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與形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愛情觀

2021-02-08 三聯生活周刊

眾所周知,王爾德是個胖子。

他身高6.3英尺,一直有發胖的趨勢,這個趨勢在他後半段人生中,成為現實。他從來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可是說起俏皮話來,機敏澎湃,完全是個段子手。他最愛的花是百合,他的墓碑上印滿了紅唇。諸如此類的細節還能說上許多,總之與王爾德的作品相比,更為流傳在人們口中的,是他的服飾故事和穿著它們時說的俏皮話,他的情史和才子之名,這些都凌駕於他的作品之上,籠統地給人們一個「恃才傲物、聲名狼藉」的印象。

所以他為他的人生事先預留好了警句:一個人生活中的真實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圍繞著他形成的傳奇,你永遠不該摧毀傳奇,只有通過它們,我們才可能對一個人的真實相貌略有了解。

王爾德

「恃才傲物」倒還算旁人的評價之語,「聲名狼藉」則出自他本人之口。1890年,出獄後的第四個年頭,王爾德混跡於巴黎街頭,他覺得應當想辦法暗示自己的擁躉,自己身後該用什麼話評價自己,於是他決定這樣描述:聲名狼藉的牛津大學聖奧斯卡,詩人暨殉道者(the infamous St Oscar of Oxford,Poet and Martyr)。

1890〜1891年,是王爾德的奇蹟之年。因為僅僅是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一共出版了四部書,其中有兩部童話故事書,一部評論集,還有一部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甚至還發表了一篇政治長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靈魂》。要知道,他一生像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不過還有幾部戲——《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可兒戲》、《莎樂美》——還算為人們熟知。

1891年的王爾德,還想不到自己最後在巴黎潦倒而去。即便想到了,聖奧斯卡大約也不會在乎。因為他從沒過過節儉的生活,而且總是欠債,又必須打扮得錦繡堂皇,即時行樂,以及,「從不因前途未卜而放棄當下的享樂」。

《快樂王子和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是1891年出版的故事書之一,後人往往把他寫的這些故事稱為「給成人讀的童話」。事實上,包括《快樂王子》和《夜鶯與玫瑰》在內的這五個故事,最早發表於1888年,正是他聲望的上升期。但通過這些故事,王爾德才開啟了他作為一位作家的創作元年。這一年,他34歲。

從牛津求學時期開始,到1888年的這段時間裡,他活躍在倫敦社交圈,以會說俏皮話和熱衷於錦衣出行而聞名。

王爾德將在倫敦首次亮相的場合選在了1877年。庫茨·林賽爵士(Sir Coutts Lindsay)創建格羅夫納畫廊(Grosvenor Gallery),打算舉辦一個開幕式,王爾德去參加了,並穿了一件至今還被談論的「提琴外套」。據稱,這是根據他自己的夢定製的,他夢見了一個幽靈般的人,他外套的形狀和顏色不知怎麼讓他聯想到了大提琴,所以他繪製了草圖,讓裁縫按圖裁剪。這件提琴外套,從後面看,背部的畫面呈現出了大提琴的輪廓。艾爾曼將這個細節寫在傳記裡,並補充道:「普通人居然會關注一位23歲年輕人的穿著,這證明王爾德正開始成為一道奇特的風景。」的確,僅僅是一個毫無名氣的年輕人,怎麼會有人注意到他的穿著呢?

王爾德

然而這正是王爾德想要的效果,他依靠這些噱頭輕而易舉地吸引了注意力,隨後,他將用自己的才智和熱情,維繫住這種關注。「但他維繫這種注意力的方式卻嚴肅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文化史學家大衛·弗裡德曼(David Friedman)在他的《王爾德在美國》(Wilde in America)一書中提出的「王爾德是最早意識到名聲是可以先於成就到來的人」,早在他去美國之前,就已經顯露出來。弗裡德曼說他「發明了一種創造名聲的公式,直到今日,那些名人們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著它」。

名氣大到什麼程度呢?人們特意用王爾德句式,杜撰了警句:「我不認識王爾德先生,不認識王爾德先生,也就沒人認識你。」確實,人們都很期待他在社交場合,期待看到他穿什麼,聽他口若懸河,說俏皮話,講故事。

