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玩偶跪著，是一個西方男子健美身體的縮小版。耿樂介紹：「別人送的禮物。」他小心地拿起，輕輕擺弄著玩偶四肢。《博望志》記者也試了試，手感很好，大概價格不菲，然後一不小心，玩偶的「生殖器」掉了。他笑了笑，「沒關係，可以換。」——果然，柜子上堆著其他款式。記者又試了試不同搭配，看上去都不錯。
耿樂將玩偶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好多人詢問購買渠道。以前的領導提醒他趕緊刪掉，因為「不符合你的身份」。「我覺得沒有什麼…讓『帥哥』每天給我跪著，挺有意思的。」
耿樂在學校時就是學生幹部，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愛挑頭」。他曾和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聊天，奇怪對方為什麼不發微信朋友圈，對方則說他是「孔雀型」人格。「我愛組織活動，愛當領袖，我特別愛表達。朋友圈別的CEO一年都不發一兩條，我每天都發，別人估計都覺得CEO沒有城府。」
當2014年記者第一次來到北京藍城兄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時，其員工只有40多人。現在，二層空間擴大了一倍，員工已達181人。公關經理鄒盛龍說，二樓馬上還要打通一堵牆。
「我們那邊又租了將近2千平米，正在裝修。需要孵化一些創業公司，在國外也投了一些公司，也開始投資一些同志的相關公司在做布局。」耿樂說。
廣告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以至於他對銷售團隊說，「賣得慢一點，賣得貴一點。」今年剛嘗試的直播也很掙錢，「流水很高…第一個月就掙了1200萬左右，月增速是30%到40%。」
C輪和C+輪融資公布後，媒體接踵而至。就在採訪前幾天，耿樂向副總裁李奎發了點脾氣，指責後者將其採訪安排得過於緊密。
顯然，藍城兄弟創始人兼CEO耿樂早已不是那個聽到「同性戀」三個字就手足無措的人，也不再為了爭取一分鐘路演機會而忐忑不安。面對攝影師的鏡頭，他放鬆、自信，只是言語間低頭看了看：「襪子穿失敗了。不會拍到吧？」
他調侃另一家媒體的男記者：
「你看上去挺Gay的。你是嗎？」
「不是。」
「可以掰過來。」
進擊的CEO
鄒勝龍說耿樂經常開他和李奎的玩笑，說他們是「鄉村版公關部」。鄒告訴記者，自己是公司唯一的處男，耿樂會叫他「老處女」。很多同事之間也以「姐妹」相稱。
談話間，一位男同事分花拂柳地走過，鄒打趣道，「這種就是騷浪賤。」說著，同事盈盈舉起右手：「Hi, give me five!」
藍城兄弟今年下半年有兩件事：商業化和國際化。耿樂希望三年左右，公司在美國上市。
目前，Blued官方公布的用戶總數為2700萬，其中海外用戶約佔用戶總數的20%。耿樂希望明年中旬國內外用戶比例持平。「現在我們的用戶註冊是全球老大，我們在很多地區的覆蓋是不夠的，大部分的用戶都在中國……我們希望今年把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全部吃掉，成為當地的NO.1……不止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增長都很快。」
他說公司今年的目標是「成為亞洲老大」，並且「找當地人做當地事」。「我們在泰國組建了辦公室，一定不要僱在泰國的中國人，要僱泰國本地人。」
