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後，美國與共產主義思想之間的政治衝突加劇。為了防止馬克思主義革命從古巴蔓延到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美國很快與拉丁美洲武裝部隊結成同盟。在阿根廷，美國國家安全學說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1976年至1983年的軍事鎮壓。軍事政權針對潛在的、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左派「顛覆分子」進行了有組織的追捕行動。本文以「禿鷹行動」為重點，旨在分析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阿根廷軍事政權的歷史背景和運作特點，從而探討美國政府參與製造和影響阿根廷「骯髒戰爭」的程度。
阿根廷國內和國際緊張局勢要了解阿根廷骯髒戰爭的發生原因，有必要對導致軍事政府上臺的國內和國際因素進行初步探索與討論。
阿根廷軍政府獨裁者
首先，政變的產生一部分是由於歐洲殖民化遺留的社會問題和當局在獨立後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導致階級間不平等和社會衝突的加深。因為殖民莊園制度（Hacienda）的存在，阿根廷的精英階層一直以來獨享土地所有權，無地農民（peasant）和農村工人（rural worker）則處於社會底層。社會精英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貧富差距巨大。獨立後的阿根廷社會並未能擺脫歷史遺留的社會權力結構，階級不平等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阿根廷社會。直至二十世紀前中期，阿根廷當局採取的多種經濟戰略導致精英階層與普通百姓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劇。十九世紀末，阿根廷經濟致力於進出口模式——向發達國家出口自然資源和農產品，再用出口收入向歐洲北美發達國家購買製成品，在這種模式下，農村土地所有者成為受益最大的階層；同時，出口規模的擴大使勞動力首先進入城市從事運輸、農產品加工和服務業，來自農村的新移民成為最初的城市工人階層。單一進出口經濟的最大弊端在於阿根廷過分依賴發達經濟體，世界市場上自然資源和農產品價格的波動能夠直接造成阿根廷國內經濟動蕩。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阿根廷為了擺脫單一的進出口經濟模式和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開始大規模推行工業化。以工業化代替進口，就是要通過增加國際貿易壁壘來支持民族工業，並在政府採購和日常採購中優先考慮本地生產者。毫無疑問，這項政策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相當數量的城市就業機會，城市的工人階級迅速增長。此外，技術的進步將人從傳統產業中解放出來，農業只需要更少的人力就能實現更高的產能，使得農村過剩的勞動力更大規模地遷移至城市尋找就業崗位。然而，工業化代替進口在創造短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首先，工業生產並沒能擴展到消費品以外的其他行業；其次，產品的消費者主要來自阿根廷本國，由於國內市場消費能力有限，該政策實行後期經濟增長疲軟、就業增長緩慢；再者，農村人口持續地往城市地區大規模遷移，不斷壯大的城市工人群體給本就有限的就業市場增加了更大壓力，進而引發了城市工人階層的高失業率。那些為了更好的生活而來到城市尋找工作的人民繼續生活在貧困之中。面對城市新興工人階級的貧困處境，工人、學生和人權活動家開始關注社會問題，他們動員社會私有財產的重新分配和城市工人與農民的政治平等運動。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因此感到自己一直以來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受到威脅，迫切需要「重組」社會並消除社會動亂的可能性。對於精英階層來說，有效的解決方案就是依靠軍事力量消滅平民中所有潛在的叛亂分子。
國際壓力主要來自美國的反共意識形態。1947年，在冷戰開始之初，美國和拉美18國籤署了《裡約公約》，以確保各方免受蘇聯共產主義的入侵。古巴革命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進行了一系列激進的鬥爭，要求新的權利和社會正義，美國戰略隨之發生了變化，從被動抵禦轉而有組織地打擊「帶有蘇聯、古巴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色彩」的社會活動。美國國家安全學說開始鼓勵拉丁美洲軍隊通過平叛運動來消除反動苗頭和社會主義崇拜。從本質上講，美國所看到的共產主義統治威脅實際上是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的集合，包括多數根據社會問題而非階級動機發起的教會團體、學生、婦女等的人權鬥爭。很快，美國與同樣意識到本國社會階級衝突日益增加的阿根廷保守派軍隊結盟。在反共產主義聯盟框架之下，阿根廷軍官利用美國的支持來對抗國內所謂「共產主義敵人」，即實行威權專制和壓制政權，同時以極端方法消滅所有威脅老派殖民精英階層利益的對手。
