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悼紅狐
本文是為解答用戶崔月昊的提問而撰寫。諸子百家入秦之後，除法家、農家、陰陽家外均遭遇秦火，最終諸子百家的去向怎樣，都變成了什麼人？悼紅狐兄的雄文將為大家詳細解答。
人們形容歷史往往選用巨物景觀做比喻，如長河洪流，又如巨輪大幕。因為人力在歷史呼嘯而來的當時，都顯得不堪一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於是生出一種對命運和宏觀走向無力把控的情緒。但歷史終究是人的歷史，每個人在其中都發揮著作用，或潛或隱、或顯或微。好比曹魏時期李康那樣的人，一篇《運命論》對中國人的性格形成塑造偉力，自己卻不甚顯名。
之所以考察諸子源流，是因為秦的統一形成的衝擊力，讓旁觀者的視野模糊起來。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至少要完成四步工作，才能揭開最後的謎底。
首先需要清楚地明白秦的統一究竟是何等規模的變化，然後，需要尋找到在此（秦統一）前後諸子百家的生存狀態，另外，這個問題屬於總綱式的發問，審題的結論是不具備直接回答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找到綱領問題內組成這一核心疑問的具體問題。相應地，工作的重點最後會轉到如何選擇並運用恰當的工具手段，對這些有回答基礎的具體問題加以解決。
秦統一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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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變革的影響迅速觸及所有人群，墨家的消亡、法家的勃興、儒家的困厄、道家的蟄伏、農家的逍遙、雜家的彷徨，不過十餘年，韓非子所謂的顯學大宗都已銷聲匿跡。錢穆說，學術俯仰於權力。此言雖然令人絕望，但在很多時代確是如此，畢竟四體不勤的學者，是無法與明火執仗的威權相抗爭的。而如何應對歷史局勢的迅速更易，這是周秦之際所有學派團體共同的課題。
在秦制的暴力之下，這些學說存亡的關鍵是能否演化出強大的適應能力，凡是在這一輪沒能活下來的，日後的影響也就式微了。而能在適應中反客為主，對客體加以改造，則是儒家的本事，不管是行政上的外儒內法還是腦子裡的外儒內道，它總能夠成為笑到最後的那個人。
秦朝有志於消滅所有思想和思想家
先秦與秦以後的顯著區別在於國體政體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先秦的國體是貴族共治體，中央由王室與諸侯共治，諸侯則由公侯與家臣共治。國家治理權主要在共治體內部進行分工，《左傳》說衛獻公「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就是此意。《孟子》說貴戚之卿對於君主可以「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廢黜）。」聽得齊宣王「勃然變色」，內心無數隻草泥馬呼嘯而過。
貴族共治的國體下，國家政體則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的核心特點在於有限責任，王室的責任止於諸侯，而諸侯的責任止於卿相。周王室通過讓渡權責，實現了名義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王臣卻不包括諸侯家臣。
秦後的國體轉為君主專制，政體隨之變更為央地結構的郡縣制。政令皆自上出，帝王口含天憲、乾綱獨斷。從結構上也很容易看出特徵，封建制度是家國同構，因此，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才能順理成章過渡到治國平天下。但郡縣制度的特點是央地同構，政府架構的設置一以貫之。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強力集權的體制。
戰國時代大規模的軍備競賽，激發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升了全社會的生產力，盈餘的資源卻讓國君能夠使用靈活的手段消滅貴族、控制人民，社會財富的增加竟然催生了秦制。
所以，先秦的陪臣執國命屬於統治集團內部各方勢力的消長變化，而秦後的外戚權臣屬於同一皇權附著主體的轉移。表現形式差不多，但原理決然不同。一把秦火燒出兩個世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同構異質，這算得上是上古中國的第三次劇變（第一次是夏啟變家天下，第二次是商周革命去鬼事人，第三次就是秦的帝制統一）。