《快樂王子》正是在這樣的場合,講出來的一個故事。1885年,王爾德受邀去劍橋大學觀看一部戲《歐墨尼得斯》(Eumenides),過程中,有人提議他給劍橋學生講個故事,聽上去像是「給孩子講個故事聽聽」那種閒適的口吻,那時候兒子西裡爾(Cyril)剛出生不久,還不到聽得懂故事的年齡,據稱,王爾德「仍然以童話的形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學生們很喜歡,他才回去把這個故事寫下來,於是有了《快樂王子》。

「我可以愛你嗎?」燕子說,他素來就有馬上談到本題的脾氣。蘆葦對他深深地彎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邊不停地飛來飛去,用他的翅子點水,做出許多銀色的漣漪,這便是他求愛的表示,他就這樣地過了一整個夏天。

「這樣的戀愛太可笑了。」別的燕子呢喃地說,「她沒有錢,而且親戚太多。」的確河邊長滿了蘆葦,到處都是。後來秋天來了,他們都飛走了。

他們走了以後,他覺得寂寞,討厭起他的愛人來了。他說:「她不講話,我又害怕她是一個蕩婦,因為她老是跟風調情。」這倒是真的,風一吹,蘆葦就行著最動人的屈膝禮。他又說:「我相信她是慣於家居的,可是我喜歡旅行,那麼我的妻子也應該喜歡旅行才成。」

《快樂王子》插圖

《快樂王子》成了王爾德童話中最受孩子歡迎的一個,但往往是縮減版。原文中的這只在蘆葦那裡愛而不得的燕子,與鉛製成心卻仍能流淚的快樂王子,有了宿命的相遇。並且,已經開始體現出他日後寫作時,王爾德式的「對比」展開方式:身材較高的年長求愛者,與身材矮小的年輕被愛者;或者一隻燕子,先是愛上了一株蘆葦;而後的快樂王子,又是一尊雕像。

《夜鶯與玫瑰》講的情與愛,則更為徹底。夜鶯用心頭之血染紅了白玫瑰,好叫窮學生得到一朵紅玫瑰,但他的心上人並不領情。玫瑰被丟棄在臭水溝裡,叫路過的馬車碾得粉碎。本文首選取的文本中,天真地展示完整卻無人在意的犧牲,殘酷得令人心糾。

在「主動尋求迫害,而不是承受迫害」這一點上,快樂王子與夜鶯,是一般無二的。這兩個得不到回報的自我犧牲故事,其殘酷性都足以讓「孩子讀不懂」。就像王爾德在《自深深處》(De Profundis)中寫給波西的那樣,「你就是這樣,攥住了我的生活,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於是你將它摔碎」。

理察·艾爾曼(Richard Ellmann)寫下過著名的《葉芝傳》和《喬伊斯傳》,對第三個愛爾蘭人王爾德,艾爾曼認為,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有種厄運感。在《王爾德傳》中,他寫道:「他既覺得自己會走運,又覺得自己會遭不幸。」他獲得的第一次成功是以詩人身份,《拉文納》(Ravenna)這首獲得了「紐迪給特獎」的詩,描述了一個從輝煌中隕落的城市。他的序詩《唉!》預示著他可能會失去一份靈魂的遺產。涉足戲劇行業,他首先創作悲劇主題,而後才是喜劇。《道林·格雷的畫像》,則從一開始便讓人感到宿命和厄運的壓力。

多年以後,王爾德不免在《自深深處》中寫下「每一件藝術品都是一種預言的完成」。

在王爾德的二兒子維維安(Vyvyan)寫的關於他父親的傳記中,他回憶自己兒時,「(父親)有時會趴在育嬰室的地上,輪番裝成獅子、狼、馬,平時的斯文形象一掃而空⋯⋯玩累了時,他會讓我們靜靜聽他講童話故事,講冒險傳說,他肚子裡有講不完的故事⋯⋯」

作為父親也好,作為年輕人的崇拜偶像也罷,王爾德肚子裡的故事,可不只他發表出來的那麼十來個。不過按照艾爾曼的說法,童話故事進展緩慢,而王爾德內心,還積蓄著許多要表達的東西。尤其是他對藝術的看法,和試圖定義唯美主義的野心。

