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專稿·
情感史視野下的法國大革命
[美] 譚旋 （Timothy Tackett）
內容提要 法國大革命的情感史研究旨在關注人們行為背後的情感因素，通過挖掘革命親歷者書寫的大量日記和書信等歷史文獻，探討人們所經歷的欣悅、愛、恐懼、憤怒以及憎恨等具體情感，為認識革命時期的暴力與恐怖現象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革命初期人們表達了強烈的欣悅與博愛等情感，但新的平等觀念很快遭到貴族與教士階層的反對，這種願望受挫與被背叛的感覺形成了獨特的「陰謀」恐懼，致使整個社會謠言四起，進而引發憤怒與憎恨的情感。除了研究各種具體情感之間的相互作用，法國大革命情感史還著眼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情感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影響、情感與行為之間的關係等，並與其他各國的重要革命進行比較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認識法國大革命乃至18世紀法國文化的情感特性。
關鍵詞 法國大革命 情感史 情感社會學 情感共同體 行為傾向性
近年來，情感研究可謂風行一時，不僅在歷史學領域，在諸如社會學、哲學、文學評論和神經生物學等其他領域也是如此。這股學界熱潮大大豐富了相關的研究方法及概念模型。根據其中一項研究，單是「情感」一詞的定義就不下92種。筆者目前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沒有涉及抽象的定義問題，而是更多關注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所經歷的一系列具體情感：欣悅（joy）、愛（love）、恐懼（fear）、憤怒（anger）以及憎恨（hatred）。筆者無意於低估理性在法國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性思維極大地影響了新政體的構建，並對當時各類基本宣言的頒布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而這些宣言又為新政體的建立打下了基礎。然而，革命年代畢竟不同往常。革命事件所觸發的激情，及其通常所帶來的威脅和不確定性，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同時，從最近的神經生物學與社會學研究成果來看，有一點似乎很清楚，認知與行為之間、理性與情感之間一直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繫。儘管情感能夠衝擊甚或扭曲理性，但幾乎所有的情感又都有可循的理性脈絡。在筆者看來，研究情感的作用是一個歷史學問題。當我們試圖釐清法國大革命或類似的其他革命中所出現的恐怖與暴力現象時，必須以一種更加系統化的方式重新思考情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當然，法國大革命史家從來也沒有完全忽視情感問題，其中，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及蘇菲·瓦尼什（Sophie Wahnich）等一眾史家都在闡釋大革命時關注過情感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些學者迄今所強調的，幾乎都是一般民眾與革命群眾的情感，很少關注大革命時期社會與政治精英行為背後的情感因素。無可否認，歷史學家們常常大書特書情感在促成國民議會的8月4日「奇妙之夜」時所發揮的作用。但絕大多數史家在有關這一事件的總體表述中，認為領導者當時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他們或者致力於重建國家與社會，或者為了實現這種或那種他們一直孜孜以求的意識形態，又或者以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方法推進他們自己或所屬黨派的事業。
