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美國攝影師Nicolas Bruno超現實作品
大多數人的不幸並非他們過於軟弱,而是由於他們過於強大——過於強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衡量一個人的標準是:在多長的時間裡,以及在怎樣的層次上,他能夠甘於寂寞,無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夠畢生忍受孤獨的人,能夠在孤獨中決定永恆之意義的人,距離孩提時代以及代表人類動物性的社會最遠。
記憶不光能挽留住那瞬間,而且還能升華它,任何事物一旦摻合了記憶,就能在我們的心裡造成雙倍的效果。
青春是什麼?一場夢。愛情是什麼?那場夢的內容。
人們幾乎從沒運用已經擁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是要求什麼言論自由。
如果人是野獸或是天使,那麼他就不能感受到焦慮,正因為他是兩者的結合體,所以他才能夠焦慮。
生活總是要向前走,但要理解生活,必須向後看。
——克爾凱郭爾
圖/美國攝影師Nicolas Bruno超現實作品
—克爾愷郭爾:存在主義之父—
我們所害怕的,正是我們所渴望的
作者:傑瑞米·斯坦格魯 詹姆斯·加維
譯者:錢峰
克爾愷郭爾的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比較平凡,舉個例子,他一輩子只離開過家鄉丹麥三次,業餘時間主要用來看戲,外加在哥本哈根散步。不過,如果不了解他的傳記就很難正確理解他的著作。幸運的是,克爾愷郭爾從21歲開始就寫日記,而且量很大,這些也有助於讀者了解他的人生與哲學經歷。
1813年5月5日,克爾愷郭爾出生在哥本哈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父親麥可·克爾愷郭爾是非常成功的丹麥商人,母親安·索倫達特·隆德是父親的第一任妻子,曾經是父親的女僕。小時候,克爾愷郭爾把父親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父親是一位宗教徒,致力於虔誠的路德宗教義,長期深受焦慮與內疚困擾。一些評論家認為這和他孩童時的一件事有關。當時,他在山頂放羊,又累又冷,於是便開始詛咒上帝。也有人則認為這是因為他娶第二任妻子之前讓她懷孕了。不管事實真相如何,兒子遺傳了他的悲觀主義與陰鬱的宗教觀念。克爾愷郭爾後來談道,自己的成長過程「幾近瘋狂」,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是罪惡讓自己降臨到這個世界上的。
克爾愷郭爾早年時期就有不祥的預感,後來母親和五個兄弟姐妹的早逝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感受。父親認為這是天譴的象徵,事實上,他從未指望子女能活過34歲。除了索倫和大兒子皮特例外,他預言中的不幸都發生了。
考慮到克爾愷郭爾的家庭背景,他接受的教育出奇的正規:他上的是著名的私立學校——Borgedydskolen——在那裡非常孤獨、不合群,但是學習成績要比同班同學優秀;17歲時,他去哥本哈根大學學習神學。結果,計劃趕不上變化。克爾愷郭爾短時期內有了新的想法,在當時19世紀的丹麥被認為是青少年的叛逆行為。在大學期間,他變得對哲學和文學更感興趣,而且喜歡上了參加各種派對,成天喝酒、抽菸,欠債纍纍,這些問題都得父親替他解決。
倫理學與美學
然而,1838年,父親去世了,因此克爾愷郭爾的安逸生活就此結束了。他開始轉而關注神學研究,兩年後獲得了碩士學位。也正是在這期間,他和雷吉娜·奧爾森陷入了戀愛,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愛。他在日記中記載道,他向她求婚後,馬上就後悔了,之後一年一直不表態,最終於1841年與雷吉娜解除了婚約。至於他究竟為什麼這麼做,原因並不清楚,他似乎認為自己的憂鬱性情不適合結婚,理性方面與她格格不入,覺得自己身為作家,就不應該結婚。
顯然這件事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日記中反覆提到這件事,而且在哲學作品中也時有體現,儘管稍有掩飾。比如,他第一部重大著作《非此即彼》好幾部分內容都在解釋促使他與雷吉娜解除婚約的各種事情。同樣,另外一部早期著作《重複》中講了一個故事,即一個年輕人因為擔心結婚後需要承擔道德承諾,因此不能娶心愛的女人。當然,這些著作除了消除心理障礙之外還提出了重要的哲學觀點。
克爾愷郭爾在《非此即彼》中提出了兩種生存模式,可供人們選擇。第一種是審美模式,即享樂主義,強調即時滿足與活在當下的重要性。這種模式在書中一個叫「A」的人的論文與信件中有明確表達。第二種是倫理模式,主要基於責任與義務,主要在寫給A的兩封信中得到了表述。這兩封信分析評價了A的動機與展望,並指出要想有所成就就應該致力於做好倫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克爾愷郭爾通過採用非同一般的敘事技巧與各種化名掩飾了自己對正確選擇的認識。然而,他很快便認識到審美模式與倫理模式都不合適,而是存在第三種生存模式,即宗教領域,人們可以從中找到真正的自由與自我實現。
信仰的飛躍