所以他又選擇了其他文本形式。

「我不是在笑,道林,至少不是在笑你。不過,你不應當說這是你一生中最了不起的羅曼史。你應當說,這是你一生中第一段羅曼史。你將永遠被人所愛,你將永遠在戀愛中。多情是無所事事者的特權。這是這個國家有閒階級的唯一本領。別害怕,等著你去體驗的新鮮事兒多著呢。這僅僅是開始。」

「你把我這個人看得這樣淺薄?」道林·格雷怒氣衝衝地喊道。

「不,我認為你懷有深情。」

「這怎麼講?」

「我的老弟,一生中只戀愛一次的人才是真正淺薄的。」

《道林·格雷的畫像》劇照

《道林·格雷的畫像》(以下簡稱《畫像》)中,亨利勳爵關於淺薄的言論,還有那句著名的「只有淺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畫像》是王爾德唯一一部長篇敘事小說,情節弔詭,又飽含唯美主義的情致,王爾德把他對唯美主義的思考和論斷,全部寫進了這部現代寓言裡。

道林是一個美少年,他幻想一輩子都保持青春和美貌,這顯然不可能,但是他的肖像畫,卻能夠歷久彌新,永遠停留在美貌時刻。所以他祈求上蒼,讓肖像代人承擔年齡的負擔。最終,畫像果然逐漸醜陋起來,而格雷本人則依然青春。可惜,日日見著畫像的格雷,終於不堪其醜,拿刀子捅向畫像——這個唯美主義的所有的反義詞。

普通人的羅曼史,是愛情的一部分,而愛情,則是藝術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普通人的淺薄與否,似乎全然取決於藝術家對唯美主義的實踐,愛情反而只是其中一次冒險,並且總以「拒絕多情」的方式存活。

另一種冒險則是屬於王爾德的。道林嘗試了兩種愛,一種對女人,另一種對男人。一如現實中的王爾德。他把自己的現實體驗,直白無誤地告訴維多利亞時期的偽善者們,如果說他與道格拉斯之父的那場世紀審判,才真正捅破同性戀這層窗戶紙,那麼《畫像》中無法掩飾的王爾德本人的同性傾向,其實已經為作家積釀了壞名聲。

以及,《畫像》中幾個主角的同性戀傾向,今天看來,也十分清晰。例如前半部分一直在給年輕的道林灌輸理念的亨利勳爵,雖是結了婚,可「讓他頗為滿意的是,妻子離開了他」,並在英國同性戀常去的度假勝地擁有度假屋。以至於,這幾乎成了英國小說中,試圖提到同性戀的最早文本。

當然,同性戀之外,唯美主義仍然是王爾德的敘述核心。對他來說,唯美主義不是一個信條,而是一個問題。道林的問題在於,他的形象是一個淺薄的放蕩者,原本毫無破綻,卻迷戀上了一個演員。愛情出面挑戰,居然還勝利了。而王爾德的問題則在於,他既需要在男主角上自我投射,表明「自己也受到了來自約翰·格雷的愛情挑戰」,又忙於描述唯美主義的悲劇。

最終,他選擇在文本中殉道,即愛情的結局不美妙,看上去,解決問題失敗了,或者說,正是因為文本中的實驗失敗,才達到了他「揭示藝術和隱瞞藝術家的藝術目標」。

艾爾曼稱他的這些故事,「總是從毀形起,然後結束於變形」,就像快樂王子那樣,從全身珠光寶氣,到最後黯淡無光地死去。在《畫像》這個文本中,毀滅性依然存在。道林,死都死了,最後還要被人們發現「形容枯槁,皮膚皺縮,面目可憎」,而畫像則「洋溢著奇妙的青春和罕見的美」。而站在道林對立面的西比爾·文恩,則更傾向於現實,甚至,為了徹底過上沒有藝術虛飾的生活,她選擇了服毒自殺。

電影《坎特維爾的幽靈》劇照(1962)。改編自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同名小說

19世紀末,歐洲大陸人心浮動,藝術界正在經歷分類的陣痛。王爾德曾寫道:「在這動蕩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王爾德幾乎是非常自然地走向了唯美主義這條路,僅僅從他對服飾的嚴肅來看,小說之華麗修辭,簡直是他在文風上的「唯一可能性」。