在目前尚不多見的有關精英情感的研究中，其可圈可點者，如林·亨特（Lynn Hunt）利用弗洛伊德理論所著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巴裡·夏皮羅（Barry Shapiro）藉助創傷心理學解釋制憲議會成員對國王態度的搖擺不定。但最具影響力的研究，當數威廉·瑞德（William Reddy）所著的《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書。在對最近的認知心理學和人類學理論著作進行了一番細緻與助益頗多的思考後，瑞德力求把文學化的「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情感表達」（emotives）這一術語應用於恐怖起源研究。在18世紀後期的法國，正是通過小說、戲劇、歌劇等形式，以及沙龍與共濟會的平等主義經歷，使「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對過度的情感表現習以為常」。因此，至法國大革命時期，個體的私人感情與人們所意識到的傾聽自己內心的需求，逐漸被視為了解真實公意的唯一手段。世界被理解為「描寫善與惡不斷鬥爭的……情感結構」。甚至對貴族的仇恨也被說成是來源於情感類小說與戲劇中所描繪的「摩尼教式的情節結構」（Manichean plot structure）。人註定受到情感的驅使，不同意這一觀點的人都被視為道德淪喪，是邪惡的和危險的人。而正是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導致了恐怖的出現。
然而，正如許多基於文本的影響來解釋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一樣，瑞德所採納的方法似乎也是對閱讀與接受這一過程的某種簡單化的理解：假定當某人閱讀一個文本時，他就必定會相信文本，而且這些文本內容如此深入內心，以致足以影響到他本人的行為。同時，他借用了假定共濟會與沙龍具有平等性質的理論。現如今，這些理論大都已不足為信。事實上，啟蒙時代知識分子的著作異常複雜，且常常相互牴觸，眾多流派可以被歸類為「情感主義」，它所代表的僅是大革命前夕在法國傳播的諸多話語中的一種。翻開革命者們在革命爆發以前所寫的信件，不難發現他們對當時的各類書籍與眾多思想都饒有興趣，所涉獵的話題範圍十分廣泛。人們很難從實際生活的角度來證實瑞德所闡述的那種帶有偏執色彩的「情感主義」。
在研究恐怖起源的情感問題時，筆者所借鑑的政治學、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的具體研究結論，遠遠勝過文學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必須考慮具體社會情感的整體狀況及其相互影響，而不是訴諸某種模糊的情感主義的文學範疇。而且，這些情感的起源最好是通過事件與革命進程本身加以追蹤，而不是到泛泛推定的舊制度的情感主義之中去追蹤。誠然，當我們試圖憑藉社會學觀察而對某個已經過去的特定時代得出某種結論時，應該慎之又慎。總的來說，筆者覺得從根本上保持折中兼顧的原則更為可取，通過反覆思考，找出那些看上去與史料最為相符的觀點與模型。
這裡談到的史料，可以從各種各樣的近現代文獻中獲得，但最首要的是大革命親歷者書寫的日記與信件。這些日復一日地寫給朋友、家人或自己的文獻史料，記載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與印象。這些文獻在寫作時並無先見，它們試圖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事件並對此有所反應，這就有可能提供一個特別有益的視角，由此可以窺見革命時代公民們的懷疑和躊躇、困惑和誤解，以及情感上的反應。當然，文獻從來都不是透明的。正如研究任何歷史文本一樣，在研究這類文獻史料時，必須儘可能地了解作者本人的情況，以便重建他們的精神狀態，並想方設法通過這些表述洞悉他們的情感。在進行這類分析時，挖掘「成系列的」的文獻史料是非常有益的，即找到那些有大量信件與日記得以保存下來的作者，人數越多越好，比較對照他們就同一時期所做的記錄以及他們本人的經歷。
本文擬以這些史料為基礎考察法國大革命語境下的幾種具體情感（欣悅、愛、恐懼、憤怒、憎恨），同時探討兩個更加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情感方面的差異；情感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一、欣悅與愛
