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是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是楷書的快寫形式。唐代張懷譌」是差別、變化的意思。「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則是說行書的字形結構、點畫用筆都要比楷書簡省、便捷，而且還會表現出一種流動的形態。
楷書形體方正、筆畫平直、端莊秀美，但書寫速度相對較慢；草書結構簡省、筆畫連綿， 書寫速度較快，但因有草化符號，比較難以辨識 ；行書介於兩者之間，彌補了楷書的書寫速度太慢和草書的難於辨認。
張懷瓘在《六體書論》中說 ：「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這非常形象地說明楷書、行書和草書這三種字體的不同。行書在結體和用筆上都具有很大的變化自由，可以接近於楷書，也可以相近於草書。接近於楷書的行書，含有較多的楷書成分，結體和用筆比較規矩，稱為行楷 ；接近於草書的行書，帶有較多的草書成分，結體和用筆比較放縱，稱為行草。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說到的行書是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只是就它們在體式上的相互關係而言的，與它們產生的時代沒有關聯，行書萌發於東漢的中後期，差不多與楷書、草書同時產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吾謂書莫盛於漢……杜度作草， 蔡邕作飛白，劉德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
行書始於東漢末年，是應社會的發展需要而產生的。隸書的應急書體是章草。正規的隸書易識，但是不便於快寫 ；章草雖然書寫便捷，能急就趨速，但是又過於簡省，連筆過多，不容易辨認。這時就需要一種既容易辨認又便於書寫的行書字體，來滿足人們日常用字的需要。早期的行書，是草行摻雜。
晉代衛恆《四體書勢》中語：「魏初有鍾（繇） 胡（昭）兩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昇是公認的早期行書的代表人物，而行書作為一種成熟而獨立的書體，則是在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所處的時代才真正確立下來。
王羲之（公元 303 ～ 361 年），東晉書法家，字逸少，號澹齋，琅琊臨沂 ( 今山東臨沂 ) 人，後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因官至右軍將軍 , 會稽內史，故又稱「王右軍」「王會稽」。他的書法成就在於增損古法，一改漢魏質樸書風和隸書的波挑用筆，創立了妍美流便的今體書風，被奉為「書聖」。
他的行書雄逸遒勁，是力度與風韻的完美結合，動勢與靜態的高度統一，無論在用筆、結體還是章法上，風格特徵都十分鮮明。其代表作《蘭亭序》 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楷、行、草、飛白等體皆能，代表作有楷書《樂毅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行書《姨母帖》《快雪時晴帖》《喪亂帖》等。
王獻之（公元 344 ～ 386 年），東晉書法家，字子敬，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王羲之的第七子。官至中書令，為與族弟王珉區分，故世稱王大令。幼時從其父親學書， 後來取法張芝，別創新法，自創一格，與父齊名，人稱「二王」。他的書法，兼精楷、行、 草、隸各體，尤以行草擅名。其行書名作有《鴨頭丸帖》、《中秋帖》、《東山帖》等，其中《中秋帖》列為清內府「三希帖」之一。
唐代是書法繁榮發展的時期。由於唐太宗李世民重視書法，並極力推崇王義之，因而唐代的行書主要受「二王」書風的影響。著名的書法家有李邕、顏真卿、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 陸柬之、柳公權等，這其中有與「二王」為一路的，如歐陽詢、虞南、褚遂良、陸柬之、柳公權等 ；另一路則是李邕、顏真卿的創新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