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冀朝鑄口述，蘇為群採訪整理的《從「洋娃娃」到外交官》一書記述了冀朝鑄先生半個世紀的外交官生涯，現從該書摘錄一個片斷，以饗讀者。」
我於1975年春天從中國駐美聯絡處回到國內，立即向人事司的一個科長報到。這個科長冷冰冰地接待了我，讓我耐心等待。過了不久，她忽然又一次召見我，這次她笑嘻嘻地讓我去國際司報到，因為已任命我為國際司的副司長。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任命為國際司副司長，是外交部的一些老同志，如符浩、章文晉等人，同外交部那幾個有權勢的年輕人進行鬥爭的結果。這幾個有權勢的人想把我踢出去，或送到外國語學院去教書。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也不同意我離開外交部，結果就把我派到國際司工作了。我到國際司工作，從任命的文件上看有三年半，但實際上當副司長只有約一年，職責是分管聯合國安理會的事務。但才幹了兩個月，正要進一步熟悉新工作時，我接到通知，說過去我下放農村的時間較短，還不夠兩年，所以要再下放農村鍛鍊一年。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郊區的五七幹校幹農活兒了。
周恩來總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他手下的人告訴我這個悲痛的消息，並安排我去北京醫院向他的遺體告別，還安排我參加由鄧小平主持的他的追悼會。看見總理的遺體，眼淚幾乎遮住了我的視線，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我們的好總理一去不復返了，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嚴師、慈父關懷我、指導我了。我失去了一位長期教導我、關心我的恩人，中國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袖。沒有了總理，中國的命運會向何處去呢？
我用滿腔的悲痛，抒寫了一篇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送到《人民日報》社。但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那篇文章還沒有登出來，我就打了個電話到《人民日報》社，問是怎麼回事。鈴聲響了很久才有人接，他粗暴地說我的文章丟了，然後就掛上電話了。我只好回五七幹校繼續幹活去了，種地、餵豬，直到1976年5月的一天，忽然一輛小轎車從城裡來了，把我帶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家裡。喬部長告訴我說還讓我給毛主席當翻譯。這實際上把我捲入了外交部內部的一場劇烈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結果是喬部長被徹底打倒，我也遭受了多次批鬥，目的是把我徹底批倒批臭，攆出外交部。
但外交部的老幹部還是靜靜地支持我，我在翻譯室的一些老同事們也都給我巨大的支持。隨著鄧小平恢復職位，外交部的老人們也再度掌權。當時的外交部長黃華和副部長章文晉、宮達非、符浩、浦壽昌和黃華的夫人何理良副司長，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認為是到了再度派我出國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的才能的時候了。但他們之間也有意見分歧，不知是派我到紐約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好，還是派我到聯合國秘書處去工作好，或者還回到華盛頓的聯絡處繼續工作。就在這時，中美達成協議，要建立外交關係，從1979年1月l日生效。鄧小平要親自出訪美國。外交部要為鄧小平找一個合適的翻譯。我那時已49歲，早過了敬愛的周總理規定的40歲以上不再當一線口譯的那條線。可是那時外交部的領導在找合適的翻譯上確實遇到了困難，因此副部長宮達非就把我叫去說，我雖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願不願意再試一試為鄧小平當翻譯。我就回答說：能為鄧大人當翻譯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榮幸。
在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裡寫著，「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鄧小平當時是副總理，但美方的接待規格很高，相當於對一位國家首腦的接待，包括在玫瑰園的歡迎講話，國宴，和美國總統進行官方和非官方的會談等等。我作為國際司副司長，是鄧小平代表團中一個正式的成員，也是為他在所有活動中擔任翻譯的一名譯員。不論是鄧小平和卡特總統的官方會談、宴會，和美國政府其他成員以及國會議員的會見，還是鄧小平參觀德克薩斯的鬥牛場，參觀西雅圖的波音公司，我都是他的翻譯。很多方面類似我跟周總理在60年代出訪時給他當翻譯的情景，只是那時我只有30歲，而此時我已年近半百了。由於那些年代給我精神上和體力上帶來的巨大壓力，對我的健康也造成了損害，我的身體遠不如從前了。
在從北京飛行17個小時後，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們就到了華盛頓。然後就直抵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的家裡。在他家裡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間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鄧小平身後。我比較高，而鄧比較矮，所以平日遊覽時，我就儘量使身體放低些，好使鄧聽到我的話。可當鄧坐著，我站著時，我就得把整個腰都彎下去，這樣鄧才能聽清我的話，我也才能聽清鄧和美國客人的對話，這確實讓我感到很吃力。我又有一天半沒睡覺了，更感疲勞。晚宴以後，我的兩腿就像木頭一樣不聽使喚了。
在國賓館(BlairHouse)住是很舒服的，這個賓館比我以前隨周總理出訪時住的賓館更為華麗，像宮殿一樣。食物也很精美，特別是對我這個吃慣了美國飯的人來說。我因為愛吃冰激凌，所以覺得沒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頓飯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沒有奶油的、加水的冰激凌，所謂「減肥冰激凌」，我就大為失望。吃完飯後，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說，我真失望，沒吃到真正的冰激凌。可是不知怎麼回事，第二天午飯、晚飯時，每個人桌上都有一大盤各式各樣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後在整個美國之旅中吃飯都有冰激凌。我們不禁讚嘆美國特工人員竊聽技術的高超。到華盛頓兩三天後，我因為缺少睡覺和極度疲勞又病倒了，每分鐘心跳150下。幸虧白宮的醫生給我吃了很好的藥，休息一天後，我又能繼續工作了。