有必要強調，1789年春夏之際，法國社會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熱情地接受諸如《人權宣言》等法令中所體現的新的革命價值，且這種熱情持續高漲。21世紀的我們，經常會忽視此類宣言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是如何的聞所未聞、令人震驚。有些人甚至在信件與演講中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堪稱千禧年即將來臨。人們談論著革命巨變會帶來全新的時代和人類，這種巨變之所以產生，只能歸因於神的傑作。巴黎書商尼古拉·呂奧在給哥哥寫信時不厭其煩地重複這個話題。這年7月底，他在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中說：「一切都將改變。我們的風俗、民情民意、法律、著裝、習慣及政府管理都會改變。我們很快就會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地，吉爾貝·羅默也描述了1789年革命曾經如何完全主宰了他的生活：「革命引起人們如此強烈的關注，我們為此傾注了所有的時間，以致完全不能再做其他事情。」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自由與享受更多權力的新感覺。多少年後，巴黎的一位制窗工匠雅克-路易·梅內特拉曾回憶起他和朋友們在革命初期的那種緊張興奮之情，那時「『自由』這個字眼被如此頻繁地提及，以致產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令所有的人心馳神往。」這也許就是海姆·比爾斯坦所稱的基於1789年經歷所產生的「主角」情結的實質，比爾斯坦如是說道：「通過直接參與公共生活，甚至使公共生活打上個人的烙印，人們成為積極主動並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一員，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同時，我們必須強調，1789年的絕大多數愛國者，從未相信這些巨變真的能夠實現，儘管他們中有一小部分人曾經仔細閱讀與思考過抽象的啟蒙思想。熱羅姆·佩蒂翁（Jérme Pétion）8月份時這樣寫道：「法國人為當前的形勢所震驚，可以說，他們一下子達到了想都不敢想的境地。」事實上，喬恩·埃爾斯特所提出的「驚奇效應」在這裡發揮了作用，革命事件的無法預見性使人們的情感越來越強烈。
除了對革命的欣悅與熱情外，我們也不應該低估愛這種情感的社會表現，那時的男男女女們把這種情感稱之為「博愛」。很難說這種情感與共濟會的活動有關，還是與盧梭的修辭有關，抑或是與1789年的經曆本身的性質息息相關。無論如何，大革命時期的博愛一直與平等密切關聯。很快地，博愛以令人矚目的方式與舊制度下司空見慣的「鋪天蓋地的指責」的文化拉開了距離。我們知道，這類感情以金字塔方式呈現並漸次加強：在全國性的宣誓儀式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宣誓忠於革命；在法國各地舉辦的聯盟節上，來自各個階層的男女老少慶祝新社會與新時代的來臨；很多新創辦的革命俱樂部被命名為「博愛協會」；還有大型的博愛聚餐活動，這是人們在大街上舉辦的家常便餐式的野餐聚會，所有過路的人都受到邀請，這些活動在巴黎一直持續到1794年大恐怖的高潮時期。
在革命初期，人們曾短暫卻熱誠地希望所有的階層，包括貴族能夠在共同認可的博愛名義下團結一致。書信中記載了當時人們為使貴族加入革命所做的努力，以及夢想著貴族能夠克服所受教育的偏見，把普通人視為與自己平等的兄弟。博愛的情感在當時被勾勒成這樣一幅畫像：三個等級相互擁抱，不分彼此。然而，正如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頭兩個等級的大多數人最終摒棄並嘲笑這種博愛式的平等觀念。與此同時，愛國者始終固守自己的底線，舍此就無法協商與讓步。鑑於革命者與貴族間的關係異常複雜並層層交織，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革命者這邊，一廂情願的博愛經歷產生了一種被激怒的真切情感，使他們備受挫折。正如羅伯特·斯藤伯格和卡琳·斯藤伯格所指出的那樣，社會學家通常會把「願望受挫」和被背叛的感覺，與憤怒和憎恨情感的產生聯繫起來。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將之解讀為：「愛之深，恨之切。」
二、 恐懼與焦慮
