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誠忘年交 異國戰友情
—— 父親為白求恩大夫當助手
作者：林 立 林 鞏
這是一幅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珍貴歷史照片。正是這幅照片，充分展現了諾爾曼.白求恩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勇往直前的高大形象；也正是這幅照片所透射出的白求恩大夫的偉大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深深定格在全中國人民的心中。
1939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一年，照片就是在這一年拍攝的。10月27日黃昏時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省淶源縣孫家莊村外小廟臨時設立的手術室裡，為在摩天嶺戰鬥中腹部受重傷的一位八路軍戰士做手術時，由延安電影團著名攝影師吳印鹹同志真實記錄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本文敘述的是白求恩大夫與他的中國助手的故事。照片中那位面向白求恩協助作手術，且形象清晰的八路軍醫務人員，就是國產電影故事片《白求恩大夫》中凌醫生的生活原型，也是1955年出版的加拿大作家泰德·阿蘭寫的長篇小說巜手術刀就是武器》中凌大夫的原型，正是我們的父親——時任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院長的林金亮同志。作為與白求恩共事時間最長的八路軍醫務工作者，從白求恩到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的那天起，到他不幸身染重病以身殉職，父親與白求恩朝夕相處共同生活和工作近一年半時間。在那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裡，父親與白求恩大夫相與相知，艱難與共，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共同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在後方醫院和野戰臨時救護所裡，他們曾不分晝夜地共同工作在手術臺旁；為配合我作戰部隊做好戰場救護工作，他們也曾不避艱險，一同突破敵人的封鎖線，深入冀中敵後，在槍林彈雨中救治傷員；為使傷員儘快痊癒，他們不辭辛勞，挨門逐戶為分散在老鄉家的傷員們巡回醫療。為適應敵後遊擊戰爭的需要，他們曾冒著嚴寒酷暑，轉戰於長城內外那崇山峻岭之中.。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不僅使父親親眼目睹和親身感受到白求恩偉大高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所閃現的不朽光輝，也使他有幸成為白求恩器重、信賴的得力助手。雖然他們的年齡懸殊，國籍不同，人生的經歷迥然相異，其醫務技術水平也有著相當的差距，但共同的信仰和奮鬥目標，卻使他們在中國抗戰初期那段不同尋常的崢嶸歲月裡，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這其中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紅軍衛校的畢業生
1911年9月，父親出生在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發坑村一戶貧農家庭。幼年時期曾讀過幾年私塾。因為家境不好，後來輟學為地主放牛，同時還隨同粗通中醫醫術的父親學習到一些中醫藥知識。再後來，他還在廣東梅縣一帶做過兩年的泥瓦匠學徒，對當時廣東的大革命風暴曾有著深刻的印象。
1929年7月，工農紅軍進入閩西，並於當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開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就在此時期，曾積極參加上杭少共模範隊、赤色工會、共產貧農團等組織革命活動的父親，正式加入了中國工農紅軍。從此，昔日的放牛娃、泥瓦匠學徒在黨的指引下，開始了他漫長的革命生涯。1932年底，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率領部隊在上杭一帶阻擊廣東軍閥進犯閩西根據地，掩護主力紅軍攻打漳州城。在戰鬥中，擔任紅十二軍104團主攻連連長的父親衝鋒陷陣，勇敢無畏，不幸中彈身負重傷，被送往紅軍後方醫院治療。當時紅軍部隊缺醫少藥，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人員十分缺乏。父親在醫院養傷期間，組織上了解到他粗通中醫藥知識的情況，便待其傷愈後分配到福建軍區製藥廠擔任文書和管理員工作。因工作努力，又識文斷字，及至1934年初，經閩西人民早期革命鬥爭領導人、時任閩西紅軍總醫院院長兼福建省軍區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的羅化成同志推薦，保送他到江西瑞金紅軍衛生學校第八期學習。創建於1931 年11月的紅軍衛生學校，把毛澤東同志關於「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生」作為辦校方針，採取一年制短期速成的學制，以部隊戰傷和多發病的防治為重點進行教學。其中五個月的基礎課有解剖、生理、病理、細菌、藥物、診斷學等六門課程；臨床課也是五個月，分內、外、五官、婦產科等。中央紅色醫院是該校的附屬醫院。因此，學生畢業前還要在醫院實習兩個月時間。雖說條件十分艱苦，但在教學建設上在當時還是比較系統規範的，不僅建立了教學制度，同時還保證了教學質量。在紅軍衛校這個人民軍醫的搖籃裡，父親努力克服文化基礎薄弱、條件艱苦等重重困難，刻苦地學習了各門課程，系統地掌握了基礎醫學、戰場救護和野戰外科治療的醫務技能。由於勤奮好學且悟性強，經過僅一年的學習，他就很快掌握了一定的醫學基礎理論，並逐漸積累了一定的臨床經驗。同時在入校不久就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裡長徵。紅軍衛校的學員也隨即被分配到各部隊。父親被分到擔任中央紅軍後衛任務的紅五軍團衛生部工作並被任命為醫助。長徵途中，他積極響應總衛生部提出的「一切為了傷病員」的號召，克服藥品奇缺的困難，運用在紅軍衛校學到的知識，千方百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就地取材，採用中草藥、土方土法等各種手段，為傷病員醫傷治病；並以頑強的革命毅力和對戰友深厚的感情，挽救了許多紅軍戰友的生命，多次受到軍團首長的表彰。在長徵中，他先後經歷土城、遵義、四渡赤水等著名戰役。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紅五軍團歸屬為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領導的左路軍。由於受到張國燾另立中央錯誤路線的幹擾，當時被編入紅四方面軍直屬醫院任軍醫的父親，也和大多數四方面軍將士一樣，曾三過草地、兩翻雪山，歷盡艱難險阻，直至到達四川甘孜地區與紅二方面軍會師。為了提高紅軍醫務人員的醫務水平，紅軍衛生學校於1935年6月在草地開課，他參加了半年時間的進修學習。長徵到達陝北後，又於1936年1月，再次參加紅軍陝北衛生學校進修班的學習。紅軍衛生學校學習的經歷與這兩次的進修培訓，為父親從事我軍醫療衛生工作的生涯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紅軍陝北衛生學校進修班畢業後，父親先是在紅軍第一後方醫院任主治軍醫。不久，又在駐陝西三原雲陽鎮的紅軍總司令部醫務所擔任所長。當時的醫務所僅12名醫務人員，卻擔負著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部隊30多個單位，四、五千人的醫護工作和直接為軍委首長衛生保健服務的重任。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隨同紅軍改編後的八路軍總部醫院到達晉察冀敵後抗戰的最前線。北美名醫白求恩大夫
諾爾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鎮。其祖先於18世紀由蘇格蘭移居加拿大。父親馬爾科姆·尼科爾森·白求恩是長老會的牧師，母親伊莉莎白·安·古德溫曾在夏威夷當過傳教士。白求恩的祖父亨利·諾爾曼·白求恩愛好美術和文學，是當時有名的外科醫生和安大略省多倫多市三一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也是當地人們愛戴的人。其祖父的職業、愛好及為人處事的方式對白求恩的幼年時期和兒童時代的成長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1909年他19歲時，進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醫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應徵參加了加拿大遠徵軍，到法國戰場擔任戰地救護隊擔架員。戰鬥中，德軍的一顆炮彈炸傷了他的左腿，險些喪生於比利時北部的伊普雷。於是，他離開了前線，回到加拿大多倫多醫學院繼續完成他的學業。畢業後他獲得了學士學位。之後，他還曾在英國海軍中服役，是英艦「飛馬號」上的上尉軍醫。戰爭結束後，白求恩來到美國底特律城開設了私人診所。1927年間，他不幸身患當時被認為是不治之症的肺結核病。在病魔面前，他沒有被嚇倒，而是大膽採用了常人不敢使用的「氣胸療法」治好了自己的疾病。由於他的勤奮和肯於實踐，先後發明了30多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術器械，其中有白求恩人工氣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白求恩肋骨剝離器等等。他的醫術和他的這些發明，使他成為當時歐洲和北美洲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四大名醫之一。
