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造像的藝術傳承和特色

2021-02-08 旃檀精舍

從印度出土的實物看,此時的造像有顯著特點:形象多為體魄強健的偉丈夫形態。

佛坐像 383年

現藏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

伴隨著佛教在孔雀王朝、貴霜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羅王朝統治時期的傳播與發展,印度佛教造像藝術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並在各時期形成了諸如犍陀羅風格、秣菟羅風格、笈多風格和波羅風格等特色鮮明的造像風格。隨著佛教的不斷傳播這些風格與傳入地的雕塑傳統和審美要求相融合,使佛教造像呈現出不同的地域風貌。


在古希臘雕塑藝術影響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現於印度西北部犍陀羅地區。中國的佛造像藝術是在公元1世紀佛教傳入中國後逐漸發展起來的,將佛教高深的哲理轉化為藝術形象,不斷吸收、融入中國之文化藝術,逐步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藝術內涵、鮮明時代風格與不同地區特色的中國佛造像藝術體系。

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造像藝術不斷吸收、融匯中國古代藝術精華,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漢傳佛教造像藝術。南北朝以後,漢傳佛教造像逐漸脫離了古印度及中亞佛教造像風格的影響,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藝術特點。
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雍容華貴」、宋代的「典雅秀美」等風格迥異的佛教造像,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與融合力,是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燦爛的篇章。

佛造像,是帶著宗教情感的藝術創作活動,其工藝手法多樣。古印度造像簡潔質樸,藏傳佛像華麗莊嚴,中土造像莊嚴靜穆\氣韻生動。中國各個時期的佛教石刻造像個性鮮明,極具時代特徵!

佛像是隨著傳教者進入漢地的。初傳漢地的佛教造像似乎和金銅有緣。史載,漢明帝劉莊有天晚上做夢,夢見一高大的金人從西方飄然而至,繞屋飛行不絕。早朝時,有大臣解釋是西方大神佛陀。明帝於是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帶不期而遇前往東土弘法的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以及為他們馱經卷和佛畫像的白馬。到洛陽後,明帝給了他們極高的禮遇,在西雍門外造了一座「卿」才能享用的「寺」,因白馬的功勞和聖靈,取名「白馬寺」。據說,白馬寺曾供奉過一尊成人拇指大小的金銅佛,就是根據明帝夢中金人模樣製作的漢代佛像。

洛陽白馬寺山門全景 


雖然這段東漢早期的佛教傳播史料不被史家看好,但長江三峽出土的延光四年(125)銘青銅搖錢樹殘件上的佛像,證明了至少在東漢中期已開始鑄造金銅佛像了。


東漢搖錢樹幹青銅飾佛

▲搖錢樹是漢代神仙思想的物象反映,其樹幹上出現佛像,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國時仙佛共存的基本面貌,同時亦成為我國金銅佛教造像早期遺物。


從兩漢到三國西晉,無論是青銅還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與神獸、神人並列於同一器物上,被當作一般的神明來奉祀,以中國特有的方式來膜拜。

南北朝至唐初時期,北方五胡十六國時代開始,到北魏(386-557年)統一北方,南北朝格局形成,不同民族登上歷史舞臺,形成大割據、大融合和文化多樣性的紛亂時代,走向隋唐統一的重要時期。中國佛教藝術在吸收印度、中亞、東南亞等地的藝術影響的基礎上,明確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為中國藝術的成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成為盛唐藝術的先聲。

隨著《僧祇戒心》等佛教儀軌的弘傳,單體佛造像開始出現。據史料記載,三國笮融曾造金銅佛像,西晉時高僧竺法護在洛陽造菩薩金銅像12尊,但都沒有實物傳世。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單體金銅佛像是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收藏的十六國時期後趙建武四年(338)銘款銅鎏金坐佛造像。

十六國佛立像

造像身著犍陀羅式通肩佛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所持法物亦非常見的持淨瓶或結手印的樣子。整體風格受到了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同時又融入了中土審美情趣和表現手法。據此推斷,造像時代應為西晉十六國。


