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學界熱議的「中國」敘說和構擬問題，其焦點始終都在如何看待不同時期「中國」內涵的同一性，如何梳理古今中國的聯繫，其實質是要明確其間的歷史脈絡及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正是在這些基本問題上，目前的討論尚多不足且進展有限，一些誤區亟待澄清。尤其是對中國歷代王朝，各家大都採取了迴避態度，但王朝恰恰是古代中國最富特色的表現方式和最為顯著的全稱代詞。不能直面歷代王朝的存在及遞嬗，勢必會使「中國」敘說脫離實際。深思近現代中國重建國家認同意識的進程，反省和修正其在王朝體系與中國歷史關係上的偏頗，不僅是推進「中國」敘說，重建古今中國發展線索及其連續性、階段性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當代中國史學責無旁貸的使命。
關鍵詞：「中國」敘說；天下秩序；區域視角；王朝體系
作者簡介：樓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
如何概括和敘說「中國」，近來已成學界的一大話題。僅我國大陸地區近十年來出版的有關著作(包括新譯舊著及修訂舊作改名出版者)已達30餘部，更不必說大量的專題論文了。①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歷史上尤其是近現代，每當中國發展面臨轉折關頭，學界都會圍繞「什麼是中國」、「如何認識中國」等問題展開思考和討論。②而目前這一波敘說和爭辯，雖與全球化時代的諸種衝擊有關，包括有關學術動向帶來的一系列新問題，但隱藏其後的根本要素，無疑仍是「中國崛起」這一全球性、世紀性最新事件。近幾年來試圖重新概括和敘說「中國」的大部分著述，本質上均可視為這一事件在思想、學術上的反映，其中很自然地蘊含了當代「中國」之所從來、向何處去的命題，凝聚了學界對改革開放近四十年成就和問題的思考，以及對以往相關看法的推陳出新。當此之時，回顧相關討論的歷程，總結其中的問題、內涵，關注其動態和得失，十分必要。
一、「什麼是中國」：問題的提出和基本前提
「什麼是中國」?這個問題在近現代不同時期被不斷提出來加以討論，本來就是指貫通古今的「中國」是什麼，即要求對自古以來不斷變動著的「中國」作一概括：是逐漸形成和發展的多民族統一國家，還是某些要素的逐次展現和演進，某種傳統的新陳代謝、繼承光大?是一系列朝代的改易承接、其命惟新，還是索性將之概括為一個複雜變動著的共同體?如此等等。對這類問題的回答，既要明確研究的對象，解決不同時期「中國」內涵的同一性問題，更要弄清當下中國與過往的中國是如何連接的，以便明確遞嬗於其間的結構、脈絡和趨勢，幫助人們解釋和把握當下的思考和行為，更為自覺地展開維護或改變現狀的活動。
其實像這樣的問題，無論是對一個人，還是對一個組織、一個地區或族群來說，都會不時凸顯出來。不斷建立自身過去與現在的聯繫，這是人之所以為人使然，其必然性和重要性本來是毋庸置疑的。但對近現代中國來說情況卻有些特殊，特別是進入現代以後，中國邁出的每一步，都需要衝決舊的網羅，也都曾有人主張：與其關心自己的過去，不如關心世界和「先進國家」的歷史，愛深恨切者甚至認為可以不讀中國的古書、中國的歷史。這種觀點儘管顯得極端，但直至最近仍有其影響。這大概是因為迄今中國不僅仍處於變革的艱辛中，而且已在多年的「決裂—前進」中，成為諸多新興國家中與自身傳統隔膜較深的一個。
但無論人們如何對待，是視之為財富還是包袱或者不聞不問，過去始終都在繼續按自己的邏輯影響今天的一切。現代中國史學誕生以來，也一直都在致力於重建古、今中國的聯繫，為此展開了一波又一波討論，實質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脈絡，從而回答「什麼是中國」及其從何而來、向何而去等基本問題。而若撇開一時煙雲觀其本真，那就應當看到差異萬千和衝突不斷的眾多流派，在如何連接古、今中國的出發點上，也還是呈現了百慮而一致的態勢。其突出表現，即各家幾乎都在圍繞下列前提豎義立論：
一是如何建立主線分明的中國史脈絡?這是要確認古、今中國的發展是被某個最為重要的線索串連起來的，由此方可梳理歷史現象之間的關聯及其合力、方向，從而建立有序展開的歷史過程，使之足以解釋當下活動的基礎和背景，更使亟待展開的創造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二是如何建立連續不斷的中國史統緒?這是要確認古、今中國的國統或道統相承不絕，從未旁落，使當代中國由此成為古代中國優秀傳統和寶貴遺產的當然繼承者，至於其中的糟粕渣滓，亦須由今天的國人一體承受、克服，且其適足以使當下的變革無可旁貸，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重要一環。
三是如何建立梯級飛躍的中國史階段?這是要確認古代中國至於當代中國的變異—進化歷程，構築各個階段間不可相互否定的關係，以此達成與連續性的統一，亦以建立今勝於昔的優越位勢，方可理所當然地對自古以來的傳統全面祛魅，使「批判」成為研究過去的當然職志，更使「創新」成為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
應當說，這些問題直接勾畫了古、今中國的連接方式和總體場景，在根本上給出了「什麼是中國」的答案，也從一些無可迴避的方面框定了「中國」和「中國史」的基本模樣。若無視於此，那就勢必會使「中國」變得支離破碎、難以敘說，甚至使其僅成一種想像、一種介於斷續有無之間的陳跡；而若對此作出否定判斷，那更抹殺了古、今中國的同一性，也就談不上有什麼中國的發展及其傳統了，等於是取消了問題。這也可見「什麼是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中國現象討論的基底。而迄今關於國史的各種「正說」、「戲說」包括後現代式的解構，也無不在此前提下展開。不正面涉及上述問題，往往只是默認了以往的某家解說；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或扭曲了這些問題，那也無非是在宣示中國歷史的不可理解或其討論別有旨趣。
也正是在這些最為基本的問題上，現代中國史學的一個顯著現象，是其中各家凡有影響者，對此幾乎都作了肯定回答。就是說，無論關注的是生產方式還是文明形態，是上層精英還是基層民眾，是政治體制還是歷史、地理、文化、種族的綜合作用，是傾向於漢學式的實證還原還是宋學式的義理闡釋，是注重原生內在因素還是與外界的交流溝通，是崇尚諸要素的矛盾鬥爭還是諧調互補，各家雖立場不同、方法各異、觀點有別，但在事關「中國」敘說和國史架構的上述三大問題上，肯定的基調仍完全一致。這不僅足以說明其基於共同根基、命運而對「中國」念茲在茲的情衷，而且也是各家所述確多客觀成分又常交叉重合的一種反映。
二、「中國」敘說易起爭端的幾個敏感地帶
像「什麼是中國」、「如何認識中國」這類問題，既是十分嚴肅的學術研究對象，又有敏感而重大的現實政治內涵。兩者既難分難解、多重纏繞，故即便論者基調相同，其間的分歧也始終存在。近現代經常可見的是，相關歧見和爭辯往往牽動全局而易於激化，又因各自理解的「當下」和「過去」與時俱進、影響研究的時勢不斷變化、紛至沓來的新思潮和新訴求左衝右突而勢在必然。但只要繼續面對這類問題，在研究出發點上都必須首先解決對「中國」空間範圍、族群構成和歷史內涵的界定。要弄清其中任何一個，都不僅亟需嚴肅的學術、理論探討，而且也極富現實性、挑戰性。
在歷史展開的空間範圍上，除公認的核心地域沒有太多爭議外，需要不斷回答和思考的問題在於：今西藏、***地區及於中亞，蒙古高原及於東西伯利亞，東北地區以至朝鮮半島，東海及琉球，臺灣及香港，西沙至南沙群島，以及西南地區及於東南亞半島北部的歷史，是否屬於中國的歷史?
