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玉這篇就夠了:龍山、卑南、大溪、凌家灘文化玉器的鑑定特徵

(一)龍山文化玉器

到距今4500-35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玉器突然勃興,雖不及紅山、良渚玉器之輝煌,但諸如陝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地,也發現了成批的玉器,且大多已具有禮器的性質,其重要的意義同樣不可低估,可憑此在中國古代玉器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在已發掘的龍山文化遺址中,神木石峁的玉器數量相對較多。這些玉器由墨玉、玉髓、石英巖、大理石巖、蛇紋石巖等質料製成,器形有牙璋、圭、斧、鉞、戈、刀、璧、璜等。玉雕藝術品有人頭像、玉蠶、虎頭、玉蝗、螳螂等。玉器多出土在墓葬中。

這批玉器除玉璧、玉璜可用作佩飾外,其餘玉主、玉斧、玉鉞玉戚、玉刀的刃部鈍厚,無使用痕跡,可見並非是實用器,而應是當時的禮器。特別是玉牙璋,發現了28件,其裝飾的牙齒具有象徵意義。它不是兵器,也不是生產工具,更不是裝飾品,應是舉行祭祀活動的禮器。

玉刀發現近四十件,又長又大,刀身有鑽孔,同樣不能使用。玉鉞、玉戚、玉斧、玉戈是象徵權威的法器。玉璧雖可作裝飾,但也是一種禮器。這麼多的禮器發現在墓葬中,墓主人有可能就是當時的巫師。從出土玉質禮器的墓葬數量之多來看,神木石峁遺址在龍山文化時期曾有一個巫覡集團居住。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出土的玉器有玉鉞、玉瑗、玉琮、玉鏟等禮器和製作精良的玉梳、玉管、玉臂環等。其中以鉞、瑗較為常見。凡是較大型的墓,隨葬的玉器也就較多。在9座大型墓葬中,除出上有代表王權重器的龍盤鼉鼓、特磬、土鼓外,還有玉鉞、玉琮等。較典型的玉鉞或石鉞沒有使用的痕跡,有的薄而細長,非實用器,且與代表王權的重器同出,表明它不再作為生產工具,而是作為禮儀用具了。

(二) 卑南文化

分布於臺灣花東縱谷、海岸山脈南段東麓、臺東(四)卑南文化玉器平原以及大武山東麓河階及面海坡地,距今約5300-2300年。

玉器主要出土於臺東縣卑南遺址墓葬中,多數玉器呈碧綠色,玉材來自花蓮縣的玉礦。器類除少量墜、棒、管、鏃外,常見的是塊形飾,共出土一千三百多件。這種塊形飾式樣很多,除有內地常見的圓形外,絕大多數是帶有缺口的圓形環及環外緣附加四個突起的形狀,其他還有長條形、方形、兩翼形等。佩飾中有一種單人和雙人獸形佩,造型奇特。

這些佩飾製作精緻,風格獨特,代表了臺灣史前文化的最高工藝水平。卑南文化玉器主要用作裝飾、塊形飾出土時均在人頭耳部兩側,應為四三祭玉之當南次祀石耳飾;玉墜作頭飾;棒形和管形玉作頸飾和胸飾。繁雜的玉器種類反映了卑南先民豐富的精神生活。

(三) 大溪文化玉器

大溪文化分布於長江中遊西段的兩岸地區,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6400-5300年。玉器主要出土於四川巫山縣大紋溪遺址和湖北松滋縣桂花樹的大溪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形玉龍、體較小,器類有塊、璜、璧、環、墜等,均為扁平狀,其中以映、璜當、玉的數量為最多。塊的形狀不十分規整,出土於人的頭骨兩側。

