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燦:書籍史研究的回望與前瞻

1、書籍史是中國學者「自家的園地」

「書籍史」亦可以簡稱「書史」，二名雖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卻有很大的區別。在現代大學的文獻學和圖書情報學領域中，早就有關於書史的教學和研究成果。可以說，在「書籍史」舶來以前，「書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了。

《中國書史》

談到「書史」一名的出現，很多人都會提到陳彬龢、查猛濟二人合撰的《中國書史》。此書193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列入該社著名的《萬有文庫》叢書之中，這是我國第一部以「書史」命名的著作。

儘管根據文獻學者的考證，這部書實際上是抄錄葉德輝《書林清話》和袁同禮相關論文拼湊成編的[1]，但它確實得風氣之先，表明「書史」一名在1930年代的中國已經得到中國學術界的認可，同時也以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表明「書史」這一新的概念與傳統的版本目錄藏書之學以及近代圖書館學的關係。

因為被抄襲的作者之一葉德輝，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又喜藏書、編書、刻書，可以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書史專家，按照 《中國書史》一書的邏輯，《書林清話》以及《書林餘話》就是葉德輝撰寫的書史。而被抄襲的另一位作者袁同禮，則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書史」一名的成立，與現代圖書館學的成立也有關係。1922年，劉國鈞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哲學系留學，加修圖書館學課程，192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回國後，他受聘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兼文學院教授，從1928年秋起，他就在金陵大學文學院、北京大學圖書館系講授圖書目錄之學。後來寫出《校讎廣義》的先師程千帆先生，就是1930年代初他在金陵大學教出的學生。

《中國書史簡編》

1958年，劉國鈞根據自己歷年授課的講義，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書史簡編》。很長一段時間，這本書被用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材。1983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鄭如斯訂補本。

此書論及圖書的社會意義，提出書籍同時具有工藝產品和文化現象這兩種屬性，彰顯了書史研究的兩種新視角，但總體來看，本書的主要特點仍是以時代為序，講述中國圖書發展的過程。

事實上，在《中國書史簡編》之前，劉國鈞於1952年、1955年先後出版過兩種書史研究的著作《可愛的中國書》《中國書的故事》[2]。《中國書史簡編》就是在這兩書的基礎上修訂而成。

此三書是劉國鈞數十年書史研究心得積累的結晶。可以說，劉國鈞既是金陵大學的中國書史研究傳統的開創者，也是中國現代書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國書史研究與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的關係，也由此可見一斑。新時期以來，書史更成為圖書館學課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

金陵大學的書史研究傳統，有兩個重要的分支。

一個是海外的分支。1932年畢業於金陵大學、曾選劉國鈞中國書史課程的錢存訓，後來出國留學，並以研究書史的學位論文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於195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博士學位。

這篇論文經過多年補充和修改，於196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75年香港中文大學周寧森博士譯成中文本《中國古代書史》。

《中國古代書史》

其後，此書在中國大陸也出版了多種簡體版，影響更大。總體來看，錢存訓的研究更加重視書籍的生產過程，尤其是物質與技術方面，包括造紙術、印刷術等因素，可以看出他立足於傳統書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學術的影響[4]。

金陵大學書史研究傳統的另一個分支，是在中國古典文獻學方面。程千帆先生1930年代初受教於劉國鈞，1942年秋曾接替劉先生在金陵講授校讎之學。早在1941年，程先生就明確提出「治書之學，舊號校讎」，而新的校讎學應該包括版本之學、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藏之學[5]。

他晚年與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讎廣義》，就包括版本編、校勘編、目錄編、典藏編四個部分，建構了廣義的校讎學體系[6]。這四個部分同樣也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核心。因此，所謂廣義的校讎學，既是廣義的「治書之學」，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書史研究，還可以說是核心的古典文獻學。

李致忠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後來長期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學家和文獻學家。1985年，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代書籍史》，此後又有《中國古代書籍史話》《<文苑英華>史話》《中國古籍十二講》等多種書史著作面世[7]。

他的書籍研究，仍多採取版本學、文獻學的寫法，這也與他的學術背景和工作經歷相關。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書籍史」之名，但與西方書籍史顯著不同。

