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金融學家,搞了半輩子金融,50歲的時候突然決定改行,不搞金融,開始鼓搗字母。
現在我們叫他跨界先鋒,當時他在背後卻不知道被人喊了多少次傻帽。連他上小學的孫女都說他:「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不就是個0嘛!」
他做的工作極其複雜,但出來的結果卻非常簡單,有人嘲笑他:「幾個字母,搞了3年。」其實這些人哪裡知道,他何止是做了3年啊,前前後後加起來,6年時間都過去了。
除了被周圍人說「傻」,他還被另一些人稱為「洋奴」。這些人覺得,他所做的工作是外國人的玩意兒,中國文化傳承了幾千年,根本不需要他和他所做的工作。
說到這裡,相信很多朋友已經能猜到他是誰了。
他是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他與葉籟士、陸志韋共同起草了關於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初稿。媒體喜歡稱他為「漢語拼音之父」,但他自己卻從未接受這個稱謂,反而一直在說自己是「漢語拼音之子」。現如今,上億的年輕人因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益,如果沒有他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研究,就不會有搜狗輸入法這樣的拼音輸入產品,也就不會有現在大家在電腦和手機上的暢快輸入
——當時的人覺得他傻,我們覺得他帥爆了。
他說:「千千萬萬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沒有大作為的人,都是隨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平凡的人怎麼生活,這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我對這門科學和藝術沒有貢獻,不過我的一生倒是有平凡生活的經驗,如此而已。」
他視自己若等閒。他只承認自己是個「語文工作者」,就像張佳瑋把自己的專欄稱作「寫字的地方」,或者,也許可以這樣認為?
他本業是經濟學,曾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曾站上復旦的講堂。50歲,知天命的年紀,才應邀扎進文字改革,現代漢語學隨之得以草創。他編寫《字母的故事》,他參與制定推行了漢語拼音通用方案,讓我們能輕易地打下一個個漢字,串成一行行排成一段段騙幾個贊。當然,他不是一些媒體渲染的「拼音之父」。但若沒有他,漢語拼音,現代漢語,不定什麼樣呢!蘇聯曾經專門派人來說,你們要文字改革,就改用我們俄文的西裡爾字母吧!要真這麼幹了,則太難推想,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和國際接軌」又將經歷幾重曲折…毛澤東指示,可以考慮用民族形式,用筆畫簡單的古漢字。這麼幹幹了幾年,又怎麼會成功呢…是周有光,說咱們採用拉丁文字吧。
是周有光,為我們的現代漢語定形、定音、定序、定量。他一度需要回復海內外四千封教授來信,試圖說明漢字拉丁化之可行。我們熟習而漠然的「jqx小淘氣,遇到ü眼要挖去」,「iu並列標在後」,「Peking變Beijing」,都和他有著絲絲縷縷的關聯。
他也曾被下放到寧夏。不能帶研究資料和參考書,他就帶上二三十國文字的「偉人」語錄,開始研究比較文字,研究中文信息處理和無編碼輸入。他和七十一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沉默的大多數欲沉默而不得的時代,他們對著幾萬株高粱高聲交談。大多數人如臨深淵,他對著深淵輕輕吟唱。大多數人如履薄冰,他在冰上跳起了輕快的舞。
他,經何廉的介紹,和愛因斯坦見過幾次面,聊過幾回天。但這事直到百歲之際才被晚輩「挖掘」出來。他覺得愛因斯坦那會兒百無聊賴,只是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聊一聊。於是,他把這次經歷視若尋常。他把這茬忘掉。
他更參與主持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編譯,三位編委他是其中之一。同時是日文版的國際學術顧問。連襟沈從文笑稱他為「周百科」。(說來只能無奈,昔年歐洲小國以百科全書相贈,我們竟無以為報,給了人家一本新華字典…)
他年輕時得過肺結核、患有憂鬱症,算命先生說他「活不過35歲」。他竟活成人瑞。晚年孤寂,簡直文人常態。周夢蝶一粒花生米就一口白粥,卞之琳喜聽薯片咬碎時發出的脆響,張愛玲更是不晤人,不應門,每以速凍食品充飢,把電視劇的聲音放得很大,卻不看,在空調的冷氣中離開了人間。他卻能始終保有鬱勃的生機,在一百一十歲的光景,照樣吃幾回烤鴨,大閘蟹,蔥油海參。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升起星星點點的敬意,感嘆他走過,他完成,完成了這麼多,完成的這麼好。
但是,周有光的存在,就在於年輕時這些斐然華彩?他百年人生就是為了讓我們在「先生」之前加個點綴稱他為「老先生」?