1935年8月，身為英國皇家衛生協會顧問、聖心醫院外科主任的白求恩參加了在蘇聯列寧格勒召開的、由著名生物學家巴甫洛夫主持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蘇聯之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廣泛接觸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回到加拿大不久，他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在世界觀上逐步實現了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並為之而奮鬥的轉變。
1936年10月，西班牙法西斯頭子佛朗哥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世界正義的人民紛紛組織反法西斯的國際縱隊，奔赴西班牙。白求恩毅然接受了「加拿大人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員會」的派遣，率醫療隊赴馬德裡前線救護傷員。在西班牙戰場上，他組織了世界上第一個流動輸血隊，並開創了在野戰條件下為傷員輸血的先河，從而挽救了數以千計的戰士的生命。1937年5月，他啟程回到北美洲，為西班牙正義的反法西斯鬥爭募捐。
心系抗日最前線
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後，紐約等地相繼成立了「國際援華委員會」，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給予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援助。白求恩在紐約等地巡迴演講和為西班牙抗戰募捐時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的一些情況，他經過認真地思考後認為，西班牙和中國都是同一戰爭的一部分，而中國是最需要他的地方，也是最能發揮他作用的地方。因此，他積極與「國際援華委員會」聯繫，並決定率援華醫療隊到中國去。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與美國醫生帕森斯和加拿大護士瓊·尤恩三人組成的加美醫療隊，乘「亞洲女皇號」遊輪離開溫哥華，經20天航行後抵達香港。以後的兩個月裡，他分別在武漢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同志，並與他們進行過長談。後來，又幾經周折和磨難，才到達中國革命的聖地——延安。1938年4月，白求恩大夫輾轉到達延安後的第二天晚上，毛澤東與他會見並進行了徹夜的談話。當他了解到華北敵後抗日前線戰鬥頻繁、傷員很多的情況後，就再三要求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後來經毛主席親自批准，同意了他去前線的請求。當時，隨同白求恩來華的加美援華醫療隊的美國醫生帕森斯由於不能忍受前方的艱苦環境而繼續滯留在武漢。加拿大女護士瓊·尤恩又因在延安時被白求恩遣往西安。於是，白求恩與另一位美國醫生理察·布朗等一行東渡黃河，於6月中旬風塵僕僕地來到華北敵後抗戰的心臟、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五臺縣金剛庫。聶榮臻司令員熱情地接待了他，與他進行了長談並當即聘請他為軍區衛生顧問。可是第二天，他卻又不顧旅途疲勞，急切地要求去距司令部駐地60裡的松巖口後方醫院開展工作，並把大家勸他休整幾天的話用一句詼諧的話駁回：「你們要拿我當一挺頂呱呱的機關槍使用。」1938年6月，白求恩同志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中）在一起。
初識於松巖口村
父親與白求恩的相識，起始於山西省五臺山麓的松巖口村。這是中國北方一個風光秀麗的村落，也是抗日戰爭初期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的所在地。白求恩來到晉察冀後的頭幾個月都是在這裡度過的。
軍區後方醫院建立於平型關大戰結束後不久。1937年10月，八路軍一一五師170餘名傷員在23名醫護人員的護送下，轉移至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在此設立了晉察冀第一個醫務所。11月7日，晉察冀軍區正式成立後，醫務所隨之擴大為軍區後方醫院。由於缺乏醫務幹部，隨八路軍後方醫院來接收傷員的父親被留在這裡工作。先是擔任醫務科長兼院部主治軍醫，後於1938年6月任院長負責醫院的全部工作。醫院當時下轄四個休養所，分別設在松巖口村、河西村和河北村。每所當時只有一名醫生和一至三名護士，而全院傷員卻已逐漸達到500餘人。由於缺醫少藥，傷員不斷增加和艱苦惡劣的鬥爭環境，醫院正面臨著重重困難。聽說北美洲四大名醫之一，世界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即將來到晉察冀工作的消息，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傷員們都高興萬分。他們懷著十分欽敬和興奮的心情，早就做好了熱烈歡迎白求恩來後方醫院工作的各項準備，期待著能儘早一睹這位醫術高超的異國共產黨員的風採。醫院院部當時設在松巖口村中的一個大廟裡。歡迎的人群在村頭看到的白求恩大夫風度翩翩。在周圍危巖聳立的山谷間的崎嶇小路上，他騎著一匹棗紅馬，身穿敞開胸襟的米黃色夾克杉，腳蹬一雙及膝高的皮靴。在他那被華北初夏的陽光映照得泛紅的臉龐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頜下灰白稀疏的鬍鬚迎風飄動著。他身後則是一溜的馱馬，馬背上的醫藥器材箱均披掛著樹葉做的偽裝。白求恩的到來立時為偏僻的小山村帶來一片歡快的氣氛，村民們奔走相告，紛紛湧向村頭，用當時最能夠表達自己真摯感情的方式，在村口小路上列隊夾道歡迎白求恩。看到這場景，白求恩既十分開心，又深深地感受到根據地軍民給予他的淳樸厚重的關切之情。白求恩在醫院院部剛落腳，還未及休息，就提議到病房看望傷員。醫務科長父親等未能說服他，只好帶領他沿著鄉村小道，走進老鄉家的住房，逐一細緻地為傷員檢診。看到傷員的處置情況合乎要求的，他就點頭稱許；發現處置的不合理的，他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來。父親當時的感覺是，這外國老頭還真有些不客氣呢。一上午就這樣緊緊張張，忙忙碌碌地過去了，而白求恩卻毫無倦意。下午，繼續檢查傷員。一直到天將黃昏時，白求恩問父親：「你們能夠做些什麼手術啊？」父親坦誠地回答說：「因為條件困難，現在只能進行四肢傷的擴創手術，必要時也可行截肢手術。」白求恩沉思了一下說：「請帶我看一看手術室好嗎？」父親當即答應，並立刻帶白求恩來到村裡簡陋的小學校，醫院手術室就設在其中一個教室裡。在敵後遊擊戰爭惡劣的環境中，醫院各方麵條件可想而知。手術室內部陳設雖然十分簡單，但卻十分整潔。頂棚用白布遮擋，牆壁用石灰水粉刷一新。在木頭架上搭塊門板作為手術臺。手術器械也很簡單，那還是八路軍總部醫院前不久留下的兩箱子物品，其中包括：幾把剪子、止血鉗以及手術刀，還有一套骨錘、骨鑿和一個麻醉罩等簡易的器械。為傷員截肢的骨鋸則是用木工鋸子改制而成的。由於受到日軍嚴密封鎖，各種藥品極其匱乏，傷員常用的西藥基本沒有。但是，在藥房的幾個櫥、箱裡，卻整齊地擺放著父親及其戰友們自己採集和炮製的膏、丸、丹、散之類的中草藥以及自製的脫脂棉、紗布、繃帶、羊腸線等物品。白求恩對他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他在翻譯的幫助下，用詫異的表情和父親交談著，同時驚奇地一件件拿起那些器械和藥物反覆端詳和思考著。對於經過西方國家正規醫學訓練、習慣於在無影燈下做手術的這位著名外科大夫來說，醫院簡陋的條件實在出乎於他的意料之外。按照西方的標準看來，晉察冀軍區當時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醫院設備。能夠用來照顧傷員的只有他所帶來的藥品、器械、他本人的技術，和包括父親在內的經過紅軍時期訓練出來的5名醫生，以及大批服務熱心但未經過任何正規訓練的醫護人員。在白求恩看來，作為處於遊擊戰爭艱苦條件下的軍區後方醫院，醫藥條件雖不能要求是一流的，但也應該是比較正規的。可是，眼前現實的情況卻和他的想像相去甚遠。他所看到的一切，無一不清楚地顯示出一種不等不靠的自力更生精神。這種精神確實使他由衷地佩服在如此惡劣條件下頑強地堅持鬥爭，並且創造著奇蹟的人們。然而另一方面，醫院客觀存在的問題和今後醫療工作上將要承受的巨大的壓力又使他焦灼不安。當他得知父親是紅軍衛生學校畢業的學員，也是參加過紅軍長徵的老戰士時，他大為感奮。因為，早在加拿大時就曾從斯諾和史沫特萊的文章中了解到紅軍堅苦卓絕的長徵中的一些情況，知道長徵途中紅軍艱苦鬥爭的情景，要較之眼前的狀況更為壯烈。他十分激動地握著父親的手說：「經歷過長徵的醫務幹部都是好樣的。你們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做出這麼多的工作，確實了不起！」隨後他又十分感慨地對在場的同志們說：「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徵鍛鍊的革命戰士。有了這樣的革命精華，我們就有了一切。」從到後方醫院第一天起，白求恩大夫就以「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白求恩來醫院時，曾帶來許多包括x光機、顯微鏡在內的醫療儀器、器械及其藥品等，極大地改善了醫院的醫療條件。更重要的是，白求恩高超的醫療技術，在這裡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和條件。在父親及其他同志們的配合下，第一個星期裡，白求恩連續為500餘名傷病員作了檢查；第二個星期就開始安排做各種手術。時光在緊張的工作中飛逝，轉眼就過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而他們卻已為100多名傷病員作了手術，不但大大地減少了傷員的殘疾率，也使他們中的不少人得以在短期內恢復健康，重返前線。在白求恩初到後方醫院的日子裡，也使父親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拼命工作的精神。在白求恩的影響和帶動下，父親也與白求恩一樣，工作時間完全依據傷員的需要，而完全沒有自己的生活規律。只要傷員需要，他們都會不顧一切地來到傷員面前，耐心細緻地解決傷員的問題，廢寢忘食已成為他們素日生活、工作中習以為常的事。
