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受西方新史學的影響，「記憶」逐漸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有學者甚至認為史學發展經歷了一場「記憶的轉向」。記憶研究的興起，既與20世紀人們的時代經歷有關，又與多關注底層群體和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口述史等勃興相關。在從事記憶研究的過程中，法國史學家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理論，強調記憶的社會性；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在此基礎上，強調記憶的「文化」維度，即「文化記憶」理論。這些理論的提出，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記憶在民族建構和國家認同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期刊發的文章，既有對記憶史學影響的探討，又分別選取了文化記憶形式中的符號和建築物，以期對史學領域內的記憶研究有進一步的認識。
法國是一個移民大國，1/5~1/3的人口是移民。移民在法國人中的比例雖高，但在很長的時間內，法國人的集體記憶裡鮮有移民的色彩。在20世紀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重要的法國史學著作中，移民史佔據的比重微乎其微。比如，喬治·杜比的《法國通史》、皮埃爾·肖奴的《法國》和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法蘭西特性》，對移民問題往往是一筆帶過。皮埃爾·諾拉的《記憶之場》，前兩卷對移民問題更是隻字不提，後面五卷雖稍有涉及，但篇幅也頗為有限。法國移民史的重要拓荒者熱拉爾·努瓦利耶毫不客氣地把移民群體在法國集體記憶中的缺位現象斥為「記憶的不在場」。
一
法國歷史學家對移民問題的集體漠視，與二戰以後法國獨特的政治、社會和智識環境密切相關。由於歐洲兩次成為世界大戰的主戰場，發生了殘酷的軍事衝突與種族屠殺，所以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成為戰後法國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禁忌，鮮有人願意公開討論。不難理解，長期遭受歧視的移民群體也因此很少見諸同期法國的知識世界裡。同樣，年鑑學派在戰後法國史學界獨領風騷的事實也不利於移民問題的歷史化，因為它推崇中長時段的、結構性的社會經濟尤其是地理環境等因素，所以像移民問題這樣隸屬於短時段（即政治史）範疇的課題很難進入他們的視野。唯有法國共產黨、社會黨、總工會以及其他左翼政治組織出於政治鬥爭的考量，為了爭取移民群體的支持，通常會把他們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重要範疇。此外，「輝煌三十年」期間法國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需要從伊比利亞半島尤其是馬格里布國家不斷引進移民勞工，這也讓絕大多數的法國民眾對移民群體保持善意。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法國陷入經濟長期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窘境，法國公共輿論對移民群體的看法也逐漸變得負面。法國極右勢力死灰復燃，他們重拾排擠移民的歧視性話語。讓-瑪麗·勒龐在1972年成立的「國民陣線」把法國的諸種困境歸咎於移民群體，主張驅逐外國勞工，保護法國工人，強調「法國是法國人的法國」。執掌權力的溫和右翼則訴諸更為隱蔽的修辭，主張奉行審慎的移民政策，只選擇符合法國需要的移民，並嚴厲打擊非法移民。
面對咄咄逼人的右派，移民群體為改變自身不利的處境，紛紛採取反制措施。最有名的集體行動當屬1983年的「捍衛平等、反對種族主義的行軍」，法國左派對此積極響應。密特朗總統在愛麗舍宮接見了「捍衛平等、反對種族主義的行軍」的代表，左翼媒體更是將由馬格里布裔青年主導的1983年大遊行親切地稱為「柏爾人的行軍」。不過，「柏爾人」的概念很快被右派「汙名化」，變成了宗教原教旨主義、犯罪和騷亂的代名詞，有時還和恐怖主義相連。如今，許多馬格里布裔群體已經開始公開抵制歧視色彩日趨明顯的「柏爾人」概念。
二
移民問題重新出現於公共視野及其引發的激烈爭論，導致法國思想界圍繞移民在法國歷史上曾經發揮的作用，進行了一場持續而影響深遠的「記憶戰爭」。
皮埃爾·諾拉的《記憶之場》雖然對移民史鮮有涉及，但它掀起的記憶史研究熱潮卻極大地推動了移民史的研究，尤其推動了各個移民群體重構自身群體和法國的歷史關聯。移居法國的少數族群，如波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葡萄牙人、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黎巴嫩人、塞內加爾人、越南人等紛紛書寫各自的歷史，並強調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等領域對法國作出的貢獻。隨著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少數族裔開始強調自己所屬宗教、語言與文化的特殊性與正當性；各種後現代主義思潮尤其是後殖民主義的流行，則讓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後裔傾向於將其目前承受的諸種痛苦和法國殖民母國的歷史相連。也就是說，對自身族群的歌頌和對法蘭西共和國「殖民原罪」的譴責，是絕大多數移民史著作的主要特徵。