那個時代的文獻史料清楚地表明，欣悅與博愛情感經常與恐懼密切交織。對於那些從來沒有經歷過革命的人來說，很容易忽視這種經歷是如何令人困惑、不安和驚恐。我們知道恐懼通常不僅可能來自直接感受到的威脅，當一個人意識到其他人有傷害自己的動機或潛在機會時，這種有可能存在的威脅也會導致恐懼的產生。因此，實際觀察與想像這兩者，都能夠在恐懼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1789年及革命的大部分時間裡，對變革的極度熱情和對未來的熱切期盼，經常與恐懼和焦慮結合在一起：害怕來自懷有敵意的歐洲強國的威脅，害怕革命引發的混亂局面，也害怕那些被眼前的巨變剝奪了位高權重的特權等級可能會報復。來自布列塔尼地區的律師讓-皮埃爾·布雷（Jean-Pierre Boullé）曾這樣寫道：「你們無法想像，懷疑是如何折磨著我，我被憂懼所吞噬……一會兒充滿希望，一會兒無比擔憂。」很難說這究竟是一個各種情感同時混雜的例子，還是不同情感隨著時間變化快速交替輪換的例子。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假設一種恐懼和欣悅、焦慮與希望同步起伏的共振效應，它有可能使兩種情感同時發展到極端。
後續的事態表明，這種擔憂絕非空穴來風。正如我們所了解的，的確有為數不少的貴族不僅完全反對1789年的所有變化，還公然妄言他們要徹底摧毀大革命及其所倡導的一切。有些人確實義無反顧地投入反革命運動，他們推動反革命活動的決心，與革命者們所懷有的推進自己事業的決心同樣堅不可摧。同時，五六家反革命報紙，字裡行間無不充斥著暴力與威脅，與馬拉這樣的愛國者先驅所寫的東西並無二致。當然，所有這些恐慌，都隨著1791年6月份國王試圖逃出巴黎並在瓦倫被捕而陡然加強，而接下來的調查又證實了不時風聞的陰謀當真確有其事：宮廷與軍隊打算護送國王逃出法國，投奔奧地利人。
歷史學家們經常忽視恐懼的另一個來源，那就是自大革命爆發之日起，法國就出現了一個真正的權力真空。發生在1789年夏天的事件，使政府及其合法性開始產生危機，這是法國人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事情。轉眼間，舊制度的國家機器幾近全面崩潰。總督體制曾是波旁王朝行政體系的中樞，如今派駐各地的總督及其助理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權力，7月份在巴黎出現的人民隨意處死總督的情況，使他們中的許多人非常害怕，紛紛提交辭呈或乾脆棄職而去。稅收員、警務人員以及王室派駐的地方法官紛紛逃命而去，或是無限期地躲藏起來。當然，革命者最終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官僚與司法體系，但政權更迭導致的權力空白期長達一年多。還有，至少整個1793年，新的官僚體系出於對舊制度時期絕對主義的反對而強烈要求獨立和權力下放。正統王朝的崩潰以及喬治·勒費弗爾所稱的「權力的徹底下放」（décentralisation à outrance）風潮勢必使人們心中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誰將最終執掌權力？究竟是誰在暗中攪弄風雲？沒準這些人只為謀求個人利益甚或站在革命的敵人一邊。
然而，恐懼的情感很少能夠持續地升溫，通常會隨著人們的感受或時局的變化或消散或升級。在其他的研究中，我們試圖追蹤某個特定年份中陰謀恐懼的起伏漲落情況，在這一時期裡人們對陰謀的恐懼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的研究以國民議會議員們所使用的語言為基礎，在法國大革命頭四年裡，議員們在通信或演講中共使用過17個與「陰謀」同義的詞語，我們就這些詞的出現頻率列過一張表格。另外，我們進行了詳細的樣本研究，以便弄清什麼樣的詞語使用頻率，能夠判定使用者相信了詞語的意思——反之則不相信或僅是在隱喻意義上使用這類詞。通過這種測度方法，我們發現，1789年6月下旬以前，這些精英們幾乎沒有表現出對「陰謀」的敏感性。此後，他們對陰謀的敏感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增長 ，甚至每月都有顯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議會初期，這類語言的使用頻率陡然上升，這與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大陰謀」的存在密切相關。眾多議員開始深信，一小撮陰謀家直接操控策劃了所有的陰謀。他們逐漸相信這些陰謀家並不在倫敦或維也納，而是悄悄潛藏在法國，他們或者藏在宮廷裡，或者潛伏在國民議會他們自己的同事中，這令他們更加駭然，確實存在一個「大陰謀」的想法時時縈繞心頭。不管怎樣，國民議會中提到陰謀恐懼的次數顯著增加，到1793年春夏之交，這些詞的使用頻率一次次達到新的峰值。
三、 憤怒與憎恨
在分析精英推動恐怖政策的動機時，還必須考慮更加好鬥的情感——憤怒與憎恨，而這兩種情感一般都與恐懼有著密切的聯繫。事實上，在我們嘗試理解革命者對1793年旺代叛亂者的憎恨，或1794年6月至7月大恐怖時期對貴族的強烈仇恨，或者對國民公會內部來自敵對派別的異己者所表現的極端仇視時，不考慮情感的巨大影響，而單單基於「形勢所迫」進行解釋的做法似有不妥。
