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近代中國情境下踐行概念史研究，需要理論、方法、知識和語言上的充分準備。方維規著《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細緻梳理若干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國的譯介、形成和變遷，並從概念的古今流變和中西日互動等角度，為中國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操作指引。本文在反思方著得失的基礎上，提出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複數的概念史、分層的概念史、有限的概念史，冀望對推進中國概念史研究有所助益。
關 鍵 詞：概念史；方法；古詞新義；語際實踐
作者簡介：李裡峰，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現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形成與變遷研究」(項目號：18AZZ002)的階段性成果。
「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並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①近年來，發端於德國的概念史研究日益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其學術意義逐漸成為學界共識，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堪稱中國概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該書旨趣從書名就可見一斑，正標題「概念的歷史分量」，蘊含著概念史的基本假設，即概念變遷既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表徵」，也是推動變化和發展的「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歷史分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旨在考證和解析近代中國富有「整合力」和「歷史分量」的「大概念」。②副標題「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表達了將概念史視為一種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對象的理念，意在通過梳理這些重要概念來理解近代中國思想發展之脈絡，概念史的手法背後。蘊含著思想史的關懷。全書共七章，分別探討近代中國「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黨」「民主」「共和」「自由」「經濟」等概念之譯介、形成與變遷。在筆者看來，該書對於中國概念史研究具有多重的價值：細緻梳理這些重要概念的形成與變遷，有助於深化對近代中國知識體系和思想轉型的理解，這是其知識價值；在實證研究中踐行、展示概念史的原則和方法，為初學者提供實用指南，這是其方法價值；讀者可由此反觀西方的概念史，思考其基本預設在中國情境中的意義與限度，這是其理論價值。本文將對該書內容及研究方法進行簡要述評，並就近代中國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略陳淺見。
概念史的「必要裝備」
方維規教授曾形象地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裝備」。意思是，研究中國近代「西學東漸」而產生的重要政治或社會概念，需要有對本土文化的深刻認識，也需要必備的西學知識，二者缺一不可。③除此之外，研究者還須具備一定的東學(日本)知識、必要的語言技能以及收集與解讀史料的能力。該書對七個(組)概念的深入探討，生動地展示了這些「必要裝備」如何有助於概念史研究的展開。
中國近代新名詞、新概念乃至新思想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雙重影響，這是中國概念史研究者的共識。該書作者浸淫西學數十年，在比較文學、語文學、思想史、概念史等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在考索近代中國基本概念時，往往追溯與之對應的西方概念的流變過程，進而在中西比較(既有異同之比較也有影響之比較)的基礎上揭示這些概念的深層意涵。和其他許多概念史論著相比，這是本書最顯著的特色和優勢所在。例如，在探討近代中國的「文明」「文化」觀時，指出在法、英、德、意等西方重要語言中，culture和civilization一開始幾乎同義，可以替代，只表示發展過程而不包括發展成就；經過長期演化，兩個概念中出現了過程和成就並存的含義，而且過程逐漸被狀態所淡化甚至取代。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兩個概念開始分裂，德語中原有的對「Kultur/文化」的青睞越發明顯並逐漸在歐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題。⑤從19世紀中期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演變皆與此西方背景密切相關。在梳理近代中國「民族」概念時，指出在歐洲語境中，nation的拉丁語詞源natio、nationis意為「被生出」「種屬」「部族」，在歐洲古代及中世紀主要表示一個人的出身或出生地。18世紀後，隨著近代主權國家和專制統治的形成，以主權國家劃分民族的傾向漸漸崛起，nation概念因此獲得了總括性的、追求國家民族的明確政治意義。1945年後反殖民主義運動中的nation概念則以國族構建(state-building)為目標，主張民族同國家的契合。⑥如此在西學溯源和中西比較的基礎上去理解近代中國概念，顯得更有深度和質感。