《中國古代書籍史》

新世紀以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相關成果，被陸續引介到中國來。國外學者以西方書籍史的視角研究中國書籍史的成果，也有不少被譯介到國內，引起學界的注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被國內同行所借鑑。

系統而集中引進西方書籍史研究成果的，首推商務印書館自2012年開始編輯出版的「書史譯叢」。這套專題譯叢包括《書史導論》《莎士比亞與書》《書籍的秩序:14至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工具書的誕生：近代以前的學術信息管理》《圖書館的故事》《版權的起源》等[8]，從各自不同視角展現了西方的書籍史研究。此外，其他出版社對西方書籍史也有一些介紹，但規模性和系統性不及商務印書館。

嚴格說來，西方書籍史研究實際上包括兩大類別：一類主要是以西方書籍史為研究對象，另一類主要以中國書籍史為研究對象。西方學者的研究視角與中國學者有同有異，無論同異，對於中國學者，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

總體而言，西方書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點：

第一，強調書籍文化史研究視角，也就是強調書籍作為形塑社會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美國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9]。

《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

第二，強調書籍史中的各種動態過程，不是將書籍看作靜態之物，而是將書籍看作具有廣泛社會聯繫的、活躍的、有生命的主體。這一動態過程包括書籍的生產、印刷、銷售、流通等，各家具體的關注點不同，也就導致了方法與視角的差異。

有關注印刷技術及其與書之關係者，如《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印刷書的誕生》以及《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等[10]；有關注書籍與士人文化之互動者，如《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11]以及前文提到的《書史導論》。

第三，重視書籍的閱讀過程、方法及其意義，戴聯斌在《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中，對書籍史與閱讀史研究的關係有詳細的闡發[12]，實際上，閱讀史早已是書籍史的一部分。何谷理《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和何予明《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二書就是十分成功的案例[13]。

《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何谷理著，劉詩秋譯，三聯書店2019年6月版。

第四，重視書籍商品性，重視商業出版及其背後的通俗文化。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和賈晉珠的《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14]，觀其書名，二書之宗旨一目了然。西方書籍史研究中所展現的宏通的眼光，見微知著的視角，以及注重將書置於中心並確認其主體地位的自覺意識，都值得我們借鑑參考。

總之，從學術史和學術傳統來看，書籍史研究是一片廣闊的園地，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這也是一片自家的園地。不管是文獻學、圖書館學、出版學以及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都可以也值得在此領域投入精力、灑下汗水，也必將有可觀之收穫。這正是本期「書籍史專欄」意義之所在。

2、書籍史研究的新進展

一部書籍往往擁有多種身份，不同的身份，意味著其在書籍史網絡中處於不同的網格點上。從書籍史的角度來說，這就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

例如，《思溪藏》既是一部宋刻書，又是一部佛教典籍。這意味著，它既是宋刻的代表，在宋代書籍生產尤其是版刻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又是佛教典籍史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這部典籍在中國失傳已久，清末才由楊守敬購得而回流中土。

從這一角度來看，它又屬於域外漢籍，走過將近千年的漫長的「書籍之路」，可謂身世曲折。從宋版書籍、佛教典籍和海外漢籍三個角度，都可以展開書籍史的研究。

王傳龍《<思溪藏>刊刻事項匯考》雖然涉及了三個視角，但主要的視角集中在前兩個視角，尤其是第一個視角。

宋版《思溪藏》殘葉

王傳龍所謂「刊刻事項」，主要是指刊刻時間、刊刻地點、主持者等等。刊刻時間包括刊刻的起迄這兩個時間點，就為理解整個刊刻過程提供了重要的時間座標。王傳龍文所引日本京都南禪寺所藏《長阿含經》卷二十二卷首刊記，無疑是研判《思溪藏》刊刻時間的重要材料。

這篇署「紹興二年四月日謹題」的刊記稱，捐資者王永從等人「謹發誠心，捐舍家財，開鏤《大藏經版》總五百五十函，永遠印造流通」。這段文字包含開鏤、經版、函、印造、流通等有關書籍生產的專門術語，其中的「開鏤」一詞尤其值得注意。「開」「鏤」二字實為同義並列，皆為雕刻之義。

