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自初創時起，就十分注重教育和訓練，尤其是葉挺軍長曾赴蘇聯深造，先後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深知學習的重要，他非常重視新四軍的教育和訓練。
新四軍創建初期，急需幹部，組建教導隊的問題就提出來了。在延安派往新四軍工作的人員中，就配備了教導隊的領導、教員，如1937年12月21日呈報毛主席的《調四軍軍事政治工作人員花名冊》中，就有教導營營長、工兵連長（教員）等人選。
新四軍初創時，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也是新四軍黨組織負責人）考慮到新四軍受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第三戰區的統轄關系所掣肘，為避免授以國民黨方面幹涉的口實，未如同八路軍那樣採用抗日軍政大學（抗大）分校的名稱，而由新四軍軍分會報請中央軍委批准成立教導總隊。實際編制是在1938年先成立了軍部教導隊（規模連級，在江西南昌），後來擴編為教導營（規模營級，在安徽巖寺），再後來又擴編為教導總隊（規模團級，在安徽雲嶺）。
從教導隊、教導營到教導總隊，按照抗大的辦學模式，結合新四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和管理，教育方針、課程設置、培訓目的以及學校傳統和作風，都和抗大分校一致。三年後，經歷皖南事變，新四軍就全面採用抗大分校的名稱了。
我父親田長華（入伍時姓名田豐良），我母親鄭鐵鷹（入伍時姓名鄭麗英），都是在新四軍初創時從紅軍轉入新四軍的，他們先後進入了教導隊、教導總隊。
我父親在1937年7月、8月間就從延安到了陳毅身邊任特務員，跟隨陳毅在南方數地「招舊部」。1937年12月新四軍軍部組建後，我父親任葉挺軍長的特務員。
1938年1月，隨著新四軍軍部各處、科和各支隊陸續建立起來，配備幹部的問題就突出出來。為了培養幹部，軍部移駐南昌後成立了教導隊。3月，葉挺軍長選派我父親到教導隊學習，為勉勵他努力學軍事、學文化，臨行前特意送他一個籤名的硬皮筆記本。
我父親田長華在他的回憶中寫到，當時，教導隊由趙希仲任隊長，下設兩個隊（一個軍事隊，一個政治隊），隊裡的負責幹部還有袁大鵬、程業堂、劉品玉、劉先勝等。陶白是最早來到教導隊的政治教員。我父親任教導隊三隊（屬於政治隊）三班長。三隊隊長喬信明，政治指導員劉先勝，排長是朱雲謙，學員中有柴榮生（曾任江蘇省軍區副司令）、彭家珠、賴石昂、陳洛衡等。
1938年4月，新四軍軍部移駐安徽巖寺，教導隊擴建為教導營，營長劉世湘，副營長謝祥軍，教導員龍樹林，下轄3個隊，學員300餘人。我父親於8月16日作為第一期學員畢業，因成績優秀，第一期畢業後留任第二期四隊（政治隊）排長，四隊隊長黃永川，政治指導員闕中一，學員中有馬長炎（曾任安徽省副省長）、曾旦生、黃明東等。
8月22日，經中央軍委批准，新四軍教導營擴編為教導總隊，由軍副參謀長周子昆（調新四軍以前曾任抗大訓練部長）兼任總隊長，馮達飛（曾任紅七軍第二縱隊團長、紅八軍代理軍長）任教育長，餘立金（曾任紅六軍團第十八師第五十三團政治委員、抗大總校大隊長）任政治處主任，趙希仲、薛暮橋任訓練處正、副處長。教導總隊學制為半年。教導總隊以抗大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為隊訓，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為教育方針，部署和開展教學工作。此時，教導總隊下設兩個大隊6個隊。第一大隊為軍事隊，大隊長賀敏學，教導員劉文學，學員多是從部隊抽調來的老紅軍幹部或戰士。第一大隊下轄3個隊，一隊培訓連級幹部，二、三隊培訓排級幹部。第二大隊為政治隊，大隊長謝祥軍（後為饒守坤），教導員彭德清。第二大隊也下轄三個隊，四隊（政治隊）學員全部是黨員，大多數是老紅軍，培訓連級政工幹部（我父親續任教導總隊四隊排長），五隊、六隊是知識青年隊。學員來源為新四軍各部隊抽調來的幹部、戰士，以及從江南各淪陷區、國民黨統治區、海外南洋各地前來參軍的黨員、工人、青年學生和愛國華僑。後來教導總隊擴大到10個隊，學員上千人。後增加的四個隊（七隊、八隊、入伍生隊和青年隊）直屬總隊部。教導總隊鼎盛時期達到13個隊，1200餘人。
擴編為教導總隊不久，我父親調任教導總隊第二大隊六隊（學生隊）隊長，直至1939年6月時，他隨一批幹部調往江北工作，分配至無為遊擊縱隊任三大隊副大隊長。教導總隊擴編後，我母親從新四軍軍部戰地服務團民運工作隊選調到教導總隊學習，任班長（應該是女生隊的），女生隊隊長於晶是從延安抗大調到新四軍教導總隊工作的。這樣，我的父母親在新四軍中成為「隊友」了！
