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露易絲·格麗克
演說中，格麗克表達了關於自己獲得諾獎的警惕。在她看來，自己這類發出親密的、私人的聲音的詩人，當一個集體開始為其鼓掌和頒獎時，會覺得受到了威脅和操控。
格麗克說，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不斷重讀了威廉·布萊克、艾米莉·狄金森等一些詩人，他們不是站在露天競技場上的詩人，不是自說自話的人。他們的詩充滿了親密、誘惑、幽暗、秘密，它們是神父或心理醫生會聆聽的話語；這些詩中，包含著讀者或聽者的重要貢獻，他們傾聽著詩中的一個秘密或一聲怒吼，而且有時也參與了共謀。對于格麗克而言，這樣的詩才是自己畢生狂熱迷戀的。
露易絲·格麗克接受文學獎獎章
© Nobel Prize Outreach
儘管小時候的格麗克也曾在腦子裡上演過一場競賽，試圖在威廉·布萊克的《小黑孩》和史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之間決選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作，然而其秘密性決定了那是對詩歌本身創造的強大關聯感的一種延伸，而非違背。何況自己後來認識到了這種等級制思維中的危險和局限性。但公共的榮譽是另一回事，由集體發出的聲音或裁決是危險的，它會形成一種驅逐——移開原本遮掩和保護在詩人安全地帶之上的原木。
格麗克坦言，自己渴望擁有讀者，卻並不追求如同滿座觀眾席一般空間意義上的眾多讀者。這些讀者應該在時間的流逝中到來，一個接一個地漸次出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線太明亮、聲勢太浩大，因此自己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內心感受到了一種恐慌。也許諾貝爾獎是想要獎勵那種親密的、私人的聲音，但公開表達雖然有時會增強、擴展這種聲音，卻絕不會取代它。
以下為露易絲·格麗克演說全文。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大概是五六歲吧，我的腦子裡上演著一場競賽，一場能夠選出世界上最偉大詩作的比賽。有兩首詩進入了決選名單：威廉·布萊克的《小黑孩》和史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我祖母的房子坐落於紐約長島南岸的西達赫斯特村，當時我就在那座房子的次臥裡來回踱步，像我習慣的那樣，在腦中默默地而非出聲地背誦布萊克那令人難忘的詩，同樣，也在腦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的那首沉痛、悽涼的歌。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版畫家。其代表詩作收錄於詩集《天真與經驗之歌》（譯者：楊苡 ）。
我為什麼會讀到布萊克還是個謎。我想在我父母家，除了更加常見的有關政治、歷史的書和大量的小說，還有少量詩集。但我總是把布萊克和祖母家聯繫起來。我的祖母不是個好讀書的女人，但她那兒有布萊克《天真與經驗之歌》，還有一本小書，彙編了從莎士比亞戲劇中選出的歌詞——有不少我都能背誦。我格外喜歡《辛白林》中的歌，或許當時一個字也不懂，卻能清楚地聽到那語調、格律、鏗鏘的祈使句，這令一個膽怯恐懼的孩童格外興奮。「墓草長新，永留記憶。」我也希望如此。
這類為了榮耀和至高獎賞而開展的比賽，對我來說是十分自然的事；我啟蒙時期最早讀過的神話裡充滿了這類比賽。即使我很小的時候，在我看來，世上最偉大的詩就是高級榮譽中最高級的那種。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我們要去拯救法國（聖女貞德），要去發現鐳元素（瑪麗·居裡）。後來，我開始認識到這種等級制思維中的危險和局限性，但對於幼年的我來說，發獎這件事卻非常重要。會有一個人站在山巔，從很遠處就能看見，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東西。站在下面一點點的人就看不見了。
或者，我說的人在這裡也可以換成詩。那時我非常確信，不知為何，布萊克一定知道我腦子裡的這場比賽，而且對結果十分關心。我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我覺得他還活著，我能聽到他對我說話的聲音，被偽裝起來了，但依然就是他的聲音。我感到他只在對我說話，或是專門對我說話。我感到自己被選中，非常幸運；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萊克說話，而和莎士比亞一道，他已經成為我交談的對象。
露易絲·格麗克舊照
布萊克獲勝了。但後來我意識到那兩首詩多麼相似；那時和現在一樣，我都被那出於哀傷或渴望的孤獨的人類聲音所吸引。隨著我長大，我不斷重讀一些詩人，而在他們的詩中，我自己曾作為被選中的聆聽者，扮演了重要角色。親密的、誘惑的，往往是幽暗的、秘密的。不是那些站在露天競技場上的詩人。不是那些自說自話的人。