這樣的微觀證例，不僅見之於此，在諸子政論異見上同樣可見，留待後文。總之，先秦與秦後的差異巨大，自秦統一開始，中華文明進入秦制時代，英雄及社會非體制化勢力逐漸在秦制國家面前無法對抗，逐漸退出了政權層面的競爭，這基本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西漢遊俠的消亡就是這一進程的反映）
秦以後諸子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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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找到先秦與秦後諸子學說的繼承譜系，而這一時期對於諸子學說的整理評議，現成的材料只有六篇。分別是《莊子天下篇》（前369年~前286年）、《荀子非十二子》（前313年~前238年）、《韓非子顯學》（前280年~前233年）、《淮南子要略》（前179年~前122年）、司馬談《六家要旨》（前165年~前91年）和班固《漢書藝文志》（前77年~92年）（下簡稱「六篇文獻」）。
六篇文獻按歷史階段能分成兩組，《天下》《非十二子》《顯學》斷代在先秦，《要略》《六家要旨》、班志斷代在兩漢，其中班志是劉向《別錄》和劉歆《七略》的節錄本，並綜合東漢秘府收藏情況加以增刪。因此這六篇文獻恰好能夠連綿不絕，可以從前350年前後一直講到公元23年，大差不大粗略估計，四百年學術史即賴以成章。
通讀六篇文獻，又能按照敘述角度分成兩組，從《顯學》開始，對於諸家評議的視角從基於學派轉為基於政權，評議的目的從區分對錯轉變為有用無用的判斷。到了班志，這個特徵展現得登峰造極。無一家不可無用，最後剩小說家無甚功用，於是都不算「一」流。這才造成了班志九流十家的定論。
諸子百家在秦漢以後被重新塑造了
《天下》篇顯示出一種建構的跡象，具體來說就是把社會諸態經過分類後，分別安置上一個總綱（《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但這種建構不專屬於《天下》篇，《繫辭》就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這相當於把「道術將為天下裂」換了一種說法講出來。
秦漢以後，這種「既成」事實已經被人所接受，所以學者把努力用到了搞逆向工程上。希望變百家為一家，最終還原到太一大道上。《呂覽》的目標是，「凡十二紀者，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要略》則說，「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連司馬遷也曾許下宏願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秦一統的天下秩序，想來也為學者們能找到諸子百家的「統一場論」提供了謎之信心。
從結構上看，各家的共識似乎趨於一致。即諸子百家都是源出一體，只是分工有別。但在秦制國家語境下，這一共識逐漸還是變味了。政體的秦制變革，既讓非建制力量退出了政權主導權的爭奪，也為它們限定了分工的領域。
《要略》著書二十篇的意圖，不僅在於學術上的終極性探求，更在乎的是「帝王之道備矣」。更過分的是毛詩序和班志對於九流十家的溯源，近乎強迫症病犯。六藝諸子以下，家家派派都能在漢朝政府那裡領到一個差事。儒家是司徒，道家是史官，陰陽家是欽天監，法家是理官，墨家是清廟之守，縱橫家是行人之官，農家是農稷之官，連小說家這不入流的都可以認領一個稗官的職位，好似天庭對著孫悟空官封弼馬溫。總之，要齊齊整整，老老實實，按頭制帽，各歸其位，一決於上，不逾規制。
這當然不是班固個人的喜好，而是一種大一統秩序下的意識形態要求。秦制需要意識形態來裝飾自己，現在就是安排的時候。所以，班志尊經貶子、尊儒貶諸子、尊文學貶方術，都是時事所需。
可見「道術將為天下裂」這樣的認識，先秦與秦後在事實認知上雖為同構，但在價值認知上卻背道而馳。這又是一起同構異質的歷史表徵，作用在了諸子百家群像之上。
在先秦，它只是一種流傳極廣的觀念，輾轉於諸子百家間，形成了一種共同的通識。就像堯舜禹的傳說那樣，是諸家共有的知識背景與觀念底色，來源或許是久遠的學術史記憶。但秦漢以來，局面丕變，諸子皆出於王官變作大一統的標準配置被放置，形相似而神不同，已是桃花人面各不識了。
按照班志最後統計的結果，除去儒家六經、小學等103家，九流十家流傳下來的諸子圖書共計189家，4324篇。其中墨家、名家二家舉西漢二百一十年間無一新出，可見已亡。法家僅餘一家，經七國之亂誅晁錯，後繼無人，亦亡。至王莽地皇四年，秘府所藏先秦諸子十家，紙面上看尚餘七家。