就此問題而言，即便擱下「領土」(territory)、「主權」(sovereignty)這類現代名詞牽扯的涵義和語境紛紜，由於歷代控制範圍和版圖的伸縮變遷，上述地區在不同時期與中國核心地域的關係，及其是歸屬還是離心於朝廷的狀態，均各有特點、差異不小，從而使得不同立場和觀點均有一定的事實為據。對於這一問題，按照歸屬時間的長短，或者徑據現代或某個時期的國境來界定中國史範圍，不僅無法消除分歧，更有刻舟求劍謬以千裡之弊。而若根本就否定有一個在地域上相互聯繫和長期發展著的「中國」，只肯承認其各個時段各有特定空間，這種處於空間斷續之餘的「中國」，是否就要淪為「不動的飛矢」、「非馬的白馬」，成為一種合乎名理而事實上並不存在的虛構?或者竟會蹙國千裡而被瓜分豆剖，以致其徒留局部而形神皆失了呢?凡此之類，的確都是過去與現在、理論與實際諸種頭緒的匯聚焦點，尤其與當代中國邊疆和內外部關係的糾葛，更是首當其衝而聚訟紛紛。
在歷史主體的族群構成上，華夏—漢人作為核心族群大概少有疑問，擺在人們面前的突出問題是：北方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南方百越、百濮、西南夷以及吐蕃、南詔等各部族及其政權的歷史，能不能一概歸入中國歷史?連帶又有嶽飛、文天祥等是否「民族英雄」之類的紛紜。
族群問題與歷史空間問題粘連交叉，其眾口不一的原因又與「民族」(nation)、「部族」(tribe)等概念的歧義有關，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族群介入中國歷史的態勢極為多樣和錯綜。其中不少都在周邊建立了王國，與內地政權時有戰和；有的進而逐鹿中原與群雄並峙，甚或吞併各國一統「天下」；更多的則是在鄰近國、族間縱橫捭闔，去來歸叛事態複雜。尤其是這些族群大都族中有族、國中有國、部中有部，其間種落的遷徙分合及其各自歸屬隨時而變，出現於各自傳說或記載的狀態多樣百出，這同樣使得不同立場和觀點多有史實可據。而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若非澄清一些基本問題，就會因事態錯綜而治絲愈棼，或因記載空白尤多而致無證可據。結果仍必各執一端而繼續紛紜，不斷觸碰中國民族、區域關係現實的敏感神經。
歷史內涵看起來似不牽扯版圖和族群之類的事態，實際上卻更為深刻也更直接地關係到「什麼是中國」等問題的根本。在這方面，今人提出的許多問題，如上面所說的空間、族群之類，在古人看來往往可以忽略；③而古人視為興衰存亡所系的國統、道統，在今人眼中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古今認知不同的重要原因，是今人的認識已深處近現代相關理論、概念的影響之下，而這些理論、概念又多半出自歐美俄日，從邏輯和歷史起點直至其所以形成的條件和訴求，皆非基於中國。④要以此來闡釋和認識中國，必定需要經歷「普遍真理」與「本國實際」如何結合的曲折探索。對中國史內涵的討論當然也是這種探索的一部分，而一百多年以來，循此討論的路向大抵不外乎二：
一是古今中國是按人類共同的發展規律演進的，儘管對規律的表述及具體看法仍多差異，但基本上都在勾勒大致與各國相類的中國史演進方向和路徑。另一則是在懷疑和補正這種傾向的可能偏差時，力主古今中國的發展有其特色。當然對特色的認識也有不同，如果只是以外界為中心比較而言，所謂特色也就只是共性的具象，仍應附屬於共同的方向和路徑；而若強調特色至「古今中國有其自身的發展方向和路徑」，那就意味著其已相當不同於共同的規律，這樣的特色和對此的討論也就很難再被前一路向涵蓋了。⑤
如此概括固甚簡略，卻仍可代表迄今為止不同學派敘說古今中國內涵的兩大框架結構。現有的中國通史著作雖各有特點，總的說來亦無非是依違於這兩種路向之間。毫無疑問的是，世界和中國的歷史還在繼續展開，人們的認識和實踐無窮無盡，各種曾經以為的「絕對理念」或「歷史的終結」，都已被證明只是在途中或僅是開端，對於「規律」和「特色」的討論也將不斷深入。然則關於中國歷史內涵的探索、重構，也就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得以解決。對其基本框架和主要脈絡的分歧和溝通勢將長期存在，並將因其屬於最高層級的問題而深刻影響「中國」敘說的樣態；更會由於其直接回答著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發問，因此必然成為不同立場、不同思想、理論碰撞互滲的舞臺，而其所涉觀點之敏感和可能的交鋒之激烈，實際上都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三、「帝國」、「民族國家」及「天下秩序」
近現代構擬和敘說「中國」的背景、狀態略如上述，至於近年以來此題再被關注而眾說紛紜，則是因為新形勢下各界對「中國」的定位和走向續有所思，對其歷史內涵及空間、族群構成則續有所說，也就不能不繼續面臨以往留下的一系列問題，觸發對之推陳出新的闡釋。而其指向較為集中的大略可以分為兩組，即分別從國家形態和區域視角來觀察「中國」並作申論，其他一些觀點則多緣此而生或介於其間。⑥這裡先來看前一組的相關問題和觀點。
從國家形態出發來敘說「中國」，首當其衝的便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的問題，這顯然是要明確「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之相關而對之有所超越的，又有「天下」、「天下制國家」、「天下秩序」等概括和闡釋。
最先想要明確中國是什麼國家的，顯然是近現代來華的歐美人。在其眼中，帝國與民族國家有著不可忽略的區別，而中國則似介於兩者之間，遂生此惑。⑦不過他們很快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至晚到1910年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出版，⑧古代中國是一個帝國在歐美學界已成定論。這一認識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既是因為古代中國帝制與「帝國」定義多所吻合，⑨也是緣於歐美各國與清朝交往的切身感受，更是由於近現代民族國家理論蘊含和發展了一系列特定觀念。現在看來，正是這些觀念和相關的認識，才是這個問題至今餘緒不絕的深層原因。
這些觀念和認識概括起來約有三條：一是只有民族國家才是領土、人民、主權等各項要素俱全而相諧的「正常國家」；相比之下，專制、臣民、領地邊界不清而擴張不定的帝國，實為「非正常國家」。二是「正常」與否，意味著不同的統治理念、主權形成和行使方式及內外部關係，標誌則是其是否可以近現代歐美「先進國家」代表的「常理」度之。三是從非正常走向正常國家是大勢所趨，也是一國與各國正常交往的前提。⑩不難看出，這些都只能出於19世紀中葉以來趨於定型的民族國家理論和對華關係，因而「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的問題，從提出伊始就已內在地蘊含古代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答案。
作為對馬士中國敘說的延伸和修正，費正清在其1954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通商口岸的開埠》中，(11)把古代中國的對外關係框架概括為「朝貢體制」，又以清廷自稱的「天朝」指代「中華帝國」，進一步強調了「天朝」向「正常國家」轉化發展的必要。這種「朝貢體制」和「天朝」的概括，似已不甚在意其究竟是否帝國，卻得以與古代中國「天子」治理「天下」的傳統相銜接，也就更為切實地證明了其內外關係有悖於民族國家常理和世界潮流。由於費正清在二戰以後歐美中國學重心和範式轉換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其說奠定了當代歐美學界主流敘說古今「中國」歷程的基調：從「帝國」、「天朝」到正常民族國家，從「朝貢體制」到現代外交關係。由此也就開啟了諸「先進國家」促使中國遵循既有的國際關係體系和準則來推動其成為「正常國家」的進程，其影響至今不絕。而諸如「天下」、「天下秩序」之類的「中國」敘說，也正應歸入與「天朝」或「朝貢體制」同屬一系的派生性概括，儘管後來的詮釋者又不斷挖掘「天下」古義，為之注入了某些新的內容。(12)
