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在歷經口語傳播和文字傳播時代以後，隨著十五世紀中葉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推廣，開始步入印刷傳播的時代。至十九世紀中葉，印刷技術的改進及應用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更成為推動公共教育發展、普及知識、傳播思想、促進政治變革的重要推手。正如傳播學大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所述，印刷媒介的技術進步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社會需求相結合，對隨後的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一發展在滿足人們對知識渴求的同時，也激發了對於既有權利資源配置的質疑與挑戰。由此至十七、十八世紀，以書籍與政治印刷品為代表的印刷媒介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生活與革命運動中去。
自十九世紀起，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急需開拓全球市場。隨著國際貿易日趨頻繁，大批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他們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傳播基督教義和現代科學知識，溝通商情，由此悄無聲息地撼動著當時的清廷統治。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大約七十年的時間裡，不斷衰微的滿清統治最終走向土崩瓦解，中華民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孕育而生。議會共和取代皇權統治，中國隨著天朝朝貢體系的崩塌開始融入現代國際秩序。
近代中國經歷著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權勢轉移」，傳統士人面對西潮衝擊做出應對，由此引發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變革。然而，除了上述這些顯性因素外，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媒介因素卻難以在主流歷史書寫中獲得足夠重視。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馬建標教授的著作《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以下簡稱《權力與媒介》，引用只注頁碼）則注意到在近代中國權力鬥爭與思想文化變革背後，資訊傳播媒介所發揮的推動作用。作者試圖從傳播媒介的發展以及傳播技術的應用切入，探討十九世紀40年代以後七十年的時間裡，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與近代中國政治演進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以此呈現傳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何以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在隨後的歷史演進中，它又如何改變人們的思想認知與社會行為方式；進而探討它在推動近代中國政治劇變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本文首先簡介該書的內容，然後圍繞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即新式傳播手段與近代中國變革，以及資訊傳播視域下的政治史敘述，展開進一步探討。
一 內容提要
《權力與媒介》全書共有七章，作者基於時間順序與個案研究建構論述框架，同時也結合傳播技術的發展、應用及其在近代中國政治舞臺所扮演的角色，審視清末民初資訊技術及媒介發展所形塑的近代中國權力更迭與政治變遷。
在第一章「徘徊在帝國邊緣的異類」中，作者觀察到撼動著看似固若金湯的清廷中央權力的，恰恰是那些遊走於帝國邊緣的人物，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洪秀全和王韜。他們因掌握新式傳播媒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治權力中心。馬禮遜印刷發行宗教報刊，不僅為隨後的西方傳教士步入中國提供了示範，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構起清廷官僚體系了解外部世界的平臺。對此作者提出，「沒有傳教士的文化傳播，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日程也許會大大推遲」（頁13）。洪秀全之所以能夠掀起風起雲湧的反清浪潮，在作者看來，並非由於他在領悟宗教教義方面有過人之處，而是源於他能夠熟練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與靈魂附體的巫術儀式，對基督教義進行本土化傳播。此外，帶有宗教性質的領袖崇拜與顛覆現有習俗禮制的社會狂熱也將這場反清社會動員推向高潮（頁31-32）。王韜通過創辦《循環日報》獲得了對資訊的掌控權和傳播權，並將其轉化為引導社會行動的資本，由此形塑出口岸知識份子主導的「信息中心」，從而形成某種全新的「中心—邊緣的權勢網絡」（頁54-55）。