諸子百家都有其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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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受教科書插圖的誤導，以為先秦諸子大部分都不富裕，個別人還很窮。當然也因為大佬們總在放煙霧彈，比如莊子隔三差五就炫耀自己家徒四壁，孔夫子曾說過「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包括孟夫子也理直氣壯地說「貧賤不能移」。但實際情況真的不是這樣，搞學術本身就是件很昂貴的事，歷來如此，哪怕到了今天，想要一輩子鑽研學術，也絕非工薪家庭的常規考慮選項。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學術不事生產，除非家裡有礦，否則要考慮生計問題。二是學術存在競高性，拜師學藝、博聞廣知是剛需，這是一筆極其巨大的費用。但在先秦還有個大問題，就是書太貴。不書於簡，則書於帛。以至於我讀古書，根本不敢想像孔夫子刪詩三千餘篇，又刪書至百篇，工作量倒還其次，主要是估算一下文書工作的成本，已經是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先秦社會的生產力畢竟有限，國家的壓迫又重，普通民眾的基尼係數想必很高，免於飢餓的風險敞口顯著擴大，預期收益受制於階級，開展工作又耗資甚巨。從投產的經濟效益看，搞學術絕非普通人所能痴心妄想的道路。
以諸子各家巨擘為例，孔子是殷貴族後裔，後來當過魯國宰相級別的高官，其弟子非富即貴，甚至有子貢（端木賜）這種幾千年都排得上號的巨富。老子是國家圖書館的館長，按級別也是正部級，居於深宮，衣食無憂。墨子，司馬遷說他是宋之大夫，和宋襄公沾親帶故，是宋襄公之兄目夷的孫輩人物。後來還做了墨家組織的巨子，從物質生活方面考察，艱苦樸素主要是自我要求。莊子的落魄屬於行為藝術，其朋友圈是宰相圈子。孟子是魯國三桓孟孫氏的後裔，見君王如烹小鮮，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鄒穆公都是老交情，甚至還曾鄙視國家元首望之不似人君，相當傲嬌。荀子曾三任戰國最大的大學稷下學宮校長，後來倒了黴也是春申君的座上賓。
孔子等思想家至少都有一大段時間不貧窮
其餘大名鼎鼎的各位諸子先生，如鄧析、申不害、李悝、商鞅、韓非、惠施、鄒衍、晏嬰、公孫龍、孫武、吳起、蘇秦、張儀、尉繚子、尸佼，無一不是拜將拜相。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六篇文獻中各家興替，可以從其財務基礎的邏輯上先看小徵候。畢竟秦火的到來只是各家不可控的大環境，在此之前及之後，自身如何周旋發展才是眼前的實際問題，如果財務可持續性很糟糕，恐怕不待秦火，就已經自身難保。反之，諸家學派也絕非只可能遭受秦火一次打擊。比如儒家，孔子去世後，魯國的實際權力歸屬者、孔子的政敵、三桓之一的叔孫武叔就企圖通過攻擊孔子打擊儒家。
從這個角度開啟思考的進路，可以挖掘出一系列鮮為人所注意到的問題用以考察先秦諸家的發展形態與經濟特點，這對秦後諸子百家的遭遇有著非凡的啟示意義。這些問題如同拼圖，每拼合上一塊，都會讓真相露出一角。
《顯學》篇所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墨既然能夠側身顯學，聲勢既大、門徒眾多，其財力保障從何而來？墨家既為顯學，且盤踞秦、齊、楚三個超級大國，相互同氣連枝，為什麼入秦後卻極速消亡？儒家在西漢建國百年間，是如何隱忍？後來又憑藉什麼翻身？自老子、關尹、文子之後，三百年間，道家的嫡系大宗究竟是誰？莊子《天下》篇為什麼談的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綱領？法家作為後起晚近學派，如何做到異軍突起？名家「苛察繳繞」，其真實意圖究竟為何？陰陽家選擇與儒家合流，寄生者與宿主各取何需？道家一變而為道教，是否有所師法？
前三家與後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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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討論前，先回顧一下上三節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節解決的是社會大環境的問題，進入秦朝後，國家社會快速向集權的形態轉變，體制化天下逐漸從《周禮》九服的想像變為現實。社會生產力的急速提升與社會組織的體制化改造互為作用，最後弔詭的催生了秦制。
