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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追劇《大秦賦》，已經看到了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完成，一向沉穩的呂不韋，興奮得有所失態，但是一個細節頗具玩味。
這部書耗費了8年時間，承載了呂不韋極大的期待。在場的文武百官和門客看了後，無不拍手叫好，只有一個人冷眼旁觀——李斯。
《呂氏春秋》以儒道為主幹，融合了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學說，試圖取代商鞅法家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李斯作為堅守法家的代言人，自然對此是頗為反感的。
呂不韋還特製了一份，加急送往嬴政那裡。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嬴政開始警覺起來，李斯的那一句「相國非忠臣」直擊嬴政的靈魂，兩人快速走到一起。
一場意識形態之爭，在權力博弈的暗潮下，真刀真槍地展開。
1
商鞅變法的得失
公元前257年，呂不韋帶著異人（嬴政父親）入秦，此時長平之戰已去3年，秦國又來圍攻邯鄲，試圖一舉滅掉趙國。
秦國國君是秦昭襄王，已在位50年，是「奮六世之餘烈」的第四位國君，商鞅變法已實施整整100年。秦昭襄王打遍六國無敵手，統一六國成為秦國很現實的目標。
秦國戰功赫赫，但依然是文化上的蠻夷之國，從孔子就存在的「儒者不入秦」，存續至今，並無變化。作為中原人士的呂不韋，是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孫，接受的是儒道等諸子百家的中原文化洗禮，當他在秦國站穩腳跟，自然是看不慣一些現象的。
純粹從文化角度講，秦滅六國，本身是野蠻戰勝先進，當荀子想入仕秦國改變現狀時，秦昭襄公居然拒絕了。當然，這種歷史現象，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在世界史上較為普遍的。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君主專制，集大權於一身，用嚴刑峻法將全國的人力資源和農業產出集中起來，用作軍費。再用軍爵制將秦人打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你只有打仗立功了，才能升官發財。整個秦國，就成為了軍事機器。
當然，商鞅變法的這些措施，都不是秦國的創新，而是抄襲的六國變法，至於為什麼獨獨在秦國成功，實際上跟秦國的特殊國情息息相關。在此不再贅述，詳見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變法，是創舉，不是創新》
商鞅變法的確很有效果，秦國迅速崛起，成為六國懼怕的「虎狼之國」。呂不韋也寄希望於秦國統一天下，但他很快就發現，秦國過於冰冷。
秦國打仗，用士兵帶回來的人頭、人耳數量來論功行賞，這就導致：斬首數萬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大量殺戮敗軍，還屠殺平民，士兵用老百姓的人頭來增添個人戰功，爭取更大的封賞。
六國軍民，可謂「談秦色變」，這根本就不講武德嘛。六國做不出來的事情，秦國做起來得心應手，毫無思想負擔。
秦國國內，則是極端的功利主義，人情淡薄。秦國稅賦很重，又是「三口之家」單獨核算，不像六國那樣的大家庭，必然斤斤計較，《呂氏春秋》記載：「借父優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穢語。
把農具借給父親使用，本是正常小事，但現在搞得好像做了什麼好事似的；母親借用兒媳的掃帚，兒媳就會十分不情願。
秦國還極端壓制人們的思想，不準亂想亂說，腦袋裡只要想著」種地「就行。
對於那些不聽話者，則是嚴酷刑法，還開啟連坐制度，人們從寬容忍讓變得戒備森嚴，《呂氏春秋》記載：「兄弟相獄，親戚相忍。」已經有悖於人倫了。
也就是說，商鞅變法的一整套措施，是違背人性的，將人看成是「種地動物」和「打仗機器」，卻忽視了人之為人的基本存在。秦人守法也不是出於內在的認同，而是出於恐懼和貪婪。
《呂氏春秋》就直接說「今不如昔」。
因此，秦國外在的軍隊強大和國家秩序（「鄉邑大治」《史記》，「兵革大強，諸侯畏懼」《戰國策》），無法掩蓋內在的不可持續。
在大爭之世和戰爭年代，這一套是有效的，人們還願意忍受，一旦到了和平時代，勢必崩潰。
往更深的說，商鞅變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光看實際效果是不夠的，必須有內在的價值追求和人文關懷。就如同，從資源角度考慮社會發展，殺掉老人是性價比最高的，但絕不能這麼做。古往今來，所有持續很久的執政理論，都要有人性化的設計，必須符合人性：不僅要生存，還要有思想。
但很遺憾，商鞅變法是沒有這些的，全部理論都著眼於「獎勵耕戰」的短期效果，看不到任何「仁義禮智信」這些人文字眼，這就決定了儒家與法家的不同命運。
公元前247年，13歲的嬴政繼位，「仲父」呂不韋步入權力顛峰。此時就連儒士也知道，六國苟延殘喘，秦國統一隻是時間問題。
呂不韋為了建立萬世基業，意識到商鞅變法這套理論已經過時了，開始考慮統一之後的統治問題。
2
雜家
嬴政繼位的這一年，李斯向老師荀子辭別，離開東海之濱的稷下學宮，西行入秦。李斯的辭行，是因為收到了呂不韋的「求賢令」。
呂不韋學習戰國四君子，楚國春申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魏國信陵君，用優厚的待遇廣招門客。他還派專人去當時的最高學府——齊國的稷下學宮，「校長」是荀子，面請有識之士入秦。
李斯就被打動了，成為呂不韋的三千門客之一。