宗教領域包含了在「恐懼與戰慄」中實現的「信仰的飛躍」,它超越了理性認識。基督徒對暫存與永恆耶穌基督的崇拜必然充滿矛盾。根本不可能通過理性評價或經驗證據來證實這一信仰,唯一可選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承諾。克爾愷郭爾在《恐懼與戰慄》一書中說明了亞伯拉罕與以撒的《聖經》故事所詮釋的倫理觀。
在《聖經》第一卷《創世記》中,上帝指示亞伯拉罕殺死兒子以撒。克爾愷郭爾指出,服從這一指令需要採取不符合正常道德觀念的行為,需要為了實現更高目標而破壞倫理。他將亞伯拉罕的情況與「英雄好漢」進行了對比。舉個現代人的例子:軍事將領知道,想防止城市遭到破壞,就必須捨得讓一批士兵犧牲,而他的兒子就在這些士兵當中。這就導致他面臨嚴重的倫理難題,但是也可以就其展開理性討論,不管這位指揮官採取哪種做法,都可以理解。亞伯拉罕則不屬於這種情況。他必須執行上帝的指令,而這一指令造成的後果完全不符合倫理觀念。他不僅無法向其他人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合理的,而且甚至都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必須這麼做。這一切都是他對自己與上帝的情感的一種主觀的、熱情的獻身。
因此,選擇宗教信仰並不容易。按照克爾愷郭爾的觀點,實現合理的宗教信仰難度非常大。那麼,為什麼還要選擇它呢?為什麼不堅持採取審美與倫理生存模式呢?因為個人只有藉助宗教信仰才能避開絕望,實現真正的自由,而自相矛盾的是,這些都取決於至高無上的上帝。
克爾愷郭爾在強調宗教生存模式的不理性與主觀性時,也是在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試圖通過理性、邏輯、系統以及形上學的手段客觀地認識全部的人類思想與經驗只能是徒勞。他在此針對的是黑格爾的哲學思想。該思想是19世紀中期丹麥的主流哲學思想。黑格爾的哲學在總結各種指令時顯然存在問題,比如,它旨在讓上帝與基督信仰在理性面前透明化,而事實上,這二者必定超越了理性認識。
這與克爾愷郭爾提出論點的特殊方式相一致。他的幾乎所有重要哲學著作都是化名出版,著作中還大量採用了反語、諷刺以及幽默手法來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些手法都是為他所謂的「間接表達」手法服務的。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讀者產生作者權威的思想,從而鼓勵他們就具體問題與觀點發表看法。克爾愷郭爾在此效仿了蘇格拉底的做法。蘇格拉底為了鼓勵對話者思考,刻意反駁他們給出的問題答案。克爾愷郭爾一直以來強調個人選擇與責任,也因此促進了這種方法的實現。
克爾愷郭爾一直認為自己的著作在有生之年都不會受青睞,事實上,他預計到了20世紀他的作品才能凸顯出重要性。這一估計基本上是對的。他的第一本書一直到1877年才得以出版,也就是他去世後22年。他去世時年僅42歲。雖然20世紀早期他就在德國非常有名,但是一直到「一戰」結束後「二戰」尚未開始那段時間他才被公認為是重要的學術人物。顯然,存在主義的出現和這一點存在很大關係,因為克爾愷郭爾在著作中談論的話題和海德格爾以及薩特等哲學家探討的問題很相似。他對個人自由和由此引發的責任與負擔等問題的強調貫穿於幾乎所有存在主義思想中。
當然,並非所有人對克爾愷郭爾都有很高的評價。比如,有人懷疑他的哲學思想核心,即非理性觀點,很容易轉化為虛無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伏爾泰說得非常明確,畢竟許多可怕的事情都以信仰需求為理由(事實上,克爾愷郭爾本人的一些社會觀點也比較保守、反動)。儘管如此,克爾愷郭爾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他堅持認為個人與主觀性、自由與激情非常重要,並以此將哲學帶出迷霧,而在這之前,哲學曾處於黑格爾主義的危險潮流中。
主要著作
《非此即彼》(1843)
該書提出了兩種生存模式——審美模式與倫理模式。審美模式的本質是享樂主義,強調即時滿足與活在當下的重要性。而倫理模式主要基於責任與義務。後來,作者克爾愷郭爾認識到這兩種模式都不夠理想。
《重複》(1843)
本書講的是一個年輕人擔心結婚後需要承擔道德承諾,因此不能娶心愛的女人。這個故事顯然是受克爾愷郭爾與雷吉娜註定失敗的戀情所啟發。
《恐懼與戰慄》(1843)
本書分析了倫理觀與宗教需求之間的衝突,其中突出的例子便是上帝要求亞伯拉罕殺死自己兒子的故事。克爾愷郭爾在書中指出,服從這一指令需要做出不符合正常道德觀念的行為,要求為了實現更高目標而破壞倫理。
《焦慮的概念》(1844)
這部著作的主題是焦慮在缺乏宗教信仰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指出,焦慮與對人類自由的意識、罪惡的必然性以及根本選擇的需要相關聯。
【注】:本文選自《極簡西方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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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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