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導河積石
● 董克義
五、大禹導河積石的考古佐證
（一）禹夏與馬家窯文化
根據大量的古文獻記載、出土文物和一些專家學者研究，古羌人是仰韶文化的參與者之一，當仰韶文化發展到中期，一批古羌人沿渭河、黃河西遷到甘肅、青海的黃河上遊支流的湟水、大通河、洮河、大夏河等水域，積極開發當時一片文化空白的「甘青處女地」，既傳承了晚期仰韶文化精華，還將發明種植粟黍技術帶進該區，大力推進農耕生產，創造了黃河上遊即西北地區最大文化干係—馬家窯文化。
古羌人是馬家窯文化的締造者。羌族是繁衍生息於中國西部河、湟、洮、岷間的一個古老民族，古代文獻中把羌人稱為「氐羌」「羌戎」「西羌」「西戎」等。從堯、舜、禹至漢朝時期非常活躍。「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於西羌，長於西羌，是古羌人傑出的部落領袖。
積石山縣出土的齊家文化雙耳素陶鬲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丁新博士研究認為：「龍山文化是如何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迅速取代了仰韶文化？從龍山文化進人中原的過程來看，不太可能是漸進的薰染，而是席捲式的取代。然而並非所有的仰韶文化區域都被浸染成為龍山文化區域。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支仰韶文化的繼承者，遠走他鄉，來到黃河上遊湟水流域一帶發展成了馬家窯文化。」[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51.]他還認為：「馬家窯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一個迷，因為，馬家窯文化所在的河湟流域本身沒有文化基礎能夠發展出馬家窯文化……在仰韶文化消失的那個時間範圍內，有一支繼承著仰韶文化的人群在今天甘肅南部黃河上遊的湟水流域紮下根來，並發展出了馬家窯文化，這是非常可能的。馬家窯文化從仰韶文化而來，在學界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51.]那麼，馬家窯文化與大禹、馬家窯文化在甘青的消失與大禹治水有什麼關聯呢？丁新博士認為：「這樣一支成熟的農業文明，在公元前2050年的時候卻徹底失去了蹤跡。這個時間剛好是夏朝完全建立的時間。其消失的過程應該與大禹治水及其統治中原這個歷史過程同步。其後，在其遺址上興起的齊家文化，卻被認為與馬家窯文化沒有本質上的繼承關係。而齊家文化與陝西龍山文化有著更加明顯的繼承關係。」[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52.]
丁新博士用大量的考古資料，通過論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陶寺文化、齊家文化等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夏文化之關係後認為：「炎帝與黃帝的時期是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文化隔絕2000年之後開始碰撞進而融合的開端，也即龍山文化的開端。隨後東方大汶口文化迅速席捲了仰韶文化，成為各個區域的龍山文化。唯一一支沒有被龍山文化影響的仰韶文化向西遷移成為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統治中原八百年以後，由於洪水的原因而趨於衰落，不得不請西面的馬家窯文化前來幫助。在治水的過程中，馬家窯文化在中原站穩了腳跟，這就是夏的建立。」[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27.]「遠處西羌的禹受邀從黃河上遊的馬家窯文化區東進陶寺地區，並在治水過程中掌握了中原控制權，繼承了堯舜統治權力。」[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31.]他認為馬家窯文化回到中原後成為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從此誕生。
（二）禹夏與齊家文化
根據大量的古文獻記載、出土文物和專家學者研究表明，齊家文化是早期或早中期的禹夏文化，古羌人是齊家文化的締造者。大禹生於大夏西羌，長於大夏西羌，是古羌人傑出的部落領袖，今臨夏一帶也許就是大禹的出生地和生長地。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易華博士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表明西北地區是禹或羌人活動區。大禹出西羌。馬志勇收集了大量資料證明臨夏是大夏文化核心區。在齊家文化分布區，均可聽到大禹治水的傳說，並有不少相關文物古蹟。積石山應該是大禹傳說的座標原點。『夏』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三義，但均與中國西北地區密切相關。夏代早期的文明發源於以甘肅為中心的齊家文化分布區。」[馬守璞.華夏文明發源於齊家文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易華.民族日報晚刊[N].2014.9.11.]