在北宋石刻中，鐫字人常自稱「開」「開石」「開字人」。例如，《揮麈錄》三錄卷二記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自稱「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15]，此處「開」即是雕鐫之意。嘉祐二年（1057）龍川白雲巖陳偁題名後，署刻「僧應璣開石」，「開石」亦即「刻石」[16]。

明道二年（1033）刻《洛陽義從師幢》的洛陽刻工翟靈芝、熙寧三年（1070）刻《寧陽父母恩重經》的刻工梁玉，皆自稱「開字人」[17]。可見，在宋代，雕刻之義的「開」字是相當常見的。

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開雕」一詞仍然屢見不鮮，例如《周易集傳》提要謂「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謂通志堂刻《經解》時以其殘缺，故未開雕云云」[18]，《新五代史記》提要謂「(歐陽）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為正史」[19]，《雙溪集》提要謂「此本乃明萬曆丙申尚寶司丞王鏻得沈一貫家舊本，為校正開雕者也」[20]，不勝枚舉。凡此諸例，其意皆為雕刻，而非「開始雕刻」。

《四庫全書總目》

王傳龍文根據《思溪藏》的卷函數量以及刻版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斷，論定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將「開鏤《大藏經板》總五百五十函」理解為開工時間，是對「開鏤」的一種歧義誤讀，這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思溪藏》刊記中出現的「開鏤」一詞，卻提示我們，至遲從宋代開始，「開」字作為一個專有術語，就已經為石刻生產和書籍生產所共用。石刻和書籍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文獻，彼此之間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有關《思溪藏》「刊刻事項」的研究，雖然只是一個個案，卻增加了我們對宋代書籍生產史的認知，為後續的書籍史研究夯實了文獻基礎，也為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思路。

在追蹤《思溪藏》「刊刻事項」的過程中，王傳龍已經觸及宋代刻書業的經濟來源以及刻工問題，可惜限於主題，只能淺嘗輒止。相關問題在丁紅旗《再論南宋刻書業的利潤與刻工生活》中得到更具體細緻的討論。

丁紅旗的研究展現了書籍經濟史的視角，特色鮮明。在宋代書籍經濟史方面，周生春、孔祥來《宋元圖書的刻印、銷售價與市場》、章宏偉《南宋書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潤》已著先鞭。

丁紅旗從書籍刻工入手，角度是比較別致的。至少自南宋起，刻書工匠與刻碑工匠往往二任集於一身。王詩安就是「梓人而兼石工」的較早的例子：作為刻書工人，他刻有薛師石《瓜廬詩》行世；作為石工，他刻有《薛叔似墓誌》[21]。

元延祐四年（1317）刻《重修武安靈溪堰記》的萬安泰，自署「黃州路繡梓」，曾毅公認為他就是「刻書工人而兼為石工者」[22]。

《篁墩文集》

明代安徽歙縣仇村黃氏亦兼營刻書與刻石。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書趙松雪千文帖後》云：「吾鄉鋟梓刻石，必歸之歙仇村黃氏。黃氏之彥曰文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塋碑及鋟《貽範集》，皆文敬率其子弟為之。」[23]著名的清代吳趨穆大展局，在南京亦設有分號，刻碑併兼刻書[24]。

目前為止，關於宋代刻書價格的史料雖然很少，但仍有七種可用，而關於宋代刻石的價格史料，則幾無所見。既然梓人石工常一身二任，那麼，丁紅旗文中關於南宋刻字工價、紙張價格的研究，對於同時代刻石價格的研究，顯然也有有益的參照意義。

除了宋代的刻書工匠，其他時代的刻工也有必要加以關注，不僅要關注他們的姓名及裡籍背景，關注他們的板刻技術及傳承，還要關注他們的社會生活及經濟地位。

辨偽是古典文獻學中的一門專門之學，《偽書通考》《續偽書通考》等書的流行，說明傳統文獻學界對於辨偽的重視[25]。從書籍史的視角觀察偽書，觀察偽書產生的背景，分析作偽者的動機及其偽書的材料來源，進而探究其背後的學術文化史價值，是很有意義的。

