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5年，國王查理五世為巴黎建造了一個新的要塞，這座要塞的每扇門都由一個小的"圍牆"保護。在聖安託萬河的盡頭，兩座大型圓形塔樓架起一扇加固的門。這座要塞的位置恰好拱衛著國王定居的聖珀爾宮殿（Saint- Pol hotel），此外，通過公路它連接著羅浮宮和文森內斯，其地理位置是是戰略性的，這座要塞便是著名的巴士底獄。在1370年至1383年間，它經由一個更大的建築加固，由8座24米高的塔樓組成，並且通過外牆連接，四周環繞著溝渠，然後形成了68×37米的長方形堡壘。巴士底獄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向外擴展，建築和花園與鄰近的兵工廠合併，然後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軍事綜合體，一直延伸到塞納河。
在十七世紀，巴士底堡變成了一座王家監獄。並且，它成為了進入聖安託萬河的一扇門。18世紀下半葉為總參謀部建造的一座建築將堡壘的內部庭院一分為二。監獄周圍的大溝或多或少地充滿了水，取決於河流的水位，繼續到塞納河。沿著溝渠直到聖安託萬門，巴士底獄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舊制度的象徵。既然人們普遍地把它視為法國舊制度的象徵，認為與它相關的一切都與法國絕對君主制的獨斷專行有著深刻的聯繫"，那麼在這種定式思維的前提下，對它的一切疑慮都似乎變得沒有必要，對它的一切討論都似乎變得可有可無——所有的一切都變成"想當然的真實"。
但越是這樣，巴士底獄就越值得加以研究，因為，究竟什麼是巴士底獄？為何圍繞著這座城堡人們能夠在它的形象上達成共識？象徵與真實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象徵能代替真實嗎？
版畫中的巴士底獄
一、公共輿論下的巴士底獄
眾所周知，啟蒙運動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其參與者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都具有很熱切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批判傾向，都以現實社會的改造為己任，他們的文化學術活動一般總是以群體的方式進行的，因而也就帶上了某種公共的色，,成為所謂"公共輿論的主要源泉"。公眾輿論自然就是公眾的意見，而公眾輿論固有的特點是以知識或信息為前提,其中包括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以及人們對知識和信息的認知,而要傳播和認知知識和信息則離不開書籍的傳播以及讀寫的能力。
在17世紀的時候，反對巴士底獄的言論還比較少，主要散見於一些著作中的隻言片語之中。由於路易十四實行的高壓專制政策，其大臣對在法國印刷或出版的所有書籍刊物都要做一番徹底的審查，但凡對正統秩序抱有半點質疑的書籍都會遭到王家審查官的審禁。關於宗教或公共事務的未經審查的討論要麼是以「手稿」的方式流傳，要麼是在國外印刷的，主要是在荷蘭共和國。因此在18世紀之前，除了一些作家對巴士底獄的神秘性而產生的恐怖猜測外，還沒有囚犯敢於公開自己在巴士底獄的生活，赤裸裸的反抗王權。但是隨著路易十四的去世，政府很寬放鬆了管制，一些記述巴士底獄中的囚犯生活的作品得以公開。
1715年康斯坦丁·雷內維爾出版了第一本明確反對巴士底獄的小冊子——《法國宗教裁判所；或巴黎巴士底獄的歷史》(L'inquisition franoise; ou,L'histoire de la Bastille )。這本小冊子瘋狂地控訴巴士底獄並影射著法國的專制制度。