第二章「盛宣懷與晚清媒介網絡」重點探討資訊媒介在十九世紀中葉洋務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內涵不僅限於模仿西方工業技術，亦是一場近代中國的媒介革命，對清廷的權力結構、疆域控制以及社會治理均產生一定影響（頁56-57）。隨著電信媒介網絡的形成，盛宣懷建構起了一個橫跨航運、郵電、鐵路、金融資本的媒介帝國。盛宣懷的崛起反映出庶民藉助電信技術可以積累大量經濟財富，成為他們與當權者進行政治交易的資本，並藉此躋身於清廷的權勢網絡之中（頁67）。對滿清統治集團而言，這一傳播技術也有助於朝廷強化對帝國疆域和基層社會的治理。作者指出，除看到清廷統治集團內部因面對西方殖民壓力而被迫推動洋務運動外，也不能忽視他們在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愈來愈依賴這場運動。洋務運動中電信技術的應用，強化了清廷對地方社會的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使其擺脫了十九世紀末所面臨的空前統治危機。然而，電信技術也賦予了地方精英參與朝廷決策的資本（頁63-65）。在這個過程中，清廷傳統權力結構開始被打破，逐漸形成新的「信息中心和邊緣結構」（頁60）。這一點從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滬上士紳聯名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立光緒帝一案可見一斑（頁69）。
在第三章「晚期帝國傳播的政治化」中，作者透過梁啓超、孫中山與袁世凱在引領清末政治鼎革過程中對傳播媒介的使用，旨在闡釋近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得以引發重大社會變革的機制。傳播技術的進步實現了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資訊流通，變革思想通過資訊傳播從極少數的精英階層流動到社會基層，進而觸發政治與社會的變革。無論是梁啓超推動的改良、孫中山宣導的革命，還是袁世凱在滿清體制內實現的權力急劇擴張，背後均離不開現代傳播手段的應用。作者分析指出，梁啓超認識到傳播與政治的關係，即清廷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僚間的言路堵塞，資訊溝通不暢；而辦報是打通言路，開啟民智與官智的良方（頁82），也正是通過辦報，梁啓超實現了媒介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從而掌握參政資本。在孫中山傳播革命理念的過程中，宗教力量與秘密社會團體是其推動革命動員與募捐工作的重要媒介。孫中山透過宗教與民間結社組織，將基督教文明與民族主義觀念相互結合併予以傳播，進而在社會中形成某種推翻滿清統治的共識，為日後發動辛亥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頁96）。袁世凱則利用當時最新的攝影技術，拍攝一張「洹上漁翁」的照片，刊載在《東方雜誌》上，為其成功塑造了一個超脫於政治的公眾形象，以此掩人耳目，為其隨後在政治上的反擊積蓄了力量（頁126）。
在第三章「晚期帝國傳播的政治化」中，作者透過梁啓超、孫中山與袁世凱在引領清末政治鼎革過程中對傳播媒介的使用，旨在闡釋近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得以引發重大社會變革的機制。傳播技術的進步實現了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資訊流通，變革思想通過資訊傳播從極少數的精英階層流動到社會基層，進而觸發政治與社會的變革。無論是梁啓超推動的改良、孫中山宣導的革命，還是袁世凱在滿清體制內實現的權力急劇擴張，背後均離不開現代傳播手段的應用。作者分析指出，梁啓超認識到傳播與政治的關係，即清廷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僚間的言路堵塞，資訊溝通不暢；而辦報是打通言路，開啟民智與官智的良方（頁82），也正是通過辦報，梁啓超實現了媒介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從而掌握參政資本。在孫中山傳播革命理念的過程中，宗教力量與秘密社會團體是其推動革命動員與募捐工作的重要媒介。孫中山透過宗教與民間結社組織，將基督教文明與民族主義觀念相互結合併予以傳播，進而在社會中形成某種推翻滿清統治的共識，為日後發動辛亥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頁96）。袁世凱則利用當時最新的攝影技術，拍攝一張「洹上漁翁」的照片，刊載在《東方雜誌》上，為其成功塑造了一個超脫於政治的公眾形象，以此掩人耳目，為其隨後在政治上的反擊積蓄了力量（頁126）。
在第四章「民國初年的媒介與政治」中，作者關注到自十九世紀90年代起，民族危機的加劇促使中國的印刷媒介承擔起傳播民族主義的新使命，並由此被賦予了政治意義。在此背景下，無論媒體是否在主觀上試圖突出其政治屬性，均在客觀上直接或間接地承擔起救亡的政治職責（頁133）。為此作者指出，在近代眾多印刷企業中，商務印書館表現卓爾不群，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它在培育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過程中，扮演起理性的民族主義的提倡者（頁135）。在晚清的輿論場中，各種思想觀念充斥其間，其中既有革命黨的排滿主義，也有改良主義，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主持下所宣導的是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強調提高國民素質是一切政治革新的基礎（頁139）。這是當時權勢網絡所看重的，商務印書館由此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並在北洋政府時期迎來黃金時代，這與其和政界、學界和報界所營造的權勢網絡密不可分（頁146）。然而，媒介與權力的結合又充滿了危險性與不確定性，曾任職於上海《時報》、《申報》的民初傑出記者黃遠生的遭遇便是一個鮮活的例子。袁世凱深知控制公共輿論對維護政權穩定的利害關係，意圖收買黃遠生，後者不可避免地被動陷入不安定的政局中，為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和舊金山洪門所不容，最終慘遭暗殺（頁164）。這是民初報界與政界維持曖昧關係，以及報人群體在尋求職業理念時面臨生存困境的縮影。
