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尋幽：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何恩之 、魏正中著，王倩譯，2017年11月出版，300頁，188.00元
美國學者何恩之（Angela Howard）、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合著的
《龜茲尋幽：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
（原書名：
Archaeological and Visual Sources of Meditation in the Ancient Monasteries of Kua
，Brill Academic Pub，2014；王倩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
是近年來龜茲石窟藝術史和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該書副標題「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已經體現出考古學與圖像學研究相結合的學術視野與研究路徑。兩位作者曾多次赴新疆調查龜茲地區的石窟寺院遺址，在詳細佔有考古數據、圖像資料、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館的龜茲藝術藏品的基礎上，採用了新方法和新研究視角對龜茲佛教石窟藝術重新展開研究，從整體上把石窟建築、塑像、壁畫看作是龜茲境內各處石窟寺院中僧團的獨特修行方式的再現，以嚴謹的考證和合乎歷史邏輯的推論引領讀者重返龜茲王國當地僧團生活的真實歷史語境。
魏正中認為，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於洞窟壁畫的風格和圖像，而事實上在為滿足僧侶團體多元需求而鑿建的石窟寺院中，只有禮拜窟內才裝飾具有說教意義的圖像，而僧房窟、禪定窟、講堂窟和儲藏窟等絕大多數洞窟是簡素無飾的，因而導致對龜茲石窟寺院產生片面的理解。因此必須轉變研究重點，關注洞窟的原初布局及類型，關注遺址的差異和獨特性，並探索能反映遺址發展規律的線索，這樣才能揭示出龜茲石窟寺是一個複雜而組織有序的綜合體，龜茲佛教正是在其中展開活動。
（第5頁）
在我看來，國內學者的以往研究較多關注於洞窟壁畫固然是事實，然而真正的存在問題還在於對壁畫的研究常常還是比較局限於單一的藝術圖像學視角，較少有意識地把壁畫與空間（洞窟）、教義（文獻）以及僧團生活的研究融合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考古重建與視覺再現」正是我們的藝術史與圖像學研究亟須重視的研究維度；而這裡的「考古」包涵有除了田野考古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涵義，如觀念考古、知識考古等範疇；所謂的「視覺再現」也當然包涵了視覺的生產、傳播、接受等場域。說到底，人文學研究中的「重建」與「再現」的最後目的就是使研究指向歷史的真實語境和事物的真實意義。
魏正中撰寫的第一部分「龜茲古國的石窟寺院」論述了克孜爾尕哈、森木塞姆、瑪扎伯哈、克孜爾、託乎拉克艾肯、溫巴什、臺臺爾、庫木吐喇、庫木吐喇溝口區和庫木吐喇窟群區等石窟寺院，作者依據在2000年至2006年進行的考古調查，充分了運用石窟田野考古、歷史圖像資料考察和佛教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各石窟寺院進行了系統、細緻的全面考察和復原研究，特別關注了這些石窟的布局和演變與佛教教義及功能需求的內在關係。例如，「克孜爾僧侶的修行生活及其與特定部派的關係是佛學專家關注的議題。就考古學角度而言，克孜爾石窟寺院的兩類洞窟組合表明存在著不同的生活和禮拜方式。」
（54頁）
這是把石窟考古學與宗教學研究緊密結合起來的佳例，該部分的結論是「認識到寺院內各類建築的修造是為了滿足特定需求。對龜茲石窟寺院的功能性解讀不僅有助於更準確地理解石窟寺院，而且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僧侶們的生活方式。」
（80頁）
。
