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做這個系列
一年以前，我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
它至少有兩個維度值得進一步探究：除了物質主義，未來屬於年輕人的這個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是如何被構建的？如果傳承給年輕人的是一個烏七八糟的社會：價值觀混亂、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義泛濫、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類積澱的文明被漠視，那麼，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對年輕人的好」。
另一個維度是現在看似乎理所當然，但實際上會越來越引起擔憂的問題：未來的公正體系如何建立或維持？其實它就是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提出的：人們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經濟不平等更可怕」「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內的不平等更惡劣」；它也是威爾遜在 100 年前所面對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業化的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
對於年輕一代未來所身處的世界，與工業化社會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會真正形成相關。
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出發的。
不可避免，它會遭遇轉型這個概念。我們探討的所謂轉型，也是探討我們的未來，如今和未來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
在中國的語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種語言體系來表達，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對階層分化、固化等各種問題的擔憂和解決之道。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個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沒打算迴避的問題。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邀請了十幾位學者、用十幾篇文章來探討「轉型」這個大話題。我們希望，它們能給你帶來一點啟發。更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後都會有一個關於國家轉型的推薦書單。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方便你進一步閱讀和思考。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說：「人類最大的難題，是實現一個能夠主持普遍正義的公民社會。」《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一如既往地相信這些報導有助於我們每個關心未來的年輕人進一步的思考。畢竟，我們面臨的問題如此之大，它值得我們為此動些腦筋。
康德 圖源/維基百科
以下是我們的第七篇，探討的是伊朗的轉型。作者是 FT 中文網言論及公共政策主編劉波。他平常喜歡看書，關注國際關係、中國社會和法治等方面的話題，也會做一些翻譯，譯有《經濟學規則》《兜售繁榮》《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原則》（合譯）等。
他的這篇文章從最近伊朗爆發的抗議事件談起，認為「要理解今天的伊朗抗議事件，就必須回顧伊朗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轉折時刻，即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
在他看來， 1979 年的革命不能用單純的經濟因素或者單純的宗教因素來解釋。「推翻巴列維王朝是1979 年大多數伊朗人的共識，儘管後來建立的教士監護體制未必符合所有人的願望，自由派等政治勢力也遭到了鎮壓。但無論如何，與巴列維王朝相比，1979 年後體制的社會基礎更為廣闊，教權監督之下的選舉體制，也為伊朗各個派別的政治博弈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
至於未來，因為「霍梅尼建立的這套體制是現代極權主義創製」，其獨特的政治形態會讓伊朗的複雜轉型過程繼續充滿不確定性，但也存在著軟肋。