擴編為教導總隊時，總隊部移駐安徽涇縣雲嶺的中村，大隊部和10個隊分別駐在沿中村河一帶的村莊，見下圖的左下角一帶。
我們姐弟尋訪父母親的足跡，來到位於雲嶺中村董家村深處的新四軍教導總隊隊部舊址。村中有一條約2米寬的主巷道（名官巷）通向該舊址，舊址位於官巷的西側，照片中是教導總隊隊部舊址入口處，大門朝東。
新四軍教導總隊隊部舊址原為中村董家村董氏陳七斤住宅，建於民國初年，由五間兩廂、兩側屋加門庭、內院和的廚房雜院組成，座北朝南，為南寬北窄的梯形平面，佔地面積為450平米，除去院落、天井，建築面積240平米。屋門前有一排水溝（名官溝），官巷和官溝為南北向。進入舊址門為一帶屏風的門庭，門庭右側為門房，過門庭進到一長方形的內院，對面牆上有一漏空花窗，作為對景，十分雅致，內院北側為五間兩廂閣樓的正屋。
教導總隊的教學方法注重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教育內容和課程設置根據不同對象區別對待，總的要求是突出重點，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軍事隊以軍事課程為主，軍事與政治教育為7:3；政治隊以政治課程為主，軍事與政治教育為3:7。政治課程設置：軍事隊設「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兩門主課，政治隊增加一門「政治經濟學」。軍事教育主要教材有「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等。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要求較高的軍事隊，還開設「哲學」課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國際問題」「民運工作」「敵軍工作」等專題講座。軍事教育的一部分時間用於操練和演習。每周一至周五上課，周六上午會操或演習。
教導總隊學員的「標準」個人裝具——步槍一支，配子彈50發，手榴彈一枚，米袋一隻，雨傘一具，水杯一個，棉被和軍裝（打成背包），帆布袋一個（內放置課本、筆記）。所有這些裝具二十多斤，無論出操、上課、放哨、行軍都要隨身攜帶。
我父親後來回憶他在教導隊、教導總隊的經歷時寫到：
「軍事學習——主要是學習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連以下的戰術和軍事技術。在學習中，我們經常參加野營的攻防對抗演習作業，學習與提高了軍事指揮與訓練能力。從一個農民不會打仗、學會打仗本領。特別是我擔任學校排長、隊長時期親自任軍事教員，促使自己備課、組織軍事野營演習活動，經常擔任會操的大隊值班員，親自喊口令，講話，端正軍人姿態，嚴格管教紀律作風的要求，對自己的鍛鍊提高是很大的。
……
進校前我基本上是一個文盲。參加紅軍前，在舊社會我沒有機會去上學。在軍教導隊的這兩年半的時間中，對於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很大的，能達到一般的軍、政書籍和報紙能看了，在語文、數學上可達高小程度。
軍隊的教育管理方面的智（知）識也得到不少的鍛鍊和提高，尤其是擔任班長、排長、隊長等職，學校在這方面是嚴格的，當時部隊從各遊擊區下山集中，克服遊擊主義，提高幹部的組織紀律性和對部隊的管教能力也是一大功課。
總觀：這二年半是黨在抗日的艱苦鬥爭的環境裡把我這樣一個貧僱農出身的放牛孩培養成為一個有初級軍政素質的指揮員。過去我們的幹部就是在戰爭的環境中培養提高的，而自己的努力學習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之一。」
我母親後來回憶她在教導總隊的經歷時寫到：
「（1938年）九月，軍部服務團調了一批同志到教導（總）隊學習，我也被調去了，很高興，決心要好好學一下。後來叫我任班長。學軍事，我很有興趣，實彈射擊我也打得很好。輪到我班放哨如夜哨時，有的同志膽小害怕，我都能鼓勵她們並陪著她們一起站。每次出公差，全班都完成得很好。可是我自己的學習很困難，上課時聽得懂、記不下，記下上句就沒有聽到下句。白天除了上課外，當班長的人雜事很多，晚上又要按時熄燈，自學的時間一點都沒有。我真是又急又恨曾讀的書少。後來我只好（只）聽不做筆記，利用夜裡人家睡覺的時候，點支蠟燭躲到不被人看見的地方來抄寫借來的筆記。這時候，我是學到一些東西的。從此以後我很愛學習。可是（學習）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還未畢業，我就被調出來工作了。在十二月間，軍政治部成立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就把我調來工作了。」