作為年輕人，父親也感到了辛苦，但眼前這位年近半百的國際友人精湛的醫術和無私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忘卻了勞累，總像是有著使不完的勁兒。由於有在紅軍衛生學校學習的經歷，再加上善於學習，肯於鑽研，在每次手術中，父親都十分注意了解白求恩有那些具體要求，而且還注意細心觀摩領悟白求恩在手術中的各種方法。久而久之，白求恩一個眼神，一種手勢，父親都能準確地心領神會，在一些複雜的手術中，也能夠做到一點即明，協調默契。有了這樣一個得力助手，對於不懂中國話、有時脾性又很倔強的白求恩來說，確實感到十分得心應手，非常滿意。在這段時間的工作中，白求恩不僅逐漸熟悉了後方醫院各方面的情況，也增進了他對父親的了解。一天，白求恩看到父親聚精會神地閱讀一本石板刻印的《內科學》。醫學書籍當時在後方醫院十分少見。當白求恩了解到這是由中央蘇區紅軍衛生學校編印、並伴隨父親經過雪山、草地的徵戰而仍然保存完好的教科書時，他十分感慨。據此，他開始認定父親是可以有所成就的紅軍醫務幹部。白求恩堅決反對那種「鄙薄技術以為不足道」的思想觀念和浮躁的工作作風。而眼前這位小於他21歲，年僅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在工作中表現出的好學上進和不遺餘力，使他對富有朝氣、有一定技術基礎和臨床實踐經驗的八路軍醫務幹部產生了良好印象。當他知道到父親與許多八路軍指戰員一樣，是由中國南方一個沿海省份加入到紅軍行列的老戰士，並且還早自己一年加入共產黨的組織時，也使得他對這位「資歷較深的紅軍軍醫」刮目相看。因此，父親在以後的工作中能夠得到白求恩的信任、器重和著意培養也是十分自然的了。與此同時，父親也深深地感到，與白求恩一道工作是自己極大的幸事。在一些日常談話中他逐漸了解到，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又是曾先後在加拿大、美國、英國、比利時掛牌行醫，並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著名胸外科專家。他那不遠萬裡遠離故鄉、遠涉重洋，幫助中國抗日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他那充滿傳奇色彩的經歷，使父親對白求恩更是崇敬有加。他十分嘆服白求恩那高超的醫術，敬佩他那高尚的品德，更為他那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所感動。他深深地感到這位國際友人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富於個性，敏於機智和創造性工作的長者。同時也慶幸自己有緣成為白求恩的助手，更加珍惜與白求恩一道工作的時光。他們的初識在彼此間都留有很好的印象，也為他們後來的共事交往、增進友誼打下了基礎。共建我軍第一個「模範醫院」
白求恩初到晉察冀時，軍區後方醫院正處於初創時期。醫院的工作方針是在惡劣的鬥爭環境中，繼承和發揚紅軍時期的醫療傳統，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克服各種困難，努力完成傷病員的收治任務。但是，隨著根據地的日益擴大，後方醫院收治傷病員的任務不斷增加，不但醫務工作人員日感不足，同時技術水平低、器械和藥品匱乏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在醫院管理上，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也不盡完善。白求恩在這裡工作了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很快地熟悉和適應了這裡的一切，他開始考慮如何加強後方醫院各方面建設的問題。
已被聶榮臻司令員聘任為軍區醫藥衛生顧問的白求恩這時考慮更多的問題，一是如何儘快改變後方醫院醫療設備短缺、技術條件落後的狀況。他深深地感到，那些近乎原始的醫療器械是不能適應戰爭的需要的。二是如何儘快培養一批能獨立勝任工作的醫務人員，以解根據地軍隊人數和戰鬥次數日益增多的燃眉之急。三是如何儘快地最大限度地減少殘疾率和死亡率，增加出院率。而當務之急是把後方醫院建設好。1938年7月中旬，白求恩以軍區衛生顧問的身份，向聶司令員和軍區衛生部提出建議：要把後方醫院建成根據地正規化的模範醫院。之後他還詳細地制訂了一個「五星期運動」的計劃，以幫助後方醫院按照標準進行初步整頓。在衛生部召集的會議上，他就後方醫院的改進工作提出三項具體措施：一是把所有醫生、護士和護理員分為五個小隊，每隊配一名醫生、五名護士和九名護理員，把固定的病人分由各小隊負責。二是按傷員的傷勢輕重情況分別安置在松巖口村、河西村和河北村的幾個休養所，其中重傷員安置在松巖口村。三是將松巖口休養所建為「模範醫院」，並選定由他認為資歷較深、有較好技術基礎的父親擔任院長以集中精力領導這個醫院的醫護工作。會後，他又把這三項建議及時向聶榮臻司令員寫了書面報告。聶司令員和軍區衛生部的領導對他的意見作了認真研究後認為，雖然白求恩對當時敵後遊擊戰爭的複雜環境還不甚了解，他急於建設正規醫院的設想還不能很快實現，但是可以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在現有條件下加以改造和完善,使醫院逐步成為全區培訓醫務人員的基地和「全區各界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的學校」。在聶司令員和衛生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由白求恩親自組織籌劃和設計，父親具體實施和落實，在松巖口村內的一座龍王廟裡開始了「模範醫院」的籌建工作。經過近兩個月的努力，松巖口「模範醫院」（即今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前身）初具規模，各項條件大大改善。醫院設立了傷員接待室、院部辦公室、內科室、外科室、奧爾曼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託馬氏夾板室以及病房等。更重要的是白求恩來華時，從美國、加拿大帶來的13騾馱醫療器械和藥品的大部分都配備在這個醫院，其中還有當時只有在國統區和敵佔區才能見到的顯微鏡和手提X光機。駐地環境也進行了徹底清理，全村面貌煥然一新。通往醫院的街道都用白灰粉刷得潔白整齊，並分別命名為「列寧街」、「史達林街」、「李卜克內西街」等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白求恩大夫一到松巖口後方醫院，就發現病員登記工作既不科學，又不系統，不便於掌握全院情況，也難以從工作中發現問題。他便幫助父親改進全院的住院傷病員工作，並設置了登記表冊，統計項目非常細緻，包括姓名、年齡、負傷時間、地點、受傷部位、病例、療況、療效等等。而且他還親自用十分工整的字填寫登記表。他經常查閱登記表冊，認真做好必要的統計匯總工作，以便從中發現問題，查究原因，改進工作。他告誡父親說：「沒有準確的登記，就不可能有準確的統計；沒有準確的統計，就不可能有準確的分析；沒有準確的分析，就不可能有準確的方法，就等於蒙著眼睛走路一樣。」
為了節約使用醫療用的紗布、棉花、繃帶等敷料，白求恩還提出了「消毒十三步法」的建議。即對可以反覆使用的敷料，經過嚴格分類、洗濯到消毒的十三道工序後再次使用。這樣，不但充分利用了敷料，又使這些敷料完全符合醫療的標準要求。後來這種辦法一直推廣到我華北抗日各部隊中。白大夫每天檢查病房時，經診大夫、護士長、護士、護理員都要在場，誰都不能缺席，每到一個病房，他總是先查對傷員人數。如有空位，他馬上追查原因，從不疏忽。如果傷員外出活動，他一定叫護士找回來，一個不漏地進行問、聽、視、診。對在場的醫務人員的要求也十分嚴格。有一次，一個護士隨同他給傷員換藥，雙手託著換藥盤，時間長了，這個護士的一隻手不自覺地放進了口袋，白求恩大夫發現後，很嚴厲地看了他一眼，他便立刻把手拿了出來，託好藥盤。醫院裡的同志都知道，白求恩大夫不允許醫務人員在病房裡把手插在口袋裡，而要求每一個人隨時做好準備的姿勢，即便是觀摩別人診斷和動手術，也不能袖手旁觀。1938年9月15日，「模範醫院」舉行了揭幕典禮，我軍第一個模範醫院。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同志親臨致辭。邊區政府主任宋劭文、副主任胡仁奎、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宣傳部長潘自力、晉察冀日報社社長鄧拓和邊區軍民2000多人參加了會議。在會上，白求恩面對參加典禮的軍區首長、邊區政府負責人及群眾，作了熱情洋溢的長篇講話。會後，白求恩和父親一起陪同參加典禮的來賓們參觀了醫院的「模範病室」，並為他們作了手術、換藥等示範表演。山西五臺松巖口模範醫院開幕典禮後，白求恩與到會的部分同志合影。
9月16日，軍區衛生部在耿鎮河北村召開了第一次衛生工作擴大會議，白求恩和父親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參照「模範醫院」的經驗，採納了白求恩大夫的建議，討論了各衛生機構的編制和醫療工作等十個問題，並形成了會議決議。
