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傅爾得
作為剛剛開幕的「2019大理國際影會」其中的一個展覽部分，《Hai，Dozo！日本影像新世代聯展》展出了八位代表日本新世代中堅力量攝影師的作品：小原一真、巖根愛 、千賀健史、細倉真弓、三保谷將史、橫山隆平、內倉真一郎、長谷良樹，意在以這些年輕攝影師的多樣性創作，呈現日本最當下的影像風貌，也呈現一個他們所成長、思考並理解的日本。
作為亞洲藝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剛從「平成」進入到「令和」紀元的日本，正面臨著它的新時代。而處在更替之交的新世代影像藝術家們，正以挑戰性的嶄新影像語言，在表達著自身處境的同時，展示著對當前時代的回應。
上一個世代的日本攝影師們，以「戰後日本攝影」、「vivo團體」、「挑釁團體」、「街頭影像」等關鍵詞，集體式地進入了國際視野，而日本也因其強大而悠久的攝影文化，先於亞洲其他國家受到了以紐約現代美術館和倫敦泰特美術館等為代表的來自當代藝術權力中心的關注與收藏。
新一代的日本攝影師們，在一個經濟自1990年便開始持續衰退的社會中成長，伴隨他們成長的，是一個人口逐漸減少且迅速老齡化的日本社會，由此不斷加劇的勞動力缺乏等問題，並未能讓他們像祖父輩一樣進入終身僱用的集體安全中，反而，在物價下跌、經濟增長緩慢，以及社會不斷攀升的貧困率和自殺率中，他們進入了未來暗淡的零工經濟時代，進入了人工智慧迅猛發展而日益擠壓並取代人類工作的時代，由此，在時時刻刻與缺乏機會的挫折感的抗爭中，他們日益降低了對未來的期許。
日本的影像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而現實的成長環境，無疑造就了新世代看待世界的方式。對日本年輕世代來講，上一代對他們的影響是什麼？他們真實的處境究竟是什麼？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所身處的社會，又如何看待世界？他們還關心自身的歷史嗎？而面對這一世代的現實和困境，他們又怎樣處置內心的情緒呢，是焦慮悲觀抑或是積極抗爭？
展覽以八位攝影師的創作，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與上一代攝影師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戰後時代的攝影師們，在日本戰敗的社會氛圍下成長，他們熟悉廣島、長崎原子彈的爆炸，熟悉日本無條件投降，也了解麥克阿瑟成立的「聯合國盟軍駐日總司令部」管理下的日本，更熟知在進行「東京審判」時，日本天皇在向全國人民發布的《人間宣言》中，對天皇在神道思想中的神性地位進行了撤銷。
所有這一切，都讓前輩攝影師們，在一個壓抑的戰後日本時代成長，在一個戰前日本的所有價值觀被全盤否定的不信任與不安的環境中成長。他們肩負了太多的政治、社會責任，戰爭留下的物質與精神創傷成為其創作的重要主題。雖然，前輩攝影師們前赴後繼地對早在其前一輩的攝影師們，無論在創作手法還是在對媒介的認識上，都進行了挑釁，但是，他們依舊被籠罩在一個漫長的「戰後」氛圍中。而作為藝術中心的西方，當他們將日本作為東方攝影的代表納入其研究體系的時候，也依舊會為其貼上「戰後」的標籤。
但是，新世代的攝影師們，處在一個遠離戰爭結束的年代，處在世界正在發生極速變化的時代，迅猛發展的科技和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生態，讓人們的生活、思考及價值觀等發生著劇烈的震動，日本的年輕人加入了網際網路的國際社群，分享者更廣闊的時代情緒，他們不再肩負前輩攝影師們對於戰後時代的沉重氛圍，而是以解放的、先鋒性的多樣化概念，自由地進行個人化的表達。新世代的攝影師們，不僅觀看方式變得更為多元，而且對攝影媒介本身進行了挑戰。
於前輩攝影師而言，新世代所做的，正是挑釁之挑釁。他們的創作與自我延展，得到了廣泛的肯定。此次參展的攝影師，他們在日本新世代攝影師中極具代表性，如獲得2019年第44屆木村伊兵衛攝影獎的巖根愛；如早在2011年就入選了荷蘭攝影博物館的同名雜誌《FOAM》天才新人獎的細倉真弓；如三保谷將史，其作品正展覽於阿爾勒，他是當下日本很多策展人和雜誌編輯眼中的重要新星；如橫山隆平，他以自己的語言，延續了為外界所著稱的日本街頭攝影的傳統，他的作品也曾在瀨戶內海國際寫真祭展出。
此次參展的八位日本攝影師，都深入研究了某一項主題，用他們各自的影像語言，從色彩、身體、物件、信仰、身份、社會自殺症候、日美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核彈試驗等歷史進行追問等方面，直面其群體的精神內核和外部的社會情緒。
Q & A：
