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春,是張愛玲在上海文壇初露頭角的時候,她的兩部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刊登在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雜誌上,由此開啟了她傳奇般的文學生涯。
此後的張愛玲一發不可收拾,佳作不斷,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一時風頭無兩。在短短一年時間裡,小說《傾城之戀》、《金鎖記》、《封鎖》等相繼發表,在文壇掀起一陣強勁的張愛玲旋風。
在一片「太突兀了,太像奇蹟了」的叫好聲中,1944年4月,傅雷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他清醒而冷靜地站在一個文藝批評者的立場,對張愛玲一年來發表的小說進行了極為嚴格的審視。對於《金鎖記》,他不吝讚美之詞,在細緻分析了小說成功的描述手法和深刻完整的人物刻畫後,將這篇小說稱為當時「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認為《金鎖記》的「結構、節奏、色彩,在這件作品裡不用說有了最幸運的成就。」

傅雷特別總結了《金鎖記》在心理分析上的成功。他說張愛玲在七巧病態心理的刻畫上,顯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還有在彩色運用上,非常大膽、潑辣,「色彩鮮明,收得住、潑得出的文章!」這些張愛玲作品的獨特風格,使《金鎖記》堪稱一部完美之作!頗有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的某些故事風味。
或許是張愛玲的起點太高了,作為翻譯家和文藝評論家的傅雷先生,對這個橫空出世的年輕作家有著很高的期望和標準,在這個高標準上,《傾城之戀》就顯得過於膚淺了。
傅雷認為《傾城之戀》「儘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遊戲」,主角白流蘇和範柳原這種對生活疲乏苟且,只會玩弄些小聰明、小智慧的人物,委實擔當不了悲劇的角色。「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總之,《傾城之戀》中,作者「對人物思索得不夠深刻,生活得不夠深刻」。雖然也有一些亮色,但由於人物塑造上的失敗,終究使這部作品流於平庸。

而對當時正在報刊連載的小說《連環套》,傅雷則直接給予了否定。他認為小說內容貧乏,故事拼湊痕跡明顯,並且有嚴重的常識上的錯誤。「聰明機智成了習氣,也是一塊絆腳石。」傅雷嚴正指出了張愛玲在創作上面臨的缺陷和必須要有的突破勇氣,並建議張愛玲可以從多角度、多方位來觀察和思考人生,以避免單調與閉塞。他在文中寫到:「無論哪一部門的藝術家,等到技巧成熟過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複他自己。」
如今我們來看這篇文章,也不得不佩服傅雷先生深刻而敏銳的洞察力,他意識到了張愛玲當時過度膨脹的心理,看到了這種膨脹心理背後的危機。他指出張愛玲如果一味炫技,《連環套》將逃不過夭折的命運。這種尖刻的批評,在當時的一片唱贊之聲中,仿佛一種十分刺耳的不和諧音,對於當時風頭正盛的張愛玲來說,可能是無法接受的。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弔詭,似乎不幸被傅雷言中,之後的張愛玲在創作上果然開了倒車。

小說《連環套》的連載沒過多久就爛了尾。張愛玲後來自己解釋說,因為一期一期的連載,稿子催得太緊,使她分身乏術。究竟是否和傅雷的嚴厲批評有關,就不得而知了。事隔三十多年後,柯靈寫了一篇文章《遙寄張愛玲》,其中提到,張愛玲對自己當年寫的《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更為苛刻的自我批評。
但當時的張愛玲對傅雷的批評是很不以為然的,為此她還專門寫了《自己的文章》來闡述自己的文學觀點。「我以為用參差對照的手法是比較適宜的。我用這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張愛玲說她小說裡大都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只是時代的廣大負荷者而已,「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張愛玲很反感這種「理論並非高高坐在上頭,手持鞭子的御者」,而應該「如馬之兩驂,或前或後,互相推進。」「人們急於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嗜好。他們對於僅僅是啟示,似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
當然,我們相信傅雷只是站在一個文學批評者的角度來寫這篇文章的,有褒有貶,也非常正常。而且我們能感受到傅雷對於這個當時極具天才的年輕作者抱有著有很高的期望,「文藝女神的貞潔是最寶貴的,也是最容易被侮辱的。愛護她就是愛護自己。」
但張愛玲永遠是獨特的,在她「成名要趁早」,作品出版要「趁熱打鐵」的觀點下,使她早年過度透支了自己的文學生命,以至於在後來漫長的人生中,幾乎再也沒能出現年輕時那樣光芒四射的作品了。

經歷漫長的時間和蒼茫世事,張愛玲以後的作品風格與前期截然不同了,思考更加成熟和有深度了,哪怕在經濟狀況很窘迫的情況下,她也耐下心來去仔細打磨一部作品。像她後期著名的小說《色戒》,不過萬餘字,卻前後經歷了將近三十年才正式面世,她早已不容自己的作品有絲毫瑕疵了。
人生雖經歷無數波折變幻,這樣愛惜自己名聲和作品的張愛玲,才是我們真正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