據考古學鑑定，齊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約4050年～3950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期早期的西北地區獨具特色的文化類別，而這個時間正是禹夏王朝時期。所以齊家文化圈是當時華夏文明的核心區之一，古羌人創造了燦爛的齊家文化，也就是早期或早中期的禹夏文化，為中華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馬志勇先生說：「大禹建立夏朝前後，河湟地區就有夏文化，夏朝建立後，強化了夏文化。夏文化與齊家文化是同一時空，齊家文化就是夏文化。夏禹文化，它的源頭在河湟，成功於河湟，東傳於中原。齊家文化在華夏文明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馬志勇.古羌人是齊家文化締造者.馬志勇、唐士乾.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Ｍ].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5年：135.]
齊家文化是國際考古學界已公認的中國最早的青銅文化。出土文物證明，齊家文化開導了青銅時代的先河，已經步入青銅時代早期，對中華民族早期青銅器鑄造和生產力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積石山縣銀川鄉出土的玉琮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寧夏，涉及內蒙古和陝西的部分地區，該區域恰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中間地帶，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徵，有山、有水、有草地，宜農宜牧。易華博士認為「齊家文化分布區也恰是中國地理的中心區，生態多樣性為孕育和接受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有利條件，使這一地區成為上古時期東西文化交流和人類遷徒的要衝，其率先接受青銅、遊牧文化的洗禮，逐漸成為了中國上古時期文化的中心。」[馬守璞.華夏文明發源於齊家文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易華.民族日報晚刊[N].2014.9.11.]
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大約和黃河中遊的龍山文化中晚期相當。
龍山文化，是指黃河中、下遊地區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屬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年代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分布於黃河中下遊的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其中河南龍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東一帶，上承廟底溝二期文化或相當這個時期的遺存，發展為中原地區中國文明初期的青銅文化，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
二里頭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類考古學文化遺存，是介於中原龍山文化和二裡崗文化的一種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區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築則分為大中型夯土臺基、地面式建築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規模、葬具和隨葬品等也各有差異，顯現出社會的高度分化。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對象。
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王城崗遺址是一處以豫西龍山文化類型中晚期為主、兼有新石器時代最早期裴李崗文化和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與商周文化的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批確定的重點六大都邑之一，是新石器時代城址。最先發現的城垣建築是遺址東北邊緣的兩座小型城堡，面積不足1萬平方米，東城大部分被河流衝毀。進入21世紀以來，又發現了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確認大城是在小城廢毀後建成的。目前學術界普遍公認王城崗大城遺址是「禹都陽城」遺址。
那麼作為夏早期或中期文化的齊家文化與黃河中遊的龍山文化有什麼聯繫？與河南二里頭文化和「禹都陽城」的河南王城崗大城遺址又有什麼聯繫？
易華等學者認為：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於遷都而到達。
「我認為，以甘青寧為地域範圍的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於遷都而到達。我們可以從冶金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來證明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同質性：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均進入了青銅時代，物質生活相同且技術水平相當。兩者均用牛、羊肩胛骨佔卜決策，還使用同樣的禮器：陶盉、石磬、玉璧、大玉刀，可能還有璋，說明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齊家文化是國際考古學界已公認中國最早的青銅文化。」[馬守璞.華夏文明發源於齊家文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易華.民族日報晚刊[N].2014.9.11.]他還論述：中國境內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青銅時代文化只有齊家文化，與其相當的有朱開溝文化，亦明顯是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影響，因此，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來自齊家文化。