即便是稍後期,王爾德文風上的希臘痕跡漸漸褪去,辭藻也不再過於繁複,仍不免出現些過度描寫,例如巴金翻譯的《年輕的國王》中那句,「黎明灰色的長手指抓取垂滅的星星」,原文「Dawn's grey fingers clutching at the stars」讀來也覺得意味十足。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格雷的名字裡,藏著玄機。彼時,王爾德正與名叫約翰·格雷(John Gray)的年輕人來往密切。按照王爾德自己的說法,道林·格雷有諸多出處,其中有巴爾扎克的《驢皮記》、歌德的《浮士德》等,恰恰約翰·格雷並非其中之一。所以,為自己小說中的男主角起名叫「格雷」是為了奉承他,是一種求愛形式。畢竟,道林是個美少年,「由於你是象牙和金子製作的,世界就此變了。你那雙唇的曲線改變了歷史」。

怎麼樣的愛情才唯美?是一生只戀愛一次,還是尋尋覓覓,悲觀地愛上許多人,因為最正確的那一個不會那麼輕易找到。在王爾德的警句裡尋找,恐怕會得出一些前後矛盾的結論。而王爾德本人的情愛史,前半程與女人相愛,後半程在男人中發現自我,似乎也很難給所有人一個可以借鑑的範本。更何況,他還常常在愛裡自我放縱。

同樣是在1891年,王爾德遇到了波西(Bosie),即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彼時他才二十出頭,正在牛津上學,是昆斯伯裡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的小兒子。他連續讀了14遍《畫像》,經人引薦,在泰特街拜見了王爾德,並熱烈地表達了對這部小說的讚美。

如果實在無法理解王爾德對波西的痴戀,可以看一看拍攝於1997年的電影《王爾德》。劇中,大帥哥裘德·洛扮演了波西,他在電影中「過分地美貌」,青春美豔超乎想像,簡直到了傾國傾城的地步。

現實中的波西,實在也沒有遜色太多,王爾德說他「長著一張蒼白如雪花石一般的臉龐,頭髮是金黃色的」。在另一封寫給羅斯的信中,他說波西像是一位那喀索斯——那麼潔白,金光閃閃。追求美的王爾德,面對波西,毫無招架能力。而波西也愛他,同樣也折磨他,妨礙他,拋棄他,將他引入麻煩。即便如此,即將上庭的王爾德仍然隔著鐵柵欄握著他的手輕喚「darling boy」。與王爾德一樣,讀者的每一種當下指責,一見波西的美豔,就容易柔化作一聲嘆息。

正如後世對王爾德有一個籠統的片面印象,波西與這個印象骨肉相連。他身上被普遍指責的缺點包括:揮霍成性,生活奢侈,虛榮心強,魯莽且難以控制。王爾德後來的追隨者們,更是稱他為「紅顏禍水」。對於前兩點,陷入熱戀的王爾德全然沒有放在心上,反正,他本人也是享樂主義的。

波西出現的時候,王爾德與第一個引誘他死後與他合葬的羅斯,以及深愛過的格雷,都還未斷聯繫。但之後,波西就佔據了王爾德的所有時間,連寫作的時間都不例外。而王爾德因為波西的自私任性,狀告其父昆斯伯裡侯爵「誹謗」,進而情勢急轉直下,終至身敗名裂,度過長達兩年的獄中時光。

王爾德與康斯坦斯結婚時,一份叫《蝙蝠》的周刊哀悼說:「他安頓了下來,還結了婚!」並稱他為「馴化了的,耽於冥想的人」。而事實呢,結婚不是安頓下來,也不是為了給世人安頓下來的假象。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冒險生活。如果說王爾德的結婚,在他的前半生各方面造成了可觀的影響,那麼他的入獄,則為他生命裡剩下的幾年,撤走了「底座」——二人吵架時波西曾惡言道:「你就是尊偶像,沒有了底座就沒有了意思。」艾爾曼說:「他被揭發為雞姦者,而他所處的社會則被揭發為偽君子。」這樣的說法在理,卻讓人無法忽視王爾德淪為犧牲者的事實,畢竟出獄後的三年半時間裡,他只堪堪創作了《雷丁監獄之歌》。