在第二部分「龜茲石窟寺院的構成單元」中，作者分別論述了僧房窟、中心柱窟、講堂窟、大像窟、禪定窟等各種窟型的建構與功能，其中講堂窟、大像窟和禪定窟在以往的研究中應該說是較少受到關注的；另外，他還探討了洞窟結構、洞窟的組合與區段、石窟寺院之間的關係等更具有綜合性和模式性意義的重要議題，指出龜茲地區的洞窟通常毗鄰而建，形成以組合為特徵的基本單元，進而再形成根據寺院需求承擔各自不同但又互為補充的功能的若干區段。正如作者的「前言」中所言，該書「認為每處石窟寺院是構築龜茲國佛教有機體的一塊基石。龜茲佛教無疑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石窟寺院之間仍然存在著細微差別，這可能是教義的發展演變所致，也可能是擔負的功能有別。教義和功能對石窟寺院最終格局的影響遠超過其所處的地理形貌。這些差別也顯示出龜茲佛教內在的豐富性，有助於形成完善的有機體，從而為佛教的進駐、發展和繁榮提供良好環境。」 將龜茲地區的石窟寺院遺址視為一個整體，深入研究其整體性、內在的一致性、功能性及其差異性，這是在魏正中的研究中不斷強調的方面，正是基於這些新的研究視角和認識，才能從整體和微觀的不同角度認識當地僧團的宗教生活和特定的修行實踐。
從單體洞窟到洞窟的組合、區段以至整個龜茲地區的石窟寺院，作者都同樣重視對其原初語境的還原，最後的目的是真實地還原當地僧侶團體與普通信眾的宗教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在第二部分最後一節作者以嚴謹的判斷、充分的想像和合乎邏輯的疑問描繪了這樣的歷史圖景：龜茲石窟寺院在布局和構成上的差異性並不是簡單地將某種固定布局施用於不同地理環境所致，而是為了適應居住、禮拜或禪修的不同主導功能；龜茲各具特色的石窟寺院有助於龜茲佛教有機體的良好運行，大像窟的位置與視覺形象表明此類石窟寺院可能不僅僅只是為僧侶提供居住場所，同時也是龜茲國境內佛教信徒朝奉的聖地；龜茲作為佛學重地，石窟寺院為數量龐大的僧人提供了閱讀、學習和書寫的場所；一方面「所有假設都暗示出存在著監管龜茲國佛教生活和活動的中樞機構」，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石窟寺院遺址之間的差異反映出不同佛教部派並存於龜茲的事實可能性。另外，由於目前還缺乏國都和城市內地面佛寺塔廟的考古資料以及有關龜茲佛教物質文化的更多資料，所以還無法推測城市內地面寺院與石窟寺院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石窟寺院與貿易、關隘控制甚至是龜茲國的防禦設施之間的關係。因此，在今後的研究中應該對石窟寺院之間的關係及其實質性和象徵性的內涵給予更多關注，他認為日後的研究將揭示佛教如何以其節日、朝聖、遊行、聚會等活動積極滲透到龜茲國的社會生活中，塔克拉瑪幹周邊諸多王國的貴族和上層女性趕赴龜茲聆聽法音、修習佛道，佛教影響到龜茲王國政治、防禦、貿易和文化等其他方面。
（146—147頁）
由何恩之負責撰寫的在第三部分「禪修的視覺語言」和第四部分「視覺語言的起源」主要探尋串聯龜茲中心柱窟內所有裝飾的統一線索，其研究重點是圖像與文獻教義的內在聯繫和視覺呈現方式。她力圖復原出文本、圖像、石窟建築之間的真實聯繫，從視覺生產與傳播的角度研究龜茲佛教藝術的獨特性質與審美表現，並且把龜茲石窟置放於佛教及其藝術傳入中土的接受者和轉化者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解讀，進而指明龜茲佛教及其藝術在中亞的發展中是如何自成體系以及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指出，「從考古、宗教和圖像的視角發掘信息，我們對龜茲石窟和壁畫提出一種全新解讀，揭示出教義與修行的密切關係。……建築、壁畫及現已不存的塑像，是僧侶們精神生活的創造，是他們特定修行實踐的有形展示。……圖像題材和形象的長期存在與緊密交織並非是簡單的審美選擇，而是嵌入龜茲佛教視野和範疇內的信仰的表達。」
（「前言」）
從教義、修行與圖像的關係來看，作者尤其重視施林洛甫整理出版的《梵文禪定修習法要》（Yogalehrbuch），把禪修文獻與禪修作為龜茲僧侶團體的首要修習實踐的史實作為闡釋圖像的主要依據，「這是作者集中探索一系列特殊圖像的決定因素之一，特殊圖像皆產生自禪定狀態，主要見於中心柱窟以及少數方形窟。」最後作者從龜茲與犍陀羅的佛教藝術的比較研究中得出進一步的結論，認為兩者的共同特徵是「偏愛表現相同的題材，即釋迦牟尼佛的神通、禪定產生的神奇景象及其修行成佛的經歷。這些共同的興趣很可能是因為說一切有部在兩地皆佔有突出地位。然而龜茲的藝術表現有別於犍陀羅，這不僅是因為前者將三維立體轉變成二維平面，而且還在於表現本身，龜茲根據本土訴求對犍陀羅原型進行了改造。」