拉拉公園市場部一位員工告訴博望志，因泰國信用卡普及率低，付費習慣差，中國的交友軟體很難有可觀利潤；臺灣雖然不錯，但也面臨Grindr、Jack』d等多款國外軟體的競爭。總之，他覺得Blued出海之路挑戰重重。
藍城兄弟的歐洲辦公室也即將組建完畢。業內人士張鵬鵬認為Blued的國際化勢在必行，「在國內已經沒有辦法去講增長規模了……DCM這些企業，如果不出海，不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他們覺得這個公司沒戲，這個錢也就翻個幾倍，也就那樣了。」
傅孟申是一位男同志。他告訴記者，在同志群體中，Blued至今仍被視為約炮軟體。耿樂不否認約炮是一部分用戶的需求，並且「成年人之間不傷害第三方的健康性行為應該是快樂的，應該是他們的自由，沒有什麼道德可評價。」
但他也注意到很多用戶的籤名是：不約；拒絕勾搭；有男友。在耿樂看來，「這種社交不是性的社交，還有情感、興趣的交流，各個方面的生活服務類的交流：你用什麼化妝品呢？我要去打球，附近有沒有球友？類似這樣的。」
今年藍城兄弟開始做直播，耿樂將其定義為「娛樂產品」。未來，他們還會嘗試「旅遊電商、遊戲，」耿樂相信「約炮的標籤慢慢會被淡化。」
傅孟申覺得這並不容易，他說很多同志一旦有了穩定的伴侶，就不會再用同性交友軟體，「用的話就像背地裡偷情的感覺」。對此，耿樂並不擔心，「兩個可以共同註冊帳號，公開你們的愛情，大家都來圍繞和支持你們……可以搞家庭聚會，我們一起出去郊遊、吃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社交的氛圍，但是在生活當中他們很難找到。」
據說，Blued已佔據中國同性社交市場近九成份額，「基本上別人沒有機會了，」耿樂說，「現在有一家做電商的，賣同志比較喜歡的商品，在我們這兒投廣告之後，當天是他們有史以來流量最高的……我一直說未來給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家中國的同性戀網際網路公司，而是全球的同性戀生態型公司。」
北京，北京
耿樂原名馬保力，19歲畢業後在秦皇島當起了警察。他當時一心想當刑警，想辦案，因為「很有意思」。後來他的文章陸續見諸報端，還喜歡深度採訪公安局一些有意思的案件，寫成報告文學，掙稿費。領導發現後，就想調他到辦公室寫材料。
他找到警校校長，說自己不想去。局長給辦公室支了一招，讓其找耿樂談話時提醒這個孩子：「業務處做一個小記者民警有什麼出息呢？根本見不著領導。你在領導身邊，領導每天看到你，要提拔你的時候，要認識你、了解你、知道你，當然就給你機會了。」
耿樂就過去了。
2000年，耿樂創立同志網站「淡藍色的回憶」，後於2006年改名為「淡藍」。那時候，他喜愛閱讀同志文學、小說，「寫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散文。」雖然那些頁面早已刪去，但耿樂還有印象，「比如說什麼我有一顆寂寞的煙，寫那種天色暗淡下來，然後大家怎麼坐在窗前……青春已經過去，我們要迎接新的東西。」
在公司還只有4、5個人的時候，每人每月開1500元。那時候有網友的捐助，按照耿樂的說法，錢是從「四面八方」匯過來的，但每個月他自己還得掏幾千塊。後來受一位做雜誌的朋友啟發，他們嘗試登廣告掙錢。最開始切入谷歌的廣告，每個月谷歌會把一兩百美元匯到郵局，他們再拿去銀行兌換。
一度，網站伺服器每年被關兩三次。耿樂帶著團隊「遊擊作戰」，「上海、寧波、江陰，好多南方的小地方，深圳、天津也呆過……被人發現了就撤。」
他給某地公安局打電話，得到的回覆是有人舉報他們是同性戀網站。耿樂要求對方出具說明，對方說：「還是走吧，換一個大點的城市……我們不關你，省廳就會下來人讓我們關。」