在右翼的歷史敘事中，外來移民對法國而言始終是一個問題。他們認為，外來移民搶劫了「本土法國人」的工作，破壞安定團結的社會秩序，其攜帶的外來文化也有損於法蘭西文化的統一性。譬如，近年來在法國思想界炙手可熱的埃裡克·澤穆爾竭力鼓吹法蘭西認同中的天主教因素，把信奉基督教的國王、大臣、政治家、思想家視為法國歷史的創造者。
左派和右派之間尖銳的政治鬥爭促進了移民話語在當今法國社會中的廣泛流行，並由此催生了各色各樣的移民記憶。左派（及其代表的少數族裔）和右派構建了兩種迥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移民敘事：前者倡導多元主義的文化政治，抨擊共和國的「殖民原罪」，而後者則宣稱要捍衛共和主義的整合模式，維護法蘭西的民族認同，指責移民入侵並破壞了法國的安定團結。顯而易見，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歷史敘事都嚴重扭曲了歷史的真相，它們或者遮蔽了移民群體融入法國社會的障礙，抑或抹殺了共和國整合移民的努力，因而會不可避免地加劇少數族裔與國家權力的誤解、矛盾和對抗。
三
許多法國歷史學家對囿於自身族群立場抑或黨派偏見的移民敘事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要求推進能夠超越黨派紛爭，符合歷史真相的、科學的移民史研究。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法國史學界湧現出了一批以研究移民史見長的知名學者，熱拉爾·努瓦利耶、派屈克·韋伊、多米尼克·施耐普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表示，科學的移民史研究必須要以檢討、批判和拒絕右派的民族主義敘事與左派的後殖民主義話語為前提。
首先，要破除法蘭西民族是單一種族構成的神話，它是由先後來到「六邊形土地」的無數種族與族群構成的「大熔爐」。如今，此種觀點已經成為法國歷史學界的共識。比如，法蘭西公學講座教授派屈克·布瓊在其《法蘭西世界史》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法蘭西是一個混雜的、移民的共同體。
其次，要破除基督教的、歐洲的民族比非歐洲、非基督教的民族更容易融入法蘭西民族的神話。努瓦利耶的《屠殺義大利人：1893年8月17日艾熱-莫爾特事件》再現了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19世紀末，法國工人追殺義大利移民工人的血腥場景。實際上，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民族在融入法國的過程中，也流淌了不少的淚水甚至鮮血。
再次，要破除少數族裔的宗教文化阻礙他們融入法國社會的神話。施耐普令人信服地指出，由於移民群體及其後裔無法找到足夠的資源，立足於法國社會，所以才無奈地訴諸其社群與宗教，以捍衛自身的權益。換言之，「共和模式」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因為法國社會自身出了問題，是因為其國家機構、政治制度與社會體系喪失了整合少數族裔的能力。
最後，抵制少數族裔尤其是前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後裔所建構的後殖民主義敘事，拒絕他們只把法蘭西共和國及其公共機關刻畫成為壓迫者的極端做法。法國移民史學者普遍同意，應當嚴格區分社會鬥爭和學術研究，並警惕將族群記憶和科學史學混淆的做法。派屈克·韋伊強調道：「歷史並不是現實的奴隸。歷史學家不能把當代的意識形態框架建立在過去之上，不能把今日的敏感問題強加給往昔的事件上。……歷史要理解記憶，但不能簡化為記憶。」
在當代法國多數移民史學者看來，若想超越偏狹的移民敘事，就不能拘泥於某個少數族裔的考察，而應當研究所有的移民群體，並把其共同命運的變化置於法國歷史的整體變遷中分析。為了更好地理解法國移民群體的歷史，需要考察法國民族國家的構建、身份證制度的演變、國籍法的頒布及其修訂、殖民化與非殖民化的進程、民主制度的嬗變、知識分子的轉型以及交通、媒介、貨幣等社會治理技術的革命等重大問題。
此外，法國移民史學者也迫切希望將其研究成果直觀地呈現給公眾，藉此塑造各個社會團體都能普遍接受的集體記憶。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法國政府於2007年批准在巴黎郊區成立了「國家移民史博物館」。它的目標是協調政府機構、民間社團和學者，通過研究、展覽與宣傳，致力於勾勒「共同的歷史」，提倡「共享的遺忘」，團結所有法國人的記憶。在某種意義上，「國家移民史博物館」標誌著法國移民史告別了無人問津的局面，移民群體及其後裔也擁有了自己的「記憶之場」。
移民問題在法國引發的「記憶戰爭」以及法國移民史專家的集體反思說明，不偏不倚地研究移民群體的共有歷史，消除各個族群之間的分歧與仇恨，塑造所有人都能認可的集體記憶，是法國社會整合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作者：樂啟良，系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