第二節通過六篇文獻，基本上可以獲知諸子百家入秦前後的存亡以及形態，大抵可以為推測各家入秦後的境況圈定下最終範圍，不至於讓後續的行文天馬行空荒腔走板。
第三節想要揭示的問題是經典化的學術史論述，只能提供思想主張的沿革及學派傳承的譜系，卻不能很好地解決諸子各家生存狀態的問題，這對探明各家遭遇秦火前後的歷程極為不利。挖掘六篇文獻中諸家樣貌，可以為逆推諸家生存的實際情況提供依據。
基於上述宏觀層面的討論，接下來將利用兩節的篇幅，一是中觀層面分類分期解決諸子百家入秦前的姿態，二是微觀層面上最終回答各家的歷史歸宿。九流十家中，農家及小說家是偏門小宗，除農家的重農主義曾在各派間被廣泛議論，沒有更多的論點稱顯於世。其餘八家的大致情況如下：
最早興起的是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與老子同時，則有函谷關內強留《道德經》的關尹，以及老子弟子文子。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執掌王室典籍。老子的離去是百家溯源王官之學的源頭，也是道術將裂時刻最後的象徵。
孔子曾問道於老子，後世學者否認老先於孔。但近二十年所出簡帛壁畫，大概不支持這樣的說法。郭店簡把《老子》文本成熟的時代上移至戰國中期，海昏侯墓則有出子問老子的繪圖。
如龍之老子
自孔子始，私學紛起，六藝流播。孔子歿後，則有七十子。班志所形成的經典觀念是，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子之言紛然殽亂。這才迎來了諸子爭鳴的時代。
「墨翟，宋之大夫」，「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子的學生、繼任巨子禽滑釐「受業於子夏之倫」。可見，以學術譜系論，墨子和子夏、子貢是同輩人，禽滑釐等人則是子思同輩人。
名家的先驅鄧析為鄭國大夫，子產鑄刑鼎，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鄧析之後，名家濫觴於公孫龍、惠施，各家皆深厭之。《天下》篇說「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非十二子》說「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
縱橫家在班志中最遠僅追及至蘇秦，但按照《史記》記載，蘇秦師從鬼谷子，則縱橫家的上限可追到戰國中期。另據《仲尼弟子列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比之鬼谷子的縱橫捭闔，尤更勝之。
法家成型於吳起，「受業於子夏之倫」。後繼者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等人，《史記索隱》說「伯陽立教，清淨無為。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基本判明了法家出自道家，為道家別宗，韓非子有《解老》《喻老》。
雜家匯通百家，「通九野，徑十門」，思想駁雜，不能以流派計，屬於稷下學宮的產物。《管子》《呂覽》為先導，而《淮南子》殿後。
陰陽家的流行已晚近至戰國末，以鄒衍為大宗師。但有意思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曾評論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所以，齊國稷下的學風大抵如是。
八家可分為兩類，較早的一批是道、儒、墨三家，代表人物主要是道家的老子、關尹、文子，儒家的孔子、子貢、子夏、子遊，墨家的墨子、禽滑釐等，時間上限在前570年，下限不超過前400年。
至漢興，三家已傳均不低於三百年，傳承已達六七代。如《公羊傳》自子夏之後，經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五代，而到漢初胡毋生。又如《易》，《史記》記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六世至齊人田何，而漢興」。
這樣長的傳承維繫，本身就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漢高祖劉邦殺項羽之後，重兵包圍了曲阜，「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史記》感嘆說，「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可見戰國末期至漢初的時代，這三四十年的過程中，儒家依舊維持了頗具規模的學派團體。