（「前言」）
兩位作者在「前言」中提到，自從一百多年前德國探險家拉開了龜茲探險活動的序幕以後，格倫威德爾（A. Grünwedel）、勒柯克（A. von Le Coq）和瓦爾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相繼發表了有關絲路北道多處遺址的考察成果，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石；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學者著手調查殘存的文物古蹟，直到八十年代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他們的論著成為龜茲研究的新起點，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該書的寫作便是繼承這一傳統，推進未完成的龜茲石窟寺院考察和研究工作。從該書「參考文獻」中所列的大量參考文獻來看也能說明這一點。不過略有遺憾的是，從近十多年來中國學者龜茲研究的學術進展來看，有些發表於該書出版之前並與其研究議題相關（如說一切有部思想與龜茲石窟壁畫、造像的關係、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戒律問題、克孜爾石窟中的化佛現象、克孜爾中心柱窟的圖像構成、克孜爾石窟圖像的禪定僧研究等具體議題）的學術成果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討論。有學者在關於該書的評論中認為，研究建築、雕塑和繪畫的發展及其與宗教神學的關係，是亞洲藝術和宗教史學家面臨的長期挑戰。該書對龜茲石窟的深入研究說明石窟遺址不應該繼續被孤立地研究，同時也說明了禪修的重要性是所有洞穴遺址和許多重要圖像的基礎。並非所有學者都會同意該書的各種闡釋，但是這些被重新討論的問題以及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細緻調查，使該書不僅對未來的龜茲石窟研究有深遠影響，而且對整個佛教石窟藝術的研究也有廣泛的影響。」
(N·S·斯坦哈特,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8/1-3.)
應該說，這是對該書的學術成就與地位的相當中肯的評述。
雖然兩位作者有明確的分工，那就是龜茲石窟寺的「考古重建」與龜茲壁畫的「視覺再現」，但是在各自的研究和論述中仍然有互相聯繫和呼應。例如，魏正中對龜茲石窟壁畫風格的理解不同于格倫威德爾（A.Gninwedel)和瓦爾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關於A、B、C三種風格先後發展的劃分，他一方面認為這種劃分方法仍然可以使用，但是另一方面更指出了它受遇到的挑戰。更重要的是，他認為「A、B兩種風格並非僅是藝術史學者認為的不同壁畫風格，而是兩種內容有別的圖像體系，被有意繪製於不同類型洞窟內，這些洞窟分別構成不同性質的組合，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區段內。若從考古學視角思考.A、B兩種風格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兩種連續發展的藝術表現形式，它們反映出更複雜的問題，即兩種形式語言共存於同一石窟寺院，這可能意味著教義的差別，或對戒律的不同解讀。」
（第7頁）
另外，他在提及與洞窟性質、形制相關的壁畫圖像的論述中不斷提到了何恩之的研究。而何恩之在她的兩個部分論述中也同樣經常回應魏正中的研究和觀點。例如，關於龜茲壁畫中與僧侶持戒有關的禪修的問題，她援引了魏正中在前面部分關於禪定窟來證實她對壁畫中所見僧侶面對著腐爛的屍體、骷髏以及被肢解的動物軀體觀想等「憶念死亡」畫面的解讀。
（157頁）
第三部分「禪修的視覺語言」的重點是研究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中與禪修有關的壁畫與塑像，證實在典型的中心柱窟中，畫師通過描繪帝釋天拜訪、佛陀說法、菱格譬喻故事畫和本生故事畫等圖像紀念釋迦牟尼。作者還證實了龜茲壁畫中常見的僧侶禪修圖景說明禪定觀想是一項極為嚴肅、重要同時也是十分複雜的修習實踐活動，其效果的豐富多樣和顯著差別都可以在龜茲洞窟壁畫中辨識出來。