在第五章「作為媒介的北京大學」中，作者聚焦到二十世紀初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所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最終促使北大成為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傳播中心，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作者將當時的北大視為一種喚醒青年政治參與意識的媒介，這裡的「媒介」已經不單單是一種傳播渠道，而是作為組織機構存在。這是因為現代教育機構具有廣泛的知識傳播能力，改變了以政治軍事途徑作為正統救國手段的傳統認知（頁175-76）。雖然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初衷是將其辦成學術機構而非政治舞臺，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甚囂塵上的國際和平主義大潮讓蔡元培對政治參與樂觀起來，加之他本人也熱衷於國內政治，受此影響，北大隨後捲入到政治漩渦中。此時，如何在讀書與救國間取得平衡成為蔡元培亟待解決的問題（頁179-80）。至五四運動時期，大學已成為各方政治力量競相爭奪的對象，難以恢復往日的平靜。由此作者提出，五四運動激發了大學參與政治的常態化（頁182）。儘管蔡元培已經意識到這樣的趨勢不利於教育的健康發展，但他卻無力阻止（頁183-84）。
在第六章「『一戰』時期的國際傳播」中，作者著重論述了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與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在中國通過報章傳播形成的輿論戰。五四運動前，威爾遜主義在媒體的宣傳攻勢下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強勢話語，進而影響到政治決策層與精英思想，因此堅持以和平主義理念應對一戰結局的人在社會不同階層、領域中呈現出立體分布，其中包括總統徐世昌、北大校長蔡元培與思想界領袖梁啓超，他們均贊成在中國發起和平運動，致使擁有軍權的北洋軍事首領難以公開唱反調（頁226）。而對於俄國革命，北洋政府認為主要威脅在於其革命輸出，而報刊等出版物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李大釗、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頁191-92）。作者觀察到這一時期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與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反傳播力量互相角逐。期間，中國政壇多次上演上海地方政府應北洋政府之請求，阻止布爾什維克在滬上的宣傳活動。與此同時，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份子又不斷努力，以更具有時代感召力的方式向公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過程中，兩股力量此消彼長，最終在五四運動過後，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輿論獲得了優勢。在這一時期，除陳獨秀的社論外，以邵飄萍為代表的一批新聞人的發聲也是另外一股重要力量（頁209）。
在第七章「權力、媒介和輿論」中，作者從吳佩孚作為一位地方軍事將領的身份與其實際所擁有的影響力不相匹配這一問題入手，指出原因在於吳佩孚熟知當時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心理需求，遂利用電報這一傳播媒介，將自己塑造成愛國將領並廣為傳播。他雖身處偏遠的衡陽，卻成為五四運動後叱吒中國政壇的風雲人物（頁229-30）。作者認為吳佩孚善於利用「公電」，將其政治理念經過包裝後向社會傳遞。此外，吳佩孚還尤其重視順應社會輿論。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大有席捲全國之際，執掌北京政權的段祺瑞、徐樹錚等皖系軍閥頭目對此表現出排斥、遏制、打壓的態度。而吳佩孚選擇了順應民意，由此成為當時被民眾寄予厚望的政治強人。作者還關注到吳佩孚對於外國駐華記者營造輿論的重視。一時間，美國記者甘露德（Rodney Y.Gilbert）與侯雅信（Josef W. Hall）都成為他的座上賓。在作者看來，吳佩孚能夠因應新文化運動而實現自我身份的轉變是其得以走到政治舞臺中心的關鍵所在（頁250）。從吳佩孚的政治發跡過程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其身份轉變背後的推手離不開對於新式傳播技術與社會輿論的應用。由此不難看出，《權力與媒介》一書為我們重述近代中國歷史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以跨學科的視角，將歷史研究與傳播學理論結合，聚焦資訊傳播與近代中國「權勢轉移」的複雜關係和獨特面相，可謂本書最大亮點。全書以鮮活的歷史個體經歷為切入，呈現不同的微觀個體如何依靠新式傳播技術及媒介攫取權力，影響政治，並對國家統治中樞發起強有力的挑戰，建構起中心權力之外的傳播媒介網絡，形成推動近代中國政治演進的重要因素，進而成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親歷者與參與者。
二 新式傳播手段與近代中國變革