璜的數量較多,主要有弧形、橋形和半璧形三種。璜的兩端有環、丫穿孔,半壁形璜外緣刻成連續鋸齒狀,其裝飾手法是大溪文化玉器獨具特色的工藝。大溪文化玉器主要用作裝飾,有耳飾支、玉項飾和臂飾等。耳飾為塊和墜,璜和璧作項飾,懸掛於頸上或突出反胸前,臂飾主要是環。大溪文化玉器的意義在於它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的原始文化玉器非常相似,例如大溪文化的弧形與薛家崗文化、橋形驥與鬆澤文化、半壁形璜與良清文化等同類器物形狀很接近。這為研究史前各文化間玉器風格的影響、長江中下遊地區玉器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及大溪文化玉器的淵源提供了實物資料。

(四)凌家灘文化玉器

凌家灘遺址於1985年被發現,位於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西南約10公裡的凌家灘自然村。經1987年春、秋,1998年秋的三次發掘,共揭露面積1775平方米,發現墓葬44座、祭壇1座、祭祀坑3個、積石圈4個、房屋遺址1座。大墓隨葬品以高規格的玉石器為主,陶器次之;中、小型墓以石器和陶器為主,玉器次之。凌家灘遺址年代,為距今5560-5290年,與紅山文化年代相當,而早於良渚文化。

凌家灘墓葬出土的玉器,數量多,品種豐富,琢磨精緻,玉質溫潤,潔白透明,造型獨特,生動傳神,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一次重大的發現。

出土的玉器經測定質地有透閃石、陽起石、葉蛇紋石、利蛇紋石、水晶、瑪瑙、玉髓、石英、綠松石等。玉器品種有玉人、玉龍、玉璜、玉璧、玉環、瑪瑙斧、玉玦、玉鐲、玉鉞、寶塔形玉飾、玉管、玉珠、玉扣形飾、玉喇叭形飾、月牙形飾、玉菌形飾、玉兔、玉冠形飾、玉龜、玉刻圖長方形片、玉鷹、玉龍風璜、玉齒環、丫形器、雙連環、玉豬、玉墜飾等。

凌家灘出土的玉器,不但精美而且品位極高,出土的玉龍、玉鷹、長方形玉片、玉龜、玉人大型玉鉞、玉戈、瑪瑙斧等,突出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凌家灘社會組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古代玉器最初是以裝飾品形式出現的,玉制飾品在石器時代自始至終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後,代替小型玉飾物而勃興的是大型的象徵性武器工具及具有原始信仰性質的禮器,這類器物的出現標誌著等級觀念和原始宗教觀念滲人玉器之中,使其成為祭祀工具或等級權力的象徵物。正是因為它們是一種精神或觀念的象徵物,人們才會在它們的造型和紋飾上耗費巨大的精力,藉以表達其中豐富的、逐漸明確起來的精神內涵。中國古代玉禮器在巫術和原始宗教中充當了極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對於紅山文化的玉龍和玉獸形飾(玉豬龍),就不能把它們簡單地看成動物形飾物。

龍的崇拜,自古以來就與農業生產有關,作為祭祀物的豬,逐漸抽象為超現實的龍的形象絕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原始農業的發展和原始信仰發達的基礎上,高度發展的原始意識形態和原始藝術的結晶。龍是中華民族發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徵,紅山文化龍形象的出現標誌著該地區已初顯文明的曙光。

以琮、璧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大型禮器則代表了我國史前巫術發展的最高水平。玉琮作為良渚文化的重器,在祭祀中具有溝通天地的重要作用,大量玉琮的發現,又反映出良渚文化時期巫術和原始宗教的普及性。我們之所以說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神秘,是指當時人們對玉器的崇拜達到了很高程度,並由對玉的純自然崇拜過渡到與權力相關聯的複合崇拜階段;二是指玉器的紋飾奇詭、莊嚴,較多地使用了想像的神話動物,或者人神、獸複合物,在觀感上給人一種神秘莫測的感覺;三是玉禮器在玉器中的比例很大,並形成了較嚴格的禮儀制度。

綜合地說,以刀、戈等象徵性武器工具為代表的龍山文化玉「禮兵器」,和以玉龍、獸形飾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動物形玉飾及以大型琮、璧為代表的良渚文化玉禮器,是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各具地方特色的玉文化。而文化因素共同滲透的方向正是位於它們之間的中原地區,夏商玉器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