《偽書通考》

眾所周知，豐坊是明代偽書造作的代表人物，「其平生好作偽書，妄謬萬端，至今為世詬厲」[26]，但是，另一方面，豐坊也為從書籍史的角度研究明代偽書生產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王赫《偽書的誕生：明中葉文化學術氛圍與豐坊的作偽》指出，豐坊「遍偽群經的行為受到明中葉文化和學術氛圍的直接影響」，「從疑經、改經到豐坊的偽經，體現了宋以後中國經學史和書籍史中一種獨特的『改寫』傳統，這一傳統在豐坊處走向了極端和異端」。

這是從偽書造作的角度觀察得出的結論，更多著眼的是人的因素；如果換一個角度，從書籍再生產的角度觀察，也就是從書的角度，特別是從書的形式、構成的角度進行觀察，或有新的發現。

明代是書籍史的重要階段。傳統對明代書籍史的認識，主要是繼承自清人，還是比較粗線條的。清人多認為「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27]，對明人的圖書再生產付之以鄙夷。這種態度很容易忽略明代書籍史的生動具體的細節，俞士玲在《明代圖書生產與思想爭鳴：以李贄的圖書刊刻為中心》中，就為我們展示了一系列這樣的書史細節。

明人文集中存留的大量有關書信、序跋，為我們觀察明代書籍史提供了豐富的細節。刻書的過程，不僅是友朋之間社交往來的過程，更是學人之間思想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書商、中介、贊助者的作用，展示得更為清楚。

明代學術思想生產、傳播交流的方式也隨之改變，李贄對於書籍刊刻的時間（萬曆二十八年是鄉試年）、地點（南京是江南貢院所在地）的選擇，透露了他對書籍傳播的刻意。論文第五節提到的「遺書」，與王赫文中的「偽書」，作為書籍的兩種特殊形態，都可以作為書籍史研究的課題。

《李卓吾批點忠義水滸傳》

編刊尺牘選本成為一時風氣，初興於明代末年，再興於康熙初年。這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書籍史現象。

首先，這涉及書籍形式的轉換問題，原來屬於寫本的單篇尺牘匯聚選編，通過版刻而轉換為刻本書籍。

其次，這一轉換過程不僅涉及尺牘的篇章別裁，而且涉及撰寫者、編選者與評點者之間複雜的社會交際和文化互動圈子。

第三，在商業出版的大背景之下，書籍銷售的商業利益與尺牘作品的文藝審美價值之間形成了張力，這種張力對於編選、營銷、閱讀諸事項的影響，也相當引人注目。

圍繞著書業同行競爭和同類出版物競爭，出現了不同的編刊策略，出現了盜版與正版之爭，出現了南京、揚州、杭州三個出版中心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演出了明清書籍史上一場可以名為「三城記」的歷史戲劇。因此，編刊尺牘選本既是書籍史研究的焦點，也是出版史研究的絕好案例。

蔡燕梅和劉仁的兩篇論文互涉性相當強。蔡燕梅論文題為《從<尺牘新語>編纂看明末清初尺牘選本的商業出版》，而劉仁論文題為《從匡贊分雅到鼓吹休隆：叢書與明清文化轉型》。前者著眼於商業出版以及編刊策略，著眼於書的本體；後者則以《檀幾叢書》和《昭代叢書》為例，著重探討叢書編纂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政治和學術權力作用.

《檀幾叢書》

前者聚焦尺牘編刊，而後者側重叢書的編纂，表面上看，二者視角不同，論述重點也不同，但實質上，兩篇論文所聚焦的時段相近，而且尺牘刊本對二文主旨的展開都至關重要。劉仁的論述能夠展開，得力於叢書編輯者張潮所彙刊的、包含其與友朋之間的1500餘封信札的《尺牘偶存》《友聲》。

這兩本尺牘彙刊猶如化石，凝固了以張潮為中心，橫跨揚州、徽州、杭州等地，包括商人、文士、刻書家、編選家等的人際網絡，這為劉仁剖析提供了切入口。

張潮(1650—約1709)一生大致與康熙（1662-1722）時代相始終。康熙三十三年（1694），寓居揚州的徽州人張潮與杭州人王晫聯手編刊《檀幾叢書》，並於次年完成了初集的刊刻，二集刊刻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完成。這是一套至今仍頗具時尚感的叢書。