千賀健史：擔心《自殺潮》會形成「維特效應」
千賀健史（在2018年受邀參加荷蘭Breda攝影節，其作品被印作攝影節畫冊的封面，此外，其製作的攝影書《自殺潮 （The Suicide Boom) 》入圍了2019年法國阿爾勒攝影節作者書獎，另外一本攝影書《壓抑之聲（Suppressed Voice）》也入圍了2019年卡塞爾攝影樣書獎。）
1774年，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出版，書中的男主角維特因為愛而不得，最後選擇了自殺。這部小說在當時形成了現象級的閱讀熱潮，由此也引發了青少年模仿性的自殺潮。美國社會學家David P. Phillips在1974年提出了「維特效應」的概念，意指在媒體報導某自殺事件後，公眾參照其知名的自殺方式或知名人物的自殺行為，所進行的模仿。
作品：《自殺潮》
Q：你為什麼會有拍攝《自殺潮》系列的想法?你拍攝這個系列的前提預設是什麼?
千賀健史：2015年，我的朋友自殺了。在那之後，我就對開始自殺這個項目開始感興趣並進行研究。但是僅聚焦在我的朋友，這個項目遠遠沒有結束，因為我不想讓它成為一個簡單的自殺故事。因此，在2018年，策展人後藤由美建議我為荷蘭的布雷達攝影節（Breda Photo）做一個關於自殺的項目。那一年Breda攝影節的主題是「超越無限（To Infinity And Beyond）」，就是那種「限制」促使我更新了這個項目。
Q：通過這個系列的拍攝，你在對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殺現象的理解上有什麼變化?
千賀健史：我明白他們自殺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霸凌」、「貧困」、「心碎」、「責任」等，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現實中，我們雖不能簡單地說出「理由」，但人們就是會去自殺了。相反，這使得人們很難理解自殺的問題。
Q：你認為目前日本社會自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與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等有什麼關係嗎?
千賀健史：在日本，這樣的社會環境是基於日本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我認為人們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朋友和社會，對他們所經歷和承受的情緒等，都沒有意識到或不了解。
Q：能說說這個系列的拍攝過程嗎？你要從哪些方面進行著手和呈現？你似乎做了很多的功課，如對自殺地點、檔案資料、舊報紙、以及那些正經歷自殺危機的人等等，都進行了田野調查。你一開始都是以哪幾條線來開展這個系列的？
千賀健史：起初，我從研究和拍攝我朋友的自殺故事開始，我對他的父母和一些朋友進行了採訪，此外，我還追蹤了他的死亡之旅。在這過程中，我還分析了自己的自殺欲望是怎麼產生的，以及是什麼影響了我。那次旅行之後，我調查了過去及歷史上很多引起人們模仿的自殺案例。因此，我去了那些事故發生的地方，去了鄉村博物館，到鄉村辦公室進行相關詢問，還去了國家圖書館，甚至還在拍賣會上買了過去的舊資料。我還採訪了那些對有自殺欲望進行支持的人，採訪那些有自殺欲望的人，以及那些曾多次試圖自殺的人。基於這些認識，我向各方就內容進行了證實，並寫了一篇約四萬字的文章，內容是關於「那些灌輸給人們的自殺選擇」的概念，是在這些文字的基礎上，我才開始展開拍攝。而且，我專注於不把照片拍得太漂亮，也不在於要創造一個隱喻性的形象，但與此同時，我老老實實地拍攝了在我自己內心中所產生的自殺感覺，我用這些感覺來講述我朋友自殺的故事，以及對觸發人們自殺想法的無形原因等進行分析。
Q：你的拍攝聚焦於哪種類型的自殺者？你是否接觸過試圖自殺或找尋各種方法自殺的人？如果有的話，他們是否出現在你的照片中了呢？你有一些什麼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嗎？