概念是歷史發展的表徵，考察概念變遷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和社會政治轉型，研究者須對近代歷史脈絡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歷史感，方不至於墮入「隔閡膚廓」乃至「時代錯置」的陷阱。作者以西學出身，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宏觀理解卻值得稱道，對漢語古今概念的「語感」把握更有過人之處。如作者在勾勒「夷」「洋」「西」「外」等涉外漢字的遞嬗過程時，一方面聚焦概念之意涵，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華夷觀具有實體概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和功能概念(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降於夷狄則夷狄之)的兩重性。⑦一方面又著眼概念中蘊含或附加的評價、情感、聯想，指出「夷」字始終具有和西文barbarian相近的「野蠻」之義和蔑視之感，而並非如劉禾所說，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的英語文本中用barbarian翻譯「夷」字，才使後者偏離其本義、獲得「野蠻」特徵，進而對「衍指符號」和「不可譯性」的觀點提出了商榷意見。⑧這類論述正是建立在對歷史脈絡和概念意蘊(不僅是含義)的精準把握之上，或如作者本人所說，是以「對本土文化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
既然近代中國基本概念大多取道或借鑑於西方和日本，因此，多語種的語言技能乃是概念史研究的利器。該書討論近代中國概念時，無不在西文、日文語境中追溯其對應詞彙、概念的起源和流變，進而與漢語字詞的古今意涵相對照，儘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挖掘這些概念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的豐富內涵。尤其對西方相關概念的分疏，往往涉及古希臘文、拉丁文以及現代英文、德文、法文等主要語言。例如考察culture的拉丁詞源、civilization的法文詞源及其意涵和相互關係的演變，詳述nation如何從表示出生地的傳統概念獲得現代意涵，成為一個國家、民族、人民三位一體的概念等等，皆展現了作者在西方各主要語種之間自由穿梭、擷英採華的出色語言能力。從行文和注釋來看，這些西文語境中的詞義溯源工作未必都是作者首創，往往借鑑了西方學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德國概念史巨著《歷史的基本概念》中的相關論述。但這並不妨礙上述內容對於理解近代中國概念的重要參考價值，畢竟，多數研究者和一般讀者並不具備直接閱讀德國概念史大辭典及相關著作的能力。
研治概念史，還須對豐富而多元的歷史材料進行廣泛搜集和準確解讀。除二手研究文獻外，方著徵引的史料主要有三類：一是辭書，特別是19世紀編纂發行的各種雙語辭典，其中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的《華英字典》(1815-1823)、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編的《英漢字典》(1847)、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編的《英華字典》(1866)、井上哲次郎和有賀長雄編的《哲學字彙》(1881)等尤為重要；二是報刊，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時務報》《清議報》《新青年》等；三是資料彙編，如《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中外舊約章彙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等。該書使用材料範圍之廣、解讀之細，無須贅述，在此只強調以下兩點。
一是辭書的重要意義。近代中國多數重要概念皆源自西方和日本，辭書是將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概念體系連接起來並使之標準化、普及化的重要媒介。方氏一再強調，德國概念史在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語義學」，旨在揭示不同社會中涵義之生成及其條件、媒介和手段。⑨該書在討論具體概念時，廣泛參考和深入評析了各主要辭書中的相關釋義，並時常以列舉或表格形式將不同年代、不同辭書中的譯詞進行直觀對照。並從理論上指出，「作為原始資料的辭書」對於歷史語義學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概念的表象意義」(辭書通常再現詞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運用)，還在於其範式意義和指導意義。⑩但他也提醒，對於辭書中的譯釋不可全盤接受，而應關注其編纂背景和意圖，尤其要意識到19世紀中國的早期雙語辭書絕大部分「出自洋人之手」，如何在對譯時選擇恰切的漢語「對應詞」，既有歷史或時代因素，也會含有辭書編者的特定理解。
二是資料庫的價值和限度。從事近代中國概念史研究者，大都知道或使用過金觀濤、劉青峰創建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他們以此為基礎，提出以關鍵詞為核心分析對象、以句子為基本分析單位、以統計分析來揭示概念內涵及其歷史變遷的「資料庫研究方法」(11)，並撰成《觀念史研究——近代中國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12)，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方氏顯然很了解此資料庫和研究方法，曾在書評中稱《觀念史研究》為分析精到的「鴻篇巨製」，但他對主要依靠資料庫和量化分析來解決概念史、思想史問題是持保留態度的。(13)《概念的歷史分量》一書，顯然從各資料庫中獲取了大量一手資料，卻完全沒有使用金觀濤等人所倚重的詞頻統計、詞族分析等量化方法。將方著與金著關於相同或相近概念的論述加以對照閱讀，當能體察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價值和限度所在。
概念史的古今之辨
