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巴貝與中國有著很深的緣分。1973年9月，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巴貝作為總統府認證的新聞記者加入隨行記者團，用最喜愛的柯達克羅姆膠片為中國拍攝了一系列照片，記錄了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場景，也成為第一個用彩色膠片拍攝中國的攝影師。
原創 日牙 新京報書評布魯諾·巴貝，圖片攝影：韓傑。
從此之後的四十多年時間裡，巴貝多次來到中國，足跡遍及北京、上海、四川、廣西、新疆、香港、澳門等地，用顏色的變化見證中國的發展歷程，用鏡頭記錄下大量具有時代特色的照片。2019年，他的攝影集《中國的顏色》在全球範圍內首次出版，書中收錄了巴貝自1973年至2018年在中國拍攝的三百餘幅彩色照片，展示了他鏡頭下的中國社會變遷。
布魯諾·巴貝於2019年接受新京報採訪獨家視頻
布魯諾·巴貝1941年出生於摩洛哥。他在瑞士沃韋應用藝術學院學習攝影和平面設計，上世紀60年代加入瑪格南圖片社，1978至1979年，任瑪格南圖片社歐洲區副主席，1992至1995年任主席。其作品以對色彩自如協調的運用而著名。巴貝的足跡遍布五大洲，見證過無數次軍事衝突。儘管他不接受「戰地攝影師」的標籤，但卻親身經歷過奈及利亞、越南、中東、孟加拉國、哥倫比亞、北愛爾蘭、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國家和地區的戰亂。他的照片也被世界各大雜誌廣泛採用、發表，並被多所美術館收藏。
巴貝去世後，包括瑪格南圖片社現任主席奧利維亞·亞瑟（Olivia Arthur）在內的曾經與他共事過的同事們紛紛表示哀悼。亞瑟說，「作為瑪格南這一家庭的重要成員，布魯諾·巴貝已經在這裡工作了五十多年。他既是前任主席，也是極為活躍的成員。對攝影充滿熱情的他從未停止拍照……在同事們眼中，他技術出眾，為人溫文爾雅，還極為慷慨地將自己的時間用在各種報導之中，從全球戰爭到他出生國摩洛哥的街頭，從未缺席。」亞瑟表示：他的照片充滿生命，他的遺產將繼續存在。他將被永遠懷念。
採寫丨 日牙
陳丹青在談論劉香成的攝影時說，在劉香成之前，西方攝影師拍攝的那些日常百態，展示了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國家與理想社會：寧靜、質樸、恆定，望不見終結。幸好，布魯諾·巴貝以他持續的追蹤而走出了這份「詛咒」……
或許，除去劉香成之外，橫跨四五十年持續拍攝中國的西方攝影師，也只有巴貝了。在不同時間聚焦中國各地的鏡頭下，《中國的顏色》這部攝影集像公路電影一樣鋪陳著中國四十多年來的家與國的審美：一個緊張而呆愣的東方國家如何一步步走出特殊時代的陰影，一個國家的顏色如何從單調的藍色迅猛地扎進滿目的繚亂——然而，巴貝缺席了最迅猛的上世紀九十年代，這讓他的攝影集在翻閱之時，猛然地給讀者從色彩上製造了強烈而鮮明的時代斷裂感……
布魯諾·巴貝在長城，1973年。
如果說，卡帕以事件為生命，布列松以瞬間為倫理；那麼，巴貝似乎往往懶於赴歷史之約，反而勤於覓日常之態。作為第一位使用彩色膠捲拍攝中國的瑪格南攝影師，布魯諾·巴貝在中國各地的拍攝像是一場「懵懂的邂逅」，而鏡頭裡全然是「精緻的仁慈」：他不懂中文，卻出乎意外地讓時代標語或街頭布告與人物的神情、姿態構成了隱忍而強烈的內在張力；在中國民眾好奇的瞳孔聚焦下，巴貝的鏡頭語言捕捉著寧靜的質樸和閒適的日常。特定的時代與平凡的日常，本身就是一對矛盾的短語組合。
不得不承認的是，不管是改革開放前，還是之後，在巴貝的長期追蹤下，都或隱或現地埋藏著另一個看不見的中國。如果說，「被安排的隨行」是巴貝拍攝中國的通道；那麼，被捕捉的背景則是他了解這個國家的通道。在《中國的顏色》這部精心編排的攝影集中，除去平凡人的日常這一鮮明特點之外，巴貝這位「不介入的旁觀者」還有一大嗜好：無論是早期的攝影，還是近些年的鏡頭，都喜歡將人物置放在碩大的標語、方正的畫像或巨幅的海報之下，有意無意之間表達了個人與時代之間的衝突痕跡。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鏡頭，顯然有著被安排的痕跡，幾乎都是綠軍裝的整齊隊伍，連小孩都是整齊的紅領巾隊伍，照片的大背景不是領袖畫像就是政治標語，鏡頭前面總是至少有著一雙眼睛會盯著鏡頭，透露出一股略帶緊張的好奇感。在那個年代的巴貝攝影中，革命海報和政治口號召喚群眾的革命激情，與邊陲景點的靜謐仙境、安靜閒適的百姓生活形成了巨大而突兀的時代衝突。