禿鷹行動阿根廷骯髒戰爭最臭名昭著的是平民的被迫失蹤和其所受的酷刑。在軍政府犯下的一系列反人權罪行背後，「禿鷹行動」在提供軍事情報服務和必要培訓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禿鷹行動」最初是由六個拉美國家（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制定的，目的是鎮壓、綁架、轉移、折磨和消滅被視為政府反對派的平民。它主要針對被視為「反動分子」的政治流亡者，但後來將目標範圍擴大到國內「叛亂分子」和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人員。
禿鷹行動是一個高度有組織和裝備精良的政治情報網絡。從行動的運作程序來看，禿鷹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有針對性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監督和信息交流。在第二階段，各國之間進行秘密的跨國行動，以永久拘留和消滅政治流亡者。第三階段包括在全球範圍內活動的殺手特別小組，以消除可能改變主流意識形態並反對軍事政權的顛覆分子。為了執行如此複雜的計劃，先進的通信網絡至關重要。充分的證據表明，美國參與了禿鷹系統的建立和運作。有學者指出，美國情報部隊應要求在「禿鷹行動」中設立通信渠道，從而建立有效覆蓋地區和國家範圍的軍事指揮與控制系統。在一條被公開的1978年電報中，一位巴拉圭武裝部隊將軍報告稱：美國在巴拿馬運河區建立了秘密電訊設施，以提供禿鷹情報服務。早些時候，也有其他通訊站被設置在運河區，並且積極參與了情報活動，有效促進了跨國情報交流與合作。
標語「失蹤的孩子」。懷孕的被捕政治犯，她們的孩子會被奪走，送給政治上可靠的人。
根據智利國家真相與補償委員的案例記錄，智利青年豪爾赫·伊薩克·富恩特斯·阿拉爾孔的被拘押事件有力證明了禿鷹行動是南北美洲國家間的合作行動。豪爾赫·富恩特斯與智利及阿根廷革命團體保持著密切聯繫，在阿根廷烏拉圭邊境，該青年被阿根廷情報局、美國駐阿根廷大使館特工和巴拉圭警察共同抓獲。後來，他被轉移到智利聖地牙哥的一個拘留所，在那兒遭受到酷刑折磨。
除電信技術外，禿鷹計劃成員國還使用了計算機資料庫，該資料庫包含成千上萬涉嫌反叛的人員，並以各種形式集合了有關他們的信息。這項艱巨的任務直接指向美國——當時唯一擁有相應技術實力的國家。
另一個史實也證實美國參與了「禿鷹行動」和「骯髒戰爭」，即位於拉丁美洲的美國陸軍學校（School of Americas/SOA）的存在及作用。不少拉丁美洲軍官，包括阿根廷骯髒戰爭時期的軍事將領都在美洲學校（SOA）接受了培訓。SOA在建立官員之間的反共網絡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接受過SOA培訓的軍官在培訓期間建立了人脈關係，並發展了跨國平叛運動網絡。其次，SOA在軍官進行了情報技術方面的培訓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心理戰、反遊擊戰略和其他「特殊戰爭」技術方面（包括對被拘留者的酷刑），SOA對拉美武裝部隊進行了培訓。在解密的美國軍方和中央情報局培訓手冊中，證據表明「美國教官給拉美軍官教授了以下方法：例如使用電擊，藥物和催眠來誘發被拘捕者心理退縮，同時使用感覺剝奪（Sense deprivation）等問訊手段打擊囚犯的抵抗，甚至通過威脅暗殺囚犯家庭成員來破壞囚犯的心理防線」。
其他表明美國政府在禿鷹行動中的幕後作用的證據來自最近解密的電報和文件。有學者指出，在禿鷹計劃成員國內部，該行動被列為絕高機密，並非所有政府官員都知情。但是，各種文件表明，美國在七八十年代已清楚地了解到「禿鷹行動」，甚至是一些機密處決，這也證明了美國對這項運動的深入參與。
2002年，美國國務院解密的1976年由基辛格發回的有線電報證實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禿鷹行動軍官會議：
「兩年多以前，除巴西外，所有南錐體國家的安全官員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面，據報已正式安排會面，以便利信息交流和安全官員在政府業務方面的往來。」
在電報的早期版本中，基辛格的評論也充分證明他對禿鷹行動的了解：
「一個可靠的巴西消息來源描述了巴西與阿根廷的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兩國將追蹤並消除了企圖逃離阿根廷前往巴西的『恐怖分子』。據報導，巴西和阿根廷軍事單位在必要時，會在彼此的邊界內聯合行動。」
儘管基辛格在電報中忽略了「禿鷹行動」的暴力性和法外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另一份報告從側面證實美國政府已獲悉這一所謂的「反叛亂」運動的極端方面：
「據報導，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安全官員正在擴大其『反叛亂』活動的合作，以暗殺在歐洲流亡的頂級『國家恐怖分子』（此處指被美國及拉美軍事政府認定為受蘇聯古巴共產主義啟發的反對分子）……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安全部門目前計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訓練一支針對西歐的反恐小組。小組的具體計劃和目標政府為高度機密，將由部分領導人下達。」
從報告中可以注意到美國情報人員記錄了禿鷹行動的第三階段——全球暗殺計劃。該計劃本應是最高機密，美國對此知情進一步暗示了美國對禿鷹行動的了解。同時，報告完全略過了阿根廷平叛運動野蠻、暴力的性質，這也暗示了美國對「骯髒戰爭」戰術的認識與默示批准。
