀的一種，觀眾有這樣去思考的權利。
編劇陳楚珩：而我們關心的是人在這個社會裡的狀態。
導演黃進：政治也是人構成的，如果觀眾能從中看到某種態度，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說明他真的認真去思考了。我們歡迎各種類型的解讀，因為我們不追求單一的理解，我們不想控制觀眾的思維，把電影變成說教，我希望觀眾去感受，我們提供的僅僅是一個故事，你可以自由想像，產生新的靈感。這也是電影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