墨家也是如此，《天下》篇說，墨家弟子「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淮南子》的記載更令人震驚，「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而除墨翟外，墨家可考的鉅子還有禽滑釐、孟勝、田襄子、腹等四人，到了腹已經是秦惠文王的時代，距離秦始皇統一六國不足百年。
換言之，以儒家的規模規制、墨家的雷厲風行，當然可以認定，這兩家早已完成了組織化進程。換言之，戰國後期兩百年加速的社會體制化發展趨勢，在儒、墨身上能看到積極的響應。正是體制化賦予了儒、墨傳承不絕的力量，裡面自然也包括源源不斷的財務支持。
從文獻上看，墨家的組織力主要來源自宗教式的社團組織。墨家是典型的精神驅動型團體，有著極為高標的紀律觀和大禹原教旨道德主義，墨家理論以「天志」的不可辯性為基石，形成價值超越，然後橋接以「明鬼」，將天道接引至人間，並由此展開社會組織主張（尚賢尚同）、程序主張（墨辯、三表法）、藝術主張（非樂）、社會風俗改革（節用節葬）等龐大的國家治理系統。由於存在價值指向上的終極屬性，墨家強烈的宗教性與約束性顯得至為突出。（大司馬按：墨家的邏輯雖能勉強自洽但基礎太脆弱，理論水平不高。）
儒家的組織力主要來源於政權及商業組織。
對於政權的影響，一大途徑就是培育「王者師」。儒家歷來有偏向實用主義的一面，荀子評價孔夫子為「聖之時者」，既要因時而變，與時偕行。又是急於用世、勇於立功，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加之獨擅六藝、布憲春秋，有著得天獨厚的政權合法性解釋權。因此，在俘獲王者方面頗有心得，「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孔子去世後，這一方針率先由子夏實踐，實現了對魏國政權的影響。孟子曾對這一方針加以總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矣。」
另一方面，對於資本的使用則借重於子貢，孔子去世後，子貢「與時轉貨貲」「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億則屢中」，已然成了大財閥。「常相魯衛，家累千金」，關鍵在於子貢賺了大錢之後，並沒有無度揮霍。而是「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
儒、墨兩家正是順應時勢，精心構築各自賴以存續的組織基礎，才有三四百年不斷發展壯大的碩碩成果。到法家急用世時，雖然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但儒墨仍然是當世顯學，有著呼風喚雨的力量。
而與儒墨同期的道家卻顯得甚為落寞，老子、關尹之後，道家近乎於分崩離析。鬼谷蘇秦分離成縱橫家，申、韓脫離為法家，尹文匿跡於名家，楊朱自成一派。只有莊子、列子差強人意，可也是兩百多年後的後學，上下百年內，不見師承，也不見弟子。在體制化組織改造的進程中，道家是缺席的。
除了老三家，較晚出的是後五家。分別是名家、縱橫家、法家、雜家和陰陽家，時間上限不超過前四世紀，大部分人活躍在前350年至前220年這百餘年間，主要代表人物是名家的惠施、公孫龍、尹文等，縱橫家的蘇秦、張儀、龐煖等，法家的申不害、慎到、商鞅、韓非等，雜家的尸佼、尉繚、呂不韋等，陰陽家的鄒衍、鄒奭、南公、閭丘等。
與老三家發展壯大的環境不同，後五家活躍的時代，社會動蕩愈發激烈。進入戰國，壟作法、雜交種植、輪作法迅速普及，生產快速提升，青銅弩機、鋼鐵冶煉技術被發明，武器攻擊力得到實質性改善。桂陵之戰後，魏國衰落，退出爭霸格局。戰國時代進入齊秦爭霸，前318年山東五國合縱攻秦失敗，前312年楚國強國地位瓦解，前260年長平之戰。整個局勢快速演變，促使各國進入效率對抗性競爭階段，各國集權快速得到加強，作為非建制力量的後起者各家已無暇建構自己的組織體系。要麼進入官學系統，如稷下學宮；要麼分散於各國政府，如法家在各國陸續變法。
在各國程度不一的集權過程中，非建制力量的組織化機會只存在於有限的時間窗口之內，一旦公權力完成體制化，其他非建制力量就會被迫害打擊，再也沒有自發建構組織的機會了。後五家由於其後起，從可能性與實用性上，都已不存在高度組織化的可能，所以他們多作為個人來參與政治。
另外，後五家的理論及師承，幾乎全部來源於老三家。墨家與儒家有一定關聯，陰陽家是儒家的依附。法家、名家、雜家、縱橫家皆是道家的餘緒。他們既缺乏穿越歷史周期的資源積累與獲取能力（如儒家），也不具備終極價值的眼界與執守（如道家），所謀者急功近利，不論是從現實的可能性還是理論的完備性，都不具備高度組織化的條件。
