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的政治生態中,內賈德註定是一個唐吉訶德式的悲壯英雄
內賈德能夠榮耀登頂,是伊朗政治運勢的偶然產物,黯然落幕,也是格局演進的必然結果。
在人們的想像中,內賈德平民的家庭,清白的身世,強硬的作風,謙遜的學者,親民的總統……再加上不畏強權,廉潔奉公和反美鬥士等金光閃閃的品質,應該可以成為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的英雄人物。
沒有宗教權威和家族背景的內賈德,從一個鐵匠的兒子到德黑蘭大學的講師,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特種兵司令,到德黑蘭市市長,再到伊朗總統的成長履歷,本身就高度契合普通民眾對「屌絲逆襲」的認同與佩服。
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伊朗教士集團的威望,就明顯受到了自由派勢力的衝擊,但教團並不願與自由派悍然切割,於是,哈梅內伊迫切需要凝聚民粹力量,來轉移國內對教士集團的不滿,
因為,哈梅內伊雖然是神學領袖,但《古蘭經》並不能為他提供一套適合伊朗發展的「伊斯蘭經濟學」,他仍然需要一個掌控之下的經濟建設團隊,但他無法掌控與他同步前行,由伊斯蘭革命造就出的政治新貴。但如果有一股教圈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來對抗以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為代表的溫和派勢力,顯然沒有比獨立於雙方陣營的艾哈邁迪.內賈德更適合的人選了——還有一點,「艾哈邁迪」這個姓氏,本身也自帶伊斯蘭「聖裔」的光環,這也是內賈德能夠躋身伊朗宗教政治的條件之一。
內賈德上臺後,一改前任哈塔米自由經濟的對外政策,切斷了與西方世界本就脆弱的交往紐帶,重新開始了伊朗核研發,廢掉了哈塔米通過艱苦談判與西方達成的民用核計劃。對內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民生福利,基礎建設,創造就業和平抑物價的新政策。
然而內賈德「對內改革」和「對外強硬」的政策並不配套,兩者之間甚至是矛盾的對立。
作為一個資源型國家,如果想「發展經濟」,就必須對西方敞開懷抱。但「對外強硬」的盾牌,顯然關上了自由經濟的大門,「核計劃」更是深扎於其中的一根毒刺。
發展規律的天然牴觸,讓內賈德沒有更好的辦法「授民以漁」,無奈之下,這位年輕而莽撞的政界新人,試圖動用國家的大蛋糕「授民以魚」。他曾3次致信哈梅內伊,請求其協助自己的富民政策,但哈梅內伊對此無動於衷。
因為,這塊「蛋糕」的大部分擁有權和分配權,分別來自教團和軍方,內賈德讓利於民的政策,相當於斷其財路。於是,內賈德遭到了哈梅內伊和革命衛隊的雙重摩擦。
至此,這位意氣風發的理想主義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政治沼澤。西方世界因其「不友好」而不甚待見,聯合國因其一力擁核而加重製裁。教士集團因其「不給面子」而刻意排擠,軍方因其「動了蛋糕」而蓄意報復……最關鍵的是,由於各種不利因素的疊加,縱使內賈德8年的努力,也沒有兌現任前對民眾許下的承諾,民眾最初的狂熱愛戴逐漸降溫,期待的眼神也換之以失望的嘆息。
伊朗政壇暫無內賈德一席之地
內賈德在任上與美國「勢不兩立」的強硬,實際上僅僅是姿態而已,真正能夠對西方形成威脅的,仍然是手握重權,兵器和美元的革命衛隊,而革命衛隊又絕對聽命於教團。溫和派與西方的有限接觸,也是為了調節與西方緊張關係的折中辦法。因此,不管是內賈德的強硬,還是魯哈尼的溫和,實際上都折射出伊朗政治土壤上必然存在的面孔轉換,而不同體系的政治理念,都與哈梅內伊的意志牢牢捆綁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和」與「強硬」還是個問題嗎?