「模範醫院」落成之際，正值世界國際和平會議閉幕，因此這個醫院後來又稱為「國際和平醫院」。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當時還十分關注這個醫院的籌建工作，並特地委派德國友好人士王安娜視察了這個醫院的工作。在籌建模範醫院的過程中，白求恩和父親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1939年1月，八路軍《軍政雜誌》創刊號上還專門載文，讚譽後方醫院為「一個模範的傷兵醫院」。但是，窮兇極惡的日寇時刻想著摧毀我晉察冀根據地。1938年9月下旬，日軍三個師團，一個混成旅約三萬人，合圍進攻五臺山區。松巖口醫院被迫轉移到了河北省平山縣常峪村。時隔不久，由白求恩親手創建的松巖口「模範醫院」竟被兇殘的日軍燒毀。在這次反擊日軍對五臺山進行的「秋季大掃蕩」戰鬥中，通過白求恩和醫院同志們的共同努力，醫院在往冀西山區的轉移中沒有丟失一名傷員，受到軍區首長的表彰。醫院轉移冀西以後，白求恩到四分區為傷員巡回醫療；父親則留在醫院堅持恢復醫院的工作，並在重建醫院的工作中認真堅持了松巖口醫院的各項規章制度，白求恩返回醫院時得知這些情況十分高興。圖為白求恩（前一）、林金亮（右一）等隨部隊行軍中
火一樣的工作熱情
在父親眼裡，白求恩雖然已年近半百，但他對待工作卻有著火一樣的熱情。白求恩平時的生活和工作都很有規律，通常是早晨五時起床，洗漱後先學習一個小時的政治，讓翻譯讀報紙上的國內外重要新聞，或自己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然後到病房巡視檢查。吃過早飯後，就到手術室做手術。下午再到病房檢查傷員，指導換藥或護理工作。晚上，除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外，還要給醫生或護士講課。往往要工作到晚上十一時以後才就寢。白求恩在工作中，對人對己都非常嚴格。他剛到後方醫院的時候曾定下一條規矩：凡是從前線轉送來的傷員，不論傷勢輕重，必須首先經過他的檢查和治療。他認為，對傷病員的傷情必須在進行嚴格細緻的檢查後，才能決定治療的辦法，而對於傷勢不清的傷員，決不能輕易作手術。為此，他嚴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定，不論什麼時候來了傷員都是隨叫隨到，並將經他檢查和處理過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一天深夜，從前線轉送來一位傷員，父親恰好值班，他看到傷員傷勢不是很重，又考慮到白求恩忙碌了一整天，也就沒有喚醒他，自己則按照常規為那位傷員作了認真的處理。白求恩早晨查病房時知道了這件事。他嗔怪父親說：「以後不能這樣，就是我睡了也應該通知我。戰士們在前線英勇殺敵負了傷，我應該對他負責任。如果因為我累了而耽誤了對傷員的治療，那就是對革命的不負責任。」白求恩對每一個傷員都關懷備至，不僅在治療上十分精心，而且在生活上也是體貼入微。對重傷員尤其是這樣，常常在夜裡數次起來查看術後情況。他起來後，也常常將父親喚醒一起去巡診。掌握了白求恩夜間巡診的習慣後，為了爭取時間，使工作變被動為主動。林院長還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在自己住室的門上系一個小鈴鐺，鈴鐺上拴上一根細繩，繩子的另一端又系在白求恩住室的門上。當聽到白求恩夜間起來開門牽動鈴鐺響後，即刻起身並直接到重傷員病房等待白求恩。白求恩開始幾天感到有些納悶，知道這個秘密後，對父親的機敏讚不絕口。為了給分散住在老鄉家養傷的傷員巡診，父親經常與白求恩一道，不分晝夜地行走在冀西那坎坷不平的鄉村小路上，挨門逐戶地為傷員們診療。白求恩認真工作的態度，他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時時處處注意按照白求恩的要求和標準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白求恩對他的工作曾經給予了很好的評價。在後方醫院裡，父親是位「資歷較深的大夫」（引自白求恩《給聶榮臻同志的工作報告》），醫院其他醫務人員雖然也具備一些臨床經驗，但大多未受過專門訓練，無法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正如白求恩在一份工作報告中提到的那樣，「晉察冀的20萬軍隊，經常有2500名傷員住在醫院裡，在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間，經歷了千餘次戰鬥，卻只有很少的中國醫科學校畢業的醫生，幾十個未受過醫科學校訓練的醫生和一個外國人來做這一切工作」。據此，白求恩認為：即使自己付出數倍的工作量為傷病員治療，可是畢竟人單力薄。只有儘快地培養造就一大批技術骨幹，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因此，經他提議和父親具體組織，培養訓練醫務骨幹的計劃很快就開始實施了。他們把醫務人員分成兩個班：一班是醫生、醫助，主要學習野戰外科基本技能；另一班是護士、招護員，主要是學習傷病員的護理技術。白天沒有時間，講課都安排在晚上。通常由白求恩親自授課，有時忙不過來，就讓父親代課。經過三個月的時間，許多醫務人員從原先只會做簡單的外科手術，達到了能夠配合做一些比較複雜的胸、腹部手術。作為院長的父親，看到醫院醫療護理技術和工作作風有了明顯的提高，心裡有說不出的欣喜和高興。良師與益友
就白求恩的醫療技術水平而言，無疑是當時晉察冀邊區乃至整個八路軍中的技術權威和醫學專家，可以說是無人能夠比擬的。由於在醫務技術和臨床經驗上的明顯差異和年齡上的差別，在後方醫院裡，白求恩自然成為父親醫務技術得以不斷提高的良師。同時，由於他們日常生活工作在一起，更使他們之間結成了深厚的忘年友情。在工作中，父親經常得到白求恩在醫務技術和思想上的指導和教誨。白求恩十分厭惡鄙薄技術以為不足道的技術幹部，而對埋頭苦幹、兢兢業業、視技術為生命的人十分欣賞。白求恩認為，作為醫生特別是醫務技術幹部，思想作風和技術水平的全面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視父親為重要的助手加以培養，除了在臨床手術中加強指導外，對父親在理論上碰到的疑難問題，他也總是毫無保留地給予耐心解答和指導。不論在檢查傷員或是做手術時，他總是邊做邊講。從早到晚手不停，腳不停，嘴不停，把病房、手術室和宿舍都變成教室。為教授某一個技術操作，都是不厭其煩，直到學會為止。那股耐心勁，就像恨不得在一天之內，一股腦地把他所有的技術全數給你。白求恩刻意培養，為作為學生和主要助手的父親，提供了難得的學習深造的機會。因此，在每次手術中他都細心揣摩和領會那些技術要領。由於白求恩大夫的言傳身教，父親的醫務技術水平在較短時間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為傷員們做手術時更加的嫻熟，也更符合操作規程的要求。
白求恩非常善於從細微之處培養和訓練醫生高度的責任感以及主動負責的工作作風。他在對父親進行工作指導時，也是給予嚴格要求的，有時為了教育大家，竟也是毫不客氣。一天，白求恩正在指導其他醫務人員為新來的傷員檢查傷口，父親有事從擔架旁匆匆走過。忽聽白求恩在身後叫住他：「林大夫，請你回來一下！」待他轉回來後，白求恩神色嚴肅地問滿面疑惑的父親：「你認為你剛才的行動妥當嗎？」父親當時有些摸不著頭腦，在旁邊的人們也都感到莫名其妙。這時，白求恩十分鄭重地對所有在場的醫務人員們說道：「作為醫生和護理人員，對待傷員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不管不問，在傷員面前昂首而過。」接著，他從醫生的職責和傷員的心理等角度為大家做了進一步的解釋。然後，他又用詢問的口氣說：「那麼，怎樣才是正確的呢？」說著，他認真地作起了示範：首先，他用關切的目光看著傷員並輕輕地走到擔架旁，俯下身仔細地詢問傷員一些情況，並認真地查看傷員的傷勢。然後，他親切地安慰傷員，鼓勵傷員配合治療，安心養傷，早日返回前線。做完這一切後他站起身，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這樣做不是虛偽的作法，而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對光榮負傷的抗日戰士要給予最大的關注，使他們能夠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和鼓勵，在傷痛方面得到認真的技術處理。只有這樣，才能減輕一些他們的痛苦，使他們儘快養好傷。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能夠補償他們所要承受的痛苦。他們之所以負傷，不僅僅是為了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也是為了實現明天偉大的沒有階級剝削的新中國，為了全人類的解放。」白求恩大夫的一席話，使在場的所有醫務人員茅塞頓開，受到了深深的教育，傷員們也都十分感動。白求恩事後找到父親，不無誠懇地說：「林大夫，我利用你小小的疏忽，為大家上了一次愛護傷員的課。雖然這樣生動形象一些，但方式欠妥，希望你不要介意。」父親心裡十分清楚白求恩大夫的直率性格和良苦用心。他知道到白求恩之所以這樣做，不僅僅是出於對傷員的愛心，客觀上更為醫務人員的管理和思想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也十分認真地回答：「白大夫，您實在不用道歉，我不僅不會介意，還應感謝您及時的批評呢。」對白求恩真誠直率的戰友之情，父親發自內心的感激。這件事，大大加深了白求恩在父親心目中可親可敬的仁厚長者的印象，使他深刻體會到白求恩對傷病員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受到一次深刻的愛護傷員觀念的教育，以至成為他在日後工作中的巨大精神力量。1938年8月，白求恩（右一）和布朗、林金亮（左一）及醫院醫務人員在一起。
