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張愛玲編了一齣戲，裡面有個人拖兒帶女去投親，和親戚鬧翻了，男人憤然跳起來道：「我受不了這個。走！我們走！」他妻子哀求道：「走到哪兒去呢？」他把妻兒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樓上去！」
這劇情沒什麼特別的，但是中國式的苦澀的幽默，很愉快，很悲哀，有煩惱，有吵鬧，都也是愉快的煩惱和吵鬧，是熱熱鬧鬧的普通人的戲。
張愛玲說，中國人從《娜拉》一劇中學會了「出走」，但接下來更大的問題是向何處去？一樣是走，走到風地裡，接近日月山川是走，走到樓上也是走，怎麼走呢？出路在哪裡？
對於「娜拉」的出走，魯迅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他說易卜生的這部話劇使「娜拉出走」這個話題成為當時人們討論的社會問題，但易卜生並未給出答案。
易卜生這部劇上演於19世紀下半期，當時的許多女性將娜拉的出走當成女性意識上的覺醒，在那個對女性封建保守的年代，她們沒有選擇自由生活的權利，婚前受父母庇護，婚後從屬於丈夫，沒有的獨立的人格，亦沒有經濟自由。
但覺醒了怎麼辦？因循守舊太痛苦，離家出走充滿兇險，但她們終於醒過來了，渴望獲得自由和尊嚴，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魯迅先生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但他也認為，即使尚未尋到出路，夢總還是要做的。
在1943-1945年，是張愛玲文學創作最為風光璀璨的兩年，她結識了同樣在上海灘被讀者追捧的另一位女作家蘇青，那個時候的蘇青既是暢銷書作家，也是雜誌創辦人，事業上頗有成就。
蘇青當時已離婚，單身帶著幾個孩子，雖然辛苦，但生活過得不差。
張愛玲或許曾和蘇青討論過關於「娜拉」的問題，因為她從蘇青身上看到了另一種可能，就是不必回去，也未必墮落。
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一文中，寫她有段時間聽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於好了，她甚是擔心。在張愛玲看來，蘇青離婚不是小孩子賭氣，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接受不了的。」
當然，張愛玲也不能接受，雖然她們性格不同，但在基本的價值觀念上，倆人還是有相通之處的，否則互相欣賞不來，也做不了朋友。
還好，這不過是謠言。
不過從這兒也大致能看出張愛玲自己對「娜拉」出走的態度，她並沒有魯迅那樣悲觀。但她也承認這是一條不太好走的路，因此她和蘇青一樣，都有非常明顯的「世俗的進取心」，不至於陷入二選一的悲慘境地，起碼在亂世中，她們尚能多少主宰自己的命運。
這時，距離魯迅關於「娜拉」的演講已過了20年，以張愛玲、蘇青等為代表的女性，不僅僅有了女性覺醒的意識，更為自身的自由權而努力。當然，首先是通過工作獲得一定的經濟權。
她們謀生，也謀愛，讓戀愛、婚姻成為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愛了，也可以自由放棄，不必別人來裁決自己的命運。
當然張愛玲和蘇青都是幸運的，她們有一技之長，離開家庭庇護也能自己養活自己。
張愛玲常常對世事有相當敏感透徹的洞察力，在她的眼裡，困擾出走這個問題的，不僅僅是女性，對於養家餬口的男性來說，同樣是一個問題，只不過發生在女性身上更具「叛逆性」。
而魯迅的視野更寬廣，他以「出走」這個話題來透視社會問題。在一個處於變革的年代，被禁錮的人們要衝破舊的牢籠，革除陳腐的觀念，解放思想和個性，在中國來說，並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由內而外的巨大改變。
然而改變總是很難。魯迅認為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但改變總是要來，就像鞭子總要來一樣。但是從那裡來，怎樣來，魯迅當時也並不能確切地知道。
魯迅在《〈吶喊〉自序》裡寫道：
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沒有窗戶，裡面熟睡了很多人，不久就要悶死，然而這時從熟睡中死去的，並不會感到多少痛苦，但是你現在吶喊幾聲，把他們都叫醒，讓他們清醒過來，在沒有出路的絕望狀態下痛苦地死去，這樣做對得起他們嗎？
基於對中國現狀的深刻了解，魯迅是清醒的，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不必做無謂的犧牲。「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所以任何事情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出走」的意識，就是一種進步，但也要認識到，這是一場「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無論是「娜拉」的出走，還是喊妻兒「上樓去」的男人，他們都在反抗他們的處境。
張愛玲說：「即使不過是從後樓走到前樓，換一換空氣，打開窗子來，另是一番風景，也不錯。」
相比魯迅和張愛玲，蘇青是用實際行動反抗了，她是徹底從舊式家庭出走了，並且用自己的努力過上了自給自足的生活。
但蘇青還有夢，譬如，倘若有一個理想的愛人，也是可以考慮的。但這種考慮和以前順從的處境應該不同，但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