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臘歷史學家中，像色諾芬這樣閱歷豐富、見多識廣，歷經城邦由盛而衰整個過程的「世紀老人」，是絕無僅有的。色諾芬《希臘史》記載公元前411秋至前362年夏大約半個世紀的希臘史事。在他所記載的內容中，涉及確切年代的最晚的史實，是色薩利(Thessaly)的提西豐努斯。他統治時期始於公元前358/前357年，結束於前354/前353年。近代古典文獻學研究已經確認，色諾芬所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續篇」，明顯早於《希臘史》的其他部分，其他篇章的寫作一直延續到公元前4世紀50年代，其間大概有過多次修改。因此，《希臘史》應該是色諾芬思想最成熟時期的著作。
毫無疑問，《希臘史》也是歷史時代的產物，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特徵。但是，千百年來，學者們對這個時代希臘城邦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徵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國內學術界的傳統觀點是強調希臘城邦社會經濟發展，奴隸數量激增，貧富分化加劇和階級鬥爭趨於激化等等。其實，這些看法稍顯簡單化，也不盡符合歷史實際。
色諾芬生活的時代的特徵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考察。第一，希臘世界格局經歷了從「有序」到「無序」的發展歷程，一個個「霸主」由盛而衰。在希臘諸邦中，資歷最深的霸主，無疑當數拉棲代夢(斯巴達)。斯巴達人定居拉哥尼亞之後，不斷伺機向外擴張，形成了國土面積和人力資源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自公元前7世紀末起，拉棲代夢人不僅成為南希臘無可爭議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強大的常備軍，頻頻幹預希臘其他城邦的內外事務，儼然成為希臘秩序的維護者。據希羅多德記載，為了結束皮西特拉圖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統治，他們曾兩度出兵雅典。修昔底德認為，正是他們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內的希臘大多數城邦的僭主政治。波斯戰爭給希臘城邦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同時也對希臘城邦世界的舊秩序造成重大衝擊。其中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雅典海上霸國的崛起。雅典人雖然在陸上很難動搖斯巴達人的霸主地位，卻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其海軍，一躍成為希臘乃至東地中海地區第一海上強國;他們利用原臣屬于波斯帝國的那些希臘城邦急於擺脫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愛琴海區域以及小亞細亞沿海諸邦先成為其領導下的「提洛同盟」(DelianLeague)成員國，繼而通過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屬於雅典人，從而形成歷史上的「雅典帝國」(AthenianEmpire)。至公元前5世紀中期，在希臘世界，斯巴達、雅典兩強並立，前者陸地稱雄，後者海上稱霸；兩強相持不下，經過一系列衝突和戰爭，大體保持均勢，共同維持著希臘世界的「有序」狀態。然而，隨著雙方矛盾不斷升級和激化，一場大戰勢所難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雙方的人力、財力、國力不斷消耗。到了戰爭後期，在斯巴達、雅典兩敗俱傷之際，波斯勢力趁機介入，對於希臘世界的局勢發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波斯人對斯巴達人的支持，對於其最終獲勝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拉棲代夢人在贏得這場戰爭之後的十年間(公元前404—前394年)，實現了希臘及愛琴海地區暫時的「統一」，被有的學者稱為「斯巴達帝國」。但人們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國家機構，卻並未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有所強化，反而更加力不從心，根本難以掌控急劇擴大的領土。勝利者本該愈加強大，而拉棲代夢為何反而衰弛了呢？這一點令古典作家們百思不得其解。隨著科林斯戰爭(CorinthianWar，公元前394—前387年)的結束，這個外強中乾的所謂「帝國」，在受到沉重打擊之後，很快分崩離析了。於是，希臘再次進入「無序」狀態，越發受制于波斯人。公元前387年，波斯國王頒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臘諸邦現有秩序的維持，斯巴達苟延殘喘的霸權地位，所依靠的不過是波斯國王的一紙敕令而已。成立於公元前378/前377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愛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復，但是從傳世的盟約來看，這個同盟也是以不違背國王的敕令為前提的，說明雅典的勢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戰爭」後，該同盟亦名存實亡。在斯巴達、雅典雙雄相繼衰弛之際，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公元前371—前362年)，他們在名將伊巴密濃達(Epaminondas)的統率下，多次攻入伯羅奔尼撒，數度重創斯巴達人及其同盟者。但隨著伊巴密濃達的陣亡，其霸權也隨即終結。色諾芬親眼見證希臘世界一個個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個個「強人」衰老或離世，看到希臘世界一次次由「有序」變為「無序」，終於使他不能不對希臘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說，他一時還看不到未來重建希臘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亞戰役之後，風燭殘年的色諾芬也許徹底絕望了。「戰爭所帶來的後果與人們事先預料的恰恰相反......戰後的希臘卻比戰前愈加混亂和無序了。」