易華博士還論述：「如果真有夏朝，齊家文化應該是夏朝文化的組成部分。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東西民族與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齊家文化與夏代紀年相當，也是東西民族與文化交流的結果。距今4000年左右東亞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第一個國家正在形成中。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東方定居農業文化受到了西方遊牧文化的衝擊，成為東西方文化接觸地區，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易華.銅蹤夏跡見齊家——西北訪古遊.馬志勇、唐士乾.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Ｍ].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5：269.]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證明，夏代存在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無疑，易華博士的論據是比較充分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如果這種論點成立，那麼，齊家文化與龍山文化、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與禹夏文化的關係就脈絡清晰了，「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後「導河積石」治理好黃河上遊的水患，再受堯舜之邀或指令東遷治水建功立業，夏族發展壯大，之後建都或遷都「禹都陽城」，也就有了比較可信的聯繫和清晰的脈絡了。
但對於齊家文化的源頭，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齊家文化的源頭是陝西龍山文化的成員。據史書記載，啟繼位而原大禹公布與眾的接班人伯益逼迫離去，有些部族不滿，其中的代表就是有扈氏。有扈氏是西北雍州一帶的一個有一定實力的部落。《史記·夏本紀》描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括地誌》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鄠國。」於是夏啟剿滅了有扈氏，有扈氏的一部分西遷西北，發展成齊家文化。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丁新博士認為：「這個有扈氏的確就在西北雍州一帶，它恰好解釋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齊家文化的產生；而齊家文化被廣泛認為與陝西龍山更加接近，而與馬家窯文化沒有繼承關係。例如，『夏鼐先生認為齊家文化不是從半山—馬廠文化獨立發展而成的，而是受陝西龍山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假設禹來自馬家窯文化，而馬家窯文化又是從陝西遷出的仰韶文化，那麼當禹的部眾歷經八百年之後回到中原地帶時，回到自己祖先的發源地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這才會出現有扈氏不服的情況。有扈氏就是先前的陝西龍山文化，後來的齊家文化。」[丁新.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Ｍ].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127.]齊家文化在商代夏之後，一部分被收編為姜戎，活躍在陝西和山西南部，拱衛商核心區的北部；留在原址的一部逐漸演變為辛店、寺窪文化。
（三）大禹導河積石的考古佐證
考古成果和專家研究證明，古羌人是馬家窯文化的締造者。羌族是繁衍生息於中國西部河、湟、洮、岷間的一個古老民族，「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於西羌，長於西羌，是古羌人傑出的部落領袖。而在黃河上遊的積石峽、寺溝峽等兩岸的臺地上發現有眾多的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
考古學和專家研究還證明，齊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約4050年～3950年，大體與夏文化時間相當，齊家文化就是夏文化。在甘肅、青海、寧夏，涉及內蒙古和陝西的部分地區，齊家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在甘肅中部地區包括黃河上遊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積石山、臨夏、廣河、東鄉、永靖、臨洮、蘭州、榆中等地共發現齊家文化遺址120多處。
而位於積石峽東口與積石山縣大河家鎮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的喇家遺址就是一處著名的主要為齊家文化中晚期的遺存，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重點面積約20萬平方米。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個遙遠的城邦古國，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唯一一處大型災難遺址，被譽為「東方的龐貝」。
積石峽遠眺
喇家遺址的發掘和發現，無疑給四千多年前堯舜時代的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英雄壯舉提供了活生生的有力佐證。據考古資料顯示，喇家遺址發掘出非自然性、突發災難事件而死亡的群體人骨遺骸，揭示出前所未有的齊家文化時期的災難遺址。如4號房址，房址內發現了14具骨骼，28--45歲的4具，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齡最小的僅2歲，以少年兒童為主。由於死亡之時突遇無法抗拒的災難，這些遺骸表現了一剎那間的狀態，他們姿態各異，有的曲肢側臥，有的匍匐於地，有的上肢牽連，有的跪踞在地，其中母親懷抱幼兒，跪在地面，相互偎依，在災難突然降臨時表現的無助以及乞求上蒼救助的神態令人動容。考古學家認為：引起喇家遺址災難的是一場地震，而摧毀聚落的是隨後而來的山洪和黃河大洪水。
