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總理誕辰紀念日往往正逢全國兩會召開。周秉建告訴記者，她今年還想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前拍上一張照片。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多年，她每年都在此留影，這已經成為她自己紀念伯父周恩來的一種特別的形式。「伯父去世後，在召開追悼會前夜，他的骨灰曾在臺灣廳放置。」周秉建是周恩來最小的侄女，在家中排行第六。總理去世前心心念念的「小六」正是她。
周秉建回憶說，當年70歲高齡的伯父親自為她到內蒙古插隊餞行。後來，曾經有3個月軍齡的她又被伯父勸回草原繼續住蒙古包當牧民，伯父還建議她找一個普通人家的蒙古族青年。幾十年來，她用親身經歷踐行著伯父對她的期望。
到草原就是去鍛鍊去吃苦
周秉建的父親周恩壽是周恩來的胞弟，兒時的秉建時常和大姐秉德、三姐秉宜等人出入西花廳，並從小就知道，到伯父家去的時候，說話走路都要輕輕地，不能大聲喧譁，為的是不影響他工作。
1968年8月，不滿16歲的周秉建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報名到內蒙古牧區插隊。在去內蒙古之前，阿巴嘎旗地區知青辦的人給她們講了很多即將要面臨的困難，然而，周秉建和她的同學並沒有被這「紙老虎」嚇跑，「之所以選擇去草原插隊，就是要到社會中去接受鍛鍊。」在出發前一天，伯父在西花廳的家裡為她餞行，「伯父說，堅決支持我到內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戶,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還要我學會吃牛羊肉、過好生活關」。
到內蒙古之後，才第一次感覺到什麼叫寒冷，走之前家裡為她準備的過冬物品只有棉褥子棉被，一個枕頭，僅此而已。可是，這些東西到了零下三十多度的草原上就跟紙一樣，根本擋不住風。她們這些知青晚上在蒙古包裡睡覺還要戴著皮帽子，可是早上起來帽子周圍臉上、睫毛上到處都是霜，連水桶的水都是凍的。「我們浩特有個小夥子是個回鄉知青，會說一些漢話，現在已經將近80歲了，那會兒才20多歲，比我們大一些，他每天早晨起來先幫我們把蒙古包頂棚打開，然後幫我們燒火燒水，堅持了很多天。這對牧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他們都特別善良，根本沒有人會有齷齪的想法。」周秉建回憶說。
周秉建放牧的羊群有一千好幾百隻，撒出去漫山遍野，她們知青像所有的牧民一樣騎馬放羊，但有時候碰上懶惰的馬不願意多走，就只能靠自己「腿兒」著走，一天下來，要走十來個小時。這還好說，最糟糕最麻煩的事情就是羊群摻群，兩個羊群加起來大概有三千隻羊左右，只能把所有羊趕到一個羊圈裡，叫來老鄉和知青一起分羊，一開始一波一波的羊還比較好分，越到最後混的比較厲害的時候，只能靠手來抓，一隻羊七八十斤，為了節省時間，一隻手抓一隻會快一些。周秉建告訴記者，她手腕上現在還有腱鞘炎落下的傷痕。到冬季放羊時，知青們差不多個個都在放牧時碰到過暴風雪的情景，那時候沒有現在這樣的暖棚和儲備牧草，但是知青們差不多個個都成了「龍梅」「玉榮」。
雖然遇到了種種挑戰，但是周秉建並沒有覺得後悔或是不適應，「我就覺得在草原生活的牧民能幹的活，我們也能夠學會，也可以幹好。沒什麼特殊的，其實下去以後比想像中要好，我挺知足的，本來就是找苦吃去了。」周秉建笑言。
紮根基層踐行伯伯期望
1970年年底,在牧區插隊兩年半之後,北京軍區在內蒙古徵兵。周秉建和其他三名北京知青通過了層層選拔,應徵入伍。周恩來聽到這個消息後，問她，你能不能脫掉這身軍裝,回到內蒙古草原繼續當牧民?就這樣,1971年4月,周秉建重返草原，從此在草原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直到90年代才因為工作調動回到北京。
周秉建說，她到北京工作之後年年都要回草原住一段時間，北京的家裡經常有內蒙古來的老朋友，家中時常飄溢著羊肉和奶茶的香味。儘管人在北京，但他們仍與草原有著割捨不斷的情感。
周秉建與先生拉蘇榮的愛情故事，最早起源於她與伯伯的一個約定。1972年春節期間,她去西花廳陪伯伯吃飯，在飯桌上，伯伯問起她:「你知不知道中國古代有一個叫王昭君的,嫁給了少數民族。你能不能就找一個普通人家的蒙古族青年？蒙古族小夥子很不錯的。」周秉建自自然然地回答:「可以的!」伯父去世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周秉建結識了著名的蒙古族青年歌手拉蘇榮。四十年來，兩人互相扶持，一路走到今天。
在內蒙古大草原插隊落戶的日子，伯伯多次叮囑她紮根基層，她用在草原生活幾十年的經歷踐行了伯伯的期望。周秉建說，她骨子裡還是有著江浙人內斂文靜的性格，在草原接受了遊牧文化的薰陶，那麼多年的生產生活實踐包括坎坷經歷，客觀讓她變得開朗豁達，遇到困境首先自己想辦法解決。1978年大學畢業，她依然回到牧區工作，後來還擔任旗團委書記。當時她就住在一間小小的土坯房裡，開門先要下到半米深的地面，裡面只能放開一張床一個書桌一個小柜子，夏天漏雨後她還要自己去糊頂棚，床底下耗子吱吱亂跑，冬天自己燒爐子。這樣的環境她住了三年，「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反正我自己過得挺舒服的。很多年輕人說，你老說過去的事有什麼用呢？正是經歷過的艱苦生活才讓我的人生有意義，如果天天都過養尊處優的生活，我反而覺得沒意思，這可能就是一種代溝。」
周秉建告訴記者，她認識先生的時候，他已經是內蒙古家喻戶曉的青年歌手。拉蘇榮曾經這樣跟她說過：「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把民間的藝術提煉升華，變成自己的作品，再反饋給牧民和廣大的聽眾觀眾，給大家帶去歡樂。」周秉建說：「就是因為你的付出能讓別人高興，你才能收穫更多快樂，這種歡樂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歡樂是不一樣的，它帶來的精神上的東西尤為可貴。」
文/本報記者 陳品
供圖/周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