從亞里斯多德與塞涅卡的經典著作，到當代人試圖解釋20世紀的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現象，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一直在苦思追索憤怒與憎恨這兩種情感。這兩種情感相互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憤怒通常更加衝動，是一種無意識的情感，其生物學意義上的「半衰期」（half-life）更短。憤怒的「行為傾向性」（這裡借用社會學家的說法）是對激怒自己的對象施以懲罰或報復。相較之下，憎恨一般持續更久、頑固和堅韌。憎恨與認知的聯繫更為密切，並精心為自己的憎恨提出解釋以確立其正當性，憎恨所尋求的並不僅僅是懲罰，還有徹底擺脫令自己憎恨的群體或個人，甚至將其肉體消滅。最為典型的憎恨與下列因素相聯繫：長期忍受痛苦、遭受羞辱的感受、以往受到過不公正對待。但受到羞辱與不公正對待的情感本身有著特定類型與具體價值，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社會中的表現殊為不同。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憤怒與憎恨無不複雜難解，需要細緻地分析情感自身的歷史及其賴以產生的環境。舊制度末的法國人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因遭受壓迫與被踐踏而產生的憎恨，或者毋寧說他們隨著革命進程本身的發展而「發現」這種憎恨的情感，歷史學家們對這個問題仍爭論不休。如前所述，對貴族感到憤怒，也許與受到挫折的愛和被背叛的博愛有一定的關係，因為被背叛的感覺是導致憎恨的一個常見的原因。然而，憎恨可能與恐懼更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害怕遭到報復。他們憎恨的人會斷送自己的小命，每每想到這些，都令他們心生恐懼。實際上，社會學家的所有最新研究無不主張恐懼與憎恨緊密相關。正如莎士比亞所言：「我們最終會憎恨那些時常令我們恐懼的事物。」
不管怎樣，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特別想要把自己的這種憎恨情感合理化，說服自己這種憎恨事出有因。為此，他們就必須把令人憎恨的他者說成是一群邪惡萬分與兇狠異常的人，其他任何時間與地點所發生的此類群情憎恨事件，也概莫能外。而正是革命者對新觀念的這種熱情與篤信，使許多人認定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一定是受到邪惡願望的驅使。他們並不需要藉助情感類小說中的陰謀情節去構想一個摩尼教式的世界。根據他們對自己周圍事物的觀察，「大陰謀」的幻想看上去完全是可信的。他們認為邪惡的鬧事者應為現實中使革命陷入困境的種種現象負責，從農村的反革命活動，到法國起初在歐洲戰爭中的失利，再到穀物價格高漲，證券大幅貶值，這些鬧事者甚至應該對國民議會中出現的黨派鬥爭負責。正如一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這些想法把現實的觀察和飄忽的幻想結合起來，使他們一心認定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一定會帶來巨大破壞，這種幻想「遠比現實世界更能自圓其說。」很快，人們口中的「敵人」，無論是外國軍隊或者是貴族及頑冥不化的教士，或者是反對革命的農民，統統被妖魔化與去人性化。自1791年末起，使用「惡魔」一詞來指稱貴族的人顯著增加。1791年，有一位叫弗裡科的議員，竟把所有的貴族說成是「惡魔」：「啊！我現在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我國的貴族。」有一位叫羅莎莉·朱利安的女性，她的丈夫後來當選為議會議員，曾這樣說道：「貴族使了那麼多絆子，設下那麼多圈套，耍過那麼多陰謀詭計，以致熱愛人性、真理與正義的朋友們，都對他們投以憤怒與憎恨……與這些邪惡的人比起來，彌爾頓筆下的惡魔簡直就是天使。」
整個大革命期間，憎恨的情感同其他欣悅與博愛情感一樣，通過一系列遊行與紀念活動表現出來，並逐步得到強化。在1792年8月10日杜伊勒裡宮風暴後的數周裡，各種葬禮活動、群眾紀念活動和街頭演講出現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在此期間，官員們宣讀在戰鬥中死去或受傷的街坊鄰居的名單。8月26日，一場全城市民參加的盛大紀念活動在杜伊勒裡宮附近舉行。演講者紛紛把8月10日稱為「聖勞倫斯屠殺日」，意指這一天是聖徒日。據說這一天貴族和瑞士僱傭兵把民眾誘圍到一個院子裡，並從三面向他們殘忍地開槍射擊。復仇的憎恨與鼓動通過這些紀念活動得到加強，這應該是9月大屠殺時巴黎人的精神狀態。