當時他們在租房的門上安了貓眼，總擔心敲門的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跟網監的關係特別好，網監的處長跟我一起提拔的，都很年輕。我經常到辦公室聊天，我不是跟他聊天去了，我是想看那個桌上有什麼政策文件，裡面有沒有寫同性戀網站是有問題的。」
26歲時，耿樂提為副處長，享副科級待遇。現在回顧從前，他覺得自己當時有點驕傲，開車都有點橫。並且「大家的競爭挺激烈的，公安局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單位，每個人都想當領導」。
轉折源於一件小事。一次到分局開會，一位大領導要吐痰，耿樂跟過去幫忙踩痰盂踏板，一不小心沒踩住，領導的痰黏在蓋子上。「領導特別生氣，瞪了我一眼，」他回憶，「我當時覺得特別不開心…憑什麼工作的時候要這麼伺候你？你跟我非親非故，無非你是一個領導。」
臨近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耿樂察覺到一些變化。2009年，他請了長假，抱著「大戰一場」的決心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北五環外的立水橋，「一樓帶一個地下室」，把地方收拾乾淨，七八個人住在一起。還把院子裡的雜草清理乾淨，自己種菜。
他來北京有一個更實際的目的——好招人。「在秦皇島，技術人才特別不好招。第二個來北京見客戶比較方便，比如說酒吧也有，大的品牌也有……這些客戶可能找我們投廣告。」
耿樂翻出夾在筆記本中的一張紙條，寫於2009年，上面記錄著海澱分局網安處一位女警官的手機號和QQ。剛來北京，他就直接跑到海澱公安局，想問清楚運營同志網站的尺度和邊界。「當時特意找了一個女警官，好說話。她也是比較嚴肅地說，可以開，但是你們一定要管住……管理網際網路，不止公安局一家，很多部門，大家會拿放大鏡去看的……我說你給我留一個電話，留一個你的名字。」
「我們在一個神州機房租的伺服器，又被發現是同性戀了，主要是有很多競爭對手舉報我們……我給她打電話……她說沒有事，我給你們證明。」
剛來北京的一兩年並不好過，耿樂說那時自己得了憂鬱症，「從樓上想往下跳」。」他每天早晨七八點才睡，惡夢不斷，下午三點鐘才起，「起來跟沒睡一樣，很累很疲憊。那時候特別胖，虛胖，滿臉都是包，掉頭髮，起來一看枕巾上都是頭髮。」
在2012年之前，用耿樂的話說，網站不掙錢，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總是兩三萬的收入，以前在秦皇島也兩三萬、三五萬的收入一個月，這邊也是……那時候還是覺得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怎麼辦。光做公益，我們那時候申請經費，一年5萬塊錢。」他想過回秦皇島繼續當警察，或者把車賣掉。
他沒想到，自己和公司的命運即將迎來一個大轉折。
廟堂
沒有那次接見會怎麼樣？耿樂坦陳「很難熬，除非熬到Blued上線，拿到投資。如果李克強不接見的話，你做了這件事，誰敢投資給你呢？那時候網際網路投資界沒有人能夠看懂同性戀這個行業。」
2012年，耿樂以淡藍網創始人的身份參加了搜狐的一場訪談。訪談播出之後，他被公安局領導叫回秦皇島。幾天後，耿樂遞交了辭職信。
同年，世界愛滋病日的前幾天，耿樂收到北京衛生局通知，說有領導接見。後來他才知道，那位領導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
融A輪的時候還有人問耿樂，政府不會給你關掉嗎？