天安門的破曉時分，北京。1973年。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整齊的隊伍逐漸演變成散落的人群，當年整齊乾淨的學生隊伍也變成了農村田野裡的勞動力；往昔的政治標語逐漸顯示著歲月的斑駁，在新型社會動員標語之外，商品廣告和電影廣告與時裝模特一起開始搶佔著照片的背景——九十年代的偵探電影真多啊！而且，巴貝還在1989年的新疆街頭拍到了手繪版的《末代皇帝》電影廣告！在巴貝的鏡頭下，八十年代的中國顯露出了兩個時代的過渡痕跡，街頭延續著動員的標語，個人洩漏著自我的空氣，儘管那時候的衣服布料依然顯得有些單調……
上海少年宮手風琴班，上海。1980年。
再後來，巴貝的鏡頭跳過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直接進入2000年後的中國社會。儘管是由於攝影師的缺席，但也恰好得當地製造了巨大而熟悉的時代鴻溝。近二十年來，早已沒有人在意巴貝鏡頭的存在，毫不在意這位高大的外國漢子了，人們的眼神也無需警惕。在靜態的照片裡，巴貝呈現了一個動態的中國：國人服裝的色彩款式，從單調統一逐漸變得絢爛，甚至略帶點互不調解的違和感；早期國人的目光會略帶呆滯的好奇，四十年來早已改變，行色匆匆地從碩大的標語宣傳畫走到了炫目奪人的電子廣告屏下……
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熱烈歡迎法國總統蓬皮杜，北京。1973年。
當然，除去這些「仁慈」的平凡鏡頭外，反覆拒絕「戰地攝影師」稱號的他，儘管曾經寫下過「拒絕以瘋狂或恐怖為美」的題銘，但也像其他攝影師一般見證過世界歷史的動蕩時刻：上世紀60年代的巴黎「五月風暴」，70年代的「越南戰爭」和中東戰亂，還有重返阿根廷政治舞臺的胡安·庇隆、執政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紅色高棉，巴勒斯坦軍隊中的「童子軍」，明媚多彩的摩洛哥、色調濃鬱的西班牙、莊重宏偉的蘇聯。而這些，則濃縮在了後浪引進出版的另一本攝影集《布魯諾·巴貝在路上》（Passages）。
《布魯諾·巴貝在路上》，作者：[法] 布魯諾·巴貝(攝影) [法] 卡洛爾·納伽，譯者：徐峰，版本：後浪｜北京聯合出版公 2016年10月
2019年的某個晌午，與他相見在中國美術館的一家咖啡屋裡。靜候多時的他，像極了他那鏡頭語言般的仁慈模樣。直到談及了我曾採訪過蓬皮杜兒子時，巴貝的戒備心才進一步打開。
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那碩大方正的臉龐、粗黑濃密的汗毛和跛腳難聽的法式英語。那些如同被雕刻刀深挖過的皺紋，仿佛是從大理石雕塑中復刻出來的，令人想起布羅茨基談論奧登皺紋像「雜亂的床鋪」，或許更像古代繪畫中的老子？當他翻開《中國的顏色》，伸手指認圖片之時，茂盛瘋長的雙臂汗毛簡直與雷蒙德·卡佛如出一轍。而那真的太過於難聽的法式英語，每一句話都像出自他曾經拍攝過的戰場裡被卡殼的機關槍，整個下午輸出的是一股非常奇怪的抑揚頓挫，讓正常對話聽起來像是皮卡顛簸在充滿彈坑的泥水地裡。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那次對話經由挫敗轉為了遺忘。沒能想到的是，再度翻出訪談文稿之際，竟已是他告別人世之時。
01
「對我攝影影響最大的
主要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
在大同火車站站臺上買乾糧，大同。1973年。
新京報：在你高中畢業之後，當整個歐洲僅有一所學校教授攝影，那就是瑞士沃韋應用藝術學院。但你在那裡學的專業是攝影和平面設計，回頭來看，學院教育對你的攝影幫助大嗎？
布魯諾·巴貝：我在學校主要學習攝影技術和平面設計。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在義大利開始學習攝影，《義大利人》是我的第一部作品，那時候我才22歲。但是，當我還在學校的時候，我就開始了這項攝影計劃。幾年之後，我加入瑪格南圖片社，當時只有兩位住在法國的巴黎攝影師，其中一位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另一位是馬克·呂布。很有意思的是，這兩位攝影師都有記錄中國的攝影集。布列松，拍攝時間大致是1948年、1949年，當時毛澤東的軍隊已經佔領了上海；十年後，馬克·呂布來到了中國；十五年後的1973年，我也來到了中國。
新京報：我知道你當時是跟蓬皮杜總統一起來到中國的……
布魯諾·巴貝：蓬皮杜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當他來到中國的時候，身體其實並不是很好。兩年後，他就去世了（1974年）。除了身體因素之外，蓬皮杜作為首位訪華的資本主義國家總統，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是一件勇氣可嘉的事情。此外呢，戴高樂總統也是首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法國總統。所以，中法之間的友誼是非常特別的。