如何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無論以何種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其討論核心大體都離不開中國現代化歷史趨勢背後的推動因素。從社會結構的變化切入曾為我們理解這一趨勢的動因提供了很大幫助。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指出，明清之際，商業化發展、人口數量激增所引發的士農工商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變化，是導致中華帝制晚期出現社會變遷的某種歷史根源。這一論斷提示我們，考察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或許離不開對權力中心的政治變革的關注，但來自基層社會的由量到質的變化，以及身處國家邊緣的各種力量對權力中心造成的挑戰，同樣值得高度關注。
多重複雜的因素匯聚到一起，形成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洪潮。跨學科視角的引入無疑是深入探究這一複雜歷史行之有效的方法。孔飛力（Philip A. Kuhn）以1768年在中國發生的一場由妖術引發的大恐慌入手，試圖呈現清廷皇權與官僚體系就資訊傳播展開的博弈，進而呈現權力與媒介的繁複互動關係。本書作者從中獲得靈感，認識到資訊傳播無論對個體行為、社會心態，還是政治權力的改變，都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專注資訊傳播研究的傳播學在二十世紀40年代的美國形成學科，到80年代經施拉姆等人介紹傳入中國大陸。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無論是在基礎理論、實踐應用，還是歷史研究，均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其中傳播史研究一直是傳播學研究中重要的一環。 《權力與媒介》當屬近代中國傳播史的研究範疇，這一歷史演進如何影響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在現有的歷史敘述中鮮有系統論述。
作者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試圖發掘推動近代中國變革的媒介因素。若以全球傳播史視域來看，近代傳播技術伴隨著西方殖民擴張與宗教傳播活動，向全世界擴散蔓延，並改變人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政治行為。在《權力與媒介》一書中，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因傳播學視角的引入而被賦予新的含義，這不僅僅是近代歷史起始的時間有別於中國史學界通常認定的歷史分期，同時也改變了傳統政治史以權力為中心的敘述方式。
縱觀中國歷史，帝國邊緣的變革萌芽與朝廷中樞的墨守成規之間形成張力，並非清代中後期所獨有的現象。在明代中晚期，隨著全球貿易時代的來臨、江南市鎮的繁榮，以及陽明心學的出現，這些發生在帝國邊緣的變革萌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朝廷「海禁朝貢體制」的禁錮。然而，這場「晚明大變局」雖然聲勢浩大，終究卻未能形成對中國傳統政治的顛覆性挑戰。任何一次權力更迭或社會重大變革固然由多方面因素導致，但「中心—邊緣」這一概念卻不失為理解近代中國政治變革內在機制的獨特視角。
《權力與媒介》一書則進一步提出，新式傳播媒介的出現及傳播技術的應用是帝國邊緣的變革萌芽得以在真正意義上撼動近代中國政治格局的關鍵因素。報紙、電報、記者、出版社、大學、通訊社等在不同時間點登上近代中國的舞臺，共同構築了龐大的媒介網絡，這些新式傳播媒介如何誕生、如何影響權力的運作？ （反過來看，各色人等又是如何利用媒介換取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本？ ）圍繞這些問題，形成了近代中國權力與媒介複雜的互動關係。作者認為這些媒介在傳播知識的過程中改變了上至社會精英、下至普羅大眾的思想觀念。人們的交往方式和活動方式在形態、規模和速度上都發生著變化，在此過程中，規範人際關係的權力運作方式也發生了變化。
作者顯然注意到，當帝國的權力中心難以撼動時，疆域的邊緣地帶或許就成為權力鏈條中最薄弱也最容易滲透的環節。事實上，自晚明起，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便開始了在中國傳教的嘗試與探索。然而，羅馬天主教會奉行自上而下的傳教傳統，試圖通過說服朝廷的權力中樞（也即皇帝本人），來確保傳教工作的順利進行。此後的天主教傳教士，從湯若望（Johann A. S. von Bell）到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均無不例外地選擇這條路線。儘管這些傳教士可以親近皇帝，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步入朝廷的權力核心，但由此也被吸納為服務於皇權意志的一份子，致使傳教工作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
基督新教則反其道而行之。在十九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以馬禮遜、米憐（William Milne）為代表的英國傳教士曾經作為大英帝國殖民體系中的一環，嘗試從滿清統治疆域的邊緣地帶進行突破。這一時期，西方新型印刷技術在宗教傳播中的應用，成為西方早期殖民活動中除炮艦與貿易之外的又一至關重要的推動因素，也為新教提供了傳播工具；在此基礎上便有了作者所說的一群「徘徊在帝國邊緣的異類」，在某種程度上撼動了清廷固有的權力運轉方式及政治格局分布。新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僅僅是一個開端，作者在全書中試圖印證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革恰恰是在地理空間與政治空間的邊緣最先萌發，進而最終影響到權力中樞。