耿樂回答，李克強都接見了，怎麼不合法呢？
不久前，「衛生部在寫關於愛滋病的十三五規劃，他們要組建一個專家組，就把我邀請過去了，好像民間機構就邀請了兩三個人。」耿樂覺得文件中對同性戀的描寫「不太貼切」。「有一句話說吸毒的、賣淫嫖娼的和同性戀人群要自尊自愛自省自立，我當時看了這句話就劃出來了，我就樂了，搶著發言……吸毒和嫖娼在中國是違法的，但是同性戀並不違法，是一個人的性取向，不是一個違法行為，為什麼要把這三個並列起來？」據說領導聽後笑了，請耿樂回去修改，然後郵件發給他們。
耿樂明白自己的優勢，「知道如何跟政府打交道」。當初身邊有朋友得了愛滋病，很多人的反應是「就是因為不戴安全套？」耿樂說那時候自己也不一定會戴，「我當時還挺震驚的，怎麼這麼不小心？為什麼都沒有使用安全套的習慣？也沒有這個意識。我覺得我應該告訴大家如何保護自己。」
他主動找政府談愛滋病防控項目合作。他擅長寫公文，「功底很好」，「領導能看明白你想做什麼」。「正好那兩年中國愛滋病的經費也很多，都是世界上一些大的基金來中國，贊助政府，政府把這個錢花出去……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家NGO，是一家公益機構，也可以申請這樣的經費來做。就找了昌平區機構……到了之後就去找機構的科長。」
耿樂按照對方介紹找到相應網站，看招標書、寫方案、投標。合作的方式很簡單，在網站上掛廣告，動員大家去做愛滋病檢測。「我們需要讓政府看到我們的存在，讓他們來支持我們，需要一個角度。你要談同性戀要平等、要權利，政府會不開心的；你跟政府說，我們可以幫助愛滋病的防治，政府很開心。」
「我們專門有同事做政府關係，每天到各個政府去聊天，溝通交流一下，能讓政府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耿樂說。
一次，他去美國參加聯合國某機構舉辦的會議。耿樂思忖：國家部委會不會去人？他打聽到有兩位領導會去，並給其中一位發了郵件，告知了自己的抵達時間和入駐地址，恰巧對方下榻在同一家賓館。
抵達後耿樂又用郵件聯繫對方，說晚上跟一個司長吃飯，之後如果有時間，不妨一起聊聊。他們就在樓下酒吧喝酒、聊天，「聊了很多真實的話，甚至他的從政感受。以前他是不會跟你說的，大家是冠冕堂皇合作的關係。換了一個環境，就會拉近大家的距離。」回賓館後，對方還給耿樂送去剛洗的美國大櫻桃。
第二天開會時，這位領導坐在中國國家代表的席位，耿樂坐在樓上的旁聽席。領導給耿樂發信息說旁邊還有一個位置。於是，耿樂見到了另外一位「更大的領導」，還認識了一位聯合國官員。他跟兩位領導合了影，「中午我們一起吃飯，他們也找不著……我說我知道。因為我前一天在那兒開會，我有一個職業習慣是記路，每一個我走過的地方，我都能夠記住，然後知道這是幹什麼的。」
競爭
雖然開放式辦公空間不斷擴大，耿樂辦公室還是那個在一扇玻璃門後面的十平米左右空間。幾張照片一直都在：比如2012年獲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接見；2014年，獲得聯合國副秘書長、愛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米歇爾·西迪貝接見。
再比如初創團隊成員赤身圍著彩虹旗的照片。前段時間他們模仿拍了一張，「沒有這種精神頭了。」耿樂說。
在2013年那一分零幾秒的路演之前，沒多少人知道耿樂是同性戀。
「我就為了那1分鐘，提前了將近半個小時到現場。然後觀察他們的工作檯在哪裡，有可能報名在那兒，離得很近，我就問幾點報名？哪個環節？坐在旁邊一直等。」他排在第一個報名，但工作人員以去年已有類似公司路演為由拒絕了他。