新舊世紀之交，上海文藝出版社曾約請饒宗頤、金克木、季羨林、程千帆等23位海內外華人學者，將他們研究成果中的精粹萃編成冊，出版了一套「學苑英華」叢書，其頗具創意的萃編方式與張潮的《檀幾叢書》異曲同工[28]。

劉仁有個新奇的發現：「在《檀幾叢書》初集與二集之間的康熙三十五年，張潮卻進行了《昭代叢書》甲集的編纂與刊刻。」他從康熙三十六年春張潮致王士禎書中，找到了張潮突然改弦更張的原因：「拙選《檀幾叢書》初集，原與武林王丹老共事，後聞侍衛中有欲進呈者，因以己意更選《昭代叢書》一部，發凡起例，與前本略有異同。」

對張潮來說，這確是他書籍編刊史上的重要轉向，從「怡悅性情」的小品文字《檀幾叢書》，一變而為「鼓吹休隆」的「輝煌典籍」《昭代叢書》，兩者的性質與意味迥然不同，而編者張潮的身份意識也煥然一新。

《昭代叢書》

書中所謂「侍衛中有欲進呈者」一事至今無法考實，限於傳聞而已。僅僅是一條莫須有的傳聞，就輕易改變了張潮的書籍編纂計劃，這既證實了劉仁的結論：「書籍不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構建力量」，也證明了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上確實存在王汎森所謂「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29]。

饒有趣味的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寄來《出山異數記》，以個人視角記述其面聖的經歷，張潮建議將其改名為《幸魯承恩私記》，強調「承恩」的一面，這是張潮自覺貫徹《昭代叢書》「鼓吹休隆」編輯策略的典型表現。

鑑於上述事實，也許有必要進一步追問：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五年之間，無論是中央的政策層面，還是地方的文化層面，究竟還發生了什麼政治事件，以致於影響了張潮的抉擇？

在古代中國書籍史上，歷代皆有官修之書，這些代表帝王旨意和王朝意志的「官書」，也可以稱為「帝王之書」。圍繞這些「官書」或「帝王之書」，展開了一部特殊的書籍史。

宋初的四大書，明初的《永樂大典》，乾隆時編撰的《四庫全書》，清代武英殿所刻的「清六通」，等等，都是官書。官書局，以及與編刻官書相關的其他機構設置、制度運營，都與「官書」書籍史密切相關。

武英殿所刻「清六通」，究竟刊於何時，誰參與，誰主持，具體過程如何，在韓李良《清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時間新考》中有詳細的討論。這是武英殿刻書史的一個片斷，也是清代朝廷刻書的案例之一。

武英殿

傳統文獻學對於藏書與藏書家的關注，往往聚集在書的聚散以及書與人之間的因緣，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視角與書籍史殊途同歸。藏書家都是愛書之人，但各自的愛書方式又有不同，有的珍藏秘不示人，有的想方設法化身千百分享同好。

近代著名藏書家徐乃昌影刻明崇禎趙氏小宛堂本《玉臺新詠》，意在與同道分享。這部影刻「寫刻精良，版風雅致，是近現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作」，由於過於逼真，以致徐乃昌板片流出之後，有人故意挖去翻刻痕跡之後刷印，並成功地冒充明本，欺世牟利。

南江濤《徐乃昌影刻<玉臺新詠> 考》不僅詳細考索了徐乃昌影刻《玉臺新詠》的過程，而且探討其動機與目的，指出徐氏影刻此書的用途，主要是作為「禮品書」。讀完這篇論文，我對書籍的物質性有了更多層面的認識。

在抄本時代，每個抄本之間肯定有不同，這是容易理解的。在刻本時代，同一底版的不同刻本之間，由於用紙、用墨、壓印用力、裝訂用線等物質因素的影響，也會產生各本之間的個體差異。此其一。

徐乃昌影刻《玉臺新詠》

即使同一版次並且紙墨印裝完全相同的印本，在流傳過程中，也可能因為流傳過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序跋題識，並擁有各自的物質特徵。此其二。