第二，希臘城邦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到公元前5世紀中後期，城邦危機開始出現並且初步發酵。公元前4世紀前期，危機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現形式也是複雜多樣的。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城邦的一般含義就是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體」；其社會經濟基礎是小私有者(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諾芬作為城邦上層集團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機這一社會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對歷史事實的取捨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希臘城邦在公元前5世紀中期發展到鼎盛，同時也初現危機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現，是公民權、士兵、土地所有權三位一體的城邦社會結構出現某種鬆動甚至彼此脫節的跡象，如雅典「軍事移民」的常態化等，都表明公民個人與公民集體(城邦)、公民權與土地所有權的關係正在發生著某種微妙的變化。城邦危機的實質，是城邦這種早期國家形態，已經不能適應業已變化了的經濟社會基礎，或早或遲要被規模更大、統治機構更複雜強大的國家組織所取代。城邦危機的深化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通過內部發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經濟社會結構，國家機構隨之演變和強化;另一種是外表上雖依然保持著城邦基本結構，但逐步失去活力(內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擴張力)，被其他更為強大的國家組織所徵服或者取代。
就個人和公民集體的關係而言，隨著私有制的發展(私有生產規模的擴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個人權勢的增長等)，個人與集體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權貴人物甚至把個人利益、黨派利益凌駕於公民集體和國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政壇上的風雲人物如阿爾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克裡提亞斯(Critias)、塞拉麥涅斯(Theramenes)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臘城邦普遍實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體同時也是一個戰士共同體。當兵打仗、保家衛國原本是公民義不容辭的職責。然而，隨著戰爭頻率、規模日益增擴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某些城邦軍隊(如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海軍)中異邦人的比例不斷提高，僱傭兵制度悄然發展起來。這樣，城邦財力的強弱對於軍事力量的決定性影響愈益明顯。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紀末起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操縱希臘城邦外交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最主要原因。及至前4世紀，財政拮据困擾下的雅典城邦，很少大規模使用僱傭軍，公民兵依然常常擔任軍隊主力，但公民參戰的積極性往往取決於國家或僱主的財力狀況，這實際上就是公民兵的僱傭兵化。斯巴達城邦危機則屬於另一類型。
在古代世界歷史上，戰爭是邦國交往的重要方式。戰爭、海盜、貿易密切結合在一起，是世界諸區域間聯繫趨於密切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縱觀希臘的歷史，陸地和海上的徵戰不僅擴大了希臘人的活動範圍，也大大開闊了希臘人的視野。大約自公元前5世紀開始，某些有識之士開始並且逐步習慣於跳出城邦的窠臼，從超越城邦的視角去觀察城邦的興衰，這是「希臘」作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歷史基礎。當然，歷史上的「希臘」這個概念本身的內涵，也是動態演進的。色諾芬對希臘城邦社會的考察和闡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突出的貢獻。
第三，從希臘社會精英的心路歷程來看，色諾芬是頗具代表性的一個。與古典時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諾芬的視角有其獨到之處。作為有深厚文化素養的雅典貴族，他親歷雅典平民濫權，誤國害民。他深愛祖國，渴望她國富兵強，無論走到哪裡，這個情結一直植根於他的心頭。他後來將兩個成年的兒子送回祖國效力，可以為證。
城邦危機時代的思想家們，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是根據自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力圖開出挽救危機的種種「靈丹妙藥」。雖然色諾芬並未像柏拉圖那樣，以其嚴密複雜的哲學思辨體系構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國」，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在《斯巴達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聲。色諾芬的「理想國」的主要特點就是具體化、零碎化。柏拉圖曾經設計過一個培養「哲學王」的系統工程，而色諾芬則是通過對具體的歷史人物的描述抒發胸臆，虛構居魯士大帝種種「優秀品質」並將其展示給讀者。在他看來，假如現實社會中有這樣的偉人，何必擔心希臘世界秩序大亂?何必擔心希臘世界支離破碎而難以統一？又如，他對於理想「憲法」的設想是通過對來庫古斯(Lycurgus)立法的讚美來加以闡發的；在他看來，倘若斯巴達人一直恪守古代聖賢的立法，何至於敗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對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圖那樣設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圖景，而是通過對酒會、狩獵、耕耘等具體事務的討論，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其對那種理想生活願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讀者們需要將其所描述的各種「景致」拼接起來觀察，才會隱約看出其「理想國」的整體構思。只有把《家政論》和《雅典的收入》的相關闡述結合起來，才會比較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經濟主張;要把色諾芬在《希臘史》中對諸多英雄人物的評述與他對雅典民主的批評、對居魯士大帝和阿格西勞斯的稱頌結合起來，才能大體釐清他的基本政治傾向。
