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對付帶來瘟疫的鼠類宿主動物?

2020-12-26 新湖南

武漢爆發的肺炎疫情改變了2020的冬春。

研究表示,新型冠狀病毒基本可認定是來自蝙蝠,是否存在中間宿主還需研究。

2003年的「非典」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石正麗追蹤SARS來源,結果發現蝙蝠和SARS的源頭有強關聯。

蝙蝠在民間稱為:天鼠、飛鼠。因為它很像一隻會飛的鼠。

人類和鼠類帶來的疫災打了幾千年交道。不論是農耕的破壞還是疾病的傳播,鼠類一直是人類的心患。

那麼,古人到底用採用了哪些辦法,來對抗疫災中的鼠類宿主動物呢?

生物鏈或許只是個「偽命題」,因為當你真的站在其頂端時就會知道,你看不見天敵,並不代表你沒有天敵。

站在人類中心觀的角度上,瘟疫、疫災對於身處其中的人與人類社會是莫大的災難。可是,如果站在生物平等的角度上看,瘟疫流行的過程無非是導致生物體感染的病原體快速繁殖的過程。

在一定區域內,某些病原體的種群數量和種群密度不斷攀升,病原體不斷繁殖所要消耗的生物資源數量則不斷減少。這就像是工業革命以後,區域內,隨著人類活動頻繁度的不斷提高,野生動物的自然棲息地遭到破壞,進而使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大幅減少,甚至滅絕一樣。大的瘟疫和疫災當中,人口的衰減與導致瘟疫的病原體數量的增加基本上遵循著此消彼長的規律。

歐洲中世紀大瘟疫——「黑死病」

但事實上,在這樣一對二元對立的關係當中,即便某些危害性極大的傳染病可以實現人際傳播,人類最初也往往不會直接與導致瘟疫的病原體建立這種對立的關係,而是一定要通過一些特定的動物作為媒介。

導致瘟疫的病原體長期寄生在這些特定的動物體內,這些動物既為病原體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同時又因為其棲息地與人居空間的重疊,通過自身與人類的共處將病原體傳播到人類社會。這種動物便是宿主動物。

任何一種瘟疫如果能夠在特定歷史時期內長期活躍或休眠,其繁殖、增多的變化過程一定會與導致該瘟疫的病原體的宿主動物自身的分布特點、變化規律息息相關。

建安大瘟疫是秦漢時期瘟疫流行、疫災暴發的高峰,也是秦漢時期瘟疫長期流行的結果。克裡米亞-剛果出血熱和鼠疫桿菌是符合建安大瘟疫各種歷史記載的可能引發這場全國性瘟疫的病原體。克裡米亞-剛果出血熱和鼠疫不僅在傳染病方面具備高傳染性和高致死率的共同點,而且在傳播方式上,即宿主動物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共性。這兩種傳染病、流行病全都是以鼠類為主要傳染源的自然疫源性流行疾病,鼠類宿主動物的龐大種群和鼠類動物的自然棲息地與人居空間的高度重合保證了這兩種傳染病可以在人類社會持續流行。

秦漢時期的瘟疫流行、疫災暴發的歷史,以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作為分水嶺,呈現出了休眠和活躍兩段截然不同的流行趨勢,而這一趨勢的轉變以及自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後直到魏晉南北朝的瘟疫傳播、疫災暴發的活躍都與鼠類動物在這一時期的分布變化息息相關。

