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到底「新」在什麼地方？他們同「老左派」又有哪些不同之處？
兩者的區別大體上可以表現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1、「新左派」強調投身於實際行動；「老左派」重視在意識形態上做文章。
1965年2月14日《紐約時報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造反派，不像30年代的造反派那樣具有政治傾向。他們不相信那些既成的體制，也不接受旨在推翻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
同年5月8日《星期六晚報》的一篇文章援引了「新左派」的組織——爭取民主社會學生協會的一位領導人講的一段話，表明了「新」、「老」左派的區別：「我們這個運動是從反對『老左派』及他們喊了多少年的教條開始的……。我們感興趣的是具體的問題和直接投身到運動中去。我們不是在那裡喋喋不休地爭吵蘇俄社會的本質，或者探究南斯拉夫是否是工人階級的國家。」
一些同情「新左派」運動的中年人也認為，現在的年輕人不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分出是非曲直，而是注重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紐約郵報》的編輯詹姆斯·韋斯勒說：「現在的學生就像在30年代一樣，希望在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但是，不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那時候（30年代）我們常坐在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可是，當今的學生們卻熱衷於民權運動與和平事業。」
保羅·古德曼稱讚伯克利分校的學生運動領導者「不想四平八穩地造反。他們要冒險。……他們要接管一切。」
伯克利分校「自由學生運動」（Free Student Movement）的領導人給「新左派」下的定義是：「這些學生很少讀馬克思的書。他們讀加繆的書。」
2、「新左派」強調人的尊嚴、個性和自由的重要性；「老左派」強調理性世界、科學技術對改造社會的奇蹟般的作用。
哲學家艾恩·蘭德目睹了60年代「新左派」的興起。她認為，「老左派」基本上是30年代以來的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他們崇尚理性的力量，認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最科學的社會制度。只有在高度科學性和組織嚴密的社會裡，科學技術才能得到發揮，造福於人民。「一個現代化工廠生產的鞋，夠全世界的人穿。」
「新左派」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們認為「感情重於理智，信仰重於知識，娛樂重於生產，精神生活重於物質生活，人的本能重於科技，佔星術重於科學，進入幻覺重於神智清醒。」為了追求個性的解放，「他們寧可不穿鞋」。
3、「新左派」認為，戰後的美國不存在工人同資本家的矛盾；「老左派」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分析則基於階級鬥爭的理論。
「老左派」的觀點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同資本家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社會的進步有待工人階級起來革命，最終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新左派」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隨著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傳統的階級分類已發生了變化，「工人階級」的成分和定義也發生了變化。 工人 同資本家之間不一定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最終也不一定爆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
「老左派」可能會說：「沒有工人階級，你將一事無成。」「新左派」則會反問：「所謂工人階級到底指的哪些人？」
「新左派」基本上通過學生運動進行「革命」。這些學生大體上可以分為二大類。一類佔大多數，他們對現實不滿，相信美國會變好，並希望通過投身於社會和政治改革運動對美國社會的發展施加一定的影響。這批人參加「和平隊」，活躍在黑人運動、婦女運動、反戰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之中。他們的行為得到了社會其他年齡層和社會層的支持；另一類是激進分子，佔少數。他們從罷課示威、驅趕校長、佔領校舍，發展到燒徵兵卡、上街打架、留長髮、穿破衣、吸毒、放縱性慾，成了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創造了一套從價值觀到生活方式都與主流社會相對的「反主流文化」。他們雖是少數人，但是在歷史的記錄中，由於他們對社會主流文化的衝擊之大、影響之廣，「新左派」的標籤也往往貼在他們身上。至今，他們的某些影響仍未完全消失。
從總體上看，「新左派」的目標顯得過於宏偉，而失之具體。他們只有和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等社會運動溶在一起時才表現出實際效果。傑克·紐菲爾德也不否認這點。他在《一群預示未來的少數派》中寫道：「新左派」運動對思想意識、組織原則、經濟學和傳統的政治形式等問題不感興趣……。它具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存在主義、人道主義、超驗主義、玩世不恭、民粹主義、神秘主義和黑人民族主義等成分。這些也常常表現在個別「新左派」的言行上。
儘管「新左派」運動常被認為是沒有一個明確政治綱領的造反運動，但它在60年代各種運動中的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摘自《美國六十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作者 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