諸子百家最後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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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諸子百家的歸宿，先解決農家和小說家的問題。
小說家。班志記載，「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至前後漢為賦，魏晉則為志怪，隋唐則為傳奇，宋元則為話本，明清復歸本名小說。
農家。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國畢，四海一。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詔請「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班志記農九家，漢代獨佔六家。
接下來，既然以「後五家」為「老三家」之源流，因此，欲解決名家、縱橫家、法家、雜家和陰陽家的問題，就要先解決道家、儒家、墨家的問題。
道家。道家最古，但沒能順利向組織化轉型。錯失組織化的原因，大概率是受王子朝之亂的影響。前519年，周王室王子朝為亂，佔領王城，自稱周王。周敬王流寓在外，退守王城東郊狄泉。雙方混戰三年之久，才由趙簡子率領晉師平定王城。「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既然周王室的典籍悉數被洗劫一空而被掠到了楚國，那老子作為「周守藏室之史」，想必也只有下崗一條路。《莊子》記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可見老子確實已經失業，而此時《道德經》還沒有被寫出。
換言之，道家學派從老子開始，就沒有能夠保存下本學派所需的研究資料。而學派經典誕生之時，就是老子「莫知其所終」之日，也就談不上什麼發展壯大了。
老子之後，道家分崩離析，正源委頓，散為縱橫、刑名、楊朱、莊、雜五脈。就像餓死的駱駝，被一群財狼分食。
漢初七十年，以道法調和的黃老之術為意識形態，源出刑名，主要人物是陳平、黃生、安丘生等。好在儒家幫忙存下了《易》，《道德經》也沒有散佚，加上《莊子》。東漢以後，道家師法佛教和儒家，利用宗教結構得以還魂，出現了道教。道教建立後，以三玄為中心，玄學義理在魏晉時興盛一時，代表人物有王弼、向秀、郭象、陶淵明等。體制化的道教則依託宮觀儀軌系統存續，也出現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葛洪、寇謙之、魏華存、黃初平等。
儒家。儒家建制悠久、積累深厚，是法家最強勁的意識形態爭奪者。秦統一後，儒家受到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以鞏固法家的地位，讓法家為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擴張權力統一思想。
這個時期，儒家學團的傳承遭到毀滅性打擊，樂經就此失傳，六經變為五經。詩、書、禮、春秋各經都文本湮滅，靠老儒生背誦記憶存續，章句失漏無算。《尚書》傳自伏生，老頭傳書時已九十高齡，口授由大小夏侯所記29篇，另有古文出孔壁。《詩經》四家，齊詩出自轅固生，魯詩出自申培公，韓詩出自韓嬰，毛詩出自毛亨。《禮》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孔壁出書和河間本，後經大戴（戴德）禮、小戴（戴聖）禮而為今文學派。《春秋》五家，《左氏傳》《公羊傳》《榖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後兩種亡佚。
西漢時，依據各家所傳，西漢政府分別立五經博士。儒生們東漢為經師，如董仲舒、何休、鄭玄等，唐宋為高官，如孔潁達、韓愈、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等。又為大儒，如朱熹、程頤、程顥、張載、周敦頤等。明清為學者宗師，如王陽明、戴震等。
但儒家入秦遭受重創，政商兩失，與法家爭而一敗。漢初，與黃老爭而二敗。漢武帝時，董仲舒以「王者師」的舊路，起衰復振，可已處處受制於皇權，不能再如戰國時代那樣自如顯赫。漢宣帝曾挑破其中的利害關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以儒家為表來粉飾刑名黃老之術的實質，自然不會讓儒家滿意。所以，儒生以讖緯預言命理陰陽，爭取資源，以制衡秦制國家。隨著佛教內傳，道教擴張，讖緯神學的資源才逐漸萎縮，但依然能夠幹預政治，直至被隋煬帝徹底禁絕，延續了五百餘年。