然而，邊緣何以能夠挑戰中心，又是如何一步步最終改變中心的？ 《權力與媒介》提示我們把目光聚焦到新式傳播媒介的應用上，而這一點則受到了傳播學研究的啟發。在媒介理論方面，加拿大經濟史學家、傳播學者英尼斯（Harold A. Innis）頗有建樹，他將傳播媒介的政治動能總結為新文明的出現離不開新興傳播媒介的推動作用，並指出每種新興媒介所具有的優勢將會成為產生新文明的動因。事實上，自十九世紀起維繫大英帝國在全球範圍內權力運轉的一個關鍵因素，正是一個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傳播網絡。它的建立得益於媒介技術的進步、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對於這個「日不落帝國」而言，依託這一傳播體系確保了從帝國中心倫敦到遙遠的帝國邊陲，甚至世界各個角落的資訊流通。在歷史學家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看來，儘管這是一個鬆散的傳播體系，客觀上卻成為一個在全球範圍內確保資訊流通，進而維繫大英帝國在全球範圍內有條不紊地行使權力與推動殖民貿易的必要因素。
隨著這一傳播體系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中國不僅被納入了世界的歷史進程中，同時也對其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而《權力與媒介》一定程度上也在試圖探討傳播媒介的政治動能，但作者顯然在嘗試以另一種視角，從近代中國的情境出發，以此呈現傳播媒介的發展與應用如何在當時與政治產生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在宣揚個性表達、試圖擺脫政治束縛的同時，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也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當時，隨著香港、上海等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陸續成為資訊發布中心，北京作為晚清政府權力中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被逐步削弱（頁54-55）。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逐漸取代清廷都城，成為近代中國的中心。這一「權勢轉移」與近代報刊的創辦和發展密不可分。而那些徘徊於權力邊緣的人物所依賴的正是報刊等新式傳播媒介及手段，並以此建構某種獨立於皇權之外的輿論話語。在作者看來，諸如《循環日報》、《申報》、《萬國公報》等刊物規模化、批量化地傳播了歐美新學識、新觀念，又經一批身處帝國邊緣的社會精英推動，轉變為變革圖強的社會意識，並將其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進而跨越了精英階層的訴求與社會運動爆發之間的鴻溝。而在中國融入世界的歷史進程中，這種思想啟蒙成為隨後推動歷史變革的內在動因（頁13）。
這一發展離不開傳播技術的進步。自十九世紀以來，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在印刷技術上已經領先全球，宗教傳播無疑得益於這一傳播技術的應用。歷史學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關於近代上海印刷技術與資本的研究中提到，儘管當時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地域極其有限，且人力資源極為匱乏，但印刷技術確保他們以高效方式實現思想的傳播，並最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印刷資本主義產業。《權力與媒介》則呈現出傳播技術進步所影響的主體不僅是那些權力的挑戰者，同樣也改變了權力的擁有者。依託傳播技術的發展，清廷的文化傳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推進。全新的資訊流通方式，凝聚並塑造了民族認同，進而促使中國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正如作者在全書開篇所指出：「對現代國家而言，傳播的政治魅力在於它可以通過消息的傳播，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繼而凝聚人心，培養人們的國家認同感。」（頁1）
三 資訊傳播視域下對政治史敘述的反思
《權力與媒介》一書呈現的近代中國思想啟蒙圖景是一個最早起源於精英階層，經由近代媒介的傳播傳達給社會大眾，並最終形成某種社會共識的過程。這正是諸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顯性影響因素之外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個觀念最早來源於理論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的理解，他指出權力不僅是宏大的公開場面的展現，如制度、暴力、閱兵等，還要注意到微小的、隱秘的空間中權力的作用狀況，正如權力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滲入每一個日常生活的角落，而每個角落都可能受其影響。王泛森借用這個概念進一步闡釋了權力對清代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他指出，在清廷的政治壓力之下形成了全國性和地方性的資訊傳播網絡，前者主要靠官方的資訊來源、官員流動、書籍流通，後者則主要是民間抄本、口語、習慣等的流傳，兩者之間雖非截然對立，但也形成「國論」與「鄉評」的二分情勢，甚至產生分裂。士大夫階層跟隨官方的意識形態，形成某種統一，而民間自有對華夷、對明清區別的歷史記憶。王泛森勾畫出的是清廷統治中前期，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對資訊傳播施加的影響。