還有一件事使父親終生難忘。一天，父親在病房土炕上為一股骨股折的傷員做鋼針牽引手術。由於全神貫注於工作，做完手術下炕時，忘卻了地下正煮沸著的消毒鍋，不慎一腳將消毒鍋踏翻。滾燙的開水頓時把他的腳燙起一個個水泡。白求恩知道後匆匆跑來，親自為他敷藥、包紮，並安排人送他回到房間休息。及至那天的深夜，他還惦記著被燙傷的林大夫，數次去他的房間探望，幫助他服止痛藥，並反覆檢查包紮的敷料有否脫落…...。白求恩的悉心照料使這位年輕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白求恩無微不至地關懷傷病員，但在自己的生活上卻要求很低。黨中央為了照顧他的健康，特批每月給他一百元的津貼費，可是他謝絕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由於當時物質生活的艱苦，聶司令員每月津貼也才只有五、六元，而戰友們每月才一元。因此，他建議把這筆錢用作後方醫院傷病員的生活費用。由於頻繁的戰鬥、艱苦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白求恩大夫的身體日漸消瘦，那原本微高的顴骨愈發突出。父親見此情景很是著急，他經常指示炊事員要盡最大努力把白求恩的夥食調劑好，但無奈白求恩很有意見，不是拒絕進餐，就是把好一點的飯菜端到病房給傷員們吃，他時常風趣地說：「組織上可以照顧自己的戰士，我就可以關心自己的傷員。」為此，父親雖然對他的執拗的做法也很感無奈，但還是想盡辦法為白求恩的夥食增加點營養。共同的事業和相互的了解，使他們結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友誼。在手術臺旁和病房中，白求恩大夫一向認真負責，神情嚴肅，有時甚至很嚴厲。但在工作間隙及日常生活中，白求恩卻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毫無架子，言談也十分幽默。父親非常敬重白求恩，視他如師長。但閒暇時，也和白求恩一起說說笑笑，從不拘束。白求恩是非常健談的人，但初到晉察冀時，由於語言不通，在與中國同志的語言交流上存在困難，有時精神上也為此感到有些孤獨。為了有利於工作，他在百忙中抽出一些時間學習中國話。這時，父親和其他同志也有機會和白求恩進行閒談，白求恩初學中國話時那種認真的表情和生硬的腔調，時常使父親他們忍俊不禁和捧腹大笑。為了巡迴檢查傷病員，他們常常要走西村，串東村。每當他們到達一個村莊，村子裡的男女老少總要圍上一大群人，來看這個從外國來的灰白頭髮、白色皮膚的大夫。有一次，父親與白求恩開玩笑說：「白大夫，這麼多人圍著我們看，像是看馬戲團。」白求恩隨即風趣地說：「 他們圍著看我，實際上也是送給我看的，這麼多人，我要一個一個去拜訪，那要多長時間。這樣一來，你看。」他環視了一下人群，「不是全都看見了嗎？」他的這一席話，立時把同志們和圍觀的鄉親們逗得哈哈大笑。人們大都知道白求恩為八路軍傷員精心做手術的故事，但少為人知的是，父親也曾為白求恩治過腳傷。那是1939年夏，為了儘快提高醫務人員的技術水平，白求恩利用工作間隙，在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和家莊，編寫他的醫療技術著作《遊擊戰爭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此間，他的腳上長了一個膿腫。因為忙於工作，也沒有在意，不久便開始感染並化膿，上了藥也不見好轉。父親到他那裡匯報工作時知道了這件事，執意要他住院治療，但白求恩又堅辭拒絕。不得已，經白求恩同意和配合，父親大膽採用白求恩教給他的一種新的麻醉方法做了手術。手術做得很利落，大大減輕了白求恩的痛苦，兩人都感到十分高興。白求恩來到晉察冀軍區後，在救死扶傷的神聖崗位上，不僅盡心盡力地為八路軍傷病員治病療傷，他還與父親等人一起，以手術刀作為對敵鬥爭的有力武器，為日軍傷俘治療，不僅模範地執行了我軍的俘虜政策，而且還為瓦解敵軍，擴大對敵宣傳做了許多實際工作。1938年10月在花盆醫院時，白求恩與父親一道為兩名受傷的日軍戰俘進行了治療。其中一高級軍官因腿部傷勢比較嚴重，先後施行過兩次手術；另一名傷俘因為頭部受傷，也得到了妥當的救治。這兩名日軍俘虜傷愈後，深知由於得到良好的治療和護理，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因此，他們雖然不懂中國話和英語，但還是想方設法向白求恩及父親兩位大夫表達了謝意，衷心地感謝住院時所受到的人道主義待遇。白求恩特意用自己心愛的照相機為兩名傷俘和父親等醫院工作人員拍攝了合影照片。白求恩本人也與他們一起合影。1938年10月25日，白求恩給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的報告中曾詳細地記述了這件事。父親當時身著醫務人員的白罩衫，上飾紅十字標誌和八路軍臂章。後來，這兩名傷俘被我軍釋放歸隊時，白求恩還請求軍區派來一名日語翻譯，幫助兩名傷俘給在日本的親屬寫信，除詳細歷述在解放區受到的良好待遇以外，信中還附寄了合影照片。為了擴大影響，白求恩還請求軍區印刷了許多宣傳品，用於在敵佔區和寄往國外散發，在日軍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圖為白求恩親自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穿白大褂的即是八路軍衛生工作者林金亮，另兩位是日軍戰俘傷兵。「好醫生上前線」
根據在後方醫院戰傷治療積累的經驗，傷員治癒率的提高、傷口感染率的控制、死亡率的降低都取決於一個重要因素，即從負傷到獲得手術治療之間的時間間隙必須大大縮短。白求恩也認為，要避免和減少創傷感染，保證傷員能夠及時地得到救治，必須最大限度地縮短傷員等待治療的時間，爭取在24小時之內為傷員進行一次初步治療的手術。為此，他提出：「醫生坐在家裡，等待病人叩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與此同時，白求恩對部隊戰救工作如何部署有極其明確的原則，即：戰救手術隊位置是否適當，關乎傷員死亡率的多少。因此，他又提出了「醫生要到傷員那裡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的口號。聶司令員充分肯定了白求恩及後方醫院組織手術組跟隨部隊作戰的計劃，並向廣大醫務工作人員發出「好醫生上前線」的號召。軍區後方醫院積極響應，為了配合部隊作戰，他們組織了10人參加的戰地流動手術隊，這個手術隊通常由3名醫生、一名麻醉師、一名手術室護士等組成。每當接到戰鬥任務，白求恩和父親就帶領手術隊提前趕到前方，在炮火連天的火線旁布醫設點，通常都是在距前線三至四公裡處展開工作。工作中他們穩操手術刀，一絲不苟地為傷員施行手術，有時要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連續工作。從而減少了傷員後送的環節，大大縮短了傷員從負傷到獲得手術治療的時間。他們忘我犧牲和艱辛的工作，贏得了拯救傷員生命的寶貴時間。據統計，在他們所進行的戰場衛生勤務保障中，其手術率佔傷員總數的50%以上。其中在負傷12小時以內得到手術治療者佔81%以上，其餘也都在24小時內施行了手術。由於傷員在第一線治療得當，健康歸隊率佔85%以上，而殘疾率僅佔5.6%，死亡率在4.4%。上述治療效果在當時是十分令人滿意的。1940年夏，當駐延安的美軍軍事觀察組了解到這些情況時，也都感到非常驚訝，說這個治療效果超過了美軍的戰場衛生勤務保障的水平，並連連稱讚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的醫療工作完全無愧於模範根據地的稱號。「盧溝橋」的作用
某種意義上講，艱苦的環境也是創造性工作的推動力。後方醫院的野戰流動醫療隊，常常行進於崎嶇陡峭的山區小路上，由於運輸醫療器械的大車行動遲緩不便，且經常發生碰碎藥瓶現象，給醫療工作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對此白求恩感到很傷腦筋，父親心裡也十分著急。一段時間裡，他們都在絞盡腦汁地尋求解決的辦法。在一次行軍途中，幾位老鄉趕著一頭小毛驢從他們身邊走過，望著驢背上的「糞馱子」，白求恩頓時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家看見他這樣，都覺得奇怪，可他也不做解釋。直到回村後，他連夜畫圖設計並親自指導木匠做好了一個橋式藥箱，並為紀念盧溝橋事件而命名其為「盧溝橋」後，大家方才恍然大悟。父親更對他獨具匠心的構思和良苦用心所折服，情不自禁地讚嘆起來。這種木製的橋式藥馱子可謂別出心裁，兩邊各有三個抽屜，可攜帶一個手術室和一個換藥室的全部必需品，十分適合敵後遊擊戰爭流動醫療工作特點的需要。
白求恩獨創的改革設計，使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受到很大啟發，也激發了父親的想像力。他針對手術工作中經常碰到的問題，開動腦筋想辦法，也改進了幾種手術器械。值得一提的，一是盛放凡士林紗布的鐵盒，改進後可以根據手術需要及時選用寬窄、長短合適的紗布，既方便省時，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費。二是手術器械消毒筐。即是根據民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爪籬」的原理，用帶有兩個提柄的鐵絲筐裝好需消毒的手術器械，放進鍋裡高溫煮沸消毒。使用器械時只需把鐵絲筐提出水面，從而方便了選用各種不同的器械，既不燙手也不汙染，同時還可利用鍋裡的開水清洗器械。在軍區召開的一次衛生工作會議上，父親改進的這兩種器械受到與會代表們的讚譽，白求恩對父親的改進也十分讚賞，他把這兩種器械拿在手裡仔細端詳，愛不釋手，並以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的身份向會議建議：「要大力推廣，廣泛使用。」在他們的帶動下，後方醫院逐步興起革新和創造適合遊擊戰爭需要的醫療器械的良好風氣，工作效率和質量不斷提高。合影前放置的物品為「盧溝橋」藥馱。（前排右起第三人為時任軍區衛生巡視團副主任林金亮，第四人為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長葉青山，第五人為時任冀中軍區衛生部長顧正均。照片攝於1939年10月13日）
東徵醫療隊
1938年冬，日寇對我冀中地區進行了殘酷的冬季「大掃蕩」，遵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我八路軍120師在賀龍師長領導下開到冀中配合作戰。由於戰鬥頻繁，部隊傷亡很大，加之缺醫少藥，傷員的戰救工作面臨重重困難，白求恩大夫聞訊，便主動向聶榮臻司令員請纓，要求到冀中工作。