千賀健史：那些不知不覺地試圖要自殺的人，那些克服了自殺欲望的人，那些幫助別人自殺的人，那些在家人自殺後受到影響的人，那些阻止了家人自殺的人，那些說自己想死只是開玩笑但其實非常嚴肅認真對待此事的人，等等，他們都在我的照片中。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比如在拍攝之初，我拍了一張一隻手在堆積木的圖片。與這位拍攝對象的交流，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對我說，「當我發現我認識的人自殺時，我覺得自己似乎也被允許自殺了。」告訴我這件事的人，一年前就著迷於她熟知朋友的去世，儘管她不記得在那之前或之後發生了什麼，但最後，她還是上吊了。雖然，她因為被室友及時發現而倖存下來，但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一直都被自己上吊時摔下起的聲音、被抬上擔架過程中的聲音，以及被抬到救護車裡的強烈記憶所影響。她告訴我，在過去的一年裡，自己經歷了很多掙扎。有一天，我在不知道這些的前提情況下，向她尋求拍攝方面的幫助，我問她是否可以拍她在玩堆積木遊戲的樣子。我本意是想用堆疊積木來隱喻一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因為人們有時不知道自己會在什麼時候就崩潰了，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拼命地生活。當她告訴我，她在過去的一年裡是如何極度害怕一種類似於對積木倒塌的聲音時，我便跟她說，可以不用配合我的拍攝，沒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極限，但她還是想要嘗試一下。因此，每當她在疊加積木時快要崩潰時，她便會重新調整一下它們的平衡，從而就可以繼續向上堆疊。
Q：日本有很多著名的自殺地點，比如青木原等，你認為這些自殺地點為什麼那麼有名?
千賀健史：最近，位於日本東京都葛飾區新小巖一丁目的新小巖站，成了一個新的著名自殺地點。媒體上充滿了關於在火車到達前自殺者跳下去的消息，這引發了模仿式自殺。當下的日本，在網際網路上，對於失去生活希望的人來說，「讓我們在新小巖見面」這句話，變成了一種流行病。日本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流行話語，意思是，我也很快就會死了，所以，你也不要怕會死。這句話常常是人們出於善意而同情他人的感受，但這往往會導致對方自殺。這樣，當人們死在一個著名的地點時，會有一種歸屬的團結感，給他們一種自己並不孤獨的感覺。由此，日常的流行和對話，其實讓我們創造了一個個關於自殺地點的神話，使得當人們想像自殺時，會無意識地回憶起發生過的那些故事以及地點。我曾寫過關於青木原的文章。在松本清張1959年出版的小說《波之塔（Tower of Waves）》中，有一個角色在青木原森林內自殺。由於1960年後，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並搬上銀幕，因此，「青木原=自殺」的認知度便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那之後，每年都在青木原發現30到50具屍體，其實已經有很多年，每年都有超過100多具屍體在那裡被發現了。而2000年以後，大規模的搜尋屍體行動停止了，是因為政府警政部門發現了太多的屍體，而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導，卻只會導致更多的人選擇在那裡自殺。即便如此，2011年，仍有121名計劃自殺的人因被發現後而自殺未遂，所以很明顯，這不再是一種時尚，而已成為一種常態。
Q：你認為聳人聽聞的社會自殺事件和名人自殺等，會產生社會的模仿效應嗎？
千賀健史：是的，這些會產生典型的維特效應，讓那些企圖自殺者，會採取同樣的行為。他們認為，自己會在死後的世界遇到那些著名的自殺者。但是，這其實讓那些被同樣問題困擾的人，得不到正確的方式去進行解決。如果媒體做的自殺報導被看作是一則美麗動容的故事，這只會讓人們也想要採取這樣的方法，也得到那些所謂的「美麗」。
Q：在拍攝過程中給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你對這一現象的擔心的是什麼？
千賀健史：當我開始和一個想要自殺的人預約拍攝時，同時也跟我的朋友們談論了這個項目。後來，其中一個朋友告訴我，在那之後他曾動過自殺的念頭。其實，在日本，人們一般不會與別人談論自己想要自殺的想法，主要因為擔心當談論這類嚴重的問題時，會被人迴避，也擔心會讓別人為他們擔心太多，這在日本社會是一種禁忌，會讓我們認為不應該與別人談論自殺傾向，等等。然而，朋友告訴我的這件事情，讓我了解到「自殺」其實一直潛伏在我們身邊。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基本上避免將拍攝對象作為帶有「自殺欲望」的象徵，還有，我不會把畫面弄得太漂亮，因為，我總是擔心漂亮的照片會讓人們引發自殺的欲望。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認為最大的困擾在於，擔心自己的作品會形成「維特效應」。
Q：在拍攝過程中，你如何看待攝影這種敘事方式?