鴉片戰爭後，滿清統治遭受了來自各方面的挑戰，而其中一個因素就是資訊傳播的影響。隨著近代報刊、電信等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原來靠權力鎮壓就可以阻斷民間傳播的作用機制逐漸失效。當這些傳播媒介與新思想、新文化、新技術結合在一起，既在民間產生了某種新的權力，也打破了舊有的權力結構平衡，由此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權力與媒介互動的新篇章。從《權力與媒介》一書呈現的歷史可以看到，資訊傳播技術的進步是政治行為改變的先決條件，政治變革背後離不開資訊傳播技術的發展。從清中晚期馬禮遜創辦印刷媒介到盛宣懷建立電信媒介網絡，從清末民初袁世凱藉助攝影技術塑造個人形象到吳佩孚善用電報媒介獲取社會讚譽，在新思潮與新式傳播媒介的交替發展中，激發新的政治需求，同時也孕育出新的治理手段。
當然，政治演進與權力更迭是多種因素在某個時間段內多元互動作用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變革通常是歷史學者論述社會結構變化的重要前提，資訊傳播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但其反映的只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面相。 《權力與媒介》一書在媒介技術的變遷會促進人們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基本認知基礎上，試圖揭示推動近代中國政治演進的內在邏輯，描述一段由傳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推動政治變革的歷史。然而，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審視這段歷史卻也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中國社會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活方式與行為邏輯，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也體現出其政治頑固性的一面，保守力量與新思潮在循環往復的拉鋸中、在多元力量的介入下，客觀上推動了歷史的演進，遠非傳播技術的發展所能顛覆的。同時還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政治邏輯的影響下，資訊傳播依舊沒能跳出以社會精英的自我精神世界為中心的窠臼，因此德國漢學家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尤其強調以報紙為代表的近代傳播媒介所能反映的不是在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真實，而是接受現代化轉型的人們心中的真實。此外，資訊傳播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也難以量化評估。因此，《權力與媒介》一書在力圖形塑媒介作用的同時，也為學界留下了近代中國政治生活中有關傳播媒介局限性的討論空間。
儘管如此，資訊傳播的視域或許能夠為進一步探索歷史書寫形成的內在機制提供某種借鑑。柯文（Paul A. Cohen）將歷史書寫分成三個組成部分，即歷史事實本身、歷史親歷者的自我敘述和歷史神話。而傳播媒介及其承載的傳播內容本身就是藉由傳播者的敘述，記錄當下正在發生的或者業已發生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亦構成了歷史書寫的一部分。通過歷史學的方法探討傳播技術如何產生與發展，在近代中國經歷了怎樣的在地化應用，這種應用與中國固有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模式之間如何互動，近代權力更迭的宏觀社會圖景和新式傳播媒介的觸發之間隱而不顯的關係如何呈現，又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中國，以及這一歷史背後的邏輯等，均值得今後學界進一步反思。
四 小結
無論如何，《權力與媒介》將傳播學理論引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通過將傳播媒介視為人的主觀能動的延伸，為揭示那些影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何以發揮其政治能力，進而將其主觀訴求落實到歷史客觀進程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正如哈佛大學慄山茂久教授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所說：「未來最有發展潛力的學科當屬傳播學。」（頁256）如今的新媒體改變了以往的傳播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產和消費方式，而自媒體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傳統的權勢結構。這也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問題；學者也應秉持對學科開放包容的態度，吸收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知識，繪就新時代的知識地圖。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