「『奇理斯瑪型』領袖的出現可一而不可再。伊斯蘭教本身存在著強烈的不承認個人權威、反對個人崇拜的傾向，這與最高領袖的至高權力存在著潛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結構的變化，年輕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發展，都意味著對目前的權力結構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劉波寫道。
1979 年為什麼會發生一場針對巴列維王朝的革命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初，一向局勢相對平靜的伊朗突然爆發了自 2009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內抗議活動。據報導，民眾因雞蛋等日用品漲價而走上街頭，在抗議過程中喊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有純粹的經濟民生訴求，也有對伊朗現行體制表示不滿，甚至對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強烈抨擊。抗議者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也有持懷疑態度和觀望的人。由於與外界的隔閡以及伊朗國內的新聞管制，我們至今還弄不清楚，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猜想紛飛之際，真相也漸漸模糊。
延續 30 多年來的慣常模式，很多分析人士猜測這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體制——即所謂的「神權專制」即將走向最終覆滅的又一進程。但抗議導致政權更迭的場景並未變成現實。雖然伊朗當局對抗議活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鎮壓，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朗抗議者成分混雜，訴求不一，有不少抗議者要求的是改革而非推翻現行體制。伊朗國內形勢逐漸恢復原狀也迫使人們重新看待伊朗的轉型之旅，既看到伊朗現代化的複雜背景、曲折進程與巨大的困難性，也走出一些簡單的二元論思維所導致的理解偏差與失誤。
伊朗德黑蘭，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發表講話。伊朗示威尚未平息，哈梅內伊於 2 日打破沉默、首次發聲，斥責有敵人在幕後製造動亂。當日，他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最近幾天，伊朗的敵人聯手，利用金錢、武器、政策和情報機構等各種手段，為伊斯蘭體系製造麻煩。伊朗人民的勇氣及犧牲精神可阻礙其目標的實現。」據悉，衝突已造成至少 22 人死亡，其中包括 1 名警察，另有 450 人被捕。圖片版權：視覺中國
要理解今天的伊朗抗議事件，就必須回顧伊朗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轉折時刻，即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這場革命是至今歷史學家仍在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1979 年革命的爆發，以及其極為迅速地在伊朗全境的成功，在當時就超出了觀察人士的預料，更是伊朗巴列維王室所沒有想到的。傳統的革命理由——經濟崩潰導致民眾起事——在這個案例裡也不能構成完整的解釋，因為在革命爆發前的十幾年裡伊朗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即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儘管巴列維王朝在最後幾年陷入了財政危機，但危機的傳導效果尚未充分釋放到民間，並未導致所有民眾絕對生活水準的降低。單純從經濟不滿的角度來解釋這場革命是不足夠的。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場革命，歷史學家估計還會繼續爭論下去，但至少應該承認其引爆因素是多重和複雜的。
歐洲的崛起和對中東地區的殖民主義幹預，把伊朗拋入了現代世界。巴列維的父親禮薩汗試圖效仿土耳其的凱末爾，從司法、教育、工業、科技到民眾服飾、風俗習慣，全面追隨西方，改造伊朗社會，同時應對歐洲列強構成的嚴峻的外部挑戰。由於禮薩汗是以軍人出身奪取政權，在伊朗社會中並沒有特定的部族作為基礎，所以這個王朝試圖通過推行伊朗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建立社會支持基礎，而在伊朗這樣的傳統、未經現代整合的社會裡，王室只能通過極權形式來實現這一目的。王室始終面臨著一個悖論：現代轉型需要釋放社會空間和允許自由博弈，但這直接又會直接導致王朝權威的末路。
最終這個悖論導致了巴列維王朝的傾覆。
從經濟角度看，還是一個城市化過程中的問題總爆發
Protesters around Shahyad Tower (later Azadi Tower), Tehran, 1979，來自：維基百科