1939年2月15日，經軍區研究批准，由白求恩大夫為首組成的一支18人的「東徵醫療隊」前往冀中，幫助各部隊做好衛生醫療工作。父親自然也被白求恩點將參加了醫療隊，他是作為這支隊伍的主要技術骨幹而被選上的。此時，120師政委關向應在參加晉察冀軍區召開的會議後也要到冀中去。於是，東徵醫療隊由關向應同志率領，冒著危險，在部隊掩護下，從河北省靈壽縣陳莊出發，越過京漢鐵路，經清風店順利通過日寇的層層封鎖，於2月22日到達饒陽縣大尹村——冀中軍區後方醫院。醫療隊來到這裡後，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三天內檢查了200多名傷員，並為40多名重傷員做了手術。這時的冀中平原，正處在敵我鬥爭十分尖銳、激烈的時期，也是華北日軍大規模「圍剿」的重點。由於地處津浦、平漢、平津、石德四條鐵路之間，而鐵路又都處於日軍重兵控制之下，受到日軍的嚴密封鎖。因此，醫療隊時刻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但在冀中工作期間，在白求恩的帶領下，為了減少我八路軍指戰員的傷亡和縮短傷員滯院時間，東徵醫療隊把救死扶傷看作自己最神聖的職責，總是儘可能地隨時隨地為傷員施行手術，並且總是在距前線最近的地方救治傷員。一次，日軍對我駐地進行了突襲，我作戰部隊已先行轉移，為了搶時間為傷員做手術，白求恩和父親等人險些成為日軍的俘虜。事後，父親遵照軍區首長指示對白求恩婉言相勸，但他毫無懼色地說：「作為軍醫，就是要到前線去，這樣才能及時搶救傷員，減少傷員犧牲，我們這樣做，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白求恩無私忘我的獻身精神，鞭策著父親等更加努力地工作。那個時期，冀中平原到處傳頌著醫療隊「炮火前沿做手術」、「慷慨獻血救傷員」、「封鎖線上救鄉親」等可歌可泣的事跡。在前線作戰的指戰員們，只要聞聽白求恩率領的醫療隊來部隊的消息，戰鬥中更加勇敢頑強。3月14日開始，駐滹沱河南岸的日軍，向我120師部隊駐地留韓村發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進攻。戰鬥打得異常激烈，我軍消滅了大量敵人，徹底粉碎了敵人渡過滹沱河的企圖，但也有一些傷亡。受120師衛生部邀請，戰鬥剛一結束，白求恩立即帶領父親等幾位助手前去作手術。這一去，他們連續工作了將近三天，很少時間休息，有時竟來不及吃飯、喝水，以最快的速度先後為48個重傷員作了手術。據父親後來回憶，當作到30多個手術時，他都感覺快堅持不住了，兩腿站立得發酸發軟，腦袋裡嗡嗡作響，上下眼皮直打架。可是，當他看到白求恩大夫仍然聚精會神，一絲不苟地堅持手術。身上的倦意就立即被驅散了。作為主要的助手，父親每天都要協助白求恩為幾十個傷員作檢查和手術，有時一頓飯要分幾次才能吃完，夜晚睡眠也要數次被喚醒去做手術。在冀中4月份進行的齊會戰鬥中，400名日軍死傷340人，我軍也出現較大傷亡。醫療隊在距火線7裡處，連續工作了69個小時，做手術115次。賀龍師長在百忙中來到醫療隊看望白求恩，因為正在緊張地做手術，白求恩只來得及說了一句：「Excuse me！（對不起）」就又滿頭大汗地工作了。120師部分傷員大都分散安置在距日軍據點很近的老鄉家中，漢奸、特務在白天的活動很猖獗。為了及時給傷員治療換藥，醫療隊必須在夜間化裝後秘密行動。師首長分析了環境，作出了不讓白求恩參加這次行動的決定。白求恩知道後親自去找賀龍師長要便衣化裝。賀龍同志當時十分幽默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對他說：「這一點辦法也沒有。」引得白求恩和父親等人都跟著樂起來。由於賀龍師長一再堅持由父親和師衛生部曾部長帶幾名同志去的意見，白求恩只好無可奈何地同意了，但他又怕父親等人發生意外，就堅持把聶司令員贈送給他的小手槍解下來交給父親使用。第二天夜裡，醫療隊完成任務順利返回。未等他們休息，白求恩就找到父親詢問有關情況，待向他詳細匯報情況之後，他才放下心來。隨著冀中「反掃蕩鬥爭」形勢的變化，為適應部隊流動作戰的需要，東徵醫療隊在後期被一分為二：一隊由軍區衛生部遊勝華副部長率領，隨12O師所屬醫院流動；另一隊由父親負責，繼續留在呂正操司令員領導的冀中軍區所屬的醫院裡工作。白求恩則頻繁來往於兩隊之間，但更多的時間是與父親這一隊共同工作。5月初的一天，他們到河間四公村檢查隱蔽在老鄉家的傷員時，遇到敵人突襲包圍，由於他們事先有所充分準備，才再一次得以臨危脫險。為了促進冀中軍區各分區的衛生工作，5月下旬至6月中旬，父親還陪同白求恩對各分區後方醫院的工作進行巡視。同時，還開辦了醫生和護士等多種形式的訓練班，講授野戰救護的組織技術。在教學中，有時父親做臨床示範，白求恩進行講解；有時白求恩做示範，父親做解說，兩人配合的十分默契。在冀中的這段時間裡，他們出生入死，行程1500多裡，先後參加了著名的呂漢、留韓村、大團丁、齊會、河間戰鬥。在戰場救護工作中，東徵醫療隊先後設置手術室、包紮所13處。除急救包紮外，總共施行了戰地外科手術315次。7月1日，東徵醫療隊由冀中回到冀西山區的軍區司令部駐地。關心群眾的疾苦
1939年9月，父親隨白求恩到三分區(河北唐縣一帶)檢查工作。那時，這一帶村莊的群眾正流行瘧疾。根據分區首長的指示，分區休養所抽出一定人力物力，積極幫助地方搶救治療。白求恩知道後，每天都抽出一定時間，參加這一工作。當地群眾都知道他技術高明，每天慕名而來看病的很多。他對待病人態度和藹，檢查得耐心仔細。有的病人在確診後，他親自給注射奎寧。一天下午，來看病的人特別多，有些還是從其他村莊專門趕來的。已經過了吃晚飯的時間，父親幾次催他吃晚飯，休養所的同志也勸他暫時停止工作。他對父親說：「這些老鄉有的是從外莊趕來的，今天不看，又要讓他們明天再跑一趟。回去後還說不定發生危險。吃飯晚一點有什麼要緊。」他們一直堅持到把病人全部看完。經他們親手治療的病人，都很快恢復了健康，當地群眾深受感動。白求恩每次走在街上，總有許多老鄉主動上前和他打招呼，都親暱地稱他「老大夫」，熱情地邀請他到自己家裡坐坐。
有一天，他們夜宿在於家寨。半夜時分，白求恩同志突然把父親和翻譯喊醒。待他們翻身坐起來時，他已經穿好上衣，似乎已在床上坐了好久。父親問他：「有什麼事嗎？」白求恩讓他們側耳細聽，遠處隱約傳來陣陣悲切的哭聲。白求恩對父親說：「咱們去看看。」隨即一起穿好衣服走出去。這天夜裡沒有一點月光，他們摸著黑，順著哭聲，走進一位老鄉家裡。白求恩大夫溫和地問這位老鄉為什麼哭。老鄉指著炕上一個大約六七歲的男孩子說：「孩子病重，剛剛死了。」他著急地責怪老鄉：「為什麼不把孩子送到我們醫院去治療？」 父親也對老鄉解釋道：「我們醫院為老鄉治病是不收錢的。」老鄉嘆了口氣，表示很懊悔。白求恩同志對這老鄉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親切地進行了安慰。鄰居事後告訴他們說，這個老漢因為有迷信思想，對新醫不大相信，所以，沒有把孩子送到醫院裡來治。後來，白求恩同志在一次院務工作會議講話時，曾提到這件事，使父親多年以後仍記憶猶深。他說：「我們八路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須把群眾的疾苦，當成自己的疾苦。離得遠的我們沒法照顧，可是對駐地群眾的危急病人，我們必須主動早發現，早治療。」 還有一件事讓父親難以忘懷。有一天，白求恩大夫發現一個護士的手上長了一些小濃皰瘡，在給傷員分菜。他問父親：「這位小同志就是病人，為什麼還讓他給傷員打飯？」 父親解釋說：「因為傷員多，住房擠，工作人員都睡在潮溼的草鋪上，很多人生了疥瘡，院部還沒有來得及組織治療。如果讓他們停止工作，照顧傷員就會缺少人手。」白求恩聽後點點頭，仍很關切地拉起這個護士的手，仔細地檢查了一番，心疼地問：「疼不疼？」那個護士笑著說：「疼倒是不疼，只是不停地癢，特別是晚上就更厲害。」白求恩大夫轉向父親說：「現在護理工作很繁重，護士們都很累，生了疥瘡晚上休息不好，這樣下去怎麼能行？」接著又告誡他說：「毛主席不是告訴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嗎？我們應當關心每個同志的健康，這個事情必須馬上解決。」當天，他要父親把全院的護理人員集合起來，逐個詢問，並檢查了所有生疥瘡的人，又共同制定了一個突擊消滅疥瘡的計劃。他們在村邊找了一塊隱蔽的場地，周圍用蓆子圍起來，中間生起一堆火，把生疥瘡的男同志集合起來，脫去衣服，烤著火，白求恩大夫親自給大家擦藥，一邊擦一邊說著笑話，一會兒捅這個一指頭，一會兒拍那個一巴掌，場地裡響起了一陣陣笑聲，充滿了革命大家庭的歡樂情趣。朗朗笑語，熊熊篝火，把異國戰友間的感情融合在一起，為艱苦歲月中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增添了許多親切和活躍的氣氛。白求恩再赴前線
從聶司令員那裡，白求恩得知國際援華委員會曾由紐約為他匯來所需的經費，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也由南方送來一批藥品，一些外國和中國的醫生也曾極力想到敵後來。但是，所有這些均被國民黨軍隊所扣留，對此他非常氣憤。由於來華時帶來的經費和藥品早已用完，他決定親自回美洲，以募集儘可能多的經費、藥品、器械和有關的醫學書籍，同時此行還可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
他預定於10月20日由河北省唐縣啟程，經延安等地回加拿大。他的提議，不久也得到黨中央批准。為了促進軍區各部隊的醫療衛生工作，行前，他倡議軍區組織「衛生巡視團」，以便對全軍區的衛生工作進行全面檢查。巡視團成員除了他和軍區衛生部部長葉青山同志外，還有他的翻譯，以及父親和另一位大夫。9月25日開始，他們先後對7個休養所和3個主力團的衛生隊進行了檢查，並對醫護人員進行了具體指導，處理和解決了不少具體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10月10日，他們來到冀中軍區後方醫院駐完縣石莊子二所。軍區衛生部要求該院各所需要作手術的重傷員都轉到這裡來，由白求恩和父親兩人輪流手術，各所的部分醫護人員也都集中到了這裡觀摩手術。白求恩邊手術邊進行教學，使觀摩手術的醫務人員受益匪淺。他們在這裡連續工作了20天時間。時間如穿梭，轉眼已到了白求恩預定回國的日期，他開始著手動身的準備工作，軍區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但日寇對根據地的進犯卻不能使他按期成行。1939年10月下旬，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和第110師團大部在敵酋阿部規秀中將指揮下，集中了駐華北的二萬餘兵力，分五路對我冀西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妄圖尋我主力決戰，以摧毀我後方機關和設施。白求恩得知這一消息，毅然推遲了回國的行期，並請求軍區首長批准，由他組織和帶領以巡視團成員父親等人為主組成的戰地醫療隊趕赴前線。永恆的瞬間