討論與結語拉丁美洲的政治暴力是歐洲對該地區暴力殘酷徵服的歷史遺產之一。在包括阿根廷在內的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和經濟關係是基於權力而不是法律。這些關係在今天仍然存在，在某些國家，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牢固。在20世紀中葉，阿根廷的權力即將從傳統精英轉移到左派的先進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部門，這是阿根廷傳統殖民權力精英和美國政治領導人無法接受的。在右翼精英們的支持下，美國政府與阿根廷軍政府合作，劃定了「內部敵人」。事實上，在阿根廷，早在1976年殘酷的軍事政變之前，庇隆政府就組織了阿根廷反共產主義聯盟（AAA），以剷除蒙特內羅斯遊擊隊員和其他殺害了站在庇隆一邊的警察、軍事人員和工業家的左派人士。鑑於阿根廷傳統政治精英迫切希望保留寡頭社會權力結構的意願，阿根廷高層官員比美國更迫切地想要處理掉政治威脅。因此，在這場骯髒戰爭中大多數受害者既不是對美國的威脅，也不是共產黨組織的成員，而是在政治上反對保守精英階層的人員，或在未經高層允許影響動員無黨派人士的積極分子。正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州長在他的講話中所展示的那樣，阿根廷軍事政府對「內部敵人」的定義很寬泛：
「首先，我們殺死所有顛覆者，然後我們將殺死他們的合作者，然後……他們的同情者，然後……那些無動於衷的人； 最後，我們將殺死膽小什麼都不敢做的人。」
最終，禿鷹行動在美國的「反共」政治利益的驅使下，從由阿根廷軍事高層領導的政治暴力發展成為區域性的政治運動。從統治阿根廷軍隊的立場來看，他們有意錯誤地將國內社會衝突定義為「共產主義陰謀」，將自己置於「全球聖戰」（此處指美蘇冷戰）的最前沿，試圖對威脅國內傳統權力結構的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的酷刑進行人權合法化。而且，軍政府聲稱顛覆分子會滋生顛覆分子。 為了拯救顛覆者的孩子並淨化他們，有必要將他們安置在「好」家庭中，並給予他們「正確」的教育。
在這場非常規的骯髒戰爭中，阿根廷的國家恐怖主義被用作恐嚇和控制民眾的機制。正如活躍於美國學界的阿根廷學者費德裡科·芬切爾斯泰因在他的《骯髒戰爭的思想起源》中所回顧的那樣，在軍事統治下，即使一個五歲的孩子也認識魏地拉將軍，哪怕他們不了解維德拉將軍在這個國家中的角色。此外，不少人迴避談論政治，因為他們認為提及軍政府太危險了。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擔心並且不信任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例如敲門、鄰居來訪或打錯的電話。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根廷的國家恐怖主義已經有效地對人民進行了恐怖襲擊，人們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恐懼很可能使他們無法參與挑戰傳統統治精英地位的反對活動。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在獲得美國支持進行秘密戰爭的同時，也積極向其他拉美國家出口國家恐怖鎮壓手段。1980年7月，阿根廷海軍捲入玻利維亞政變，推翻臨時總統並阻止「南美古巴」的崛起。除了在南錐角地區造成的緊張局勢之外，阿根廷還與玻利維亞軍隊就非法跨國運輸網絡（主要為古柯鹼販運）合作。阿根廷將軍卡洛斯·吉列爾莫·蘇亞雷斯·梅森（Carlos Guillermo Suárez Mason）也是毒品事務的合伙人，領導著阿根廷軍事和邊緣軍事組織內部的網絡，該網絡成功地開展了反共行動和毒品交易，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中美洲，阿根廷也參與其中政局。一方面，阿根廷軍隊與美國進行了協調，將資金和武器轉移到中美洲。另一方面，阿根廷顧問對中美洲軍官進行了心理戰役（PSYWAR）的培訓，希望能夠在中美洲實施類似的國家恐怖主義骯髒戰爭。此外，阿根廷還與邊緣軍事部隊合作。在上世紀80年代的宏都拉斯，阿根廷訓練了秘密的邊緣軍事組織，該組織人員被指與宏都拉斯數百人的被迫失蹤有直接關係。考慮到阿根廷在這場區域性政治戰略中積極的擴張活動，阿根廷軍事政府領導人似乎很少或根本不需要美國的鼓勵來參加「冷戰」。阿根廷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專制獨裁或法西斯主義的領導人，在反共或「平叛」戰爭中成了積極的計劃者和實踐者。也就是說，在阿根廷，通過政變奪取政權的軍事領導人有足夠的動機開始反叛運動，而美國對「禿鷹行動」提供的先進的技術和基礎設施促進了國家恐怖主義運動的成熟與專業化。隨著在阿根廷國內的成功實踐，國家恐怖主義作戰策略日趨成熟，阿根廷軍事領導人出於經濟或政治利益的考慮，主動將注意力從「外部叛亂分子」轉移到了國外。總體而言，阿根廷建立軍事政權的客觀條件已經存在，美國的反共政治形態的目標人群恰好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年代的阿根廷軍政府的打擊對象重合，軍政府鎮壓政治反對派的動機使他們與美國站在了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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