四、 情感社會學
如果說很少有人質疑情感在法國大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那麼法國社會內的不同階層是如何經歷這些情感的呢？各階層對這些情感的反應以及產生這些情感的動機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存在一系列「情感共同體」的提法，對認識這個問題頗多助益——這個說法由芭芭拉·羅森紋（Barbara Rosenwein）提出並廣為人知——每個情感共同體都有較為獨特的文化規範與情感表達模式，以及通過社會交往過程與對個人行為的集體認可與否，形成一套整個共同體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今天，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討論包括農民與貴族在內的，18世紀的法國可能存在的所有情感共同體。
但就巴黎的情況而言，可以分成精英與工人階層這樣兩個共同體，他們確實分屬不同的情感表達模式。對於大多數手工業者來說，特別是後來的「無套褲漢」，他們大多目不識丁。除少數從事特殊行業的人能夠閱讀與寫作外，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只能接觸口頭文化。這無疑有助於解釋他們為什麼對謠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敏感。最近，基於社會心理學家的部分研究結論，我們在一篇文章中探討過這個問題，在謠言形成過程中，不但會傳播隨時發生的各類事件（一位社會學家稱之為「即興新聞」），這個過程也同時著力渲染並形成某些主流情感。眾多歷史學家支持喬治·勒費弗爾的觀點，強調謠言在1789年7月的大恐慌現象中所起的作用。然而，由巴黎書信作者的這些記錄可知，在整個法國大革命時期，伴隨這類謠言產生的各種情感一直在民眾中傳播，從來沒有間斷過。花樣翻新的謠言飛遍大街小巷、穿梭於家家戶戶，有些表達了喜悅與慶祝的情感，但更多的則使人們越來越恐懼，逐漸形成憎恨的情感。
我們還發現，巴黎手工業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強烈的憤怒與恥辱感，並喜歡以復仇及保全名譽的名義進行暴力活動。舊制度下的巴黎幾乎每天晚上都會發生多起團夥打架鬥毆事件，甚至出現因長久積怨而導致家族間相互仇殺的現象。在大街上、庭院裡或葡萄酒館內，每天都在無休止地上演「全武行」，有的是出於財產糾紛，有的是為女人爭風吃醋，有些是因為遭受言語羞辱（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還有一些則是為了報復長期以來所經受的嘲諷與虐待。有時候，一些暴力活動還會採取名副其實的決鬥形式，這些人事先達成協議，為捍衛自己的「名譽」而以刀或劍進行決鬥，決鬥在小巷或碼頭進行，還有其他人前來觀戰。在這方面，巴黎手工業者階層的名譽觀念與復仇文化倒是與貴族有著驚人的相似。
相比之下，中產階層的精英通常對各類謠言更多地持批評和懷疑態度，他們對伴隨這些謠言產生的情感也比較牴觸。無論是在舊制度還是大革命時期，這個團體中進行決鬥的情況似乎要少得多。事實上，在未來的革命精英這一情感共同體內，為捍衛個人名譽而決鬥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多多少少有些離奇，他們通常沒有這種想法。很久以來，各種圍繞社會地位而產生的爭論與衝突並非通過打架鬥毆而得以解決，而是通過向法庭提起訴訟。
然而，在某些條件下，特別是在異常緊張與不確定的時期，中產精英與手工業者這樣兩個存在明顯區別的情感共同體有可能合二為一。9月大屠殺時出現的情況就是如此，這是一個人們異常緊張又茫然失措的時期，再加上害怕普魯士人的快速入侵與到時候巴黎肯定會被攻佔。1789年7月大恐慌時期，可能已經出現類似的情感共同體合併現象。在1792年夏天的短暫時期裡，大部分的中產精英似乎對謠言信以為真，並心生憎恨，他們逐漸相信敵人正在準備進攻法國，且應該以暴力消滅之。這樣一來，在幾乎所有人的頭腦中，哪怕是一般的犯人也與那些新近被捕的貴族與教士一起，被稀裡糊塗地看作貴族收買的歹徒，他們統統被屠殺在監獄裡。事實上，當時精英分子在私人信件與報紙文章中提及大屠殺時，絕大多數都默認或完全支持大屠殺的做法。但在接下來的短短數周與幾個月內，當初鼓動他們的謠言漸漸平息，緊張形勢逐漸緩解下來，大多數精英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大屠殺，並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感到震驚與恐怖。