有意思的是，儒家與皇權的合作始終處在角力博弈的過程中，且打且和，強時共治，弱時牽制，始終沒有放棄反抗。先有天人之說，又有讖緯之術。入唐後，又通過科舉制度培育文官集團，在政治上爭取主導權，這總是走「王者師」的路子。而皇權有暴力為後盾，對儒家的有限反抗也不允許，反覆強化自己的權力，把集權搞到了極致，讓文官集團徹底喪失了制衡的能力。在帝制轉向共和國體的時候，儒家依然活躍，假《公羊》而論革命、借《孟子》而倡民權、用《大乘起信論》轉出自由民主，這種數千年而不墜的韌性與毅力，不唯九流十家，恐怕揆諸全世界的學派，也是獨此一家。
墨家。墨子死後，墨家分為齊墨、楚墨與秦墨，以鉅子為核心。按照《顯學》提供的線索，戰國後期，儒家、墨家都已發展成了顯學。顯學聲勢廣大而門徒眾多，墨子曾受學於儒家，其理念與儒家針鋒相對。儒家罕言天道，墨門闡發天志；儒家不語亂神，墨門明鬼；儒家講禮樂，墨門講非樂；儒家講尊尊，墨門講尚賢；儒家講親親，墨門講兼愛；儒家視死如生，墨門節用節葬。儒家法先王，墨門三表法。
墨家作為最具備實體特徵的組織，按照何炳棣的研究，深度參與了戰國中後期各國的圖強運動，以充分張揚他們非攻的理念。何先生甚至認為秦獻公曾啟用墨家「從事」派廣泛參與秦國各級軍政組織的建設，墨家為政府所利用，卻無力對抗「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墨家是否參與了秦國的建設，是件不確知的事情。但墨家毀於秦手，恐怕是比焚書坑儒更加隱秘而確實的事情。
究其實在秦朝立國當時，儒家只對法家形成意識形態威脅，而在政商兩處，卻都可堪利用，不然也不至於統一八年後才動手迫害儒家，而墨家則完全不同。墨家的力量來源於組織力量，卻未必會走上層路線。這正是新帝國的肘腋之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墨家最大的失誤，恐怕是沒有能夠在亂世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否則未必沒有南越國那樣的境遇。
《非十二子》對墨家的評價中有一句看得人後背發冷，荀子說墨家「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荀子雖是儒家，但與主流儒家相異，在政治觀是統一集權的擁躉，不然也教不出韓非、李斯這樣的學生。墨家所講的尚同，結構上也表現為權力集中，但墨家的集中卻需要經過「組織程序」。上要符合天志，下要滿足三表法，過程還需要由裡入鄉、由鄉入國，然後由國進於天下，這是一個層層傳遞的系統（大司馬按：墨家之天志晦暗難明，其理論雖自洽但基礎極不堅實），與荀子所指「國家之權稱」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對舉墨、法兩家，又見同構異質。
不過，對於墨家的清剿恐怕是一個預謀甚久、布置甚密的行動，甚至比處置六國遺民的優先級還高。也有可能是七雄的聯合行動，六國乞和於秦的條件。但無論怎麼說，遲至始皇三十四年，墨家已經完全湮滅無聞。墨子成為了道教的神仙，班志記載《墨子》七十一篇被悉數歸入道藏，東漢以降亡九篇，宋以來再亡九篇，今本尚存53篇。
最後，要處理後五家的問題了，有了老三家的答案，後五家就簡單得多。
名家。名家源自鄭國，為辯難成文法而生，其意圖在於掌控各國立法的解釋權，介入各國政治系統。秦漢易代後，成文法被視作「秦苛法」，漢武帝獨尊儒術，訴訟以「無訟」為目標，司法以春秋決獄，裁判原心定罪。至此，名家已無用武之地。班志所載名家，無一出自秦漢。
陰陽家。陰陽家比附五德始終，又論太一。到西漢時，附儒術以傳，並在東漢儒家神道設教時，大放異彩。陰陽家的理論，如今還在興盛，多散落到了堪輿、風水之中。
縱橫家。國家一統，已經沒有了使者往來奔走的空間。班志所載秦漢以後的縱橫家，如蒯徹、鄒陽、主父偃、徐樂、嚴安、聊蒼諸輩，已經變成了政府內設官僚，縱橫家群體被政府建制所完全吸收。後世能比附縱橫家的，大概類似大忽悠沈惟敬之徒。
雜家。雜家「兼儒、墨，合名、法」，李零說屬於先秦時代的百科全書派。如果採用這個說法，那這一派恐怕是九流十家中最顯赫的。其後世的代表人物有魏文帝曹丕，他令桓範等人編過《皇覽》；梁武帝蕭衍，代表作《華林遍略》；唐高祖李淵，詔編《藝文類聚》；唐高宗李治，詔編《文館詞林》；還有宋太宗趙光義，詔編《太平御覽》；宋真宗趙恆，詔編《府冊元龜》；自然更少不了大名鼎鼎的朱棣，詔編《永樂大典》；清聖祖康熙，詔編《古今圖書集成》和哪都有他的清高宗乾隆《四庫全書》。這麼一排列，雜家擁抱體制是最徹底的，可以改名叫皇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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