至少從 10 世紀開始，在巴列維王朝之前的諸王朝裡，伊斯蘭教一直是伊朗社會的主導性力量之一，這涉及伊斯蘭教所提供的教法秩序，也涉及穆斯林所構成的宗教與社會勢力。這也迫使伊朗王室必須費心處理與宗教的微妙關係。從權威的溯源上而言，禮薩汗強調古代波斯帝國創造的文明，暗示自己是古代波斯「萬王之王」在現代的繼承者，而伊斯蘭教其實是一種外來宗教，這可以實現兩種目的——約束部族勢力，以及嘗試將王權凌駕於教權之上。但無論是禮薩汗和他的兒子都不可能公開把伊斯蘭教和宗教團體作為對手，而只能對它們、尤其是其中的上層採取安撫政策，以建立執政聯盟。
巴列維王朝推行的西化政策的影響，其實只局限於城市地區。雖然今天有人對當時德黑蘭女性裝束的「開放」津津樂道，但絕不能忘記的是這只是伊朗社會整體的一小部分，即使在德黑蘭也不是全部。伊朗廣闊的農村地域依然遵守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構成了伊朗社會的基本面。王室的經濟改革讓大批農民進入城市，這一過程包含著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層面的衝突，而城鄉差距和農民的轉型問題將這些問題放大。
排斥其它政治勢力，讓社會各種力量都成為巴列維王朝對立面
必須看到的是，伊朗的情況和土耳其有相似性，又完全不同。凱末爾主義是共和主義，在保持高層權力的開放性、吸納多種政治和社會力量參與國家治理方面，顯然要強於實行君主專制的巴列維王朝。20 世紀初，君主制——特別是集權的君主制已經勢微，何況禮薩家族的合法性根基自始便不牢固，這導致它以高度警惕性的心態看待其他替代性的政治勢力，這造成了排斥政治參與的效果。這是凱末爾主義得以成功但巴列維王朝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巴列維王朝要整合伊朗分散的部落主義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必然需要強化國家權力和政府職能，但對維護自身專制權力的先天敏感性，決定了它難以以憲政的方式來走這條路，而只能依靠建立君主的絕對威權。巴列維王朝的政策是有兩個層面：在中央集中權力，蔑視議會和憲政分權，在地方層面試圖幹預地方自治秩序、強行迫使伊朗社會西方化。一方面權力高度膨脹，另一方面伊朗的社會經濟狀況劇烈變遷，超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範圍。正是高度膨脹的權力和控制、迫害、鎮壓的天然傾向，使君主無法注意到社會上湧動的滾滾潮流。巴列維國王仿佛坐在火山口上而不知，等火山爆發已經躲避不及。
王室的極權和鎮壓傾向得罪了世俗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而試圖控制宗教勢力，以及以波斯民族主義取代伊斯蘭教在國家角色塑造中的作用，則得罪了伊朗社會底層勢力強大的宗教和保守力量。雖然巴列維也不是沒有做出籠絡地方部族及什葉派宗教勢力的努力，但事實證明他所走的拉攏上層的路線是不可靠的。「白色革命」期間工業化的普及和機器的推廣破壞了傳統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生計，並破壞了他們擁有的自治組織和秩序，將他們推到了王室的對立面，並與代表底層、推崇公正訴求的宗教界結成同盟，成為支持推翻王室的力量。
巴列維，來自：維基百科
通過集權和大力發展經濟，巴列維在表面上消滅了所有可能顛覆王室的挑戰，也用經濟成果換來了老百姓的支持，但這一進程實際上把它置於與各種力量敵對的狀態，所以一旦星星之火引發燎原之勢，巴列維王朝便如同一座紙房子一樣傾覆了。當時該王朝擁有中東地區最先進的軍隊，但這並沒有挽救它的命運，幾十萬軍人一槍不發地接受了新舊交替的現實，更凸顯出王室合法性的虛弱性。
外部因素方面，在 1953 年推翻摩薩臺政府的政變中，美國曾經扮演過巴列維王朝拯救者的角色。當時摩薩臺首相試圖全面落實君主立憲制，擴大議會的權力，限制君權，同時加快石油國有化進程，但最終在美國的支持下被推翻，而這也導致伊朗社會形成「美國是巴列維王朝堅定維護者」的印象，並直接影響到了 1979 年之後的美伊關係。到了 1979 年的時候，巴列維仍然寄希望於美國再次出手。但在革命之前，信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卡特政府已不斷向巴列維政府施壓，要求其改善伊朗國內的人權狀況，如前所述，這是該政權做不到的。這加大了巴列維王朝的壓力，而美國的存在又給了伊朗民眾合理的藉口來認為王室與外部力量勾結，其實是加快了巴列維王朝的覆滅。
在伊朗，世俗可能並不代表現代，而霍梅尼也不代表伊斯蘭的「中世紀」
如同單純經濟因素不能解釋1979 年革命一樣，單純的宗教因素也不能解釋。一種觀點認為，1979 年革命純粹是一場宗教革命，是「宗教」對「世俗」力量的反動，其原因是伊朗的宗教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且拒絕接受現代化。然而這不能解釋，為何伊朗社會各界在1979 年結成了反對王權的廣泛聯盟，這其中包含了很多毫無宗教色彩的力量，這顯示「宗教」、「世俗」截然兩分的理解簡化了事實。