在多次爭取無果的情況下，他聽到現場一位工作人員的唐山口音，便上前：「我們兩個是老鄉，我是秦皇島的，我們挨得很近。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最後，他被安排第四個上臺。
「我想那一分鐘一定要讓大家記住我，記住你的唯一方法是現場出櫃……我很擔心超時，只有一分鐘，我跟主持人偷偷地說，到時間你千萬別轟我，我會讓全場暴動。」
他做到了。
雖然當時的視頻不甚清晰，依然可以看到耿樂在掌聲和歡呼聲中微微地發抖，說不清是緊張還是興奮。他不但公開出櫃，還說登錄了自己公司的軟體，發現現場好多帥哥都是他們的用戶。他還說，現在公司的員工大多數是同志，只有兩個異性戀，「我們一點都不歧視他們」。
演講的最後，他說我在Blued上叫耿小哥，我還沒有男朋友，大家快給我發私信，謝謝！
他一開始並不清楚媒體的力量。但是看到競爭對手的表現後，他決定「一定要抓住這點，做得比他更好。」他給自己一年時間，要讓大家知道誰才是這個行業做得最大的。「我基本上所有的採訪都不會錯過……在傳播上也標榜我們是最大的，用戶規模、我們的數字曝光是有策略地去做。」
當第三代蘋果手機在中國賣七八千的時候，耿樂用的還是諾基亞翻蓋機，「但是同志圈很多人開始買那個蘋果手機了」。一天，一位同事打開蘋果手機上的軟體，衝耿樂詭異地笑：「我們這個小區有好多Gay，你看」
那個軟體就是一個日本人做的Jack』d，耿樂覺得「挺有意思…可以看到哪些是Gay，他們長什麼樣，離你多近。」
「當時它是中國的老大，」但耿樂也清楚Jack』d的缺陷：「伺服器在國外，網速很慢，本地沒有營運團隊……點一個頭像，照片半天刷不出來」。
耿樂意識到類似軟體就是自己的機會和突破口。當時淡藍網的技術人員都是做Wed端的，只能找兼職。一位員工在論壇裡搜索到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他有兩個在讀研究生的同學，三個人就把活攬下來。耿樂對他們的要求是，「給我做一模一樣的就行。」
軟體只花了2萬多塊錢。「上線就不好用，人一多，大家登錄不了，打不開軟體，一多就登錄不進去。」耿樂說，「但是用戶越來越多，增長非常快。」很快，Blued到了App Store排行榜的第9位，「每天的增長是1萬人以上。」
他們當時並沒有大肆宣傳這款軟體，只是在其負責運營的一個同志微博上推了幾次。「我們擔心別人覺得這個有點low，我們想把它包裝成像一個老外公司做的、從國外過來的產品。」
張鵬鵬認為當時的Jack』d「漏洞百出」，「就像一個城堡一樣……城門不保，隨時都會給國內的這些部隊攻破。」
2013年，Jack』d的伺服器又發生過一次問題。傅孟申記得在那之前，Blued的用戶好多是青少年，「沒什麼意思」，恰恰因為那一次伺服器故障，Jack』d的很多成熟用戶徹底流向了Blued。
融資後，耿樂抓緊招人。一位淡藍網的粉絲毛遂自薦，畢業後就來到淡藍做移動端技術，他還拉來一位女同學，兩人分別負責安卓端和iOS端。後續又招了設計師，「大的團隊組建出來了。」耿樂說。
男同交友軟體ZANK一度是Blued的勁敵。但如今「ZANK的份額基本上都被我們覆蓋了。」耿樂說，「前年的時候打得挺激烈的，去年基本上把產品差距拉開了。」
張鵬鵬認為二者的分叉點出現在清流資本介入Blued之後，「選擇好的投資人很重要，基本上是手把手幫他們……ZANK沒有及時將融資用於團隊打造，但Blued就比較精，它的團隊還是比較紮實的。」
拉拉公園市場部的一位員工認為，從一開始，ZANK的戰略就錯了。「它一開始是以活動為主。Blued其實一開始就約嘛……整個北京就一個大聊天室，大家狂在上面約……出發點不一樣，所以就不一樣了。」