當然，問題的另一半並未被人遺忘。無論是亞洲、非洲還是拉丁美洲，世代生息於此的祖國，忽因另一套標準而成了「非正常國家」，這自然會令眾多本土學者不安。而中國學者又尤其有理由抗辯，因為古代中國長期以來都以華夏—漢人為主體族群，這一點相當合乎近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基本義項。近代以來對此的表述，約自革命黨人「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發軔，(13)自後諸如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等，又對華夏—漢人的源流和構成續有所說，(14)到國、共領袖相繼對「中華民族」內涵加以闡論，(15)直至新中國史學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熱烈討論，(16)古代中國至晚在秦漢以來已具民族國家的某種輪廓，可以說從史實到義理都已有了一些確切的根據。還有一些中國學者則是從問題的另一端來著力的，即要根本否定古代中國是一個「帝國」。但這似乎有些過猶不及，因為即便是要坐實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或要強調古今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特點，即便是對那些「先進國家」預設的中國「進化」路徑不以為然，那也不應忘記，要想否定古代中國是一個「帝國」，正如要想否定其是一個「民族國家」一樣，必然會在定義和史實證據上遭遇難以逾越的障礙。更何況，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考不僅在方式上與其對立面相同，也一定會在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內涵上與「帝國」兼容或重合。
在此問題上必須面對的基本事實在於，帝制的確是古代中國政體的最高表現形式，稱之為「帝國」恐難截然判偽；華夏—漢人也長期都是古代中國的主體族群，視之為「民族國家」亦無不可。世上任何帝國或民族國家既然各有特點，古代中國兼具多重屬性本不足奇，為什麼一定要兩者取一呢?近年以來對「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的討論，大致就是循著這一疑問繼續展開的。其中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重印本前言所述，之所以要在概括古代中國時有限定地使用「帝國」這一概念，「目的就是打破那種將現代性與民族—國家相互重疊的歷史敘述」。(17)此書上卷第二部，通篇皆是對此的申述，要旨是以古代中國特有的禮儀內涵、大一統外觀和郡縣制內核來區別於其他各種「帝國」，並且強調這種三位一體的特點已經包含了民族國家的因子，以此回應、翻新了歐美學界和本土學者在「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問題上的討論。這種有針對性地折中、修正和補充兩造舊說，以此勾勒古今中國發展脈絡和特點的做法，可說是近年大部分學者回答「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這個問題的共同理路。
應當看到，這類問題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可謂俯拾皆是。如儒學是哲學還是宗教，其背景和內涵也應溯至利瑪竇以來傳教士圍繞中國教徒可否尊孔、祭祖的爭論，視儒學為哲學尚可被基督教義所容，若為宗教即是異端而須排斥。相關討論擴展至學術界後仍莫衷一是，其癥結也同樣在於儒學本就兼具哲學和宗教特徵的基本事實。顯然，只要拿近現代判若有別的外來概念衡量中國特有的現象，就都會出現這類問題。而一旦所指現象兼具多重屬性的事實已經明確，相關爭辯的歷史使命實際已經完成，再做非此即彼的討論顯然已無多少價值可言，即便另有蘊義和訴求，恐怕也不再是一個適於寄託所思的命題了。
近年以來重新以「天下」概念來敘說古代中國的特點，顯然也含有超越「帝國」或「國家」來另闢蹊徑的意味，這些名為「天下制國家」、「天下觀」、「天下精神」的新說，總的都是全球化時代使世界和中國發展聯繫更為緊密的反映，也是對新的國際關係秩序應有內涵的一種思考。其中有的更多著眼於「國家主義」的局限來說「天下」，(18)因為大量國際、區際、族際以至國內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國在共同原則下展開合作；(19)有的仍立足於中國文化本位論，是對中國傳統「天下」理念及所蘊原則的讚美和發揮。(20)其共同點則都是要從中汲取處理當代全球問題的思想資源，也都需要對「天下」觀展開複雜的演繹。因而近代以來討論「天下」概念的學者，所關心的主要是古代中國及其傳統；而近年翻新這類討論的學者，瞄準的則是當代更是未來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往往是要借「天下」這甕陳酒展其哲思。只是，中國古人眼裡的「天下」本非漫無邊際，完全無法與今天的「世界」等同起來，(21)因而這些哲思和暢想雖別有價值，對於敘說古代中國來說卻並無多少意義，甚則是對此的一種過度消費。
四、東亞、內亞等區域視角下的「中國」
上面所說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還只是「中國」敘說的一個方面，此外還有大量問題未能被其涵蓋，其中相當一部分須從區域史角度著眼方得凸顯。而全球化時代跨國、多邊關係的迅猛發展，以國家為本位的認識局限相形加大，區域關係、區域組織的作用突顯起來。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從基礎條件、道路模式到其走向，不僅切關乎周邊和世界的未來，牽涉到地區安全與發展等一系列敏感問題，而且也進一步呈現了中國內外部區域關係及其歷史傳統的重要性。這類態勢都催驅了區域研究的風氣日盛，也更加注重從區域視角來觀察「中國」，以此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相關討論。其中值得注意的約有下列幾種：
一是從東亞視角來討論「中國」。
東亞視角的形成約有兩大因緣：就地緣政治現實而言，近代以來東亞一直是一個特殊的單元，展開於其上的民主獨立運動和現代化進程及相應的衝突、戰爭，往往自成一系又屢屢牽動了整個亞洲和世界。在歷史文化傳統上，古代東亞長期受中國的深切影響，以至於原生或化育於中國的漢字、儒學、佛教及禮儀、律令等典章制度，被公認為東亞不少國家歷史上的共同特點。(22)這兩點都使相關領域和問題的研究確有必要超越國別，注重東亞的區域聯繫和共性。歐美及亞洲各國冠名「東亞」的院系專業、研究機構不斷創辦和增加，也表明了這種研究取向的備受關注和益趨重要。(23)
從東亞視角來看「中國」，勢必會使另一些問題浮出水面。比如：是一個長期主導了東亞的中國，還是一個與東亞其他群雄並峙的中國?甚至是一個文化傳統屢屢旁落和不斷衰變的中國?非但如此，在各國各地區同被歸入「東亞世界」，其中要者又具有共同文化特徵，甚或與內地郡國屬於同一個統治體系的前提下，不僅「中國」的疆域、族群和統一、分裂皆可循此再思而得別解，就連何為「中國」及誰可代表「中國」，也會因此而成為問題。近年以來東亞視角下的「中國」敘說大略即圍繞著這類問題展開，其基本共識當可概括為：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正如東亞其他國家那樣，與其內外部區域發展和周邊關係休戚相關，若非由此出發即難準確理解。(24)這一認識極具價值，因為其更為深入地觀照了中國與東亞各國各地區的歷史聯繫和相互影響，又提供了各方皆可接受、得以由此凝聚共識和推進合作的出發點。
當然，分歧和爭論亦在意料之中。就拿與「中國」敘說關係密切的幾種傾向來說，強調東亞的區域共性，自必討論「東亞世界」形成以來不斷在崩潰中重建而內涵遞變的歷程，而從中既可以引出古代中國在其中的主導地位，也可以導向遼、金與宋對峙以來「中國不絕若線」的態勢，以至於近代日本代之而興進又主導東亞的「解放者」角色。(25)同理，對東北亞區域發展進程的追溯，除可關注漢唐以來對朝鮮半島一帶經營和影響的歷史脈絡外，亦可在東夷、東胡等族群源流、文化遞嬗和建國拓疆歷程的梳理中，導向「大朝鮮帝國」的敘說。(26)東南亞區域問題的探討也是如此，其文化形態、經濟結構和族群關係現狀均與中國淵源甚深，尤其是華南、西南地區與之長期交流互動和壯泰語支各族傳統文化的異同更為引人注目，但在相關的歷史歧見中，也曾派生出「泛泰主義」之類的構擬，潛藏著東南亞區域關係的重構和相應的政治訴求。(27)
凡此之類的歧異，無疑都會使「中國」歷史發展及其版圖、族群等方面敘說發生紛紜，且至今仍在或隱或顯地涉入當代東亞區域合作和區域研究的各種構擬和討論，並且分化出新的流派。(28)但簡單斥之為偏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區域存在和區域關係的認識確實需要不斷深化，相關分歧也仍可以是基於家國立場的嚴肅觀察，且須承認其各有史實為據。更何況，在東亞世界的討論中，排除其他區域中心而單單突出中國的主導地位，與解構中國來重建或誇大其他區域中心的作用，就其以一廂情願的論斷來替代深入肌理的研究而言，究竟又有什麼不同呢?有必要三復斯言的是，東亞視角歷經發展以後形成的共識，正是要更為深入地認識各區域聯動變遷的現象和規律，以此超越而非重複過於簡單的大國中心主義解釋，使得東亞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歷史敘說愈趨於真實，才能在更為健康的基礎上推進各國的交流和合作。
二是從「內亞視角」來審視「中國」。