大革命爆發後，還有一個因素對精英與手工業者之間的情感互動產生了影響。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裡，一些精英階層的極端分子對「無套褲漢」更加認同，甚至贊同與支持他們的暴力行為，並能在情感上與他們休戚與共。哥德利埃俱樂部的成員，特別是丹東（Danton）、德穆蘭（Desmoulins）、馬拉（Marat）、埃貝爾（Hébert）等都來自中產階層，他們非常早地宣傳所有社會成員一律平等與直接民主理論。這些充滿了鬥志的激進分子，很快發展出一種崇拜巴黎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其方式遠遠超過簡單地煽動群眾。他們對於「人民」的直覺判斷與天性善良篤信不疑。一個激進分子曾豪邁地宣稱：「人民就是一切，除了聽命於人民與服務於人民外，我們一無所圖。」最終，那些激進的精英分子與同樣鬥志昂揚的手工業者在政治與文化上真正結合起來。這是一種奇怪的從未有過的政治聯盟形式，就像喬治·勒費弗爾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人民陣線」。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這些激進分子開始穿起「人民」的衣服，說著他們的粗俗俚語，而且接納了他們情感結構中的某些因素，包括對非我族類的強烈憎恨，不遺餘力地把對方妖魔化並訴諸武力以圖報復。
五、 情感與行為
在談到前面的幾個問題時，我們都或多或少涉及情感與行為的關係問題。這裡，我們使用「行為傾向性」這個術語，有些社會學家用它來分析情感程度的變化範圍。顯然，法國大革命史學家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各個情感共同體在構想他們有可能採取的某一行動時，是何時以及如何從被動的情感或稱「希望實現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步入真正實現這些想法的階段。對此，法國人的說法是，人們如何解釋這種「進入行動階段」（passage à l』acte），在這個過程中各個情感共同體使革命跨越憎恨這樣的情感門檻，步入暴力與肉體滅絕的恐怖政策。
無疑，這是一個非常複雜且頗具挑戰性的問題，也是歷史學家們長久以來不斷探索的問題。而且，基於各自不同的經歷而形成的價值標準、行為規範及行為方式的差異，不同的情感共同體很有可能有著不同的付諸行為的門檻。這裡，我們僅從以下三個方面提示一些可能性的解釋。
首先，下層民眾顯然對革命精英施加了壓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階層更加傾向於以暴力方式將情感付諸行動。在付諸行動時必須最大限度地依靠民眾的力量。這一力量與少數精英激進分子緊密結合起來，最終導致領導者採取一系列壓迫措施，其中的許多措施與後來的恐怖政策密切相關。眾所周知，監督委員會、革命法庭、《懲治嫌疑犯條例》以及斷頭臺，這些措施都是在巴黎下層民眾的熱心支持與推動下得以實施的，特別是在所謂的忿激派領導時期。不可否認的是，依靠下層民眾的力量所推行的這些舉措，通常並沒有在民眾內部引發暴力事件。這一時期他們組織民眾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男女老少扛著各類標語，口裡高喊著他們的要求。為了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還一度包圍國民議會。有時，為了讓議員明白必須對革命的敵人實施更為激烈的壓迫政策，他們竟進入會議大廳，甚至坐在議員旁邊的長凳上。
其次，我們不應該低估某些精英領導者本人所扮演的角色。1792年春天的危機時刻，布裡索與吉倫特派成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極力推進恐怖政策的實施與逮捕可疑分子的做法。