01

周朝:祭拜貓神

由於鼠類糟蹋糧食,破壞農耕生產,所以以農耕為主要經濟業態的華夏民族很早就與鼠類建立了普遍的對抗關係。《詩經》中有名篇《碩鼠》,碩是大,鼠是鼠類。詩人寫碩鼠是為了控訴貪官,但詩中「無食我黍」「無食我麥」和「無食我苗」三句則表明,這種體型碩大的老鼠並不是家庭生活中常能看到的、與人居環境融合度最高的褐家鼠,而是生活在自然環境下以農作物作為食物的某種鼠類。無獨有偶,《莊子·秋水》中有「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裡,捕鼠不如狸、狌」一句。在這句話中,狸指的是狸貓,而狌指的則是黃鼬。顯然,作為野生動物的狸、狌所能夠捕獲的,一定也是自然環境下而非人類家庭中可能出現的鼠類。而從這句話的情緒、感情上看,《秋水》中的騏、驥、驊和騮都是日行千裡的駿馬,而莊子用狸、狌與駿馬相提並論,以讚揚它們捕鼠的能力,可見,作者對被狸、狌捕獲的「鼠」表現出了與對《碩鼠》中的「碩鼠」相同的反感情緒。

這兩個先秦文獻中出現的「鼠」,實際上指的都是生活在人居空間內,以農田裡的莊稼為食的田鼠。而田鼠很可能是最早進入華夏民族文化視野的鼠類動物,它也是農耕生產重要的「生態敵人」。華夏民族對田鼠的反感和仇恨在《禮記·郊特牲》篇中也有體現,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蠟。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蠟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叕、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這裡的鼠,明確被指為「田鼠」。而所謂的「迎貓」,其實並非是迎接貓,而是迎接或迎奉貓神,祭祀、祭拜貓神,通過迎貓神的儀式祈求貓神出力,消滅破壞農耕生產的田鼠,保護農作物不受損失。「迎貓」是周文化重要的祭祀活動「天子大臘八」之一。其實不僅是先秦文獻,隨著儒家文化在戰國以後的崛起,在歷史中,後世關於「迎貓」的文獻記載比比皆是。

逗留在神龕上的貓咪

漢字「貓」是一個典型的會意字。《說文》云:「貓,狸屬,從犭、苗。」由「犭」和「苗」字組成的「貓」字,在《埤雅》有更為直接的解釋,云:「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以上先秦文獻中所出現「碩鼠」「鼠」和「田鼠」,以及鼠與貓的關係都表明,先秦時期與後世不同,這時的「鼠」字往往指的都是破壞秧苗的田鼠。田鼠是最早被華夏民族認知並與其建立對抗關係的鼠類動物。

時人因為充分認識了田鼠的活動對人類生存造成的危害,但是又無力通過自己的力量對抗體形小、活動速度快,而且繁育力極強的田鼠,於是,人們便將求助的目光放到了自然界中。

周人渴望通過對貓神的祭祀來呼喚貓到農田中捕獲田鼠,以保護農田裡春耕時的秧苗。這樣以貓為神的禮俗在世界上,特別是在高度發達的古代農耕文明中並非個例,古埃及人對貓神貝斯特的崇拜還遠比周人更加典型。

02

漢朝:馴狗捕鼠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企圖僅僅通過祭祀活動保證農業生產顯然是不現實的。為了適應不斷發展的農耕經濟,時人迫切地需要一種經過人工馴化的動物能夠充當田鼠的「人工天敵」。從文獻和考古發現中都可以證實,華夏民族最早馴化的捕鼠動物其實是狗。

最早記載人類馴化狗捕鼠的文獻資料,是一則先秦趣聞,它出自《呂氏春秋·士容論》,云: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齊國有個善於鑑別狗的人,他的鄰居請他買只抓老鼠的狗,等了一年才買到,(那人)說:『是(條)好狗啊。』他的鄰居養了好幾年,但不抓老鼠,就將這事告訴了他。相狗的人說:『這是(條)好狗啊,它想要做的是抓獐、麋、豬、鹿,不是老鼠。想要讓它抓老鼠啊,就用刑具束縛住它的腿。』他的鄰居就用刑具束縛住它的後腿,那狗便抓老鼠了。」