10月27日傍晚，父親等與白求恩一起，經70餘裡急行軍，到達距敵據點只有6華裡的淶源縣王安鎮孫家莊。在這裡，他們遇到了前沿部隊後送的傷員。由於村內沒有合適的手術地點，他們當即把手術室設在村外小廟，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傷員一個接一個被抬上手術臺，做完手術後又一個接一個被轉移到後方。此時，廟內緊張而有節奏的工作氣氛和著人們額頭的汗珠共同驅趕著山區深秋的寒氣。此情此景也深深地感染著隨醫療隊行動的攝影師吳印鹹，他趕拍了包括那張著名照片在內的許多鏡頭，為白求恩和他的戰友父親等留下那令人難以忘懷而又永恆的瞬間。
手術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下午。時近黃昏，醫療隊突然接到司令部緊急指示：日軍正向以孫家莊為中心的地區靠近，請迅速轉移。忽然，山谷也驟然響起一陣槍聲，仿佛就在小廟附近。在這危急的時刻，白求恩仍泰然自若地緊張工作。對此，父親心中十分焦急，他擔心白大夫的安全，隨即上前託著白求恩的胳膊，把他硬扯到一旁，請求替換他，並急切地要求白求恩先行轉移，而白求恩全然不顧，仍執拗地回到手術臺旁繼續做手術。待他們為最後一位傷員做完手術轉移至村後的山溝裡時，日軍的先頭部隊也衝進了村莊。醫療隊雖然安然脫險，但不幸的是，白求恩在這次手術中，左手中指不慎被手術刀劃破。回到後方醫院後，他的傷指開始局部發炎，由於忙於工作，沒有引起他的重視，只是做了簡單的處理，仍然堅持為傷員做手術。白求恩寫給翻譯的信
11月1日這天，白求恩在檢查一個患頸部丹毒症，合併蜂窩織炎的傷員時，因時間緊急，未來得及戴橡皮手套就開始了手術。由於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外科疾病，致使他本以發炎的左手中指再次受到致命的感染，患部開始惡化、腫脹，疼得也很厲害。由於當時抗生素等特效藥在軍區各衛生部門均以告磬，他只好讓人把發炎的中指切開，放出膿液後才稍稍減輕了疼痛的程度。
面臨日寇大舉「掃蕩」又將開始，軍區衛生部領導決定，白求恩留在史家莊邊治療，邊照顧那裡的工作，父親則帶著手術隊趕往四分區執行新的任務。11月6日，著名的黃土嶺戰鬥前夕，白求恩高燒達到39.6度，但他還強撐著病體要求帶領臨時組成的手術隊前往前線，同志們極力勸他，而他卻發脾氣說：「這點小傷算什麼，還是那句話，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搶使用。」衛生部領導對他的勸阻也無濟於事，他又隨隊在風雪交加中出發了。但是在路上，他又開始發燒，渾身發冷，嘔吐不止，搖搖晃晃地騎在馬上。當他看到有的傷員已從前線抬下來時，連聲責備自己：「來遲了！來遲了！」11月7日，黃土嶺戰役打響。被日軍稱為「名將之花」的殺人惡魔——阿部規秀中將，被楊成武司令員領導的一分區伏擊部隊的炮火，擊斃於一農家小院。白求恩得知這一喜訊，心中非常高興。以後的幾天裡，他由兩個護士攙扶著，堅持為傷員進行初步療傷。連日來的奔波與持續的高燒，使他的體力消耗很大，也嚴重地削弱了他肌體抵抗疾病的能力，病魔的肆虐已使他開始感到精疲力盡。11月10日，他的病情更趨惡化。發燒高達40度，在行軍床上躺了一整天，服用了菲那西丁、阿司匹林、託氏散、安替必靈、咖啡因等現有的藥物後仍無好轉。軍區首長得知他的病情，堅決要求他趕回軍區後方醫院治療，並命令部隊不惜任何代價，安全地把他送出在敵人威脅下的區域，他才無可奈何地離開前線。他的病情雖然十分嚴重，但神志還一直保持清醒。中午時分，護送他的擔架隊到達唐縣花塔村時遇到敵情。他們只好沿唐河西上，直到下午3時才到達黃石口村。這裡距後方醫院所在的花盆村雖然只有十來裡路，但可惡的病毒正在肆虐地一點一點地吞噬著白求恩那衰弱的肌體，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危險，預感到死神正在朝他逼近。可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惦念著工作，惦記著前線部隊的300餘名傷員。作為著名的外科大夫，他清醒地意識到，病魔將使他不久於人世。因此，他做了最壞的準備，要在頭腦尚清醒的時候，安排好搶救傷員的工作。為了爭取一點時間，留下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最後貢獻。因此，他堅決要求留住在黃石口村。由於病情的拖累已使他不能繼續堅持在前方的工作，但他又實在擺脫不了對前方傷員的牽掛。因此，他開始考慮由誰來接替他在前方的工作。此時，他想到了正在四分區進行巡視工作的父親，這是曾與他一道出生入死的戰友，也是他最為得力的助手。因此，當他被安置在生起炭火的老鄉家裡後，便一反常規地拿起紙筆，給在花盆醫院的郎林同志（他的翻譯，因腿部被馬踢傷而在此養傷）寫信。在信中，他除敘述了自己的病情以及到前線為傷員進行初步療傷的經過外，還一再囑咐朗林儘快轉告軍區衛生部葉青山部長，請葉部長批准由當時在花盆醫院工作的父親立即帶助手、麻醉師、看護長各一名及看護員兩名，組成手術隊北上接替他在前線的工作，並強調將他的那一套手術器械交給父親使用。他在信中這樣寫到： 昨天我從前方回來，因為在那裡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已經3天不能起床，更莫說給傷員們動手術了。在這裡我的身體整天發冷發熱到不能支持的程度（熱度高至39，6度左右）。因此我只好通知他們如有腹部傷，股骨骨折或頭部負傷的傷員送來，馬上要通知我。（就是睡熟了也要叫起來……譯者）同時並轉告該隊醫生，所有前方下來的各傷員一概塗上畢普，並用電話通知所有前方各團傷員都要送到我這裡來。10日，三團團長要我回後方，這時候，實際說來，我是做不成任何工作了，在擔架上嘔吐不止（一整天），體溫增高至4O度，我斷定我的病不是受了手指上壞疽性的濃毒傳染，就是傷寒了。……失眠，但神志十分清醒。服用各劑型藥物，均無效。今天陳大夫來了。如果嘔吐停止，明天將回到花盆醫院。山路十分崎嶇，擔架通行很困難。現在請你做這幾件事，將這封信說給葉部長，告訴他我的意見：林大夫應該率領一個手術隊，即刻北上做初步療傷的工作。需要帶助手一名，麻醉員一名，護士長及看護三名組成的手術隊。六袋棉花墊和紗布也要帶來。將這封信抄一份給聶司令，請他批准。我十二分憂慮的，就是前方流血的傷員，假如我還有一點支持的力量，我一定留在前方，但是我現在已經站不起來了。林大夫可以用我的這些器械，我將給他留下，他前方的工作完畢後，可到後方幫助王大夫（一分區手術主任）兩個星期。以上的事完全清楚嗎？今天我覺得稍好些。我盼望明天能見到你。諾爾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於唐縣黃石口
本來很有文採的白求恩，這封信雖然清晰地表達了他當時「十二分憂慮的，就是前方流血的傷員」的唯一的想法，但這封信的字面上卻顯得有些零亂、字跡模糊。可以想見他此時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
最後的囑託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牽動了邊區每個知情人的心。在前線的父親知道了這個消息，心中十分難過。他恨不能身插雙翅，儘快趕到他敬重愛戴的白求恩大夫的身邊，竭儘自己所能為他解除病痛，那怕為他分擔一些痛苦也心甘情願。
11月11日這一天，天氣格外地寒冷。奉軍區首長指示，他迅速趕回花盆村後方醫院，這是當時條件最好的醫院了。回到醫院後，他又立即安排人員做好搶救白求恩的一切準備工作。在焦急地等待到天將黃昏時，得知白求恩一行已經在回返途中住下的消息，為了爭取時間，他立即冒著嚴寒，連夜策馬飛奔，一氣趕到了黃石口村。來到白求恩病榻前，看到病危中的白求恩正俯身在行軍床上艱難地用筆書寫著。由於病魔的折磨，原本精神飽滿，精力過人的白求恩此時形容憔悴，蒼白的面頰深陷，身體已到最壞的程度，虛弱到了極點。看到父親趕來，白求恩倍感親切，他既高興又感激。他艱難地伸出那隻好手，盡力握著父親的手，連聲說：「謝謝你，這樣冷的天……。」他的話音已不象病前那樣朗朗有力。目睹白求恩大夫的病情，父親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白求恩大夫的狀況與幾天前他們分手時的情景簡直大不一樣。他抑制不住自己痛楚傷心的淚水，懇切地要求白求恩馬上趕回花盆醫院，因為那裡條件比這裡要好，何況此處距前線又很近。但是，白求恩顯然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患了膿毒敗血症，他全身的血液已被病毒嚴重地汙染，在當時沒有特效藥品的情況下已無有效的治療手段。據此，白求恩又堅決拒絕了父親等醫生提出的趕回花盆醫院，截去病臂以挽救生命的方案。然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白求恩想到了許許多多的往事和曾與他一道工作生活過的人們，他要堅持繼續完成他的遺書，以安排好他未盡的事宜。在他寫給聶司令員的遺囑中，他交待要分別向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寫信，向他們報告在中國工作的情景，以表達他在中國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多有貢獻；他還將自己生活上的用品分贈給與他相熟悉的聶司令員、冀中軍區的呂正操司令員以及120師的賀龍師長等人，以及他的同事們留作紀念；另外，他也想到了他的翻譯、勤務員。而對他心愛的、視之為手中武器的手術器械作如何處置，他考慮的要更多一些。他知道自己雖然已不能繼續使用，但也要使他們繼續發揮效用。他認為父親是能夠很好發揮這些手術器械作用的人選之一。因此在遺囑中，他對由加拿大和美國攜帶來華，實施戰地救護時使用的那些醫療器械又特意作了交代。遺囑中「林醫生可以拿15種」，充分表達了白求恩對他生前最為信賴的中國助手的無限期望和寄託。遺書的全文如下：親愛的聶司令員：