她還寫到，無論學習多麼吃力，她還是對理論學習發生了興趣。
我母親還回憶到，在教導總隊這段學習生活中，她們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還有「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運工作」等課程；軍事課程主要是學習如何在敵後進行遊擊戰，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刺殺、投彈等。
我母親在教導總隊裡，最難忘的還是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她參加革命一年多了，比我父親進步的要快，我父親參加革命二年、完成了長徵，才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四軍軍部移駐巖寺時，部隊來此集中，我父親隨軍部到巖寺，我母親則從閩西南蘇區隨紅軍獨立第三團（閩南紅三團）長途跋涉到巖寺。在巖寺，新四軍各部集中「點驗」（點名驗收），正式成軍，那時是我父母親人生軌跡第一次交集。新四軍軍部移駐雲嶺時，我父母親同在教導總隊，是他們人生軌跡又一次交集。我猜想，在教導總隊頻繁的出操、學習、訓練、開會，我父母親一定相識了，這才有了他們相知、相戀的開端，直至他們結為伉儷，由此相伴走過了一生。
我母親在教導總隊學習臨近「畢業」時，被調入新成立的新四軍政治部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作了一名調查員。這個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的主任就是教導總隊訓練處副處長薛慕橋（非常可能，是薛主任點名調我母親到該委員會工作去的）。幾個月後新組建江北指揮部，我母親又調到江北指揮部任文化教員，不久任江北指揮部代理政治指導員。究其原因，一是我母親入伍前上過幾年學，算作有文化之人；二是來自閩西南蘇區的領導人鄧子恢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他熟悉我母親，也有點名要過來的可能。我母親調到江北指揮部不到一個月，我父親即調任江北指揮部江北遊擊縱隊三大隊副大隊長（負責江北指揮部警衛任務），他們的人生軌跡又一次交集在一起。
此後，教導總隊在葉挺軍長的直接指揮下，參加了1940年10月反日偽軍企圖消滅雲嶺地區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的「掃蕩」戰役，並乘勝收復了涇縣縣城。教導總隊有兩個隊參加戰鬥，還有幾個隊撤往小河口方向，擔任掩護軍部兵站、修械所、印刷所和後方醫院的任務。
在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變期間，教導總隊改稱教導團，編在中路縱隊裡，隨軍部一同行動。在所有作戰部隊被敵分割包圍之後，教導團依然保持著比較完整的編制，最後幾天成為葉挺軍長直接指揮進行突圍作戰的主力，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刻。
皖南事變後，儘管新四軍遭受了很大的損失，被國民黨方面汙為「叛軍」、取消編制，但自此不再受國民政府的制約，放手發展。從此後，新四軍建立的教導機構，和八路軍一致了——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分校，一度發展到9所，此為後話。
正是有了在新四軍教導隊／教導總隊學習、訓練、工作的經歷，我父母親後來一同調入華東軍政大學工作，開始從事軍事教育工作，我父親田長華還獲得劉少奇、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頒布嘉獎令，被授予「學校模範教育者」稱號。由此看出，人民軍隊是一座大學校，像我父親這樣的「泥腿子」「放牛娃」，能夠走上軍事教育崗位，其中包括了新四軍教導隊的培訓功不可沒！
（長按此二維碼即可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