生息遷徙於歐亞內陸草原的各族，同樣是世界史上的獨特單元，對整個世界和東亞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與中國的關係尤為密切。(29)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波又一波北方部族南下中原建立統治，在徵服—融合的錯綜進程中改寫了自身和華夏各族的面貌，進又波及周圍的局勢並反作用於中國歷史。從內亞視角來考察中國，同樣存在著如何看待中國與內亞各國各族相互依存、聯動的關係問題。由於大量重要的歷史問題皆在區域多邊互動的架構中展開，僅就其局部或一概以中國為中心來解釋難言準確，(30)也就凸顯了內亞視角的重要性。
自20世紀80年代紛爭至今的「新清史」討論，集中體現了長期以來圍繞北族政權屬性問題而致「中國」敘說發生的各種分歧。(31)新清史之「新」，正在於其從整個內亞區域及歷史上出現的內亞帝國的角度來認識北族政權，由此認為清朝歷史及其與蒙、藏等各族各地的特殊關係，均表明了其上承匈奴、柔然、突厥、回紇、蒙古等內亞帝國而來的成分。正是這些內亞要素與中國要素的結合，構成了清朝獨有而不同於一般所認「中國特色」的統治體系，其間差異之大，似足推出「清帝國不等於中國」的結論。(32)而若循此繼續向前追溯，則凡漢唐以來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所建的北魏、遼、金、元等朝，也均有必要重新考慮其是否可歸為「中國」的性質了。(33)故就其內在傾向而言，新清史不僅質疑了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族自視為「中國」的看法，更挑戰了長期以來將之視為「中國」有機部分的觀點，(34)進又引出了「中國」統緒或其歷史連續性是僅存於想像，還是確有一以貫之的傳承脈絡之類的問題。(35)
爭論遂由此而生，尤其是討論歷經流衍以後，雙方所述相通的部分不免易遭忽略，而彼此對立的內核則被放大，並且因其所提問題的重大而波及愈廣。從正面來看，內亞視角確實凸顯了以往學界關注不夠的一系列歷史側面，其範圍不限於清史，也遠不止涉及古今中國民族關係和疆域版圖之類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內亞各國各地區的整個歷史與現實。因此，倘只是簡單地將之扭回到從中國出發來觀察內亞的視角，或繼續以中國為中心來申述北族「漢化—融合」的傳統架構，那顯然代替不了內亞視角下各區域聯動發展自有其重心和規律的認識，更取消不了內亞與中國的關係可以也應該在更大視野、更多方式下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因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也應像在東亞視角下尋求共識那樣，(36)重要的不是在某一點上相互否定，而是超越囿於一隅的史觀，在更為廣闊的場景下多方位揭示內亞與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相互關係。至於究竟是解構還是強調「中國」歷史的統緒和發展連續性，是牽涉到民族主義、中國中心論還是其他現實問題，那也只能在這樣的基礎上來交流或爭鋒才有出路，才可以推進認識而不致陷入自說自話的僵局。
三是從地區發展史視角來觀察「中國」。
中國地域遼闊，沿邊地帶在地理單元、族群親緣和歷史文化傳統上多有跨境之處，向外向內演變態勢獨特而影響重大；而像華北、江東、東北、西北、西南、嶺南這類因自然、人文條件而呈現的大區，歷史上相互關聯固屬常態，建號立國亦非鮮見，發展過程各有特點和優勢。至於國內外對此的研究，亦早已因其重要而枝繁葉茂，僅我國古今學人在「禹貢」名下展開的討論即汗牛充棟，其中既包括了對各區域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的認識，也蘊含了對「九州」、四海、「天下」以及「要服」、「荒服」等國際性空間、秩序觀念的探討，故亦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國」觀察和敘說問題。
近年以來隨著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區域關係在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分量愈重，其學術表現之一即區域研究勃興，尤其是各地紛紛編纂地方性通史。而既然是地區「通史」，也就不能再滿足於以往方志編纂學的套路，而要更多地關注相關問題的發展脈絡和規律，揭示地區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之所以形成的機制，考察其曾經建號立國與群雄相爭，或從屬或離心於中央王朝的歷史。更要進一步體察形形色色的地區—國家關係理論，包括審視我國自原始時期以來即「多元一體」之類的概括，加強對於「多元」和「一體」狀態的認識，深化對共性、個性間關係發展和內涵統一性的理解。
因此，有必要在學理、方向上予以充分關注的，是地區史與國史的關係問題。地方史研究如果離開了中國和中華民族發展的宏觀場景，離開了各區域相互依存的聯動關係，同樣是無法得出準確認識的。在強調地區發展、地方傳統、特色元素和文化歸屬的同時，尤其要避免「只見地區而不見中國」的一葉之障或落入「只有地區而沒有中國」的迷思。這類問題在西藏、***、臺灣等地區歷史的討論中更為突出，相關區域的研究史從近代以來始終存在著某種分離主義傾向。(37)如臺灣政客李登輝把「中國」解構為七個地區，彼此間為分合無常的關係，從而引申出各地區可以走向「邦聯」也可以走向「獨立」的結論，就是對此傾向的繼承和發揮。(38)凡此之類，均可視為地區發展史視角下「中國」敘說重要性和敏感性的典型例證。
在近年以來推陳出新的「中國」敘說中，相比著眼於國家形態的諸種說法，區域視角可說是提供新見相對較多又方興未艾的一個大類，以至於其他一些有關古今「中國」的論述，多少皆與此相關。(39)從區域視角的幾個主要論域來看，其間顯然有所關聯，而分歧不絕的共同癥結，根本上還是因為旨在超越國別的區域視角，與國家仍在區域關係中起著主導作用的現實，與研究者無從擺脫的家國情懷和立場之間存在著扞格。正由於此，無論是東亞、內亞還是地區發展史視角，在如何理解中國歷史上諸區域政權的性質及不斷出現的分裂局面，在解答古今「中國」是否存在連續統緒的問題時，在各自眼中區域關係及其發展重心和規律的認識上，其學術要求的周延兼顧往往與立場的排他性形成矛盾，遂致對立的討論往往難以聚焦。
但說到底，視角不同固然可以是立場之異，東亞、內亞視角提出之初也確有針對「中國中心論」的傾向，卻畢竟不能把認識的視角等同於立場。除少數特例外，對這類歷史與現實、政治與學術交纏一體的問題，只要肯定史實存在真偽表裡之別，認識仍有衡量其準確與否的標準，人們的觀點、見解以至立場、情懷之異，就還是存在著逐漸糾錯而趨於一致的客觀基礎，對新的分歧和共識來說也是如此。然則「中國」的敘說正如各國一樣，無論如何都有必要通過認識視角的增加、變換來使之更為深入和合理。
五、幾點歸結
綜上所述，關於近年以來「中國」敘說和構擬的態勢，大體可作如下歸結：
一是各家所述大都因應全球化時代到來和中國崛起的形勢，繼承和發展了以往在「中國」敘說上的相關討論。不難看出，這一波討論的關注面要較以往廣闊，也更多地考慮了當代中國與周邊和世界的關係問題。由於事關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涉問題重大而敏感，不僅分歧在所難免，歷史與現實、學術與政治的關聯也再次引起了人們關注。但正如學術史早已表明的那樣，所有嚴肅的研究，總要儘可能按問題本身的性質和層面來展開，方能避免彎路，推進認識，發揚真理。像「中國是什麼」及「如何認識中國歷史」這樣的問題，明明已深涉了政治和現實，卻一定要視之為無關乎此，那顯然與反之的狀態同樣背離了學術，又怎麼能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呢?
必須看到，目前關於「中國」的敘說，尤其是在一些敏感問題上的討論，仍然受著形形色色因素的幹擾。有的主張問題只涉學術無關乎政治和現實，但這顯然並不真實；有的一涉現實就陷於偏執，實際上也還是沒有科學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這都是目前討論需要注意排除的障礙。
二是「中國」敘說和構擬的關鍵，端在如何建立中國歷史與當代發展的聯繫，因此必然關係到其間主線脈絡、歷史連續性和階段性的建構，對「中國」空間、族群和歷史內涵的界定尤其如此。而目前的討論雖有出新之處，這方面卻多遊移於淺表而罕涉實質。從國家形態出發的研究本來切乎這些重大問題，「帝國」和「天下體制」的新說卻多汗漫而避不及此，其對中國特點的概括也就總隔一層，各方就此所作發揮雖拓寬了論域，但問題仍待引向深入。區域視角同樣涉入了古今中國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卻因超越國別的研究取向與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多有扞格，遂致圍繞中國中心論和形形色色分離主義的衝突貫穿和主導了相關討論，這固然在所難免也有其必要，卻不免制約了對深層問題的思考。諸如此類，雖論域變換而其說紛呈，討論的焦點卻多遊移於外圍，結果便是有關空間、族群的界定爭執愈甚，在歷史內涵所涉問題上仍莫衷一是，其「中國」敘說在這些紛爭上仍相當被動。