（152—154頁）
在禪定中摒除貪慾、觀想神變與幻景，這是源自禪修的證悟之後的圖像，通過對超自然能力的描繪而證明禪定的手段、成果，但是所有這些在過去的研究中被普遍忽視了。作者把來自魏正中對龜茲不同石窟寺院遺址中的禪定窟的研究、施林洛甫（D. Schlingloff）在1964年首次出版《梵文禪定修習法要》（Yogalehrbuch）以及犍陀羅殘卷這三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指出禪修圖像是中心柱窟圖像模式的核心，亦是理解龜茲佛教特質的基石。所有神變、獲得幻景和神力等圖像都是龜茲洞窟獨見的「特殊圖像」，構成一種與眾不同、尚未被充分探索的圖像程序，是龜茲僧團內部宗教信仰發展的獨有產物。
（158—159頁）
第四部分「視覺語言的起源」的重點議題是「奧秘文本與圖像表現」，該研究以經文殘卷《梵文禪定修習法要》（Yogalehrbuch） 中包含的佛教虔誠信仰的新形式（將深入禪定視為通向證悟解脫的工具）為視角與核心，探討文本與圖像之間的真實、複雜的關係。這一部分是文本—圖像—歷史語境研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在方法論認識上的嚴謹和慎重態度：「筆者遠非是為聲明文本與圖像之間若合符節般的對應，但認為由於按照經文所定的方式進行禪定修習對龜茲僧侶而言是一項極為嚴肅莊重的任務，因此無疑會在崖壁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跡，例如大量禪定窟官發洞窟內部某些特殊圖像的繪塑等。文本和裝飾之間或許並不完全契合，但存在著絕非偶然的對應關係。」
（229頁）
然後，作者在吸收施林洛甫和的觀點的基礎上
（236頁）
，通過對《梵文禪定修習法要》文本和石窟壁畫之間的題材、形象、審美效果等方面的互證式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梵文禪定修習法要》中主要採用現象體驗的象徵圖像或譬喻來比對觀念的、抽象的義理。這種二元性是修習法要的核心機制，因之能促使行瑜伽者指導自己的禪修。儘管文本殘缺，我們仍能注意到象徵物混合構成的多種組合：象徵禪定不同階段的顏色被用來描繪行瑜伽者化現出的佛陀，或被用來描繪蓮花，或為奇特的動物形體注入生機等。當然它們都是行瑜伽者產生的神奇幻景，當禪定結束時都返回到行瑜伽者體內。這些即便不是全然荒誕亦可謂異乎尋常的生動形象的精神投射物可能已經縈繞在禪定者的記憶中。同樣，經文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段落也被烙印在腦海中，後被引用出來；對禪定時產生的奇妙幻景的回想可能也被『引用』到洞窟壁畫中。因此，它們作為深植於禪修的本土原創藝術表現形式，成為龜茲洞窟幻景裝飾的組成部分。」
（240頁）
這些闡釋遠遠超出了對圖像的視覺闡釋，而力圖重返到當僧侶信眾的心靈世界中去感受和體驗那些圖像所帶來的一切。
第四部分的最後一個議題是「龜茲藝術是否為犍陀羅文本與圖像的再現」，這也是龜茲佛教藝術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作者在承認接受影響的基礎上強調「接受者應當不是被動的：龜茲重塑了犍陀羅原型，並創造出不見於犍陀羅藝術的新樣式」
（249頁）
；「犍陀羅和龜茲享有共同點：都有極具影響力的教派（可能是法藏部，一切有部則毋庸置疑）；都有類似的題材，如帝釋天拜訪；以及都有類似的神通表現，如舍衛城兩大神變，降服邪惡勢力並最終使其皈依佛教。」然而，龜茲還是自成一體世界，「具有自身的獨特性，為響應當地的或本土的修行制度而出現：此外，我們亦見識到龜茲畫工和雕工的原創性與獨立性，他們的藝術表現手法與犍陀羅同行判然不同。」
（251頁）
這種結論既符合龜茲石窟藝術的真實面貌，同時也符合視覺文化的生產與傳播的普遍性規律。
公元629年，玄奘西行至龜茲，他看到大城西門外左右各有高達九十餘尺的立佛像，頓時被眼前的景觀深深地震撼了。今天，在我們的考古重建和視覺再現中，如何才能走進龜茲聖域、重返歷現場，這仍然是很艱難的課題。兩位作者在最後的結語中說：「我們將石窟寺院視作具有鮮活生命的綜合體，並以曾居住其中的僧侶的眼光來審視它們。」我相信這是頗有啟發性的建議與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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