在整個訪美期間，美方對鄧小平的接待都是極為熱情的。《時代》周刊把鄧小平作為封面人物，隔一段時間後又再次把鄧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這是《時代》雜誌絕無僅有地在一年之內兩次把同一個人選為封面人物。很多報紙也都發表社論稱讚鄧小平。《紐約時報》甚至還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說我是「離不開的冀先生」，他們主要不是誇獎我的翻譯技巧，而是說美國缺少像我這樣效率高的譯員，只好依靠我溝通雙方。雖然美國很快就致力於培養它自己的中文翻譯，但直至20年後的今天，當柯林頓總統訪華時，美方的譯員還是一再受到批評，說翻譯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說句公道話，我的情況跟所有譯員都不同，我雖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但我是在美國長大，在美國接受的教育，但而後又常年在中國工作，我不僅能用兩種語言聽、說，還能用兩種語言思考。換過來，就很難找到一個在中國長大、在中國受教育的美國人。
在訪美期間，鄧小平的風格是友好而堅持原則，從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但永遠準備尋求雙方的共同點。他和周恩來總理一樣，工作都非常嚴謹。在和美國國會議員見面時，有些議員如傑西·漢姆斯參議員，就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如臺灣問題。鄧小平對這些問題都態度莊重而堅定地予以答覆，強調臺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的政策是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我們永遠不放棄使用武力。因為沒有一個中國的政府能放棄臺灣，宣布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總的來說，包括電視採訪和其他美國記者對鄧小平的採訪，氣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禮貌的。
鄧小平到達的第二天，由卡特總統主持為他舉行了國宴。國宴實際上是對待國家首腦的規格，被邀請的人都是卡特的內閣成員、國會議員和其他知名人士。國宴上還有一個樂隊演奏傳統音樂。宴會進行到一半時，樂隊就走到第一桌的鄧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來，致歡迎辭並祝酒，鄧小平也回禮。我為他們兩人翻譯，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鄧小平旁邊。當我不停地翻譯時，也想辦法吃了些東西。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譯時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還有美國著名的思想進步的女演員雪莉·麥克蘭，對中國很友好。她和鄧小平談得很熱烈，談了好多問題。她提到幾年前曾訪問過中國的一個農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動。她遇到一位正在田裡種西紅柿的教授，她問教授，是否覺得在偏遠的鄉下幹這種體力活兒是種損失，因為這樣完全脫離了他在大學裡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說，正相反，他非常高興和貧下中農在一起，從貧下中農那裡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本來鄧小平和麥克蘭邊說邊笑，談得很高興，但鄧小平聽完麥克蘭的話後，馬上臉上變得很嚴肅地說：「那位教授在撒謊。」這使麥克蘭大吃一驚。卡特當時也正在聽著鄧和麥克蘭的談話，他馬上理解了鄧小平話的意思，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有時一去幾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實際上是對人才資源的極大的浪費，給人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殘了人們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於周總理的關懷，成為少數幸運人之一，沒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這樣我也下放農村勞動達三年。鄧小平是黨內少數試圖制止這種極左做法的領導人之一，為此他十年之內兩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話只能是撒謊，是掩蓋他的真實感情和想法。而麥克蘭像那個時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國人一樣，被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推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後，「文革」的極左路線和惡劣做法才受到了徹底批判。
在美國時，鄧小平無論走到哪兒都引起巨大轟動。在林肯中心，美方為鄧舉行了一場歡迎演出。當鄧小平走上臺去祝賀演出成功時，受到觀眾長時間熱烈的鼓掌。在德克薩斯，他出席了一次專門為他舉行的鬥牛表演，他頭戴一頂牛仔帽，引來當地民眾長時間的歡呼。在波音公司，他坐進一個地面的模擬駕駛艙裡，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看著駕駛員模擬飛機著陸的動作。
在鄧小平結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國訪問回國後，我就從國際司調到美大司任副司長，主管中美關係。我還經常派去給鄧小平和華國鋒當翻譯。可是我那時已50歲了，我在美大司的工作也越來越繁重，所以大家都認為我應徹底地從口譯和筆譯的工作中撤下來。而曾在美國我的老朋友家做過我的「監護人」的年輕的女翻譯施燕華就從此擔任了國家領導人的翻譯。施燕華成了一位極好的譯員，後來就成為駐盧森堡的大使。她的先生則成為我國駐日內瓦代表團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