其實內賈德也是伊朗政體漏洞中失敗的投機者,不能連任的原因,也是由於其「用力過猛」而讓美伊矛盾更加惡化,恰逢美國又出了一個和內賈德一樣的「頂牛者」,關係更是跌落到無法迴旋的黑洞。而這個時候,自由派也終於找到了攻擊內賈德的把柄,哈梅內伊彼時也想讓「溫和派」來緩衝當時的緊張局勢,這才有了內賈德的敗北,魯哈尼的勝出。
下臺後的內賈德在2018年支持民眾抗議神權政府的運動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關注民生的「初心」,但其隨即遭到了當局的短期軟禁,並被禁止公開發表個人言論。心灰意冷的內賈德,最終回到德黑蘭大學幹起了教書育人的老本行,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過內賈德明顯的政治作為——正所謂:夏日消融,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任人評說。
由於伊朗大將蘇萊曼尼被美國所殺,軍方誤擊客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國家信用危機,美國的制裁毫不鬆懈,《伊核協議》二次談判迫在眉睫,一大堆問題再次動搖了伊朗對溫和派的信任,「強硬」的聲音再次響徹伊朗愁雲密布的天空。
2020年2月21號,伊朗舉行了第11界議會選舉,效忠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與伊朗革命衛隊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毫無懸念的斬獲了290個席位中的220個。魯哈尼所代表的溫和派代表只拿到了20席,也就是說,未來的伊朗總統,必然在強硬派中間產生。然而此次選舉,內賈德執政時期的很多下屬都被選為議員,但內賈德本人甚至都沒有通過第一輪的考驗。
伊朗所面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換一個總統那麼簡單
美國總統換人在即,當雙方都在期待《伊核協議》死結有望解開的關鍵節點,伊朗核科學家法赫裡.扎德突然被殺,這讓充滿了無窮變數的美,伊,以三方關係平添了更多的緊張氣氛。
儘管魯哈尼率先表態,不要以此事件作出更多的反應,不要給以色列任何「碰瓷」的機會,保持必要的克制,挺過美國大選的震顫期。
但激進的伊朗鷹派,卻表現出了一以貫之的衝動,革命衛隊表示,伊朗應放棄《伊核協議》,甚至應終止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合作。並脫離與該機構監督小組的聯繫——注意:伊朗強硬派並沒有表示要開戰的意思。
儘管暗殺事件的所有跡象都指向以色列,但目前伊朗所給出的調查結果中,沒有將懷疑坐實的紮實證據,甚至連法赫裡.扎德的真實死因都缺乏科學的邏輯支持。
伊朗在第一時間聲稱襲擊者為6名槍手,得手後全身而退,但幾個小時之後,又改口稱案發現場沒有襲擊者,暗殺行動由一挺遙控機槍完成,但遙控機槍的功能顯然與案件所具備的條件不相符合。伊朗表示在現場的武器殘骸中,發現以色列的標誌,但以摩薩德的專業水準,怎麼會犯下如此的低級錯誤?
也就是說,就算以色列所為,但目前根本沒有法學意義上的「證據確鑿」,即使再強硬的領導者來主導此事,沒有「師出有名」的支持,如何開戰?
伊朗誰說了算?
在宗教領袖和民選總統的雙重格局之下,總統和領袖必須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統一,才能讓國家執行力發揮最大的效能。而民選政府首先必須以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建設為主,但這種理念又明顯與教團「以武強軍,以軍強國」的宗旨相生相剋,截至目前也無人能夠破解這樣的邏輯怪圈。
哈梅內伊本人也當過總統,但他也只能與領袖霍梅尼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當好這個總統——這也是霍梅尼不惜修改憲法讓哈梅內伊接替自己成為新領袖的原因。但哈梅內伊也必須沿著伊朗既定的政策慣性順走,才能維持領袖的地位不被動搖。
即將離任的魯哈尼,有可能是伊朗歷史上最「憋屈」的總統,他既要維護最高領袖的旨意,又要兼顧民選政府的職責,還要修補與外界的複雜關係,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弄一個「裡外不是人」,成為伊朗版的「李中堂」。因此,魯哈尼的命運並不比歇菜的內賈德好多少,不管新上來的總統有經天緯地之才,氣吞山河之志,其「溫和」與「強硬」都由一個人來決定,這個人就是哈梅內伊。
總之,以伊朗目前的狀況,暫時不具備與美,以決一死戰的實力,因此,沒有實力支撐的「強硬」,只能被解釋為虛張聲勢。伊朗眼下仍然需要韜光養晦,而不是以命相博,對於這一點,伊朗倒是有著大致的共識。而且對於伊朗這樣的國家來說,只有高層需要你「鷹」的時候,你才能「鷹」一下,而內賈德則顯得過於「生猛」和「不識時務」。
艾哈邁迪.內賈德作為一個過時的政治人物,其所有的輝煌與黯淡都將定格於他那個時代。儘管伊朗目前(或今後),仍然需要「以強示外」,但伊朗這個國家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強人,而且,伊朗需要的是「聽話」的強人,像內賈德這種無法掌控的「刺頭」,註定了被當局雪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