十六國銅鎏金佛坐像

▲坐像通體鎏金,佛祖面容端莊,俯視前方,雙手於小腹前結禪定印。臺座前兩隻護法獅子張口昂頭,牙齒清晰可見,為五胡十六國時期坐像中的上乘之作。


董欽造阿彌陀像 隋開皇四年(584年)

銅鎏金高41釐米 座寬29釐米 厚24釐米 

1974年陝西省西安市南八裡村出土 現藏西安博物院


這鋪銅鎏金造像為一佛二菩薩二力士的人物組合,加上臺座和獅子,保存完好,鎏金精美。臺座後側所刻發願文稱:「開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寧遠將軍、武強縣丞董欽敬造彌陀像一區……」,可知這是公元584年所造的一鋪阿彌陀像。主尊肉髻低平,臉型偏圓,眉毛以陰線刻出,雙目細長,嘴角上翹,面帶微笑。身著袒右肩袈裟,左手向前平伸,右手抬起,掌心向外,施無畏印,姿態清秀自然。佛的兩側立脅侍菩薩,體型細瘦,寶珠形頭光,頭戴寶冠,繒帶從寶冠左右垂至膝側,下著裙,披掛瓔珞等飾物,帔帛搭於兩臂,垂於體側,跣足立於蓮花座上。左側菩薩右臂自然下垂,平託一蓮蕾,左臂上舉,捏寶珠。右側脅侍菩薩右手舉與肩平,持蓮蕾,左手置於胸前,手心朝下。兩菩薩的前面是二力士,稍稍側身握拳,豎眉鼓目,嗔目怒視,衣裙隨著人物的姿態動作飄向一側,與相對靜止的佛與菩薩形成對比,渲染出一觸即發的力量感。兩力士中間為地神託舉博山爐,地神一手撐地,另一手與歪向一側的頭部承託底盤,圓形平託上有蓮花與蓮葉簇擁的博山爐。帶有護欄的臺座四邊開壼門,前面兩側有相向蹲立的獅子,昂首挺胸,前腿伸直,筋肉鼓起,充滿著緊張感,似乎隨時都會一躍而起。這鋪銅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均十分考究,是隋代金銅造像中的精品。


儘管銅作為戰略物資,在戰亂年間受統治者嚴加管控,被嚴禁用於民間鑄造金銅佛像,但佛教的護生理念直指人心,蘊慰著亂世之際命如螻蟻的平民百姓的心靈,反而催生了金銅佛像的鑄造和傳布,同時造像的形象也變得內省而慈祥。


此像為一佛二菩薩三尊式組合。主尊為波浪式高肉髻,眉弓上挑,柳葉形的眼睛平視前方,口鼻小巧,略帶微笑。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衣紋厚而密,顯示出服飾的質感,兩腿之間的衣紋呈距離均等的U字形,袖緣和衣擺層層疊疊,排列參差有序,富有裝飾感。左手施與願印,右手施無畏印,跣足立於雙層覆蓮臺之上,蓮座下承接圓柱體臺座,臺座表面裝飾獸面口銜蓮花,兩側各插一個單獨鑄造的龍吐蓮花,蓮花枝葉與龍保持著向上升騰的動勢,在視覺上支撐著上方寬大的三尊像和背光。主尊兩側蓮臺上各立一脅侍菩薩,穿著華麗,衣擺向兩側飄動。佛像舟形背光,外緣為火焰紋,主尊頭部上方裝飾一簇蓮花,傘蓋般的花朵與枝葉向四周舒捲,主尊身體兩側有自下而上生長的蓮蕾。此像體量較大,保存完整,整像裝飾華美,顯示出高超的鑄造工藝。


唐代詩人杜牧《江南春》中寫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描述的就是南朝佛教藝術的盛況。南朝雖經宋、齊、梁、陳四朝,然而政治中心一直是今天的南京,政權更迭並未影響經濟、文化的發展,佛教造像也隨之發展而變化。南朝造像普遍形體瘦削,氣質溫雅。佛身不穿印式袈裟,而著褒衣博帶式的袍服,胸前露出帶結,類同南朝文人衣著樣式。 