到了18世紀中葉，政府本身也認為公然查禁也不是慎重之舉，所以乾脆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報刊也獲得了一種"半自由(Semi-1iberté)"，這歸功於1750到1763年間任出版總監的馬爾澤爾布。他認為，挽救之法並非是嚴加懲治，而是寬容大度，"當今出版業己是包羅萬象、鋪天蓋地，還有大批求知若渴的公眾，要約束他們難如登天，此乃時事所趨。所以，就我所知，禁書的方式只有一種，那就是儘量少公布禁書令，禁令唯有越少，才會得到人們的尊重。"在他的保護下，數量龐大的作品得以出版，這其中就包括狄德羅的《百科全書》。
隨著法國政府對書籍控制的力不從心，反對言論猶如洪水猛獸般向專制國家直衝而來，控訴巴士底獄的著作也有了迅速增加。其中，康斯坦丁的小冊子不斷再版，而且他還出版了一本增補本。雖然在整個18世紀中，反政府的小冊子多次被查禁,但凡在高等法院榜上有名被公開焚毀的圖書，其價格雖然上漲反而更加熱銷，閱讀禁書反而變成了時髦的風尚。而那些巴士底獄囚犯的回憶錄則成為了極其暢銷的禁書。這些著作幾乎都是以抱怨受不公正的對待開始，到對王權和國家絕對統治的控訴而告終。在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中，啟蒙思想形成了一種話語體系和解釋標準的社會文化，這些小冊子和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一道，對舊制度末期法國公共輿論的增強乃至政治演變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康斯坦丁·雷內維爾的小冊子封面
二、 對巴士底獄的恐怖描述和攻擊
導致巴士底獄的形象從一個國家監獄到一個人盡皆知的恐怖監獄轉化的因素很多，最重要是法國18世紀流行的關於巴士底獄的傳說、當事人的一系列小冊子對巴士底獄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描述和對不加審訊即被投入監獄的尖銳批判。巴士底獄雖處於國家的中心位置，但一直保持著絕對的神秘性，人們對裡面的情況完全不了解，更是激發了人們的好奇心，任何有關的巴士底獄的故事或評論都牽動著人們的心弦。這些因素極大地影響了民眾意識，而且這種意識的普及是從上層向社會傳播的。
在歷史上，巴士底獄曾關押過許多名人"例如它的建造者雨格·奧布裡奧、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尼古拉·富凱(Nicolas Fouquet)、著名的黎塞留公爵等，這些人被監禁本身就充滿神秘，關於他們的傳說就更加離奇。因此，人們對巴士底獄的恐怖描述和攻擊，早在17世紀就開始出現。1688年，諷刺家小克勞德在書中將巴士底獄稱為"讓每個人都害怕的地方"。大約在1690年的時候，有一篇反路易十四的未署名論文就批評道:"法國宮廷的專制權力，如果最富有的人和最有權力的人坦露他們的觀點，那麼他們就身處危險中，只要專制政府願意，他們就會被送進巴士底獄"。到了18世紀初，至少是在上層階級中，巴士底獄被認為是法國專制主義和濫用權力的一種"標記"。
18世紀50-60年代左右，最重要的啟蒙著作紛紛問世。通過啟蒙作家們的著作，啟蒙運動揭開了專制暴政的奧秘，控訴了社會不平等的罪惡，打開了封建專制的重重禁區。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反巴士底獄的新聞主題變得越來越激進，巴士底獄囚犯的故事層出不窮，涵蓋了從煽情醜聞到對政府系統基本原則的批判，政治化傾向日益濃厚，至18世紀80年代日益形成了社會共鳴。一位自稱為法國紳士的加萊(Calet) 先生在反巴士底獄的小冊子裡也講述了他被關押的原因，以及在巴士底獄的悲慘生活:"我詛咒這個政府，它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礎上，它是用一個懦夫和一雙邪惡的眼睛看待任何事物，對每個可能的或確定的罪犯都冷漠無情。但是更應該詛咒這個政府的是，不僅不滿足將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還為了剝奪無辜的被告者及他們的不容置疑的權利和日常所需，卑賤的宣稱人民貪圖他的援助。"
1782年，未來的大革命領導者米拉波伯爵，開啟了對巴士底獄一系列更加尖銳的批判。米拉波有多次監禁的經歷，儘管他所有的監禁都是因為他的父親為了保護家庭榮譽，但是他仍然激情澎湃地譴責國家監獄與專制體制。在1789年以後，他儼然以一位巴士底獄的受害者自居，"我在地牢裡為自由而戰，而你卻在你的前廳裡密謀反對自由。"
