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人口很難實現持續增長，戰爭就是人口的最大殺手。但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戰國持續近200年，但中原人口仍處於緩慢增長中；而東漢末年，卻號稱十不存一、白骨遍野，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很容易理解：東漢末年是戰亂，而戰國只是戰爭年代，並不是戰亂時代，這兩個概念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戰國，是穩定、成熟國家之間的長期博弈
戰國之所以給我們造成「慘烈」的印象，是因為史書中動不動就有斬首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恐怖數字。但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是兩個原因：
其一，為了鼓勵軍人作戰、提高戰鬥力，除了採取完善軍功爵制的秦國，其他各國也普遍將殺敵數與金錢獎勵、爵位提升掛鈎（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戰場上的將士們一個個仿佛打了雞血，為了獲勝後可以收割敵人的首級而奮不顧身；
其二，與春秋時代不同，戰國時期各國的爭鬥不是為了稱霸，而是為了削弱蠶食對方、壯大自己。因此，在戰場上盡最大可能消滅對方的戰鬥人員就成了常見操作。
所以那時的戰爭很少有擊潰一說，也沒有抓捕俘虜的習慣，要麼勝，割對方的頭；要麼敗，被對方砍頭。
但除此之外，各國軍隊並不會殺戮敵國的老百姓，甚至連號稱虎狼之師的秦國，在戰後按規矩會把獲得的首級公示三天，就是為了避免殺良冒功、殺戰友冒功。
這並不是因為仁慈，而是各國間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最終拼的是綜合國力；而在農耕時代，人口則毫無疑問是關乎到國力的最重要資源。因此，秦國在攻城略地後，會立即在當地設立郡縣、維持秩序，迅速將掠奪來的國土轉化成生產力，從而實現以戰養戰的目的。這也是為什麼當趙國派廉頗接收上黨百姓入趙時，秦國絲毫不顧師老軍疲，憤怒的猛攻趙國長平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在商鞅變法後，為了開發關中廣袤的荒地，秦國還以免稅、提供房子和工具等為誘餌，重點吸引人口密集的三晉百姓入秦。
因此，我們在史書中看到的有關戰爭殺傷的記錄，基本只限於軍人的損失。甚至遭受長平之慘敗的趙國，一戰損失了超過1/10的人口，但仍能夠續命數十年，就在於其國內的人口基礎未被擊垮。
而東漢末年的戰亂，死在戰場上的人口只是很少比例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是曹操《蒿裡行》對東漢末年社會慘狀的描繪，按照他的說法，當時的人口僅為東漢和平時期的1/100。
但我們在史料中看到的數據並沒有這麼慘，比如規模浩大的赤壁之戰，雙方參戰人員實際上只有25萬左右，戰後還有很多當了俘虜，並沒有戰國時大規模不留活口的砍頭現象。
只說明了一個問題：當時大部分的人不是死在戰場上。
所謂戰亂，一是戰、二是亂，後者甚至更為恐怖。在當時漢政權失序、各軍閥以武力較高下的時代，強者橫行，失去了最基本保護的普通老百姓可謂命如螻蟻，成為最直接的犧牲品。造成這一慘狀的，主要源於戰亂時糧食與人口的矛盾性：
首先，在戰亂時期，各軍閥必須盡力搶奪兩項重要資源：一是人口，二是糧食。
但是，在初期混戰之際，兵荒馬亂、盜賊橫行，社會失去了正常生產的客觀條件；加上一城一地的易手就在須臾之間，有些軍閥甚至只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難有長期經營、促進生產的客觀條件，糧食就會變得很稀缺；
因此，軍閥們普遍會大肆收刮糧食，原因很現實：手上有糧，才會有兵源投靠。
而那些沒有抵抗能力的老百姓，只能眼睜睜看著糧食被搶走；身強力壯的，可以去參軍混口飯吃，而老弱病殘，只能淪落到「易子而食」、直至餓死的境地。
而當一個強勢的軍閥手上有足夠的糧食，並且地盤夠大、可以維持正常生產時，他可能會接收老百姓，畢竟地打造根據地；但當資源撐不起更多嘴巴時，他不僅不會接收，甚至會進行大屠殺，其目的很簡單：既能省糧食，又可不讓這些人口資源落入敵人之手。
比如上面悲天憫人的曹丞相就幹過這種事：公元193年，曹操在擊敗陶謙後，將當初從長安、洛陽一線投奔徐州的數十萬百姓屠殺殆盡（《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水為不流。
公元198年，在佔領彭城後，曹操更是大肆屠城。
因此，那些被後世視為「諸侯」的所謂豪傑們，出於軍事及經濟目的採取的暴行，正是人口銳減的罪魁禍首。
同時，戰爭往往伴隨著瘟疫，由於大量死屍得不到及時掩埋，細菌滋生，本就處於飢餓中的老百姓毫無抵抗力，只能成群的死去；此外，古時自然災害頻發，戰亂時期失去了政府的有效賑濟，更容易造成民眾死亡。
像上述局面，在東漢末年各路諸侯混戰時屢見不鮮，直到北方統一、三國鼎立後，各方所佔疆域相對穩定，正常的生產秩序得以恢復，各國人口才得以觸底反彈。
這就是人類為什麼時常高呼「遠離戰爭、珍愛和平」的原因。戰爭中，最受傷害的永遠是老百姓；若喜愛三國，玩玩相關遊戲就行了，千萬別想著穿越；否則，若穿越成平頭老百姓，可能活不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