當時由於聊天室過於火爆，很多員工建議耿樂將聊天室分開。「我說不著急，我們就讓他刷屏，讓大家覺得人多得已經看不過來了，要造這種概念。」耿樂說。
ZANK的一位前員工透露，ZANK創始人凌絕頂以產品見長，對產品「非常有潔癖」，卻「不是很狼性的那種人，不是那種認定目標就幹，本身還是非常搖擺的……實際上CEO不要具體幹什麼事情，這一點很重要，懂得放權。凌絕頂恰恰是相反的，他把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抓得很細很細。」
在張鵬鵬看來，雖然耿樂沒有網際網路基因，但有很好的領導力，「能忽悠」。「太面的人他的心不能很強硬。我覺得能有一些優勢人才加入，跟他做過警察、比較稱兄道弟的這種性格很有關係。不是說耿樂一個人成功，而是他整個團隊很成功。」
耿樂的朋友圈曾被一款高端男同交友軟體Aloha刷屏，僅從照片來看，上面的用戶大多俊美、洋氣，似乎也多金。耿樂說他那段時間一直在研究Aloha好在哪裡。「我們當時看明白了，它做的是我們不擅長的，一個產品無法承載所有的用戶……它細分了我們一小點市場…那又怎麼樣呢？做不大……就好像騰訊看我們一樣。」
他們稱Aloha的用戶為「名媛」，「每天都在健身，不用上班，四處去旅遊的這些人，然後講逼格。」張鵬鵬覺得Aloha更像是粉絲經濟，「名媛」們都在爭取更多粉絲，對絕大多數粉絲而言，關注之後就沒有然後了。「沒有解決剛需，」張說。
耿樂現在關注同志群體的消費升級，他最近常提「社交維度」這個詞。他希望把社交從身體擴張到人們的情感、興趣愛好以及同志生活的各個方面。但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條路並不好走。
傅孟申對同志電商並不看好，因為購買行為很容易導向其他電商渠道，「變現路徑很長」，反而組織面對面的旅遊則前景不錯。張鵬鵬告訴記者，雖然旅遊是萬億級別的市場，但是已被分割得很嚴重，項目利潤不高，且很難規模化，除非加上「色情牌」。他向記者透露，某公司曾組織類似旅遊，活動結束時幾乎每個房間的人都重新排列組合了。
但耿樂很有信心。「讓用戶消費享受你的服務，前提是你能夠給他帶來價值，你賣電商也是的，你賣的東西符合他的審美，然後這個東西，你在別的地方可能買不到，或者在別的地方能夠買到，但是你需要去選。」
他以自己為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適合噴什麼香水，直到有次在英國機場，一位年輕同事說，老大，我推薦你這個品牌，他的設計師是一個Gay，很有名。這是一個英國本地品牌，價格也不高……我好喜歡，就買了幾瓶回來送給別人。」
作為多款同性社交軟體的發源地，耿樂深知美國市場是場「硬仗」，「我們可能是最後進入美國市場，不著急。」張鵬鵬告訴記者，美國同性交友軟體的商業模式都很直接，「人家，就不想換了……Grindr的營收很高，一年1000萬美金利潤。而且它不用把功能做得那麼花哨、那麼複雜，就把約炮這個點打得很透。」他覺得Blued要想撼動Grindr的地位並不容易，「現在Grindr出海的戰略比Blued執行得更加堅決，它曾經在27個國家社交榜排第一。」並且「美國很高傲，他們不太想用亞裔人做的東西。」
去年，Blued曾與淘寶合作，贊助七對同性戀人赴美國洛杉磯舉行集體婚禮，婚禮由西好萊塢市長主持。回國後，不僅媒體大量報導，「相關部門還表揚了我們，我們去公安的時候，公安局說你們做的事情非常好，說中國的人權就靠你們來背書了，就開玩笑。」
「我們是先把別人沒有做好的市場變成我們的主場……不一定殲滅它，可以並存。我們已經有足夠大的規模，上市市值會更高，根本不著急。它做得好，可以啊，我比你更有錢，我把你買掉總可以吧？一塊錢買不了，我給你10塊錢。」耿樂說。