應當承認，近年有關「中國」敘說和構擬的熱門論域，多少仍在隨外人起舞。在如何連接古今中國的實質性問題上，目前所處水平和研究境界，均難與直指問題核心的前人建樹相比。這當然不是中國史框架的建構對討論無關緊要，或近現代的相關建樹已無可發展。即以「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而言，其說與「中國」敘說的關聯至深且巨，與中國史主線脈絡和階段性之說則首尾相應，但迄今國內外學界既有視此連續性為不言自明者，也有對此置之不理或加訾議者，這種現象本身就表明以往對此的闡釋當再加省視和深入討論。在新形勢下，只有直面這類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分歧，揭示各方認識的缺陷而完善、發展其說，才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敘說和構擬上的多重爭執。
三是近年以來圍繞「中國」敘說的種種分歧，給人印象較深的是各方均有部分史實為據，或對同一史實的認識差距甚大，遂皆各執一詞而難以驟斷彼此正誤。這就使得研究方法問題更加突出，即便有些紛爭因人們立場不同而似無解，合理的方法仍可能使各自認識有所超越和推進，並使一些誤區在討論中得到澄清。
如相關討論的很大一部分爭執，都由版圖方面的糾葛所引起，因為各方皆認同歷史上的主權歸屬與當代的疆域糾紛內在相關。儘管這有其合理性，卻應明確歷史疆域與現實版圖畢竟有別，一國歷史的空間範圍與疆域版圖尤其不同，許多問題不能混為一談。歷史疆域總是不斷伸縮變化，因而各國歷史本就無法以其任一時期的版圖來界定。況且古人對疆域的理解，又不同於基於條約體系的現代國境觀念。各時期雖也有過一些基於條約的邊界，更多的還是邊界待定的勢力範圍或影響交叉地區，各國歷史若不及此即會嚴重缺損。更為重要的是，各國的歷史活動實非其版圖或勢力範圍可限，出入於邊界或遠至異域及相關族群的遷徙往來均屬常事，又怎麼能將之排除在其歷史之外呢?顯然，一國歷史的空間範圍無法等同於且必然會超出其疆域範圍。在方法上尤其需要破除的，則是那種以一時疆域來限定中國歷史範圍的窠臼。
類似版圖糾葛的方法和認識誤區，在族群等問題上也同樣存在。各國各族的家國情懷和族群意識，紮根深厚而天然合理，但對歷史上的族群關係，卻只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切忌只取一端不及其餘。民族國家概念下的國族與古代族群，雖有源流關係卻不能等同。如果按今天的民族關係格局將古代各族一一定位於中國或別國，只能阻礙對當今國族形成問題及相關各族源流，包括其所建政權性質的準確認識。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表明，關於「中國」敘說的討論，確實有必要重新省視舊說，繼承和體察其中精義，澄清那些幾乎已成習慣的方法和認識誤區，才能切實推進對諸史實的認識，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四是近年有關「中國」的敘說和構擬，一個相當明顯的共同點，是各家概括皆刻意區別或多少迴避了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迄今所見，無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或「多民族統一國家」，無論是「天下」還是「天下制國家」或「天下秩序」，這些名稱皆經苦心斟酌，卻都只概括了「中國」的若干側面而易生紛紜，各家亦多自覺其涵蓋不全或不甚貼切而曲為解釋。相比之下，歷代王朝不僅是古代中國最富特色和最為顯著的存在方式，對認識整部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也一直舉世公認，在意蘊上又涵蓋了「帝國」、「天下」及「多民族統一國家」等詞之所指，也就構成了「中國」敘說的一個不能迴避也無從取代的關鍵詞。
這裡的道理至為顯白而無煩贅述，因為「王朝」本來就是古代「中國」的全稱代詞。像歷史上所說的「中國」，更多時候是以朝代國號相稱，因而「中國人」亦被相應稱為「夏人」、「秦人」、「漢人」、「唐人」以及「元人」、「清人」。並且不只是統一王朝的國號，分別源於北魏和遼朝的「桃花石(Tabgatch)」、「契丹(Китай)」之類，也可被用來指代當時的「中國」。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歷史確實曾由三代直至明清各朝構成，中國古人也始終都在回溯和構築王朝譜系，不斷以此敘說自身歷史，賴以明確「中國」的傳統，亦圍繞於此不斷凝聚其對「中國」分分合合、治亂興衰之理的深思熟慮。因此，按名從主人的原則，「王朝」自不應被「中國」的敘說棄若敝屐；論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迴避王朝來構擬「中國」，則無異於棄其自身傳統來懸空架屋，或拋開骨架來塑造和認識人體，只能愈增無謂紛紜，根本無助於討論的深入，也不可能得到準確結論。
相比於認識方法，認識對象的切實與否，對相關討論來說顯然是一個更為要緊的問題。比如，中國歷史上的並峙王朝和北魏、遼、金、元、清等北族所建王朝，其之所以皆屬中國或分承了中國之統，不僅是因為他們都自認為代表了中國，更是因為他們確實都在按中國王朝的體制統治中國之地。那些以為清帝國不等於中國的人們，也無法否認其原來就是清朝。這也可見把王朝與中國剝離開來，或者敘說「中國」而避談王朝，會生出多少蔽障和糾葛，導向多麼荒謬的結論。有些學者還經常會用禮法關係、郡縣制度、儒家思想等種種特色來框定「中國」的統治體系，然後再據某朝對有些地方的統治不用這些，即述此朝與中國有別，甚至由此判定當時某地不屬於中國。這種以偏概全的論證就像說沒有槍枝者即非美國家庭一樣荒唐，卻也可見拋開王朝確易為任意界定「中國」打開大門。需要提醒的是，在王朝體制及其不斷調整發展的歷史中，皇帝可以兼為單于、可汗；郡縣及公卿省部之制，可與藩國、羈縻體系及八部大人、南北面官以至於八旗等制並行不悖；儒學及相關觀念同樣可與不同內容的思想、教育、風習兼容。這些有的可以來自域外，正像文官制度可以不源於歐洲一樣，但其無疑都是中國歷代王朝體制不斷發展形成的有機部分，當然也就是「中國」內涵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
歸結至此，問題也就轉到了另一個方向：為什麼長期以來關於「中國」的敘說，寧願稱之為「帝國」、「天下」之類，也不願指出其本來就是三代以來的王朝呢?為什麼要在敘說「中國」時，刻意將之區別於歷代王朝或避談王朝呢?其答案顯然蘊於近現代中國特有的發展進程之中，在此雖不能詳述，仍可略陳拙見以結此文。
近現代中國的發展，是在推翻、批判和否定王朝，在消除王朝復闢之患的過程中前進的。在王朝集中暴露其腐朽、醜惡、黑暗而新希望、新時代、新中國就在前頭的奮鬥中，重建國家認同的過程自會使「王朝」與「中國」的關係成為問題。把兩者剝離開來，與王朝劃清界限，認為一家一姓的王朝不能代表中國，均屬事理之常。(40)與之相應，對之的學理論證又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重要基石，其中典型者如現代中國史學，從梁啓超提出「新史學」到顧頡剛掀起「古史辨」，不少建樹和範式正是以否定王朝價值、解構王朝體系為旨歸的。(41)與之相伴的，則是一些以往不甚關注的歷史進程被不斷納入視野，一些知所未知的歷史樞軸和動力被續加證明。與這些巨大而激動人心的發現相比，王朝及其興衰起伏確已顯得微不足道。
當然，時代的推進和中國的發展，正在不斷表明與王朝劃清界限只是一種主觀意願，王朝的軀殼雖被丟棄，其歷史內涵卻非一揮可散而常逼人面對。新舊交織和新陳代謝的複雜現象和曲折進程，都在催人重新思考王朝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其中突出的一點，即古代中國本就是由一個個承接發展著的王朝所構成，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在現代以前確是由代相遞嬗的王朝體系來承載的，如果把中國與王朝剝離開來，或認定王朝不能代表中國，那麼古代中國又在哪裡?其國統的相承不絕和與之相連各種傳統的繼承、發展，又當從何談起呢?顯然，認為三代、秦漢以來的歷代王朝不等於中國，或其不能代表中國，是因特定歷史條件和主題而發生的一種錯覺。(42)這也可見今天的中國人，更不必說是研究中國的外國人，對古代中國王朝其實都還相當陌生，人們的認識還多停留於近代以來一些概念化、標籤化的印象，恐怕還需要真正開始面對其數千年與中國同其燦爛輝煌的事實和內涵。顯然，如何看待王朝與中國的關係，始終都是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根本問題，對此的認識不僅切關乎過去歷史的清算和現實歷史的創造，也是中國敘說和構擬的關鍵所在。否定兩者的關聯或迴避不談這個問題，認識上先已形格勢禁而難實事求是，理論和現實上亦必流弊無窮。