不,周有光之象徵性在於:茫茫比特海上,有這樣一位老人,走出專業的深井,試圖穿過半世風雨,試圖撥開百年迷霧。哪怕上帝忘了他,我們也忘了他。
他說:「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重新算起」
他甚至搭建了博客,像蜘蛛一樣在網上行走。他甚至在百歲之際寫了一本《朝聞道集》。
他賦閒在家,不拿自己當國寶,也不靠各種題詞賺取高額潤筆。他笑言:「季羨林被捧得那麼高,其實跟錢偉長一樣,兒子來看他都不方便啊」
他不作振臂呼,只是堅守常識與理性,無所羈絆,保持清醒。看似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卻不期然而然地閃爍出智性之光,輕易地突破或繞過重重話語權力與權力話語。他無意製造也無意遵循任何理論體系,始終保有著一種強大的「業餘感」。偏又有一些頗有分量的前輩,如三聯的老編輯,結結巴巴地交口稱道先生的好。他不靠性格的平和,衣著的簡樸,活的時間長來收割讀者。他只是對全世界,全中國,全人類保持關切。他也不靠雞湯和溫情脈脈的文字感動讀者,儘管他和夫人張允和,如涓涓細流般相攜走過七十歲月。
他說:「Google現在要退出中國,為什麼一個私營公司要退出,美國總統會出來講話?這說明它不單單是一個公司的問題,也不單是科技的問題。羅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現在是五大自由,第五個就是網絡自由,網絡不應該被控制。」
他說:「參加世貿只是產品進入世界,不是人民進入世界。人民進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他說:「大國崛起的觀點是錯誤的。富當然不是講國家的,富是講個人的。」他說:「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這個概念也是玄學思維的概念,不是科學的,科學領域裡面沒有什麼叫做意識形態的。」他說:「有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其實,要改的是國情,不是民主。」他說:「「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學」,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國家的。」他說:「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跟過去不同,主要是: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他說:「稱先生是尊敬,稱女士是不尊敬。這明明表示了重男輕女的下意識。想要尊敬,反而不尊敬了。」他說:「唐駿這個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們現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會地位還要一個文憑,怎麼辦?只有造假了。」他說:「全球化跟其他歷史時代一樣,幸福和災難共生。幸福沒有全球化,恐怖主義倒已經全球化了。」
他所說的,其實就是「常識」二字。好在平實,懇切。但不妨坦言,我們不會去看周有光的書。不會了。那樣的百科全書風格(不是百科全書式)的寫作,好像再也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了。大師逝去,總會激起幾多悵惋,幾多紀念,甚而有朋友圈裡「雲治喪」的場面。就像人們口中筆下的楊絳,往往是那個「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人們樂道於《我們仨》遠甚於《幹校六記》,遠甚於《洗澡》。更不用說楊絳的姑媽--楊蔭榆女士的生與死了。葛兆光《諦聽餘音——關於學術史、民國學術以及「國學」》:真正的學術史,應當討論的是「學」。比如,談王國維,應當討論的是他的古史之學、甲骨文字之學、蒙元遼金史地之學,而不是他在頤和園的自沉;談陳寅恪,應該討論的是他的那些預流之學問,比如中古歷史與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至於周一良,學術史最好討論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畢竟是書生》。
不過,周有光的不同在於:
他的存在本身,就儼然一座豐碑。「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個世界公民的職責」,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