資本
談到最近兩輪融資，耿樂說，「還在國外的帳上，我們都沒有搭理它。」
2013年，當有人提出給Blued天使輪投資的時候，耿樂還擔心會不會是騙局。對方邀請耿樂參加一個初創企業的會議。「我聽完之後啟發很大，原來創業是這麼一回事，資本是這麼玩。什麼是融資？怎麼叫期權？怎麼談這個條款？就是一直在學。」
投資人建議耿樂將全部精力放在Blued上。耿樂不捨得，淡藍網終歸是他的信仰和精神寄託。最終他保留了淡藍網，「就做純公益的網站，每天只有一個同事負責內容的更新……以前有論壇和微博，都關掉了……現在看是對的。」
天使輪之後，耿樂見識到資本的力量。不到半年，A輪融資就開始了。辦公室也搬到了現在的百子灣蘋果社區。九個月之後，B輪又來了。
耿樂特意將B輪融資公布日選在美國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出櫃的第二天。庫克出櫃的當天夜裡11點多，耿樂給投資人打電話，說自己在寫融資的通稿，需要對方馬上過目，晚上確定後第二天就發給媒體。耿樂自己寫通稿，「我最擅長的就是寫文章了。」
「然後第二天就爆了。」
在某輪融資中，耿樂看好的一家投資公司投了Blued的競爭對手，耿樂不服氣，「要讓他們記住我，而且要告訴他們投錯了。」他面見了那位投資人，「我告訴他，我不是找你要錢，我來告訴你誰是行業的老大……他說你們的產品做得不好，我說QQ最開始也做得不好，也很Low，但是他比MSN好，最後QQ還是贏了……一年之後，我們會來證明你的這個投資是失敗的。」
「證明了。」
鄒盛龍畢業後在Blued工作了半年，因為薪水原因選擇離開。去年，他重回Blued，他對耿樂最深刻的感覺是「成長非常快。」
「以前是像教育小學生一樣，」耿樂說，「之前我們早期的，他/她本來性格就比較直，經常批評我，這兒做得不好，那麼不行……現在會注意一些方式。這時候感覺到你做得足夠強大了，他/她從你身上賺了很多錢了……或者你是他/她投資的所有公司當中最好的，他/她會尊重你，也會在意你的感受。」
耿樂對目前自己的判斷是「做中國最好的投資網際網路沒有問題，往外走還是需要很多人幫助……我想收購一家公司，要投資一家公司，不太懂，收購和投資的這些不是我的長項。」
C輪融資後，耿樂被邀請至銀泰資本法國總部。「法國很多的同性戀創業的CEO邀請來……一個一個談，有的是創業者，有的是用戶，有的是做別的社交軟體成功的，有的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沒有這些資源，接觸不到這些人。你去聊，你會發現挺長見識，原來在歐洲做事情有這麼多的困難、有這麼多的機會。」
耿樂的辦公桌一角放著幾本書，最顯眼的是《社交的本質》和《看拼音說英語》。前者為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所寫，耿樂不喜歡，因為「沒有乾貨」；後者是同事送的，耿樂從去年就計劃學習英語，但因為忙，「幾萬塊錢報的班都沒去」。
無論如何，他下定決心今年要學好英語。「翻譯是機械性的表達，無法交流。人的交流特別重要。我們的交流很順暢，如果是一個外媒，你說完他翻譯，我回答，感覺當然不一樣。」
「減肥也要減。」耿樂說，「你看劉強東都瘦成那樣了，所以必須要減。每次看照片我都使勁P。」
「會接受別人收購嗎？」記者問。
「不會賣。他買走的話也不會幹，他幹不好。我們跟巨頭也聊過這個事，他們就說，可能為我們投一筆錢，投一筆很大的股份，還是我們幹。我說可以的，不讓我幹也可以，我套現了。但是他們肯定不會讓我走的。」耿樂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