這就不能不反省現代中國重建國家認同意識的進程，深思其在古代中國王朝認識上的偏頗和缺陷，包括王朝能否代表中國、王朝存在和更替有無合法性依據及民意基礎、王朝體制的內涵和發展歷程等一系列歷史問題，才能進一步完善對中國史主線脈絡及其連續性和階段性的建構。對這個三位一體的建構過程來說，時至今日亟待再思的是：現代史學對中國歷史主線脈絡和一系列重要歷史進程的澄清，與王朝遞嬗演進的歷史應當如何兼容和協調?古今中國發展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是把王朝與中國剝離開來才能達成，還是只能在兩者的關聯中才能建立?歷代王朝統治與古代中國的輝煌成就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類問題以往由於歷史局限而關注不夠、認識不深，遂有顧此失彼之處，卻皆事關重大而深涉「中國」敘說和構擬的基本前提及諸敏感地帶，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中國崛起又使新的事態不斷湧現，問題也就愈趨於錯綜叢出而亟待清理了。正其如此，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深入討論，認真總結近現代以來的各家之說，不僅是完善、發展國史認識和相關理論的當務之急和重大契機，也是當代中國史學無可旁貸的歷史責任。
注釋：
①僅就與此密切相關的「新清史」論域而言，2013年5月6日歐立德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中，即指出當時大陸地區相關討論文章已達200餘篇。
②如20世紀初討論取代清朝的新國號時，革命黨人多以「中華」命名其所欲建立之合眾國，康有為等亦曾以「新中國」稱其所欲建立之君主立憲國，梁啓超更於清滅亡前夕撰《新中國建設問題》(1911年，收入《飲冰室合集》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一文以論新中國實行單一制、聯邦制及君主立憲與共和制的相關問題。自後每逢大變而議國號，即有相關討論紛爭。現今我國憲法總論中，以歷史悠久的「中國」、辛亥革命創立的「中華民國」、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段敘述來概括古今中國，也還是對以往相關討論的總結。
③「中國」一詞，早期一般是指京師，《詩·大雅·生民之什》的《民勞》篇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即是。到《荀子·王制》篇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其所述「中國」乃王者所治，富有四海而類於「天下」。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隱公七年：「中國者，禮義之國也。」這是對先秦「中國」釋義漸重文明形態的一種概括，直至元代王元亮在此山貰治子基礎上編纂的《唐律釋文》卷3《名例》釋曰：「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非同遠夷狄之俗，被發左袵，雕體文身之俗也。」(收入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之《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26頁)則代表了漢唐以來的一般看法。準此也就無所謂中國的空間邊界和族群構成問題，而只有王者的統治、教化範圍問題。
④如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質的問題》第1節《序論》指出：「我們研究中國史的本意，是從下述一點出發的。那就是：正確理解中國文明的特質，並立足於這種理解，以正確理解我們日本民族之歷史。」(武尚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頁)
⑤如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指出：「在文明起源上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則不適用於中國，同時在這方面中國提供它自己的一般規律……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型態，而西方的型態實在是個例外。」(氏著：《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第133頁)
⑥近年以來兼及國家形態和區域視角的「中國」敘說，可以舉出許倬雲和李零的新著。參見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之《自序：我們究竟是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頁；李零：《我們的中國》第1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之《自序》，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1-5頁；第4編《思想地圖：中國地理的大視野》之《自序》，第1-5頁。
⑦把「帝國」與「民族國家」相對而構成問題，顯然只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但早期來華傳教士已開始把明朝和清朝類比為「帝國」，進入近代以後清朝對外亦漸自稱「大清帝國」，對此歐立德曾作梳理並指出了近年學界把古代中國視為「帝國」的若干思想傾向。參見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
⑧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0.此書全3卷，於1918年出齊，現有張匯文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⑨英文「帝國」(empire)一詞的含義顯然與「皇帝」(emperor)、與一國最高權力的形態和制度相連，習慣上多把歐洲古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及古代印度莫臥兒帝國、中亞波斯帝國、秘魯印加帝國、墨西哥印第安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譯為「皇帝」，即體現了這方面的共識。此外，S.N.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一書把帝國視為社會分化基礎上形成的特定政治體制，並以官僚制帝國為典型分析了其各個方面。(參見此書第13章《結論》一《論點的概述》，閻步克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A.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則以帝國泛指具有某種文化特徵的宗主國，其帝國主義主要是指具有擴張主義特徵的意識形態。(參見此書第1章《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I《帝國、地理與文化》，李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這顯然也是一種在歐洲學術傳統中由來已久的解釋。凡此之類，又反映了對「帝國」定義和認識的歧見。
⑩參見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第1章《導言》，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11)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12)關於古代中國「天下」一語的相關問題，一段時期以來國際中國學界多有討論，對其內涵申說及諸要節，可參見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之序說《天下與王朝之名》，徐衝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13)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回顧其「三民主義主張之所由完成」，是在1895年流亡歐洲期間。但其民族主義的雛形蓋形成於1894年興中會成立之時，至於後來將之逐漸完善為漢人為主體的「五族共和」說，則在1910年前後。另參孫中山早年所作《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演講的第一講。俱收入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局，1920年。