狗拿耗子

從這則趣聞中可以看出,善相狗者稱這條良狗「志在獐、麋、豕、鹿」。所謂「志在獐、麋、豕、鹿」實際上是說,這是一條獵犬。但買狗的人只想用它去捕鼠,這是「大材小用」了。不過,買狗的人將獵犬用作鼠狗,這說明先秦時,齊地應該專有特為捕鼠而馴化的狗,這種狗被稱作「鼠狗」。而在四川省三臺縣郪江墓中,也發現了一塊鼠狗形象的磚雕,磚雕雕刻了一隻雙目炯炯有神的鼠狗,而之所以判定它的鼠狗身份,是因為它的口中叼著一隻肥大的老鼠。值得注意的是,鼠狗口中的鼠,並不是田鼠,但從鼠與鼠狗體型的比例看,亦與今天常見的褐家鼠不同,它的體型介乎于田鼠與褐家鼠之間。

郪江墓開鑿於東漢中晚期,這表明,可能是始於春秋齊地的,以訓練鼠狗來捕鼠、治理鼠患的風俗,最晚到東漢中期時,就已經從齊地傳入西南的蜀地,並被蜀地接納了。《太平御覽·獸部十六·狗上》,云:「《東方朔別傳》曰:『天下之良馬,將以捕鼠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也。』」

這裡所說的跛犬是否就是齊地的鼠狗,暫缺乏相關資料,無法考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跛犬和鼠狗承擔著相同的職能,它們不是「志在獐、麋、豕、鹿」的獵犬,當然也不可能是寵物,它們都是專為捕鼠而馴化出來的。而且,和鼠狗不同的是,這種叫跛犬的捕鼠工作犬不僅徹底擺脫了農田,而且一躍進入了漢武帝的建章宮。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覽·東方朔別傳》沿用了《莊子·秋水》的比擬方式,繼續將承擔捕鼠工作的動物與千裡馬類比,這從另一側面說明,在西漢中期的皇宮內,鼠患已十分嚴重,以至於在人們的心目中,皇宮內捕鼠的跛犬甚至可以與漢匈戰爭中的戰馬相提並論。所以可見,這個時候,鼠類動物的生活範圍已經與人居空間高度重疊,而這其中,一定有相當數量的鼠類已經改變了自然狀態下的習性,開始依附於人類活動而繁衍生息。

03

唐朝:馴貓捕鼠

經過了秦漢時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以後,文獻中與鼠類有關的記載越來越多。「鼠」字也從先秦時所指的田鼠,逐漸轉變為棲息於人類生活空間中的褐家鼠。

通過將這些記載與先秦和秦漢時期所記載鼠類動物的生存特徵進行對比,就不難發現人居空間內的鼠類動物自身的習性、分布和種群數量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例如,唐代柳宗元作《永某氏之鼠》一文中,講述了唐代永州一間民居中的鼠患現象。老鼠棲身於民居的建築中,普通百姓借貓捕鼠,文中故事的背景就是當時尋常人家的尋常生活。可見,唐代時,鼠類在民居內的繁殖生存與人類的滅鼠活動已經實現了常態化。而且在這時的中國,貓已經被成功馴化,也成了時人捕鼠、滅鼠的幫手。

電影《妖貓傳》,故事背景唐代

南宋洪邁著《夷堅志》中,《戊卷》有《錢氏鼠狼》一篇講大理寺評事錢仲買鼠狼滅官衙中的鼠患。鼠狼應該也是鼠狗一類經馴化,專為捕鼠的犬科動物。這一方面說明即使貓已經被成功馴化,但被稱作鼠狼或鼠狗的傳統捕鼠動物還在被使用,捕鼠的方式多種多樣;另一方面也說明,唐宋時期,隨著城市化和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人與鼠類的主要對抗已經從農田轉向城市,以褐家鼠為代表的,包括鼷鼠、褐鼠、黃胸鼠、黑家鼠等棲身於人類建築物、構造物內,完全依附於人類活動而生存的鼠類動物種群數量已經蓬勃發展,廣泛分布在人居空間當中。這一時期,無論是民居還是官衙,糧倉還是府庫,鼠類動物的身影無處不在。鼠患的威脅從農業生產蔓延到人類社會、人居環境的各個環節和空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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