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女性主義者當中存在著廣泛的分歧，因此，如今要使女性主義研究領域形成一致看法便成了一項令人怯步的任務。
由於形形色色的女性主義已在制度上獲得了一定的威信，於是人們嘗試用比較、並置、構建路線圖等方式來研究女性主義。
對於剛加入這場論爭的人而言，勾畫這一領域似乎成了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
要從述說第二波女性主義成敗的所謂權威說法中理出頭緒時常令人暈頭轉向。研究女性主義的新手們只能從這些說法中了解到簡單概況，關於女性主義的概述仍遠遠不足。
如簡·蓋洛普所言，這些不同類別說法的爭論點準確說來就是，「誰的[女性主義]歷史說法將會被轉述給下一代」。這可是個大問題。在女性主義研究的制度化進程中，尤其是在人文學科領域，當前編寫女性主義歷史的一個切入點便是世代衝突。
非一的女性主義：
女性、世代、制度
德凡妮·盧瑟
人們，尤其是資深的女性主義學者們都在急切關注著誰將會成為下一代的女性主義者（甚至是否會有下一代）。這些揣測已經令一些女性主義者們得出結論：「我們」現已陷入僵局——作為女性主義者的「我們」正在消融（或已經消融）為單一的「我們」。所謂的第三波女性主義者已經被人們所說的這種僵局之形形色色版本所吞噬。
這些不同版本的說法通常是為了將我們這一代暗指為學術界（我指的是學習女性主義的研究生以及資歷較淺的研究者）的問題所在或解決之道。如果像堂娜·哈拉維所說，命名現帶有強烈的排外意識，那麼，關注何人或何物會構成「女性主義：下一代」的意識也就比較強烈了。在本文中，我探討的是幾代女性主義者的表現方式，以及這些模式給綽號為「異議分子」的我們所揭示的意義。
人們對於世代的焦慮表現為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理論與女性主義之爭。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將理論付諸實踐，這種固定模式沿襲了下來，而年長一代的女性主義者則不然——他們亦不願如此。例如，尼納·貝姆認為「女性主義理論家」被描寫成了一個矛盾的術語。她寫道，只有「無視或摒棄早期『幼稚』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之路，使女性主義理論基礎跟上建立理論的男人們的時尚潮流」，女性主義理論才能獲得成功。貝姆指出，運用理論的女性主義者沉醉於以男性為特徵的神秘奢華中，破壞了她與其他女性主義者於20世紀70年代所建立的姐妹情誼。貝姆聲稱，倘若我們無法「跨越世代」，那么女性大眾將毫無未來可言。貝姆自稱為多元主義者，為當今女性主義批評中「必然」、「應然」的條條框框而哀嘆。不管怎樣，如此說來，理論家就必須且應當被逐出貝姆自己的姐妹情誼之列。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女性主義者相互排擠的例子層出不窮。
人們在描述女性主義歷史時為其披上了其他世代的外衣。在一種說法中，研究生「利用」女性主義研究，以雅皮風將政治行動主義取而代之。安妮特·科羅德尼哀嘆「女性主義理論研討會[已淪為]升職的敲門磚」。在一篇探討女性主義制度化與商品化的重要文章中，堂娜·蘭德裡同樣稱，「年輕的女性主義批評家們在研究生院開設了女性主義導論的課程，而且通常講的是『法國女性主義理論』」，這令她「沮喪不已」。
對此現象抱有反感的讀者或許會問起是哪些教授在幕後將這些令人沮喪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引入女性主義領域的。研究女性主義的資深教師或許會（又或許不會）哀嘆各種女性主義及女性主義理論的制度化，但在此過程中他們難道就沒有串通一氣？在許多諸如此類的事件中，人們關注的焦點並非是享受終身聘任制的女性主義者，而是學術界的女兒輩們。正是這些狂妄自大的女兒輩們為時尚、野心、政治冷漠所動而迷失了方向。這些可怕的後代要麼殺死了自己的母親，要麼對自己的父親愛得過火。
一味指責學術界的女性主義「母親」或「女兒」對進一步探討如何衝出所謂的絕境自然無濟於事。誠然，這些指責所建構的不同身份扭曲了這兩個群體內部的多樣化。有些人認為，年輕意味著新潮、冷漠的理論，年長意味著徹頭徹尾的激進女性主義，這種看法本身就有問題：有些理論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中極為活躍，而有些年輕的女性主義者並不研究批評理論。甚至，有些女性主義理論家本身也是激進分子，而有些非理論派的女性主義者並不參與激進主義的活動。這些假定的分支是否恰當並不是我在本文中所要爭論的問題。人們普遍認為，下一代女性主義者已經受到理論的影響。
在過去十年間，理論和女性主義的各種對立依然顯現，儘管對立形式大體上已重新表現為世代焦慮。即使是在那些自行與理論結盟——不僅為男性——的女性主義者當中，世代反思也已開始引人注目。在《女性主義衝突》（1990）一書中，馬瑞安·赫斯切稱，當今的女性主義者已經「無法在前人基礎上栽培新一世代」，她為以前充滿工作樂趣的女性主義群體的逝去而唏噓悲嘆。儘管赫斯切本人以及其他許多人從那時起就一直懷疑20世紀70年代的女性主義群體是否如所稱的一樣具有統一安寧的姐妹情誼，但是對早期第二波女性主義實踐的懷舊之情已在逐步蔓延。這份懷舊之情（以及隨之衍生的世代內涵）大體上已非正式地蔓延開來；舉例來說，我已經在數不清的會議問答環節上有所目睹。有些還被記錄成書。