(14)劉師培此書約成於1905-1906年，書中把華夏—漢人述為黃帝之裔，再前則取中國種族西來說，顯見其對舊說和當時流行的新說作了折中。(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夏曾佑此書即其1902年所撰《最新中學歷史教科書》之修訂本，其中認為華夏—漢人與中亞及以西人種「恐非同種也」。(《大學叢書(教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關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中國人種西來說，可參見佐野袈裟美：《中國歷史教程(訂正版)》之《序論》一《中國人種的起源》，劉惠之、劉希寧譯，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7年。
(15)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年)第2節即為《中國的民族》，蔣中正《中國之命運》(1943年)第1章則是《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
(16)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捨棄了史達林「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論斷，而是據其所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把漢民族形成的關鍵期定在了秦漢。(參見范文瀾：《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七《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這顯然是對前引孫中山民族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前面所說中國現代史學各家在「中國」敘說上相當一致的例證。
(17)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重印本前言《如何詮釋「中國」及其「現代」》之《歷史敘述中的國家與帝國》，其中強調：「不是重新確證中國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帝國，而是充分討論中國的政治文化的獨特性及其轉化過程，才是最重要的。」(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3版，第10頁)
(18)參見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第3編《二十世紀的神話》第16章《從英雄崇拜到種族崇拜》、第18章《現代政治神話的技巧》，範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對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警惕，一直都是當代學術界一個值得關注的傾向。
(19)趙汀陽《天下體系的一個簡要表述》一文(《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0期)指出：中國古代的「天下精神」或「天下理論」，本質是反擴張、反帝國的，是向世界萬民平等開放的，是「無外」和「為公」的。作者且承認其所述「天下理論不是對古代社會的一個歷史描述，而是試圖利用古代資源提出一個當代問題和當代思路」。作者最近的兩部著作——《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像》、《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皆進一步豐富和闡釋了這些觀點。
(20)韓毓海《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之《原版後記：歷史的構造》述天下即天地之間，天下為公之大道，「此為前人所開拓之『天下觀』之真知灼見，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全新的形式展開之原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第338頁)
(21)我國古代的「天下」概念雖寓有些許世界空間內涵，卻始終是與「中國」、「天子」相連來敘說的，常在天子所居即為中國的理念下，概指中國及以外地區，也就是天子聲教所被地區，故可視為一個「存在即被感知」的中國中心論地域概念，與今人說「世界」只指地球而非宇宙的局限相同而範圍尤窄。
(22)如費正清與賴肖爾等合撰的《東亞：偉大的傳統》及《東亞：近代的轉變》二書，即可代表歐美學界對此的討論。John King Fairbank,E.O.Reischauer,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 John King Fairbank,E.O.Reischauer and A.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日本學界則隨「四小龍」崛起和「中華文化圈」說興而明確了「東亞世界」說，其重要著述的如日本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國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年；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ヅ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堀敏一：《中國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東京：巖波書店，1993年。
(23)設有東亞系或東亞研究專業的美國著名高校目前近30個，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各國的「東方學」院系有所萎縮，但東亞專業及研究所總體上仍有所發展；亞洲各國東亞研究機構近年增長尤速，僅東亞各國所設已逾百所。參見韓東育：《沉湎於「曾經世界」的東亞史研究》，《讀書》2011年第9期。
(24)如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說即強調：「不僅日本近現代史，並且包括日本前近代史的發展在內，如果割裂與中國、朝鮮等東亞國家歷史的聯繫，則無法構思或加以敘述。」(関尾史郎：《古代東亞世界的構造：日本的研究動向及若干問題的提出》，王鏗譯，《北大史學》1997年號)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一書則考察了漢唐間東亞秩序的崩潰和重建歷程，其旨趣在於「分析中國內部的分裂與統一對於東亞世界的影響，探討東亞各國內政與外交的互動關係，中日韓之間政治文化的聯動與傳播」。(參見仇鹿鳴：《韓昇：在東亞世界研究開疆拓土》，《中華讀書報》2010年3月24日)權赫秀《東亞世界的裂變與近代化》之《代前言》中，指出其書對近代東亞世界形成的考察，關注的「並非局限於東亞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與政治關係層面，更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地方與族群等多個層次與方面的相互關係內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25)「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來源之一，即是部分日本學者對東亞發展史規律的獨特認識。如上引関尾史郎一文指出：「內藤湖南高度評價了中國文化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卻認為，日本對中國的軍事、經濟侵略，『無非是來自東洋文化發展史上歷史關係的必然規則』。」
(26)金珊瑚《大朝鮮帝國史》()5卷本(首爾：東亞出版社，1994年)，即可視為大朝鮮主義的一個極端。此書認為，朝鮮帝國版圖盛時，包括了華北和日本中南部及以黃海為內海的廣闊地區，對中國和東亞文化的影響更源遠流長而至深且巨。
