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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小資生活裡的梁實秋，不經意之間，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大論戰。
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梁實秋約稿，他新瓶裝舊酒，把以前發表過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拿出來重新發表了一次。
在這篇文章裡，梁實秋把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
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了上海，拜讀了梁實秋的大作，大不以為然，寫下了一篇名為《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語絲》周刊上。
應該說，魯迅並不知道《盧梭論女子教育》的作者是誰，因為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徐丹甫。退一萬步說，就算梁實秋署的是自己的本名，魯迅也未必知道梁實秋是何許人。
梁實秋比他小了二十二歲，不過是才寫過幾首新詩的毛頭小子，僅此而已。
而這時的魯迅已是文壇巨孹、聲名卓著，著稱文學界、思想界公認的權威。
偏偏，憤怒青年梁實秋自恃辯才過人，執意要強挑橫梁，集中火力，向魯迅發起反擊。
他們文來筆往，唇槍舌箭，從盧梭的教育問題，談到了文學和文學批評文學和革命文學的階級性這些具有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又從文學與革命、政治的關係談到了北京文藝界的門戶，甚至還談到了翻譯中的硬譯問題。
兩人你來我往，筆底風雷，墨海波瀾，演繹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壇大戲。
論戰的高潮是1930年，梁實秋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在這篇文章裡，梁實秋大唱高調，說，「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是國家裡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沒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能僥倖得到資產，但是他的資產終於是要消散的，真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暫時忍受貧苦，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定可以贏得相當資產。」「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這種小資論調，對當時的左翼作家而言，當然是必須要打倒的！
左翼文學理論家馮乃超當即撰文《階級社會的藝術》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對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
憑著一腔正氣，馮乃超將梁實秋稱為「資本家的走狗」，「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梁實秋當然不能接受這個大帽子，便寫了《「資本家的走狗」》以示回覆：「《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很俏皮，但內藏機鋒，一劍封喉，殺人於無形。
要知道，在這一年（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凡 「通共」、「通俄」都是直接判處死刑的重罪。梁實秋以「領盧布」來暗示左翼作家「領盧布」 「通共」、「通俄」，可謂居心叵測，用心險惡。
他還在隨後來發表的《答魯迅先生》中繼續影射魯迅等人「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孰可忍，孰不可忍？！
魯迅作為一名敢於在腥風血雨中授旗吶喊的鬥士，當然不能再放任梁實秋將這種腔調發展下去。否則，將有更多的左翼作家會遭受不測。
他決定，打起精神來，「來寫它一點」。
這樣，後來被收入中學教材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橫空出世。
對於梁實秋的辯解，魯迅的解釋是，「大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對於梁實秋「領盧布」一說，魯迅更不留情面，反駁說，「那麼，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走狗」之上加上一個「乏」，一錘定音，收工！
從此，梁實秋就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緊密聯繫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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