喇家遺址還發現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貴文物，特別是反映社會等級和禮儀制度的「黃河磬王」、玉璧、玉環、大玉刀、玉斧、玉錛等玉器，對研究齊家文化的文明進程和社會發展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這裡出土的中國考古史上發現的最大的石磐——「黃河磬王」，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價值和學術意義，由此許多專家推斷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個遙遠的城邦古國，甚至有人還推測這是大禹的故鄉，因為只有大禹才有資格與反映社會等級和禮儀制度的「黃河磬王」相配。據發現的少數辛店文化墓地來看，喇家遺址還包含了馬家窯文化、辛店文化諸文化的特徵，展現出多學科的研究價值。
那麼喇家遺址的災難山洪和黃河大洪水，這和大禹導河有沒有聯繫呢?據氣候研究成果，四千多年前的青海高原，氣候遠比如今溼潤得多，黃河上遊的河水流量也比現在大許多，而且那時的青海湖還是個外瀉湖，因此遇到雨量豐沛的年份，整個黃河上遊的來水量一定很大。
據2016年8月美國學術雜誌《科學》發表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一文載：2007年，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吳慶龍參加黃河上遊積石峽地質考察時偶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碎屑，後確認為上古一場巨大潰決洪水的沉積物。他推測當時一場強烈地震在積石峽引發了大規模滑坡，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水量持續增加導致堰塞湖潰決，湖水在短時間內快速下洩，形成流量巨大的洪水。他認為「這樣規模的洪水災害在中國(有確切記載的)歷史時期內沒有發生過，是一場非常罕見的巨大洪水，因此，我們推斷它應該就是與『大禹治水』有關的那場大洪水。」這些推斷雖然有許多人質疑，但無疑是有他的科學道理和可能性的。
所以，根據考古資料和成果的佐證，再加上《史記·夏本紀》等史籍中「導河積石」的記載，大禹導河積石應該是真實存在的、可信的。
六、大禹導河積石山
筆者根據一些專家的研究成果和觀點有個推論：「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然後「導河積石」治理好黃河上遊的水患，再受堯舜之邀或指令東遷治水建功立業，夏族發展壯大，之後建都或遷都「禹都陽城」。
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大禹「導河積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看到家鄉遭遇水患，特別是像喇家遺址反映的那種大災難，作為部落或邦國首領，大禹帶領屬下民眾治理了黃河水患。他熟悉這裡山川河流地理，水患發生後，通過考察分析也應該找出了導致水患發生的原因，因此鑿開積石峽和寺溝峽，把黃河水瀉出去引入河道，消除了水患，由此也總結出疏導的治水方法。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丁新博士與筆者有類似的觀點與推斷，他在其專著《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認同的產生》一書中，用大量的考古資料，通過論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陶寺文化、齊家文化等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夏文化的關係後認為：在公元前2050年的時候馬家窯文化徹底失去了蹤跡，這個時間剛好是夏朝完全建立的時間，其消失的過程與大禹治水及其統治中原這個歷史過程同步。他分析，堯舜大洪水時期，中原和東部地區，由於洪水影響，生產力遭受巨大破壞，而西部的馬家窯文化區洪水影響相對較小，使西方文化明顯佔有優勢。大禹在黃河上遊治理洪水取得巨大成效，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因此堯舜接受「四嶽」即四方諸侯之長的推薦，邀請或命禹東進主持治水。
如果大禹那個時候在中原或者別的地方，鯀治水失敗後，舜接受「四嶽」即四方諸侯之長的推薦，命禹主持治水，大禹接受了這個任命。大禹認真分析父親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總結失敗的教訓，決定進行實地考察後再確定治理洪水的辦法。他先從洪災最烈的黃河開始，循河逆流而上，來到河首（古人認為積石山是黃河源頭）積石山，看到黃河被巍峨高聳、綿延百餘裡的積石山所堵，洪水壅聚，一片澤國，若逢雨季或暴雨時漫溢出來，咆哮而下，四處橫流，造成九州之內的洪災。大禹分析，如果鑿開一個口子，把黃河水瀉出去引入河道，疏通壅塞，歸向大海，就能治住洪水的泛濫，消除水患。於是，他決定先鑿開積石山，這樣便開始了他功蓋千秋的治水大業。大禹帶領治水大軍，用石斧、石刀、石鏟、骨鏟、木耒等簡陋的工具，夏日頂著烈日，冬天冒著寒風，吃、住、幹在積石山上。大禹作為治水首領，身先士卒，不怕苦，不怕累，頑強地開鑿，積石山終於被鑿開，黃河水從鑿開的缺口飛洩而出，順著開出的寺溝峽河道向東流去，經過一路疏導，最後歸向大海。這鑿開的缺口就是今天的積石峽。從鑿開積石山和寺溝峽，疏導黃河的實踐中，大禹總結出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經驗——疏導法。治理完黃河後，他帶領治水大軍又用此法治理了江、淮、漢、濟等江河的水患，完成了驚天動地的治水事業，贏得了九州百姓的擁戴和舜帝的高度讚揚與賞識，被舜選為繼承人，舜死後大禹成為部落聯盟的領袖，成為上古時代「五帝」之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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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族日報
原標題：《【人文臨夏】大禹導河積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