我喜歡這種協定，我喜歡這種感覺：一首詩說出的東西不僅必要，而且私密，它們是神父或心理醫生會聆聽的話語。
我祖母家的次臥裡進行的授獎儀式，因其秘密性，仿佛就是一首詩所創造的那種強大關聯感的延伸：一種延伸，而不是違背。
布萊克通過那個黑人小男孩對我說話；他是那個聲音的隱秘源頭。他隱而不見，正如那個黑人小男孩在那個漠然、輕蔑的白人男孩那裡也是看不見的，或者看不真切的。但我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在他那暫時性的、必死的身軀之中包含著他閃閃發光的純潔靈魂；我知道這一點，因為那個黑人小孩所說的，他對體驗和經驗的描述，不帶有任何指責，也沒有想要為自己復仇，只是傳遞著這樣的信念：在那個他死後將要去的完美世界，人們會按照他真正的本質認識他，而他會帶著莫大的喜悅保護那個更脆弱的白人小孩，防止他被過多的陽光曬傷。這個信念不是一種現實的期望，它忽略了現實，讓這首詩令人心碎，同時也為它賦予了深刻的政治性。黑人小男孩不允許自己體驗的傷害和正當的憤怒，他的母親希望為他遮擋的傷害和憤怒，卻被讀者或聽者體驗到了。即使那個讀者也還只是個孩子。
但公共的榮譽是另一回事。
那些我畢生都狂熱迷戀的詩是我之前描述的那種詩，是包含了私人的選擇、密謀的詩，那些詩包含了讀者或聽者的重要貢獻，他們傾聽著詩中的一個秘密或一聲怒吼，而且有時也參與了共謀。「我是無名之輩，」艾米莉·狄金森說：「你也是無名之輩嗎？/那我們就是一對了——別聲張……」或者艾略特：「那麼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正當朝天空慢慢鋪展著黃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術桌上……」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軍隊列。他在向讀者發言。與之相反的是莎士比亞的「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亞並不是把我比作夏日。我在這首詩中，有幸偷聽了炫目的精妙樂音，但這首詩並不要求我在場。
露易絲·格麗克的諾貝爾文學獎證書
© Nobel Prize Outreach
在吸引我的那類藝術中，由集體發出的聲音或裁決是危險的。親密言詞的不確定性增強了這種言詞的力量和讀者的力量，而正是讀者的存在，鼓勵著這種聲音表達急迫懇求或傾訴秘密。
當一個集體開始對這類詩人鼓掌、頒獎，而不是在放逐和無視他/她，這樣的詩人會遭遇什麼呢？要我說，這個詩人會覺得受到威脅和操控。
這是狄金森的主題。並非全是，但常常是。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國現代主義詩歌先驅。
在我十幾歲時，我讀艾米莉·狄金森最有熱情。通常是在深夜，在上床時間之後，在客廳沙發上。
I’m nobody! Who are you?
Are you nobody, too?
還有我當時讀的也至今更喜歡的那個版本寫道：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 don’t tell!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
當我坐在沙發上，狄金森選中了我或者認出了我。我們惺惺相惜，在不可見處相互陪伴，這是僅有我們知曉的事實，而我們的觀點在彼此那裡得到確證。而在這世界上，我們是無名之輩。
但對我們這樣生存的人，安居於原木下面自己的安全地帶的人來說，什麼會構成一種驅逐？驅逐就是當木頭被移開的時候。
在此我談論的不是艾米莉·狄金森對青春期少女的惡劣影響。我談論的是一種性格，這種性格不信任公共生活，或者認為公共生活領域就意味著概括，會抹去精確，片面的真相會取代坦率的、充滿感性的揭露。舉個例子：假設這密謀者的聲音，狄金森的聲音，被特別法庭的聲音所取代：「我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這種斷言一瞬間就變得險惡了。
露易絲·格麗克詩集《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月光的合金》（譯者：柳向陽、範靜譁 ）。
10月8日早上，我驚訝地感受到剛剛描述的這種驚慌。光線太明亮了。聲勢也太浩大了。
我們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擁有許多讀者。然而，有些詩人不會追求在空間意義上抵達眾多讀者，如同坐滿的觀眾席那樣。他們設想中的擁有眾多讀者是指時間意義上的，是漸次發生的，許多讀者在時間流逝中到來，在未來出現，但這些讀者總是以某種深刻的方式，單獨地到來，一個接一個地出現。
我相信，瑞典學院把這個獎頒給我，是想要獎勵那種親密的、私人的聲音，公開表達可能有時會增強、擴展這種聲音，但絕不會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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