千賀健史：我認為攝影是最靈活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處理微妙問題的影像時，會有一種危險，而我希望的就是避免這種微妙的影像對觀者造成誤導的可能性。因此，我也相應採用一些文本來進行支撐。
Q：你如何看待日本社會的自殺潮，你希望通過創作向社會傳達什麼樣的價值觀和態度?
千賀健史：我認為自殺潮不是在有自殺欲望的人群中產生的，而是產生在我們的社會中。我認為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我們的日常用語、態度和行為等，是產生自殺意識的一部分。同樣，即使我們不理解人們想要自殺的原因，但我們還是應該要積極與他們進行溝通和交談。我認為，他們基本上其實並不想死，而只是想從痛苦中解脫出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他們若不知道怎樣使自己脫離苦楚，就沒法得到安慰從而好起來。
Q：在這個項目的長期創作過程中，你曾與那麼多與自殺有關的人、事、物等進行長期的接觸，這些曾影響過你產生自殺傾向嗎？如果有的話，你是怎麼克服的呢？
千賀健史：的確，在做這個項目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到自殺。但是，在那些時候，我都會試著去思考「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是什麼影響了我」等等問題，之後我明白，我只是在逃避每一個艱難的處境，想像著死後的一切。但死後的一切，真的存在嗎？通過類似這樣的自我問答，我常常會漸漸冷靜下來。
內倉真一郎：「照片力」有壓倒一切的力量
內倉真一郎（在2018年陸續榮獲了「2018 Canon寫真新世紀優秀賞」及「7th EMON AWARD Grand Prix大獎」兩個重要獎項，並在2018年10月展覽於東京都寫真美術館。）
作品：《十一月之星》《收藏品》
Q：可以跟我們說說你自己嗎？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要把攝影當成自己的職業的？你的生活經歷又如何為你的創作提供了動力？
內倉真一郎：我是作為照相館經營者的後代出生的。從小，我便一直看著父親拍照的樣子長大。從18歲開始，我進入攝影學校學習。之後在東京以攝影師工作為生，同時一邊進行自己的創作，這樣的日子經歷了十年，直到之後我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九州東南部的宮崎縣。 現在，我就在宮崎縣生活、創作。對攝影的動力，來自於我內心的追求。從小，我的內心其實就有著一些自卑感，那種感覺在我成為大人之後也並沒有消失，直到現在，我仍然有這樣的感覺。但那股感覺，卻化作了我攝影創作的動力，因此，在創作時，我會感到自己在創造充滿了強大生命力的作品。
Q：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呈現和反映了你所生活的地方?當你進入攝影領域時，你的日本背景扮演了什麼角色？上一代的日本攝影師和當前的攝影環境對你有什麼影響?
內倉真一郎：我覺得自己的作品跟我所住地方的連結並不是很大，主要是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在鄉村，日常的生活都更值得關注，都同樣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之前，我大多是在東京的街頭拍照，但我並不認為那算是我的日本背景，在我看來，背景更多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那裡有無限的世界，我認為那很美。我很喜歡日本的一些前輩攝影師，如土門拳、東松照明、細江英公、森山大道、奈良原一高這五位，從學生時代起，我就開始研究並學習他們。他們的作品很棒，簡單來說，這些前輩攝影師們可以僅僅憑藉「照片力」就有壓倒一切的力量。現代日本的攝影潮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直接以照片來表達的方式變得少了，但是，我就想繼續創作能以直接的「照片力」來發揮影響力的作品。
Q：你最初是如何看待攝影這種媒介的，在這個技術飛速發展，圖片在社交媒體上前所未有地使用的時代，你如何看待當前環境下攝影語言?