(27)泛泰主義認為今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東部與北部、印度東北部及我國雲南等地，宋元以來漸為以泰人(包括傣、撣、阿洪人等)為主體民族的地區。1939、1948年暹羅王國鑾披汶·頌堪政府兩度改國號為「泰王國」，即體現了泛泰主義的持續影響。參見江應樑：《論「泛泰主義」》，《正義報·邊疆周刊》1944年10月18日；尼古拉斯·塔林等：《劍橋東南亞史》第2卷第1章《殖民政權的建立》之《暹羅的獨立》，賀聖達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他如「大越南主義」之類，亦然。
(28)如2004年5月由日本學界及政府、產業界人士共同建立的「東亞共同體評議會」，在看待區域歷史文化傳統及中國的角色、影響，包括對「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反省，其認識即多有分歧。參見王玉強：《歷史視角下日本學界對東亞共同體的審視》，《東北亞研究》2013年第2期；另參見劉傑等：《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之《序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29)參見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之《導言：草原與歷史》，魏英邦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餘太山主編：《內陸歐亞古代史研究》之《緒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30)這方面研究的一個較早的典型，即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命題。(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第128頁)。
(31)近年這方面編纂的重要論文集，如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黨為編：《美國新清史三十年(1980-2010)：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灣「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社，2014年。
(32)其說顯然取鑑了「徵服王朝說」，但首先提出此說的魏特夫和馮家昇仍把遼、金、元、清等歸為「中國」的王朝。後續的相關研究，有的承此傾向而論北族政權在主體意識和漢化方式等方面的多重不同，有的則強調了這些王朝與傳統「中國」的差異，新清史無疑是對後一種觀點的進一步發揮。參見魏復古編：《徵服王朝論文集》之《序言》，李明仁、鄭欽仁譯，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
(33)參見羅友枝《再觀清朝：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Ev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4,1996)。「新清史」作為一個概念的形成，一般認為標誌是米華健、鄧如萍、歐立德和傅雷主編的論文集《新清帝國史：內陸亞洲帝國在承德的形成》(James A.Millward,et al.,eds.,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的出版。
(34)參見何炳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1967)、《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1,1998)，二文分別為上引羅友枝文針對的靶子和何炳棣對羅文所作的反駁。
(35)從中國出發來觀察內亞並將北族所建王朝總體地歸入「中國」範疇，實際上也是歐文·拉鐵摩爾以來國外學界相當普遍的一種看法。其代表作如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Temples and Monasteries,」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New York:Mcmillan Press,1949)；田村実造：《中國徵服王朝の研究》，東京：日本東洋史研究會，1964年。
(36)東亞視角與內亞視角多有關聯，日本學界自白鳥庫吉至江上波夫以來皆甚關注內亞史與東洋史的關聯，其東亞世界的討論亦漸更多及於內亞要素。如菊池英夫即指出，東亞世界的變化往往受到北亞突厥等族的深切影響。(參見氏著：《隋朝の對高句麗戦爭の発端につぃて》，《アヅア史研究》第16號，1992年)堀敏一《中國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則明確強調了內亞因素對於東亞世界的影響，參見金子修一：《広ぃ目配り、新たな視點——堀敏一著〈中國と古代東アヅア世界一〉》，《東方》第166號，1995年。
(37)如寓有藏獨傾向的西藏歷史著作，可以舉出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譯印，1978年；範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譯印，1991年。需要指出的是，藏獨、疆獨、臺獨及近年起而喧囂的港獨之類，各有其特定的地區史和「中國」敘說為據，若一概視之為一駁即倒的幼稚之論，未免低估了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38)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9年。其書上承王文山《和平七雄論》(臺北：月旦出版社，1996年；其日語譯本改名《七個中國》，由日本文藝春秋出版社[東京]1997年出版)之說發揮而來，其中刻意強調了臺、滿、蒙、藏、疆、華北、江南地區發展史的獨立性，而以解構「大中華主義」為旨歸。這類從地區史來解構「中國」的觀點還有不少，而皆稱其建基於各區域的自然特點和歷史文化傳統，如服膺文化臺獨路線的杜正勝更是所謂「臺灣民族」歷史內涵的重要建構者。
(39)如葛兆光《宅茲中國》在《自序》中申述了其書旨趣之一：「既恪守中國立場，又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這顯然主要是在觀照區域視角的相關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4頁)
(40)梁啓超《中國積弱溯源論》(1900年)第1節《積弱之源於理想》指出國人思想之誤有三：不知天下與國家之差別、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以為中國數千年最可怪的是「至今無一國名」。(《飲冰室合集》第2冊，第399-401頁)次年其在《中國史敘論》(1901年)第3節《中國史之命名》中又說：「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他認為若以夏、漢、代等王朝代表「中國」，則是「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飲冰室合集》第3冊，第463頁)其實中國朝代本不以帝姓命名，與歐洲卡洛林王朝或溫莎王朝之類的命名迥異其趣，此中本甚有旨。近現代中國人強調王朝為一家一姓之政權，蓋因痛感王朝統治黑暗至極而亟欲代以共和政府的激憤之語。
(41)參見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2)國家與政府有別的理論也支持了其說，前引梁啓超述國人思想之誤亦以此為據。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弗蘭克·J.古德諾曾來華任職並對民國初年政治發揮過作用，但此理論卻不能濫用於割裂歷史或剝離王朝與「中國」的關係。因為國家與政府固可分別看待，卻不等於一國真可離開政府而存在，拋掉了一個個更替著的政府，又怎麼還會有各國興衰分合和滅絕的事實呢?顯然，國家與政府有別的理論確有價值，且頗有助於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或政府，包括一些南北、東西並峙過的王朝、政府的性質，卻決不能成為把王朝或政府與「中國」歷史剝離開來的依據。參見弗蘭克·J.古德諾：《政治與行政》(1900年)第10章《結論》，王元、楊百朋譯，楊百揆校，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葛兆光《宅茲中國》之《緒說：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最後對政府、國家、祖國等概念混同問題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