同一版本書籍的這種物質性差異細節，如果不是目驗手核，如果未受版本學或藏書學的相關實務訓練，是不容易發現的。

最近，有版本學研究者提出了「實物版本學」的概念[30]，我認為，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書籍史研究領域，建立一門「實物書籍史」和「書籍物質史」的分支。「實物書籍史」側重的是切入對象的研究視角，與藏書樓及圖書館等聯繫較為密切，而「書籍物質史」著重的是對象的物質屬性，與出版者、刻印者的關係更為密切。

作為一部官修大類書，《永樂大典》的編纂、抄錄、轉運、傳承以致流散亡佚，伴隨著明朝遷都、明清易代、清末戰亂以及民國以來的內亂外憂，經歷了一個書運與國運相互聯結糾纏的曲折的歷史過程。

從這個角度可以說，鄭雲豔《民國以來<永樂大典>海內外流通價格變遷考》不止是20世紀書籍價格史和經濟史的研究，更是20世紀書籍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一種別致的展開。

3、書籍史研究之前瞻

王傳龍文中所謂「刊刻事項」，亦可簡稱為「刊事」。劉仁在其研究書籍史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 「書事」的概念。所謂」書事」，包括書籍的編選、評閱以及藉助書籍而開展的知識分享與禮物饋贈[31]。

《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何予明著，中華書局2019年11月版

。

按我個人的理解，所謂「刊事」正是範圍更廣的「書事」的一部分。何予明在其《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中，標舉「書文化」的視角。「書文化」一詞涵蓋最廣，可以將「刊事」「書事」包括在內。文化史的視角，無疑是書籍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視角之一。

中國書籍史研究方興未艾，可以結合傳統文獻學、中國書史和西方書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構中國的書籍史研究體系。

首先，書籍史的研究，可以從各種專題史的角度展開。將書籍研究與各種史學、文化學相結合，開展書籍社會史、書籍經濟史、書籍史料學、書籍閱讀史、書籍藝術史、比較書籍史的研究[32]。

所謂比較書籍史，既可以是中外書籍史的比較研究，也可以是各種漢籍之間的比較研究。域內漢籍與域外漢籍之間，東亞漢籍的和刻本、朝鮮本和越南本之間的比較研究，也是比較書籍史的內容。

其次，書籍史的研究，可以從斷代史、分類史、區域史等角度展開。斷代的書籍史，關注宋代以降者居多，這自然是因為宋元明清書史資料較多之故。

除了目錄學的分類，書籍還有其他分類，例如從刊刻角度區分，有官刻、坊刻、家刻等類別；從用途角度區分，則有考試用書（制義刻本）、蒙學讀物、禮品書、曆書、日用類書、暢銷書等類別。以區域劃分的藏書史、刻書史，已有不少成果。

《謀利而印》

賈晉珠《謀利而印》就是區域刻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被列入「福建印刷文化研究叢書」，這套叢書令人期待。

需要說明的是，上一段所言各種專題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種「區塊史」，固然是整個書籍史研究框架中的「區塊」，而更重要的是一種研究視角，可據以展開各種深入具體的研究。實際上，在具體研究中，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為用，例如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就是斷代史與專題史視角的結合[33]。

第三，書籍史的研究，應該注意從周邊看中心。這裡所謂「周邊」，指的是往常不太為人看重的邊緣人物和邊緣史料。

所謂邊緣人物，包括代筆、代刻、代校、代書、贊助等各種人物，也包括書籍生產進程各階段的各類「隱身人」「捉刀人」，如沒有大聲宣揚的贊助人、默默無聞的校閱者、少見經傳的銷售者、秘不作聲的合作者等。

所謂邊緣史料，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視的書的各種副文本，以及零星散在各處而有待發掘的序跋、日記、書信、檔案等史料。書籍史應該重視各種與書相關的史料，明清時代的各種寫本文獻尤其重要。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

第四，書籍史的研究，應該重視書與人的個案研究。書的個案研究，多集中在經典、名著、大書，也可以集中於某些有個性的小書。人的個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閱讀，書籍閱讀對名家成長的影響，是「進」與「出」的關係，特別值得關注。宋代以後的書史，能夠提供名家在閱讀中成長的足夠史料。此外，對於書籍的各種形式的消費與利用，也有必要展開個案研究。

第五，書籍史的研究，應該有超越書籍史的胸襟和視野。研究中國書籍史和古典文獻學的學者，對於簡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屬於書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簡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種寫本文獻等等都屬於文獻，大家是沒有異議的。