南朝飛天兩身飾件

▲飛天頭戴高冠,神情喜悅,秀雅端莊。雙手舉胸前作吹奏樂器狀,衣帶飛舞,鮮花花朵散落衣間,有著宗教特有的儀式感。頗有南朝「秀骨清像」的特點。


唐代是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鼎盛時期。盛唐的佛像氣度不凡,面相豐滿而圓潤,佛像頭部皆飾螺發,頭部高昂,展現了既內省又開朗、既沉靜又溫和,既有出世神韻,又有入世情懷的天朝盛世的精神面貌。


唐鎏金獅子

雄獅青銅鑄造,扭腰甩頭,張口獠牙,目瞪前方,兩耳豎起,胸口寬厚肌肉凸起,身披錦鞍馱寶瓶,四蹄蹬地威猛雄勁,勢不可擋。獅子非中國本土所產,西漢時已入貢。唐太宗貞觀九年,康居國進貢獅子,唐太宗命浙東籍寵臣虞世南作《獅子賦》。這時各國已大量進貢,唐朝也是塑造獅子最輝煌的時代。


唐臥姿菩薩像

▲菩薩呈側臥姿式,極為少見。頭束高髮髻,面相飽滿清晰,秀目微閉俯視人間冷暖。身軀呈現S型,豐腴,華貴。跣足而臥,腳部輪廓清晰,姿態萬千,威儀而祥和。


形式服務於內容,佛教傳布過程中教義的變化直接導致造像的改變。由於重文,宋代的文化前所未有的昌盛,佛教完全被改造成「披著袈裟的老莊」,其造像也與古印度的梵相大相逕庭,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中國面貌,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布袋和尚(彌勒)、泗洲大聖(觀音)、女相觀音、羅漢等,這些形象與現實中的真人並無二樣,但道行極高,神通廣大,救苦救難,深受百姓的膜拜。


宋洛迦水月觀音像

▲觀音頭戴化佛冠,髮辮披肩,菩薩呈遊戲姿坐於普陀洛迦山中。身姿優美,曲線纖細,神情安祥慈悲,是典型的漢傳佛教造像,為宋代造像中的精品。布怛洛迦,觀音菩薩道場,位於南印海上,又譯為普陀洛迦、布達拉等。意譯為光明山、海島山、小花樹山等。浙江省的普陀山,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均由此得名。


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的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漢地造像的影響,但因地域文化不同,這些地方的佛教造像肩部寬闊,胸肌鼓起,有偉昂剛健之勢,與南方造像注重內省、平易近人的神態形成明顯區別。


遼佛坐像

▲大日如來,即毗盧遮那,意為照耀,是光明遍照的意思,東晉佛陀跋陀羅《六十華嚴》譯為盧舍那。青銅造佛坐像,寶珠狀肉髻低平,奇特的是肉髻頂部向上伸出兩片葉狀物。佛祖雙臂上舉,腕部戴鐲,雙手手指於頭頂上部連接,結跏趺坐。這類形制的佛像十分少見。


元明清時期,佛教造像的形態向著官方和民間兩個不同方向發展。官方因統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傳佛教造像;民間膜拜漢傳佛教造像,並依照宋代的樣式造像。但由於思想的鉗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民間想像力和創造力大不如宋,造像僅僅是膜拜對象,並不追求藝術水平,因此造像藝術大有「今不如昔」之慨。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還將關公拉入釋班,將其作為武財神和伽藍菩薩供奉,這個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大理國漆金迦樓羅坐像

▲造像通體鎏金,跏趺於束腰式蓮臺上,面呈雷公之狀,眉眼、鼻嘴如鷹,眼光俯視,兇悍無比。護法裸上身,顯露鋼筋鐵骨般身軀,霸氣十足,下身穿羊皮短裙緊裹軀體,身體筆挺,氣勢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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