寫給波西的長信《自深深處》是一個讀來令人唏噓不止的文本。因為你會發現,一個陷入愛情泥淖的可憐人,是如何假想出一個仍然愛他的沉默收信人,在紙上自我開解,又自圓其說地向他提問,又自我回答。王爾德在長信中寫道:「命運將我們兩個互不相干的生命絲絲縷縷編成了一個血紅的圖案。」字字血淚,事實則是,波西一次探監也未去。但這並不妨礙王爾德寫下長長的情書,以自己的方式愛著波西:

愛的目的就是愛,不多也不少。你是我的敵人:一個從未有人有過的敵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交給你,以滿足你那種人的感情中最低級、最卑鄙的感情:恨、虛榮心和貪婪,而你卻毫不顧惜地浪費掉我的生活。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從任何一種角度看你都徹底地把我毀掉了。就我自己來說,除了愛你我也沒別的事情可做。我知道,如果我允許自己恨你,那麼,在我已經跋涉過、現在仍須跋涉的乾燥的「存在」的沙漠裡,每—塊石頭都會失去自己的影子,每一棵棕櫚樹都會枯萎,每一眼井的水都會被人從源頭下毒。

王爾德清晰地意識到波西的危險性,卻欲罷不能,好比受苦比受窘更有吸引力,和危險硬碰硬也聽上去魅力十足。在信中,他明白無誤地告知波西他的缺點,又常常話鋒一轉,試圖與他恢復關係,他抱怨自己受到的怠慢,又在想辦法與怠慢他之人相聚。微妙的是,王爾德寫完長信,並沒有把他寄給波西,因為他知道信很可能被銷毀,所以他決定寄給羅斯,由他謄抄一份,再將原稿寄給波西。

裘德洛出演《王爾德的情人》,飾演王爾德的男友

王爾德筆下,唯一進過監獄的主角是戲劇《帕多瓦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中的吉多·費蘭蒂,他承擔了不屬於自己的罪責,並拒絕逃走。作為王爾德最喜歡的主人公,《紅與黑》中的於連被囚禁後,同樣在逃跑的機會面前選擇留下。可惜,波西不像前兩者的戀人,願意共同承擔,他的確也處在痛苦當中,但是仍然維持了自私的特性,並繼續生活了50年。

逮捕令發下來後,所有人都勸王爾德「逃出國去」,可是「他的固執、他的勇氣和他的騎士風度讓他選擇留下」。王爾德似乎厭倦了行動,他把自己想像成了哈姆·雷特,試圖與自己的困境保持距離,「成為自身悲劇的旁觀者」。他曾給波西寫信:「每一種偉大的愛情都帶有它自身的悲劇性,如今,我們的愛情也有了悲劇性。」出獄後,王爾德在夫人和情人之間,悲劇性地再次選擇了後者。

在美國,唯美主義旗手王爾德宣稱「生活的秘密是藝術」,在監獄中,學會謙卑的王爾德承認「生活的秘密是受苦」。畢竟,不論男女,不論何種戀情,這種打擊都過於致命。

當然,情書之外,《自深深處》這部作品是戲劇獨白,也是自辯。從發現痛苦談到發現慰藉,是他關於愛與恨、掛念、苦難和寬恕的哲學冥想。他最後的處境,的確與他鍾愛的希臘式悲劇吻合。他無法抑制自己向淺薄靠攏,對輕浮的誘惑讓步。同樣,他也無法阻止愛人的背叛。命運發生逆轉,就像他自己從聲名鵲起到聲名狼藉,也像他的童話中,乞丐變成了國王,宮殿坍塌成了廢墟,被寵壞的孩子,最後只能吃豬草。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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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林·格雷的畫像》是王爾德的一部代表作品,而影片道林·格雷則是據其改編而來,同樣講述著美少年道林·格雷出賣靈魂,放縱行樂後變得十分醜陋可怖的故事。故事中所體現出的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是在追求純粹的美,為藝術而藝術,所有限制藝術的現實與道德統統拋棄。為此格雷把自己身上所背負的一切道德枷鎖都轉移到了畫像的身上,那些現實中的影響因素,統統都在畫像的身上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