色諾芬是奴隸制時代的思想家，必然帶有其時代特徵。奴隸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主要就是通過強者對弱者的徵服、奴役和剝削來完成的。因此，這個時代的人們崇拜英雄和強者，希望自己的祖國以武力徵服他邦，從而實現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紀斯巴達、雅典兩強並立時期，希臘城邦總體上相安無事。可是，時過境遷，公元前5世紀末以後，雅典對外擴張屢屢受挫。雅典於公元前378年組織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到公元前355年「同盟戰爭」結束時也名存實亡。作為一位雅典人，色諾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剝削同盟者，難道就不能實現富足和強大嗎？基於此，他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財政狀況，增加雅典收入的種種理想化途經。如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僑前來雅典居住和經營，授予外來經商者以諸多特權等等。
色諾芬的作品中表現出明顯讚賞斯巴達、貶抑底比斯的取向。這是理解色諾芬《希臘史》後五卷內容的關鍵。但是，如果據此斷定色諾芬不熱愛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國，似乎也有些簡單化了。城邦危機的重要表現，是人們的愛國情感和集體意識日趨淡薄，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視榮譽、真誠和友誼;僱傭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紀末起逐步流行，僱傭兵行為最明顯的特徵，簡單地說，就是「給錢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強者代表公理，色諾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魯士大帝，稱許斯巴達先前立法者來庫古斯以及現任國王阿格西勞斯，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在他的視野中，波斯是近200年來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而斯巴達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者，是當時希臘世界傳統秩序的維護者。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是，他獲贈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棲代夢人對外擴張的直接結果。至於他對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與其說是色諾芬個人的偏見，不如說是那個時代希臘人共同的偏見。雖然斯巴達、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稱雄全希臘的野心，然而在希臘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無疑是一種僭越，而斯巴達人則正當得多。在希臘諸邦中，論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它長期居於斯巴達、雅典之下，陸軍弱於斯巴達，海軍不如雅典，屬於「二流」強國。公元前5世紀末希臘與波斯交惡以後，人們更是念念不忘他們的歷史汙點—波斯西徵希臘時，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為嚴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勢必打破希臘人長久以來所默認的陸(斯巴達)海(雅典)對峙、勢力制衡的傳統格局，這似乎被視為一種不可接受的僭越。
色諾芬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作《希臘史》的。作者沒有明確申明其寫作動機，但是幾乎沒有人懷疑《希臘史》前兩卷乃是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未竟之作的續寫，大概也是最先完成的部分。這兩卷記述了公元前411—前403年交戰雙方的主要軍事外交活動，特別是與波斯的外交關係，至雅典戰敗投降結束。這部分內容相對獨立，主要戰事都發生在伊奧尼亞地區及其附近島嶼，史稱「伊奧尼亞戰爭」。
許多學者的研究證明，《希臘史》的寫作並非一氣呵成，而是分三次寫成的，中間有相當長的間隔:第一部分(I.1.1—II.3.10)，內容自公元前411年秋至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是為了完成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約寫於公元前393年或稍後;第二部分(II.3.11—V.1.36)，內容自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寫至「大王和平敕令」，大概寫於公元前385—前380年間;第三部分(V.1.37至全書結束)，內容自「大王和平敕令」至曼丁尼亞之戰，約寫於前362—前354年間。全書的重點是記載希臘霸主拉棲代夢人由盛而衰的經過。色諾芬在全書結尾處評論說:
戰爭所帶來的後果與人們事先預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臘所有軍民齊聚於此，站在兩條敵對的陣線上彼此決戰;沒有一個人不這樣預想，一旦戰鬥打響，勝者將成為統治者，敗者將淪為其臣民。......
儘管雙方都宣稱本方獲勝，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勢都沒有絲毫好轉，與戰前相比，雙方的版圖、城市和影響力也沒有任何增加;而戰後的希臘卻比戰前愈加混亂和無序了。
我也就此擱筆了。其後的事件，或許會有其他作家關注。
也許色諾芬和許多同時代的希臘人一樣，原本預想曼丁尼亞戰役是全希臘的「統一戰」，結果卻令他們大失所望。這大概就是作者將這部《希臘史》寫至公元前362年便戛然而止的最主要原因。
著者：[古希臘]色諾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