今天我感覺非常不好，也許我會和你永別了！請你給蒂姆·布克（譯註：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寫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倫多城威林頓街第10號門牌。用同樣的內容寫給國際援華委員會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聯盟會。告訴他們我在這裡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多有貢獻。也寫信給白勞德（譯註：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並寄上一把日本指揮刀和一把中國大砍刀，報告他我在這邊的工作情形。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記……文件，和軍區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邊去，由蒂姆、布克負責分散。並告訴他有一個電影的片子將要完成。將我永不變更的友愛送給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國的同志們！兩個行軍床，你和聶夫人留下吧，兩雙英國皮鞋也給你穿了。給葉部長兩個箱子，遊副部長8種手術器械，林醫生可以拿15種，衛生學校的江校長讓他任意挑選兩種物品作紀念吧！給我的小鬼和馬夫每人一床毯子，並另送小鬼一雙日本皮鞋。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專為治療患瘧疾病者和極大數目的貧血病者。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帶去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告訴加拿大和美國，我十分的快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多有貢獻。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日，感覺遺憾的就是稍嫌孤悶一點，……。白求恩在艱難中堅持把遺囑寫完，然後交給父親，並囑咐他要親自交給聶司令員。然後才在大家的幫助下，回身躺到他的行軍床上休息，繼續注射葡萄糖鹽水進行治療。由於病情繼續惡化，白求恩重又陷入昏迷中，父親等立即實施了急救，為他注射了強心劑。當他漸漸地甦醒過來，又強撐著再一次握住父親的手說：「你要馬上組織一支醫療隊，靠近火線收容銀坊戰鬥的傷員。……戰鬥結束後，繼續完成四分區的巡視檢查工作。」此時，父親悲傷的淚水已如斷了線的珠子般落下來。他告訴白求恩一切都已作了安排，懇請他安心休息。白求恩又斷斷續續地對他說：「非常感謝你……和同志們給我的幫助。……多麼想繼續……和你們……一起工作啊。」他艱難地喘息著，「你還年輕。」同時指著牆邊擺放的器械箱說：「你可以挑選15種……你喜歡的器械……繼續更好地……工作。」他解下手腕上的夜光表，送給翻譯留做紀念。看到父親他們都難過的泣不成聲，他安詳地接著說：「不要難過。……你們要努力工作……向著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說完他又再一次陷入昏迷之中。父親和在場的同志們強忍著無比巨大的悲痛，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對他施以急救。終因當時醫療條件所限，已無回天之力。1939年11月12日凌晨五時二十分，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白求恩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壯麗凱歌。在將屆50周歲的天命英年，長眠於他曾夢魂縈繞的晉察冀這塊土地上。白求恩雖然離開了他的戰友和同志，卻為中國人民留下了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精神和他的逝世，令高山仰止，令江河嗚咽。為了紀念這位偉人，1939 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志發表《紀念白求恩》一文，對白求恩精神給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評價。聶榮臻向白求恩遺體告別。
白求恩精神和醫術的傳人
白求恩大夫逝世後，父親為失去這樣一位良師和益友而深深地哀痛，他悲慟、懷念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也時時為自己身為一名醫生，而未能挽救這樣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戰士的生命而深感惋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白求恩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那份執著和赤誠深深地影響了父親。他牢記白求恩大夫生前的重託，把他的精神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懷著無比悲痛和無限欽敬的心情，接過白求恩大夫遺贈的那一套醫療器械，努力為完成白求恩大夫未竟的事業，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戰爭中，他曾與印度著名的外科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國際和平醫院院長柯棣華一起工作，並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巡視團副主任、主任，延安抗大七分校醫務主任等職，在解放戰爭中先後擔任冀中軍區冀中軍區衛生部副部長、部長，河北省軍區衛生部部長等職。先後參加了冀中、徐水、大清河北和石家莊戰役以及解放北京、天津、山西大荔等戰役。在上述戰役的戰勤以及醫療衛生領導工作中，他以白求恩為榜樣，工作認真負責，周密地組織了所屬部隊的衛生保障工作，並經常深入到一線作戰部隊中進行調查研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有力地保障了部隊戰鬥任務的完成。在徐水戰鬥中，由於戰鬥異常激烈，我軍傷員有1000多人，由於他及時發現了傷員死亡率較高的原因，並及時組織了兵站和傷員轉送站，採取了「八不轉」的措施，從而明顯減少了傷員轉移途中的死亡率。在工作中，他十分注意學習和推廣應用當時蘇聯軍隊中先進的醫學管理經驗，使當時部隊中傷員的殘疾率明顯降低。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任中央軍委衛生部中心血庫主任。全國解放後，被授予「三級八一勳章」、「二級解放勳章」和「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並先後擔任中央軍委青島第一療養院院長、濟南軍區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等職。1952年5月，參加中國衛生工作者首屆赴蘇參觀團，在蘇聯考察學習長達半年。在長期從事軍隊醫療衛生工作期間，為我軍衛生工作建設做出許多重要貢獻。同時，他成為當年中央蘇區的「第一模範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裡三千紅軍將士中的少數倖存者和才溪「九軍十八師」（指當時在才溪鄉入伍，建國後被評定為省、軍職和地、師職的老紅軍戰士）中的成員之一。1965年12月，因積勞成疾，身患多種疾病，父親離職休養，住進濟南軍區無影山第一幹休所。離休後，他時常緬懷白求恩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的貢獻。為了宣傳白求恩精神，教育後人，他曾被邀請到機關、部隊、學校、工廠、醫院等作報告百餘次。他還把白求恩贈送他的手術器械捐贈給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為弘揚白求恩精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6月14日，父親在濟南病逝，享年71歲。謹以此文紀念林金亮同志誕辰109周年，緬懷敬禮！
編輯：邱泉斌 編審：陳小芳 監製：李維泉
溫馨提示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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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夏令時（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
冬令時（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
全年無休，正常開放（特殊情況除外）
地點：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鎮下才村湖田路102號
交通線路提示
（沿永武高速）龍巖—蛟洋—才溪；或上杭—才溪。
（沿205國道）龍巖—大池—小池—新泉—南陽—才溪；或上杭—舊縣—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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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電話：0597—3130831 3130837
監督諮詢電話：0597—3130838
官方網址：http://www.mzdcxxdcj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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