新京報：我知道你和很多電影人都有著深厚的友誼，比如電影人埃裡克·侯麥（Eric Rohmer）與巴貝特·施洛德（Barbet Schroeder），他們對你的攝影有影響嗎？
布魯諾·巴貝：最影響我的義大利電影導演，是費裡尼、安東尼奧尼等一代的電影導演。我年輕的時候，和埃裡克·侯麥一起合作過，當時我恰好也在做一部電影。對我攝影影響最大的，主要還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
我妻子是一名紀錄片電影導演，她還為我的攝影做策展。因為她在視覺方面非常敏感，對攝影有很好的鑑賞力，她幫助我完成很多的攝影展。她來過幾次中國，在四川拍攝過紀錄片。她也幫我編排攝影集的框架，我們一起對攝影圖片進行多次的編排。我的妻子對我幫助很大。
02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它改變了人類的精神世界」
三個男人在「香」字下吃冰棍，北京。1973年。
新京報：進入圖片社後，法國爆發了1968年的「五月風暴」。在巴黎街頭，你拍下了經典的照片。你當時是如何看待這場學生運動的呢？
布魯諾·巴貝：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奇怪的是，實際上當時歐洲的經濟發展勢頭非常好，很少有青年失業的社會狀況，那是一個黃金時代。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全世界的年輕人，尤其是法國青年走上街頭進行抗議遊行。首先是反對越戰，繼而他們要求更多的自由。這種現象，不僅僅在法國，在墨西哥、日本等都出現了反對美國對越南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在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善，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和今天相比，他們是幸運的，今天的年輕人大約有15%失業，那個年代的經濟是非常好的。在1968年的七八月份，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蘇聯軍隊進行了鎮壓，法國學生上街反對蘇聯的鎮壓。米歇爾曾經拍攝和記錄了當時的街頭場面。後來，東京也爆發了反越戰抗議潮。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改變了人類的精神世界，不同階層之間的對話變得越來越密切了。而且，它是在傷亡極少的示威情況下發生改變的，比車禍傷亡人數還要少。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這張圖片是蓬皮杜總統和遊行學生進行談判的場景。1968年，雙方達成了一個滿意的結果，他非常睿智。
新京報：近些年法國也在持續地展開「黃馬甲運動」，是否會讓你想起1968年的場景？你如何看待馬克龍在「黃馬甲運動」中的表現？
布魯諾·巴貝：1968年，馬克龍還沒出生。1968年「五月風暴」裡的學生抗議，與當下的「黃馬甲運動」有著很大的不同。當下發生的黃馬甲抗議群體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目的主要在於破壞商場、銀行和車輛等。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極左和極右都混雜在一起，極具破壞力，但他們沒有政治智慧。
1968年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那些聰明的學生們擁有哲學家領袖，比如保羅·薩特，並在社會理念方面發生了真正的思想變革。對於經濟復甦而言，「黃馬甲運動」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最終還是會結束的。但是呢，的確也暴露了法國經濟的種種問題，也體現了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公民的利益是不容忽視的，馬克龍必須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去平息民眾的憤怒。所以，「黃馬甲運動」是可以的，問題卻是糟糕的。這些失控的黃馬甲抗議群體，有些還會闖入銀行進行破壞活動。當然，對於馬克龍而言，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經濟所導致的問題。