若與其他案例進行比照，單以伊朗宗教力量強大作為解釋也是不能成立的。在其他中東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和埃及，都曾發生宗教政黨和力量試圖上臺執政的情況，但世俗的軍人政權、城市的中產階級精英以及支持西化的力量共同阻止了這種情況的出現，而且有的時候是以犧牲一定的民主為代價的，並且得到了西方的默許。與阿爾及利亞類似，伊朗也存在世俗、親西方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力量，也能夠制衡宗教界。伊朗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伊朗社會更保守和更具宗教性，而是巴列維王朝的合法性過於虛弱，其政策又帶來激烈的、它無法掌控的社會變遷，從而在革命爆發時眾叛親離，給宗教力量的崛起騰出了舞臺。
至於「世俗」和「宗教」何者更適合伊朗社會，還需面對事實本相具體分析，而不應簡單停留於皮相之見。事實上， 巴列維王朝推行的「世俗」意味著強化君主權力和社會控制，進而意味著君主乾綱獨斷，而「宗教」中包含的平等、尊嚴訴求具有一定的現代性，而教義和教法起碼提供了一個穩定的、「非人格化」的基礎，而不是服從於君主變幻莫測的自由意志——當然這不意味著宗教體制本身不需要改革。
伊斯法罕孔雀清真寺，來自：《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記者沈非拍攝
另外，我們也不能簡單化地說君權壓制教權的「世俗」就一定是現代，教權壓制君權的「宗教」就一定是「傳統」。回顧伊朗歷史，在薩法維王朝時期，國王凌駕於教界之上，教士變成了君主的統治工具，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有的人現在往往簡單化地把霍梅尼建立的「法基赫監護」制度視為「復古」和退回「中世紀」，然而事實上，無論伊朗還是其他伊斯蘭國家，古代都不存在這種「教法學家監國」的體制，這套體制在「中世紀」找不到任何案例，相反，伊斯蘭國家在古代就存在著王權和教權的衝突。所以，說霍梅尼建立的這套體制是現代極權主義創製，其實才更為符合現實。
所以，脫離歷史現實而孤立而武斷的認定1979 年伊朗革命是逆歷史潮流的落後，恐怕也有以偏概全之處。推翻巴列維王朝是1979 年大多數伊朗人的共識，儘管後來建立的教士監護體制未必符合所有人的願望，自由派等政治勢力也遭到了鎮壓。但無論如何，與巴列維王朝相比，1979 年後體制的社會基礎更為廣闊，教權監督之下的選舉體制，也為伊朗各個派別的政治博弈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事實上，哈塔米等「改革派」總統曾試圖通過憲法解釋來消解「保守派」的教權。雖然這一努力遭到了反制，但至少相關的博弈已經展開，未來存在多種可能性。在對外關係方面，伊朗的領導層也並不是想和西方全面為敵，除了因人質事件導致美伊斷交至今之外，伊朗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都保持了正常的外交關係，並基本上被視為國際社會的正常成員。
獨特的政治形態，讓伊朗的複雜轉型過程繼續充滿不確定性
1979 年後的伊朗並不是一種徹底的斷裂，也存在與之前狀態延續的一面。應當看到，巴列維王朝雖然親美，但也強調伊朗是自主獨立的國家，並要讓伊朗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而這一主張在相當程度上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所繼承。無論是構建民族國家還是強調主權和獨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這些訴求上都與巴列維王朝也存在一定的承續關係，而不是截然不同。伊朗現政府在強調泛伊斯蘭主義的同時，也有利用發揮波斯民族主義動員作用的傾向。
革命前後的伊朗，與其說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毋寧說是之前的權力秩序和政治博弈狀況在某種程度上的延續。除了王室和保王黨人的勢力被基本踢出局之外，伊朗的其他政治、社會勢力在伊斯蘭共和國的框架之下繼續展開博弈，其一個表現便是具有相當對抗性的選舉。民主和選舉制度雖然有宗教力量所設定的桎梏，但也具備了一定的初級形式，這方面要好於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設置了一套在全世界獨一無二、極其複雜的憲制，但這種至少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以及對更廣泛社會力量進入執政聯盟的吸納，也為其自我演化和突破保守勢力的桎梏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伊朗聖城庫姆（Qom），民眾參與支持政府的集會活動，手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的肖像。當地時間周三，伊斯蘭革命衛隊總指揮官賈法裡（Mohammad Ali Jafari）宣布，伊朗民眾的抗議「騷亂」已告結束，抗議者沒有獲得任何結果。賈法裡稱，伊朗全國抗議人數總共不超過 15000 人，每個地方最多時不到 1500 人，人數很少。