他們的角色隨後由來自山嶽派的羅伯斯庇爾及其親信所替代。事實上，至少有一點值得考慮，是否像布裡索與羅伯斯庇爾這樣的傑出人物，形成了一個次級情感共同體，他們分別領導著國民公會中的兩大黨派，吵嚷不休。自1791年末至1793年間，布裡索與羅伯斯庇爾的政治鬥爭具有私人性質，雙方都自稱是「人民」的首要代表，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領導者。與此同時，他們及其親信相互展開猛烈攻勢，大肆羞辱對方。在這場爭鬥中，每一方都把對方斥為搞陰謀詭計，背叛國家，是「大陰謀」（Grand Conspiracy）的參與者。我們很難從根本上說清，這種相互指責究竟是為了煽動民眾，還是這種行為本身其實表現了這些人內心深處的憂懼。不管怎樣，到1793年夏天，主要黨派似乎都開始相互競爭，試圖以推進恐懼與壓迫政策的升級來制服對手，鬥爭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大恐慌在從情感轉向行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巨大的恐懼浪潮幾乎蔓延至大革命時期法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有好幾個時期，可以說整個巴黎城市都被籠罩在「一波又一波的極大焦慮」之中，到處都有傳聞，馬上就要有一場反革命政變或者外國軍隊即將打到法國。在巴黎城內，這類典型的大恐慌時刻，使得官方下令關閉所有城門，宣布戒嚴，通宵把街道照得通明（所有公民都被要求在他們的窗臺上點燃蠟燭），並派出國民自衛軍全城範圍內挨家挨戶搜捕可疑分子。與此同時，國民議會或國民公會的議員們，他們也同樣懷著深深的恐懼感，數度召開24小時不間斷的緊急會議，他們把自衛軍布防在議會周圍，甚至安置了大炮。準確地說，這就是1789年7月、1792年5月、1792年9月、1793年3月和1794年6月不斷上演的戲碼。
傳統上，社會學家把巨大的恐慌與強有力的甚至狂熱的「要麼跑，要麼打」（flight or fight）的行為聯繫起來。我們也可以參照社會心理學家們最新出爐的研究。這些研究關注的是，階段性的巨大焦慮與恐慌，在何種程度上是可控的，並大體合乎理性，雖然有時候這些焦慮與恐慌僅是倉促之間做出的反應。根據其賴以發生的環境，「恐慌」不一定把認知完全排除在外。實際的情況是，恐慌有時候能夠具有極大程度地改觀原有認知的潛力。事實上，我們上面談到，在巴黎出現的每次大恐慌，都促使人們制定新的法律以應對可能來臨的危機。有時候，這些法律產生了更加積極與持久的效果，如1789年8月4日宣言以及1792年9月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成立就屬這種情況。但有些時候，新通過的法律更像是倉促出臺的應對之策，是消極的壓迫政策，1793年3月與6月，恐怖政策明顯升級就是這種情況。
結語
筆者在這裡只能就情感在法國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談一點很不成熟的看法。筆者所關注的一直是集體的與「社會的」情感，意在證明這些情感模式與個人所經歷的情感模式有很大區別。當然，我們所談到的內容是非常複雜的，必須超越模糊的情感概念，對具體情感的整體狀況進行考察：各種情感之間如何相互交織，情感與認知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情感是否對各種情感共同體的革命行為構成不同的影響。我們對革命本身的看法尚處於不斷變化之中，與之相聯繫的情感問題就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對於那個前所未有且變化多端的革命時代，社會認同及作為其基礎的價值觀經常需要重新考察，而且有時會全面改觀。
未來的情感與革命研究需要考慮其他多種因素。這些研究必須包括其他情感共同體在革命時期的情感經歷，例如貴族與農民的情感經歷。情感研究中的性別因素以及整個法國範圍內的地域差別問題，均有待研究。還必須考慮宗教文化的潛在影響，它對民眾的總體影響肯定比少數哲學論著或情感類小說要大得多。本文基本沒有涉及的其他情感的研究也亟待加強：特別是羞恥感的影響，某些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起主導作用的情感」。或許，最為重要的是未來的研究必須採用比較法。只有通過與其他重要的革命進行比較，例如與俄國、中國、古巴以及當代伊斯蘭世界的革命進行比較，我們才有可能從法國大革命進程本身所固有的情感模式中，鎖定那些唯18世紀法國文化所獨有的具體情感模式。
本文作者譚旋（Timothy Tackett），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榮休教授；
本文譯者孫一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世界歷史》2016年第4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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