前段時間，我在中國東部的時候，看到香榭麗舍燃燒的電視片段，法國的經濟太過於依賴旅遊業，這對於法國社會的發展而言並不是很好。
婚紗照，上海。1980年。
03
「攝影是可以影響公眾的
有助於促進人類的交流」
露天採耳，成都。1980年。
新京報：上世紀七十年代，你在巴勒斯坦遇到了讓·熱內（Jean Genet），邀請他撰寫文章，引發了軒然大波，導致讀者取消雜誌的訂閱。事情發生後，熱內和雜誌有沒有對此說些什麼？你怎麼面對這件事情呢？
布魯諾·巴貝：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在巴勒斯坦進行了大量的攝影工作，還拍攝了當時的巴勒斯坦領袖。我想通過攝影來向全世界展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狀態，比如我拍攝了一些巴勒斯坦難民營。很多人不喜歡我對巴勒斯坦的支持立場。
讓·熱內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和作家，為我寫了一篇非常激進的攝影闡釋文章。實際上，有些事情是非常複雜的。但當時的讀者紛紛取消了訂閱那些刊發我攝影作品的雜誌，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不喜歡我對巴勒斯坦的同情立場。到今天為止，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就在上周，以色列又與巴勒斯坦發生了軍事衝突。
雜誌的主編並沒有對此感到不高興，反而認為讓·熱內這樣的作家彌足珍貴。他們很自豪有讓·熱內這樣的作家為他們撰稿。雖然我們失去了一些讀者，但與此同時，也等於某種程度上給這本雜誌做了一個巨大的廣告。
新京報：在你看來，攝影與輿論之間，是一種怎樣的互動形態？
布魯諾·巴貝：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我拍攝巴勒斯坦難民照片之前，當時並不知道巴勒斯坦難民的生存狀況。當這篇文章刊發之後，很多人意識到巴勒斯坦問題的存在，所以攝影是可以影響公眾的，有助於促進人類的交流。
當然，攝影無法阻止戰爭，但美國雜誌上刊發的關於越南戰爭的照片，改變了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讓美國人開始阻止那場戰爭。那時候還沒有審查，但在海灣戰爭的時候，美國就開始對媒體進行審查了。越南戰爭的照片暴露了美國的轟炸和生化武器，美國讀者看到了這些，於是開始抗議，加速了戰爭的早日結束。
前幾年，土耳其女攝影師尼呂費·德米爾（Nilufer Demir），拍攝的敘利亞3歲男童偷渡溺亡、伏屍土耳其海灘的照片，引發了歐洲的巨大討論，讓人們重新認識難民問題。
在我看來，攝影是傳遞真相的有力武器。但我不是別人眼中的「戰地攝影師」，我為瑪格南圖片社工作，就像我個人拍攝的關於中國或義大利的攝影那樣。當有一項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可以去見證歷史。比如1968年的時候，我在巴黎拍攝了「五月風暴」，對於歷史檔案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並不從屬於在全世界遊走的戰地攝影師行列之內，這並不是我的興趣所在。
新京報：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你在波蘭拍攝了系列的歷史性照片，後來邀請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撰寫文章，米沃什是如何評價你的攝影的呢？
布魯諾·巴貝：米沃什是一位偉大的波蘭詩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拍攝過一本關于波蘭的攝影集。米沃什是伯克利大學的教授，我邀請他為我的攝影集寫篇文章。對於我的攝影，他並沒有多說。在他的文章中，他寫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當我在1981年讀到他的文章時，我的攝影集已經出版了。在文章中，米沃什在最後寫道，波蘭人民信仰不可能。我們難以想像，就在八年後的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了。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還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是一位《世界報》知名記者撰寫的關于波蘭的文章。