超越書籍史，就是打破書籍與簡帛、石刻以及各種寫本文獻的界限，將其作為文獻的一種，不僅立足於書文化史的角度，更立足於文獻文化史的高度，獲得更高遠的視野。[34]

換句話說，書籍史可以作為文獻文化史的一部分，從書籍史角度，對傳統文獻學史中的各種史料作新的梳理，對各種論述作新的闡釋，嘗試理論提升，那麼，中國傳統的「治書之學」必將與時俱進，「其命維新」。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10&ZD130）階段性研究成果。

[1]詳參江曦：《陳彬龢、查猛濟<中國書史>考辨》，《圖書館雜誌》2018年第6期，第96頁。

[2]劉國鈞：《可愛的中國書》，建業書局，1952年；劉國鈞：《中國書的故事》，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此二書內容皆不及《中國書史簡編》豐富。

[3]1987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鄭如斯、肖東發編《中國書史教學指導書》，就是圖書館學專業的教學用書。

[4]參看別立謙：《錢存訓對中國書史研究的貢獻》，《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1期，第118-127頁。吳格編：《坐擁書城 勤耕不輟：錢存訓先生的志業與著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5]程千帆：《<校讎廣義>敘錄》《校讎廣義版本編》，《程千帆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6]《校讎廣義》有多種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修訂本），中華書局，2020年。仍分為四編。

[7]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話》，商務印書館，1996年；李致忠：《<文苑英華>史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李致忠、蘆婷婷：《中國古籍十二講》，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8][英] 戴維·芬克爾斯坦、阿利斯泰爾·麥克利裡著，何朝暉譯：《書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2年；[美]戴維·斯科特·卡斯頓著，郝田虎譯：《莎士比亞與書》，商務印書館，2012年；[法] 羅傑·夏蒂埃著，吳泓緲、張璐譯：《書籍的秩序——14至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13年；[美] 安·布萊爾著，徐波譯：《工具書的誕生：近代以前的學術信息管理》，商務印書館，2014年；[英]馬修·巴特爾斯著，趙雪倩譯：《圖書館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13年；[美] 馬克·羅斯著，楊明譯：《版權的起源》，商務印書館，2018年。

[9][美]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著，葉桐、顧杭譯，《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三聯書店，2005年。

[10][美]伊利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著，何道寬譯：《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法]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美]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撰，張志強等譯：《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商務印書館，2014年。

[11][美]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12]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

[13][美]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劉詩秋譯：《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何予明：《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中華書局，2019年。

[14][美] 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撰， 劉永華、饒佳榮等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美]賈晉珠（Lucille Chia）撰，邱葵、鄒秀英、柳穎、劉倩譯：《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

[15]王明清：《揮麈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87頁。

[16]此條《石刻考工錄》未注「開石」之題署，又誤「偁」為「稱」。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5頁。參看陸耀遹：《金石續編》卷十五，《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第3329頁。

[17]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第40、48頁。參看程章燦：《石 刻刻工研究》上編第三章《石刻刻工之題署及其身份之判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56頁；又下編，第231頁。

[1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25頁。

[19]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第411頁。

[2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第1376頁。

[21]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第74頁。按：原書「瓜廬」誤作「瓜盧」。

[22]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第114頁。

[23]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書趙松雪千文帖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參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第60頁。

[25]張心澂：《偽書通考》，商務印書館，1954年；鄭良樹：《續偽書通考》，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

[2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第964頁。

[27]如陸心源《六經雅言圖辨跋》稱：「明人書帕本，大抵如是，所謂『刻書而書亡』者也。」（陸心源撰，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卷一，中華書局，2009年，第29頁）

[28]「學苑英華」叢書於1996年至2002年間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共計23種。

[29]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30]參看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緒論二之（二）「實物版本與實物版本學」，中西書局，2019年。

[31]參看劉仁：《張潮及其友朋書事考論》，南京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趙益教授指導），2020年。

[32]關於書籍藝術史，近年有陳亞建：《中國書籍藝術史》，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更早的則有邱陵編著：《書籍裝幀藝術史》，重慶出版社，1990年。

[33]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4]參看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110-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