這些巴士底獄的"受害者"在他們出版巴士底獄的醜聞故事時，因為害怕受到責難而並敢不說明他們真實的罪責。如果囚犯越獄成功，那就會將其編成冒險故事，把自己作為巴士底獄的英雄展現在讀者面前。巴士底獄的囚犯中可能也有願意道出實情的，但是並不能排除其他人肆意篡改。例如，布裡索在大革命時期就利用巴士底獄的神秘感將自己說成是一個君主專制的犧牲者。但是實際上根據他的審訊記錄，他鋃鐺入獄的原因是因為他推銷色情小冊子。顯然，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
版畫：攻佔巴士底獄
三、妖魔化的巴士底獄：舊制度時期法國民眾的"集體記憶"
到1789年大革命前夕，巴士底獄的妖魔化事實上己經成為普遍認可的形象。比如，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小冊子中有關於巴士底獄與於1784年關閉的文森監禁的諷刺性對話就說明了巴士底獄的象徵地位。巴士底獄想像著自己的地位高位其他監獄:"是我，就是我統治者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我可以公開的展現代表我權力的恐怖武器……在我的圍牆內，我關押著最傑出的英雄，最著名的作家和人民……在我們牢房裡的恐怖和秘密武器構成了一個不尋常的歷史階段，我們可以自豪的是對囚犯進行致命的折磨，這種折磨甚至食人族都自愧不如。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en Mercier)在編寫百科全書時，是這樣描述的:"巴士底獄是歐洲最恐怖的城堡。也不能說出巴士底獄究竟發生了什麼……最有趣的事情一直是對我們隱瞞著;因為除了死亡外沒有任何東西從黑暗的地牢中洩露出去。簡而言之，沒有一句話能夠透露出這個國家的機密……只要巴士底獄繼續存在，本國人和外國人都會害怕招致有權人的不滿。"
由於大量小冊子的問世，巴士底獄的妖魔化也傳到了近鄰英國。英國人們對巴士底獄傳統的看法也認為巴士底獄是一個不公正而且殘酷的國家監獄。比如，輝格黨一份的晨報(Morning Post描述道:"所有可憐的國家囚犯，其中很多的人在這個可憎的地方被折磨得衰弱無力，然後就被釋放了"。但是這種表達實際就暗示著有大批的囚犯，因而也支持了巴士底獄作為專制城堡的描述。
實際上，真正的巴士底獄與公眾想像中的巴士底獄已經相差過大。無數的恐怖故事、神秘傳說與真實的監禁相互結合，讓一個妖魔化的巴士底獄成為了法國國民的"集體記憶"。在這份記憶中，巴士底獄就是舊制度、君主專制和政治迫害的象徵，它已不再單單是一座關押罪犯的監獄。
因此，當大革命真正爆發的時候，許多後來的學者都會發現，當時的巴士底獄已經幾乎是"空無一人"，但是佔領巴士底獄仍然具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巴士底獄雖然只是一個徒有其名的專制主義的"被象徵"的實物，但是巴黎人們成功的攻佔巴士底獄卻又實實在在地成了一個象徵性的事件，那就是標誌著法國大革命的開始。儘管有很多史學家質疑將攻佔巴士底獄作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標誌，但是我們僅從攻佔巴士底獄所產生的後果便可確立其不可動搖的地位。
正如法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家夏多布裡昂(Franois-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所言："民族看錯了物質事實的偉大，卻沒有看錯精神事實的偉大：巴士底獄在它的眼裡是它的奴役所取得的戰利品;它像它的自由所面臨的絞架一樣聳立在巴黎的門口，正對著華丘上的十六根柱子。人民以為夷平一座國家堡壘，就打碎了軍事栓桔，獲得了取代它所遣散的軍隊之無言的保證：人們知道變成士兵的人民產生了什麼樣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