內倉真一郎：照片有各種各樣的作用，它是一個反應自我的媒介。現在的世界，社交網站上正在使用大量的照片，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因為我們可以因此交換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正因為這樣的時代，成為攝影家必須以壓倒性的實力才可以。
Q：在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的過程中，你認為最重要與之鬥爭的事情是什麼?你認為攝影是一種怎樣的敘事形式？
內倉真一郎：其實還好，我每日需要鬥爭的，就是將那些突然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抓住。往往，每當我有一個想法時，便會立刻掏出口袋裡的記事本，將其記上，寫下一些提示信息，之後便開始著手拍攝。就敘事形式來講，我認為在當今時代，攝影是一種具有拯救大眾表達般功能的大眾敘事形式。
Q：我們都知道，日本因為有著一個非常廣泛和成熟的出版市場，其攝影的出版在世界上一直有著重要的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認為哪一種是更好地展示作品的方式，展覽抑或是攝影書？能談談你的拍攝項目中編輯照片的標準嗎?
內倉真一郎：兩者都是重要的表現方式，我認為展示是攝影的本質。你既可以從印刷出來的原作中，看到影像的精彩，也能以攝影書的形式看到編排、拍攝的思路，兩者都很重要。就我自己的創作而言，我會更偏向於選擇帶有生命和死亡意蘊的照片，我一直都以攝影來在對生、死這樣宏大的主題，因此，我的編輯思路也按照這個思考在進行。
橫山隆平：攝影有如醉漢詩人的詩，雖無聊卻美麗
橫山隆平（以自己的語言，延續了為外界所著稱的日本街頭攝影的傳統，其作品也曾受邀參加日本瀨戶內國際寫真祭。）
作品：《城市與物件》
Q：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要把攝影當成自己的職業的？你的生活經歷又如何為你的創作提供了動力？
橫山隆平：我其實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但迄今為止，我的攝影創作，其實受到了我所接觸到的多樣文化的影響，如小說、音樂、電影、街頭文化等等，特別是邊緣群體創造出來的東西，我深受這些影響，由此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攝影創作的道路。
Q：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你的攝影領域？你的日本背景扮演了什麼角色？
橫山隆平：從20歲開始，我就一直住在東京。在那期間，關於「城市是什麼」的問題，便一直是我的創作主題。此外，東京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文化事件等，都成了我的創作背景。
Q：你最初是如何看待攝影這種媒介的？又是如何看待當前環境下攝影語言?
橫山隆平：與現代社會的發展相反，作為一位影像創作者，我認為攝影是單純的光的化學問題。如何將光的作用本身與現在相聯繫，以及如何將其數位化後使之再富有生命等等，我認為這些都是我所考慮的基本課題。
Q：在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的過程中，你認為最重要與之鬥爭的事情是什麼?你認為攝影是一種怎樣的敘事形式？
橫山隆平：我認為，最重要的，大概在於需要用很多的時間來研究物質的最終存在方式，需要思考影像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方式。如果要談敘事的話，我認為攝影有如醉漢詩人所寫的東西般，內容都是一些雖無聊卻又美麗的日常故事。
Q：展覽抑或是攝影書，你認為哪一種是更好地展示作品的方式？能談談你的拍攝項目中編輯照片的標準嗎?
橫山隆平：其實我認為展覽和攝影書都是重要的展示形式，沒有優劣之分。如果談及我的編輯標準，我會更注重三點：光線、印刷之美，以及照片本身的存在形式。
其他攝影師作品欣賞：
巖根愛（2019年第44屆木村伊兵衛攝影獎獲得者）
作品：《KIPUKA》
小原一真 （曾個展於阿爾勒攝影節、巴黎攝影博覽會，以及日本的IMA畫廊，此外，其攝影書《沉默的歷史》入圍了巴黎攝影博覽會與光圈基金會的攝影書獎，阿爾勒攝影節作者攝影書獎、卡塞爾攝影書獎年度最佳攝影書等。）
作品：《比基尼日記》
細倉真弓 （在2011年入選荷蘭攝影博物館出版的同名雜誌《FOAM》的「Talent」天才新人獎。自2002年至今，她每年都受邀參加荷蘭阿姆斯特丹的UNSEEN攝影節。）
作品：《Jubilee》
三保谷將史（善於從日常生活的體驗中感知其根源，其作品正展覽於法國阿爾勒，近兩年其受邀參加歐洲和日本的多個攝影展，成為當下日本很多策展人和雜誌編輯眼中的重要新星。）
長谷良樹 （獲得2018年的LensCulture新銳攝影獎）
作品：《181度》
傅爾得，策展人，作家。著有《一個人的文藝復興》、《肌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