我只是非常欣賞米沃什的文章，所以我建議這本雜誌的編輯：為什麼不邀請波蘭作家來撰寫這篇文章呢？然後，米沃什就寫下了這篇文章。再後來，我又邀請了《世界報》的知名記者撰寫了另一篇文章。我和那個人的交情更深。對於米沃什，我讀過他寫的作品，但我們只有一面之緣，我們之間並沒有深厚的友誼。
坐在樂山大佛的腳趾上，樂山。1980年。
04
「第一個採用彩色攝影
報導中國的攝影師」
農夫給水牛衝洗，陽朔興坪，1980年。
新京報：巴西之後，你開始從黑白攝影進入彩色攝影，你怎麼看待這兩種攝影呢？
布魯諾·巴貝：這是一個好問題。在六十年代，瑪格南圖片社的傳統仍然是黑白攝影，比如布列松、馬克呂布都是採用黑白攝影，我當時也是使用黑白膠片進行攝影。我出生於摩洛哥，摩洛哥人喜歡強烈的色彩。比如亨利·馬蒂斯和歐仁·德拉克羅瓦等著名畫家都去過摩洛哥，他們見識過摩洛哥的美麗色彩。當我前往巴西的時候，我想我的上帝讓我在巴西看到那些色彩之後，讓我想起了我在摩洛哥時看到的那些強烈色彩，這是在1966年。從此，我就開始彩色攝影之路。
1973年，我來到中國時，也是採用彩色攝影。有很多優秀的中國攝影師，大部分都拍攝黑白照片。可能是由於經濟的原因，他們沒有彩色膠捲；那些有彩色膠捲的攝影師，膠捲都來自於蘇聯。上世紀七十年代關於中國的報導，基本都採用黑白攝影。我是第一個採用彩色攝影報導中國的攝影師，於是，我出版了這本關於中國的攝影集《中國的顏色》。
《中國的顏色》，作者：[法]布魯諾·巴貝 攝 [法] 尚陸 編，版本：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年4月（本文圖片均出自此書）
現在攝影技術有了巨大的進步，我們有了更先進的數位相機。對於攝影，人們越來越有著難以想像的自由支配能力，創造力也越來越高，攝影傳送技術越來越先進。
所以我就停止了黑白攝影，但對於展現戲劇性的場景，黑白攝影的視覺效果也同樣非常強烈。終究，我更喜歡採取彩色攝影。
新京報：你第一次來中國時，當時的社會屬於比較封閉的狀態，中國的民眾或許還不知道如何去面對一個外國人的存在，當時是否會感到某些困惑？
布魯諾·巴貝：1973年，雖然當時中國處於「文革」期間，以及中國遇到種種問題，我的旅行卻是收穫頗多。當然，我當時也有一名翻譯陪同，還有一名年輕的學生陪著我。我們關係很好，他為我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我向他提出了比較困難的要求，比如我想拍攝軍隊，但他許可了我的想法。所以，當時我在中國拍攝，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新京報：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攝影師，你當時如何看待這個國度的？內心是怎樣的想法？
布魯諾·巴貝：那時候的中國，正處於比較困難的時期。你可以看到，在鄉下，農民的生存非常艱苦，人民生活非常貧窮。我認為，他們那一代人經受的很多苦難，你們可能無法體會。因為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更願意展望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而不願回顧這個國家走過的路。現在中國的生活在不斷地進步，但在那個年代情況比較複雜。在1989年之後，中國發展得非常迅速。
新京報：對比你前前後後的多次中國之行，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變遷？
布魯諾·巴貝：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歷了巨大的進步，比如交通、高鐵、新機場。當我在1973年去成都的時候，那時還沒有機場。兩年前我去昆明，發現昆明的新機場真是漂亮現代，而且面積很大。看到中國的這種進步，是會讓人欣喜的。當然，鄉村也有著整體的進步和發展，教育的進步也引人注目。
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也就是在1973年，我見證了蓬皮杜和周恩來之間的談話，有一位女士是在場的翻譯，大概50歲左右。她的法語說得非常好，我問這位女士：「有多少位譯者能夠達到你這麼高的水平啊？」她回復我說大概有十一人，整個中國就這十一個人，因為全國人都沒機會說法語。但看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很多都會說法語了。中國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你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也不只局限於中國，那就是環境汙染問題。這是個大問題，中國要採取改革措施來改革環境汙染問題。
桂林，1980年。
05
「進入數字時代後
圖片社大部分都面臨破產」