他還呼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說法，指抗議者是由美國、伊朗反對派等勢力指使或培訓。圖片版權：視覺中國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說及伊朗時曾提及：「伊朗議會是中東僅次於以色列的最活躍的議會。在伊朗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也高於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和除一二個之外的所有的穆斯林國家。」但民主活躍程度不代表對普世主義的認同，亨廷頓認為伊朗政治形態獨特表現在「把競爭性的選舉、制衡與原教旨主義鎮壓政策和大規模地侵犯個人權利結合起來」。筆者並不認同亨廷頓的所有觀點，但無論如何，這種從正反兩個維度來認識伊朗的複雜性、獨特性的思路是可取的。
事實上，伊朗獨特的「法基赫監護」體制存在著一個軟肋，即它的穩定存續需要一個像霍梅尼這樣的「奇理斯瑪式」、擁有強大號召力的領導人，而「奇理斯瑪型」領袖的出現可一而不可再。在哈梅內伊時代，最高領袖的權威已經出現了衰減傾向，等他去世後，這一趨勢還會延續。伊斯蘭教本身存在著強烈的不承認個人權威、反對個人崇拜的傾向，這與最高領袖的至高權力存在著潛在的矛盾。而伊朗人口結構的變化，年輕人的增多和城市化的發展，都意味著對目前的權力結構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只有完整看待伊朗轉型斷裂與延續的兩面，我們才能對伊朗未來的局勢發展做出更合理的判斷。
推薦書單
1.《中東國家史（610－2000年）：伊朗史》
本書集中記述了從 16 世紀薩法維王朝興起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時期的伊朗史。殖民主義和西方的衝擊瓦解了伊朗傳統社會的基礎， 20 世紀的憲政革命、「白色革命」和 1979 年伊斯蘭革命，構成伊朗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歷史坐標，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的對抗與消長至今仍未停息。
2.《伊朗史》
本書的時間跨度為 3000 年，但主要關聚焦於近現代的伊朗政治史。在考慮到西方伊朗相關研究的不足與局限性的情況下，本書試圖給一般讀者提供一本簡潔的、可讀性強的、根據現代歷史學家研究成果編成的伊朗歷史評述作品。
3.《後霍梅尼時代伊朗政治發展研究》
本書集中於後霍梅尼時代，探討什葉派教義在伊朗國家建構中的應用實踐，重點研究現代伊朗政治保守與務實、現代與傳統並進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訴求。從拉夫桑賈尼、哈塔米到內賈德，伊朗政治的發展曲線在伊斯蘭革命的大宗旨下不斷微調，反映了一個傳統國家在發展中的困惑與探索。
4.《伊朗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研究》
本書從歷史縱深、地緣政治和國際格局角度透視伊朗、以色列、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互動關係以及伊朗對外的政治、文化與宗教影響力，論述了伊朗的泛伊斯蘭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複雜關係，剖析了制約伊朗發展的各種因素，並在伊斯蘭教與國際關係這一交叉研究領域具有啟發意義。
這是國家轉型系列的第七篇。第一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東歐篇》；
第二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西班牙篇》；
第三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日本篇》；
第四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南非篇》；
第五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菲律賓篇》；
第六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韓國篇》。
banner 圖為最近伊朗德黑蘭，手舉標語的抗議者。示威浪潮起始於 12 月 28 日，矛頭起初指向國內糟糕的經濟狀況，但很快也指向現行制度。示威者們不再僅要求改革，還提出反國家領導人和伊朗神權制度本身的訴求。儘管伊朗總統魯哈尼此前警告稱，政府將懲處「騷亂分子和違法者」，伊朗各地抗議活動依然持續不斷，目前已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圖片版權：視覺中國。
長題圖為設拉子粉紅清真寺，來自：《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記者沈非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