南希·K.米勒在她的文章《數十載》（1992）中抒發了這種感傷之情。在她富有典型個人風格的批評中，米勒指出了建立女性主義檔案的重要性，該文還收錄了自20世紀60年代她的女性主義覺醒至今的各種軼事。她總結道：「我坦言，我若有所思地回想起20世紀70年代……我懷念當時女性主義群體的激情（群體的標誌），懷念我們當時篤信世事終會改變的信念。」
接著，米勒從適值中年（特點是追憶往事和自我批評）的女性主義運動聯想到了她所稱的自身衰老的恐懼。她曾發問：「在利用女性主義謀得終身聘任和晉升之後，女教授是否還有生命可言？」米勒的文章遊刃有餘地糅合了個人、職業、政治、歷史等模式，提出了女性主義歷史上許多重要的問題。儘管如此，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並不見得是米勒刻意提出來的。當求職之路磕磕碰碰時，渴望求職的女性主義者或許想知道，終身聘任制和晉升是否值得憂心忡忡？我們當中尚未被完全制度化的人或許想知道，我們甚至是否是女性主義中年化進程中的一部分？女性主義的年齡是否一定要根據許多第二波女性主義者的年表來確定？二十多歲的研究生屬於哪個年齡段的女性主義？現為中年的研究生和大學青年教師又屬於哪個年齡段的女性主義？
除了女性主義懷舊和衰老的難題以外，如何利用描述者的「激情」也成了普遍性的難題。下一代女性主義者被反覆提及的特徵描述是我們缺乏激情，而我們的前輩卻充滿了激情。有時，我們的缺乏激情會和豐富的理論聯繫到一起。在《90年代女性研究中的激情與政治》（1991）一文中，雷娜特·克萊恩聲稱，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早期實際上是團結、包容的年代，用她的話來說，20世紀70年代的女性主義希望解放所有的女性。許多有色人種、女同性戀、非西方女性主義者渴求差異，但克萊恩的文章中並沒有指責這些人。相反，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的一切表現形式則被指缺乏激情、毫無結構、虛幻失真、可怕駭人。
克萊恩將這些女性主義和她所歸納之生殖和基因技術中的平行、駭人發展聯繫到了一起。根據克萊恩的概述，她所青睞的政治強調的不是分歧，而是共性。她的結論為下一世代揭示了個中含義：
我們義不容辭要將女性研究運動前20年所創造的成果傳給年輕一代的女性，因此，我們就需要竭力保持我們的連續狀態，繼續成長。我們富有想像力，務實，精明能幹，充滿激情，通過運用創造性、奇思妙想、熱愛生活的水平思考法將「邊緣」轉變為中心。
女性主義未來的這種說法有它自己的可怕之處。我們是否必須接受該平臺所認為的富有成效的連續狀態和成長進程？倘若如此，為了追求更為真實的邊緣性，這是否會使得所謂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者陷入缺乏想像、毫無激情的邊緣地帶呢？是否有不同的方式來想像女性主義不同世代的職責？
在另一例聳人聽聞的文件記載《知識爆炸：女性主義學術世代》（1992）中，謝麗斯·克拉馬雷和戴爾·史班德稱，他們的文集中缺乏年輕女性主義者的文章，因為她們的人數寥寥無幾。他們寫道：「我們現在想繼續探討的另一主題是，所有的年輕女性身影何在？她們在本書中無處可尋。」那麼，年輕一代的女性主義者身處何方呢？在更大的圈子裡可能也存在著年輕女性主義者缺失的現象。然而，這一情況在學術界已不再屬實，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中。在克拉馬雷和史班德看來，年輕女性主義者的稀缺有可能是年齡歧視所致，也有可能是因為有名望的女性主義者在努力將信息傳遞給下一代女性主義者時面臨著重重困難。
女性主義者認定某些流派更符合女性主義特徵的例子也層出不窮。大家不禁要問，不同世代的女性主義者意見不一到底是誰之過。不管怎樣，至少部分過錯在於這個問題本身的提法。一方面，將各派女性主義的絕境歸咎於缺乏激情、如同調皮孩童或壞女兒般的研究生——或另一方面，歸咎於好忌妒、堅守地盤的母親——最終都是危險、化約的做法。這些家族模式使人們未能從更大的語境出發來審視女性主義鬥爭。人們的諸多看法是否及怎樣能「跨越世代」涉及包括對女性主義或世代不為年齡、角色所限的理解在內的社會、制度問題。
女性主義差異路線圖的優勢已在我們的領域中有所顯現。由於人們注重差異，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已經偃旗息鼓，停止爭論。我們聽到，不少女性主義者在回應女性主義經常受到的抨擊時發出了呼籲重建女性主義群體的聲音。科羅德尼稱，我們必須講述我們的歷史，這點很重要，因為這樣一來別人才不會為我們講述我們的歷史，她努力找尋一個「可信、理智的[女性主義]聲音」來代言，儘管這一聲音存在問題。她希望找回我們「生活過的豐富多彩的歷史——而非被某些粗略概述所同質化了的歷史」。
她對女性主義和諧聲音的願望說明，我們若能收集到足夠多的真實故事，我們便能共同描述出一幅女性主義畫面。對貝姆而言，問題並不在於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而是要找到一種方式來複述以前的故事：女性主義者一度和諧相處，而今卻四分五裂，因此我們需要從頭開始。為了「生存」，我們必須重新將女性主義激進化或回到女性主義的起源，儘管事實上許多人認為這一起源只是一個傳說，並稱「女性主義者從一開始就針鋒相對，相互抨擊」。這些例子表明，如果各派女性主義確實信奉一種共同模式，那麼這種模式不可能是事先呈現出來或經委託達成協議的。
本文節選自《文學制度》，有刪改
《文學制度》
（美）傑弗裡·J.威廉斯 主編
穆雷 李佳暢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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