新舊上海，上海。2012年。
新京報：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被稱為「新聞攝影界的黃金年代」，回顧那段時間的攝影記憶，你會如何去描述那一段時光呢？
布魯諾·巴貝：你知道，在那個時代，當你記錄一個故事，全世界有各式各樣的雜誌可以發表，比如，我在中國的故事，1973和1980年的兩次旅行，曾在全世界發行，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和南美洲……所有這些主流雜誌都有巨大的發行量，12頁，24頁，這真的很奇妙。但是，如今，攝影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雜誌的發行量不大，當然這可能跟電視或網際網路的出現有關。我們叫那個時代為「黃金時代」，是因為那時攝影報導的出版規模很大，而今這個局面已不復存在。
新京報：二戰之後，許多社會問題尚未解決，對攝影記者而言，還有很多素材可以挖掘？
布魯諾·巴貝：是的，當今社會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比如義大利、敘利亞、阿富汗，許多事件仍在繼續。很不幸，世界上還有許多衝突，轟炸、暴力未曾停止。
新京報：作為攝影師，與報紙雜誌的編輯之間，一般是怎樣的合作模式？
布魯諾·巴貝：在那個年代，攝影師和編輯的關係很好。當我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時，他們邀請我來看排版，所以我們可以合作，選擇放大的圖片，這種工作方式很有趣。我跟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德國《Stern》雜誌的合作也是一樣。我們也能認識雜誌主編或電影導演，這真的挺有趣。不幸的是，這已經是過去時了。
新京報：西格瑪圖片社（sygma）、希帕圖片社（sipa press）、伽馬圖片社（gamma）在當時是處於怎樣的一種競爭狀態，在攝影師看來，是否有著某種程度的差別？
布魯諾·巴貝：西格瑪和希帕圖片社已經倒閉了。它們都是當時非常優秀的圖片社，瑪格南始終是與眾不同的一個。瑪格南圖片社的攝影師不太會去做熱點新聞故事，我們會做長篇幅的故事系列，而不會系統報導一個新聞事件。現在，伽馬圖片社和西格瑪圖片社都已經不在了。它們的消失，是由於雜誌的消失。
平遙。2016年。
新京報：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是金融危機導致的報紙雜誌預算緊縮，一方面是科技的迅猛發展，在此之後的新聞攝影似乎逐步進入了數字時代。當時的圖片社是如何去應對這場變革的？
布魯諾·巴貝：我認為數字時代很迷人，因為你可以即時溝通，發送圖片，但與此同時，幾百萬人都成了攝影師，競爭很激烈。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為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攝影師身赴普通記者無法進入的地區拍攝，這些地方或者太危險，或者局勢複雜，比如敘利亞。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法得到這些圖片，它們可能是有些人用蘋果手機拍攝的。這很有趣，因為你求助於專業攝影師。事實上，大部分圖片社都消失了。現在網際網路上每天可以找到數百萬張圖片。以前，攝影師們可以通過賣圖片獲得收入，但現在，作為出版人，你可以以非常低廉的價格使用攝影作品。對於想要存活的職業攝影人而言，競爭非常激烈。當然，一些出版過攝影集或舉辦過攝影展的出色攝影師，還是不成問題的。但對於圖片社而言，它們大部分都面臨破產。
新京報：如今的新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拿出手機來進行拍攝了，圖片也可以被大幅度地修改。從攝影師的角度來看，你會覺得當下的攝影越發喪失神秘感和藝術性嗎？
布魯諾·巴貝：人們可以用他們的iPhone拍出很好的照片。用手機的好處在於，人們不會認為你是職業攝影師。你可以用手機拍攝報導，有時候這很好；但手機的問題是，拍出的照片不適合放大印刷。無論如何，這對新聞而言是好事情。
新京報：是否想過根據自己當年拍攝的照片，寫下一些遊記散文或者回憶錄之類的著作？
布魯諾·巴貝：我更希望找專業的作家寫我的作品，就像《中國的顏色》這本書，我邀請了兩名作家，一位是Jean Loh（尚陸，法籍華人），他非常了解攝影；還有一篇文章，作者是董強先生，他是詩人、書法家，同時熱愛攝影。我更樂意別人寫我自己的作品，而不是我自己評價我的作品。
作者｜日牙
編輯｜張進；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