與戰國四君子不同的是，他們的門客既有文人也有武夫，呂不韋只招文人，每人來了後都要寫篇作文交上來。
博採眾長，呂不韋就是要用諸子百家，替換掉商鞅變法的法家思想。呂不韋的文化工程就此展開。
作為當時最具思想價值的兩種學說，儒家和道家成為呂不韋著書力言的主要理論基礎。
呂不韋用儒家的「德」和「仁」替換法家的刑罰，認為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屬於「衰世之政」。國家要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承認血緣關係的重要性，倡導仁者愛人的孝道，從而讓整個社會恢復到一種張弛有度的常規狀態。
再用道家的清靜無為限制君主專制，全國大權操於一人之手，君主能調動一切資源做正確的事，也能調動所有資源做錯誤的事，這種做法不僅風險太大，而且突破了人的物理極限和管理的技術極限。能適用於秦國一國，但難以管理統一之後的七國。
呂不韋看到了這個制度漏洞，認為君主可以適當「無為」，有所為有所不為，適當放權給下面的人，《呂氏春秋》說：「大聖無事而幹官盡能。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事。」君主只需要把事情推向符合規律的軌道上運行，其他的可以放手，從而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
到公元前239年，歷時8年，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鴻篇巨製，《呂氏春秋》終於完成。此時，距嬴政繼位已有8年，距呂不韋罷相將只有2年。
這部著作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法家等其他學說的素材，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國學說。這套學說，法家的痕跡已經微乎其微了，呂不韋也被奉為「雜家」代表。
呂不韋在搶佔思想陣地的同時，也在改變秦國的軍事政策。
秦王政二年，攻佔魏國卷（今河南原陽），斬首三萬。秦王政三年，攻佔韓國十三座城市，斬首一萬。秦王政五年，攻佔魏國二十座城市，斬首兩萬。依然有斬首，但再也沒有大規模殺戮，跟以往相比，是雪崩式下跌。
由於殺戮減少，秦國在統一戰爭中遇到的拼死抵抗也大大減少。
君主專制、嚴刑峻法、軍事殺戮，呂不韋試圖瓦解商鞅變法的三大支柱。
3
失敗
《呂氏春秋》成於公元前239年，這個時間也是很有講究的。這年嬴政已二十一歲，明年就要加冠，即舉行成人禮加冠之後，就要親政了。
為了製造轟動效應，他請人把全書懸掛在鹹陽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賜千金。實際上是在學習商鞅「立木為信」的宣傳手法。
這就是成語「一字千金」來源。
嬴政認真地翻閱《呂氏春秋》，但是當他看到呂不韋的政治主張跟現狀有了明顯的分歧時，便拒絕了《呂氏春秋》，二人關係急轉直下。
就在這一年，嬴政力排眾議，執意要封假太監嫪毐為長信侯，嫪毐學習呂不韋的做法，廣招門客，還要著書《嫪氏大典》，以抗衡呂不韋。
嬴政是要用不學無術的嫪毐，來制衡呂不韋的強大影響。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嫪毐與嬴政生母私通並生有二子的事情敗露，嫪毐被誅三族。
沒了嫪毐，誰來平衡呂不韋的勢力呢？於是，嬴政想要除掉呂不韋。
《呂氏春秋》成書的這一年內，在六國也引起了較大的轟動，不斷有士子來到秦國，在呂不韋門下熟讀《呂氏春秋》，期間不乏辯論。
但嬴政無法接受書中的思想。
又過了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37年，嬴政親政，他不希望看到秦國發生思想混亂，便解除呂不韋職務，要將他趕出鹹陽。二人最後一次見面時，呂不韋帶著《呂氏春秋》全卷，面見大王。
呂不韋直言不諱：「這部書就是為大王寫的。」
嬴政說自己讀了很多遍了，是一部好書，但這部書無法解答自己的一個疑惑：「書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天下不該是我的嗎？」
呂不韋悻悻離開鹹陽，前往洛陽封地。兩年之後，嬴政又要他離開洛陽去四川，呂不韋飲酖自殺。呂不韋的失意，反襯出李斯的得意，堅守法家的李斯很快就得到嬴政的重用。
呂不韋死後，葬在洛陽的北芒山上，參加葬禮的人很多，場面很大。嬴政知道後，十分氣憤，下令對參加送葬的人分別進行懲罰：從其他國家來到秦國的人，一律驅逐出境；如果是秦國的人，流放。
洛陽的呂不韋墓
嬴政在除掉呂不韋的同時，也擯棄了呂不韋的治國主張，他執意要按照傳統的法家來治理國家。
結果，秦朝二世而亡，僅存13年，呂不韋的看法應驗了。
而秦朝皇室，經過內鬥和項羽的屠殺，基本消失殆盡。李斯腰斬，夷三族。首創者商鞅，車裂，全家被殺。從人生角度講，這些主事者可謂失敗，被自己信奉的東西徹底反噬，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所在。
小結
秦朝沒了，嬴姓皇族也沒了，但商鞅變法的思想延續了下來，「百代皆行秦制」，影響中國兩千年。為了延長王朝壽命，皇帝們都採用了儒家思想，但外儒內法，法家才是治國內核，這成為古代王朝始終擺脫不了治亂循環的一大原因。
在秦國百年的血與火中，在野蠻徵服先進的長河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很難評判：它塑造了中國還是荼毒了中國，抑或兼而有之？
無論我們怎麼評判，秦朝的結局，必然不是呂不韋希望看到的，他當初的反抗，猶如歷史長河裡不起眼的浪花，轉瞬即逝，但值得後人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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