概念史研究一個核心的方法論問題在於，應該如何理解詞彙與概念之關係、如何處理二者間的差異和張力。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不同於詞語，它是「歷史現實之多種含義之聚合」並融入詞語，「詞義可以通過定義來準確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闡釋」。(14)概念史研究正是要打破從詞語到事物和從事物到詞語的簡單循環，在概念和現實之間引發緊張關係。(15)「詞語史只是一種進入途徑，我們則要透過詞語發現其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蘊含，以及詞語所表達的相關經驗和思想。」(16)傳統範疇中的「名與實」或福柯所言的「詞與物」，尚不足以準確表達現實世界和概念世界之關係，將其理解為詞(詞語)—義(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結構似乎更為貼切：詞語是概念和事物的能指(能指1)，概念既是詞語的所指(所指1)又是事物的能指(能指2)，事物則是詞語和概念的所指(所指2)。因此，名實之間存在雙重的張力，循名而責實，或者反過來為實而正名，都難以真正做到。
具體到中國概念史研究，這種張力在時間(古與今)和空間(中與外)兩個維度上都有充分體現。先說古今之辨。若借用思想史家青睞的比喻，把詞彙比作瓶、詞彙之意涵(概念)比作酒，那麼，近代中國基本概念大多是通過舊瓶裝新酒(傳統詞彙被賦予現代意涵而成為現代概念)和新瓶裝新酒(創造新詞彙以表達現代意涵)兩種渠道形成的。「經濟」從「經世濟民」、「民主」從「民之主」、「文化」從「以文教化」分別成為economy、democracy、culture等西方概念的對應譯詞，顯然經歷了一番「古詞衍新義」的過程。「哲學」「科學」「倫理學」「象徵」「客觀」「主義」等，則是日本人為表達西方概念而用漢字創造的新詞語，瓶中之酒和裝酒之瓶都是近代的新產物。(17)方著所探討的這些基本概念，除了作為西文intellectual之譯詞的「知識分子」外，大體都屬於前者，即中國傳統語彙在19世紀中葉以降的社會政治變遷中逐漸獲得新的意涵，而成為一個現代概念。書中對此過程做了細緻地梳理和闡述，涉及舊詞新義(傳統詞語被賦予新的意涵)、詞義偏移(舊詞語的沿用和詞義的引申)、新舊混雜(表達相似含義的新舊詞語同時並存)等多種情形，不妨各舉一例。
舊詞新義，如「黨」。中國傳統社會有朋黨和會黨，近代從西方引入政黨。該書明確指出，現代漢語中的「政黨」概念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是漢語古詞「黨」衍生新義而形成的一個「新詞」。作者從《說文解字》釋「黨」為「尚黑」說起，指出中國歷史典籍中與「黨」字組合的概念或成語，都有顯著的貶義色彩。歷史上對黨的定義，不外乎黨為私、黨為邪、黨為患，或「結黨營私」之類。《論語》「群而不黨」或「君子不黨」的說法，亦深刻影響了後人對「黨」的理解。從歐陽修《朋黨論》起，傳統「黨」字的政治特色明顯加重，但和現代漢語中的「黨」仍然不是同一個概念。志剛在《初使泰西記》中描述英國議院「有似兩黨，此進則彼退」，張德彝在《歐美環遊記》中記載美國南北戰爭後「分尊卑黨」與「平行」黨並存而「各懷私意，彼此不睦」，可以視為古詞「黨」向現代概念過渡的序曲。至郭嵩燾等人駐使西方，旁聽議院辯論，觀察政黨活動，並明確用「黨」字移譯party，才意味著現代中國政「黨」概念的真正開端。(18)
詞義偏移，如「夷」。「夷」字的使用貫穿了整個19世紀，其內涵和外延(特別是其中所蘊含的價值和情感)卻在逐漸變化，此即作者所說的「詞義偏移」。中國士大夫歷來夢想「用夏變夷」，進入近代以後日益嚴酷的現實卻是「用夷變夏」，這時「夷」字除了蔑視和痛憤，也可能引發敬畏或欽佩之情。這種偏移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表述中已有所體現，及至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稱中國「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時，「夷」字已基本失去了原有意涵，指的不再是野蠻未開化之人，而是讓人嘆服稱羨的歐洲和北美，馮氏只是「約定俗成」地稱其為「夷」。這不僅體現出夷與夏的互變性，也表明夷夏之辨本身具有開放和封閉的兩面性。(19)
新舊混雜，如「夷務」和「洋務」。作者指出，語言運用的演變、詞語概念的取代和更新都不可能是突變過程，語言所包含的語義原料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積累而成的，其變化也絕非三年五載之事。在「西力東漸」背景下，「夷務」和「洋務」概念皆產生於道光年間，統稱禁菸、海防等與外部世界有關的事宜。1858年《天津條約》籤訂後，正式外交文本中實現了從「夷務」到「洋務」的更替，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洋務」只見於對外公文，華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務」，不同論者的文章中也往往有意無意地替換「夷務」「洋務」二詞。晚清的對外關係檔案資料《籌辦夷務始末》，道光、鹹豐、同治三朝資料分別編於1856年、1867年、1880年，其時「洋務」概念早已普及，卻始終以「夷務」為題。19世紀後半期的對外指稱詞，確實存在「洋」「西」「外」對「夷」的取代過程，但這四個詞曾長期「新舊參差、共存並行」。究其原因，既有時人「缺乏接受新舊遞嬗的誠意」，也源於「詞語和概念的持久性和歷史惰性」。(20)
舊詞獲得新義而成為現代概念後，仍然保留原有意涵，這是另一種形態的新舊混雜。例如，在「民主」已被用來翻譯democracy後，其原有詞義「民之主宰者」或「民之主」並未立刻退出歷史舞臺，直到1922年出版的《英華成語合璧字集》，還有「民主：president of a republic」的釋義。作者由此推測，「五四」前後的知識人寧願採用音譯「德謨克拉西」來表示democracy，也許正是為了與「民主」的傳統意涵相區別而進行重新定義。(21)
在討論「民族」「文明」「民主」等概念時，作者還提示，漢語概念有古今之別，西方概念亦有之，不能想當然地把中西概念的差異等同於傳統與現代的差異。近代中國基本概念形成的古今流變與中西互動，是緊密纏繞並且相互塑造的。例如，漢語中「民族」的傳統意涵在近代遇到西文nation之挑戰，由舊詞變為新詞，這是「一個『新詞』的誕生」過程；西方的nation在近代出現了新的意涵，由血緣和地域屬性擴展為地域性、社會性、政治性界定相結合的概念，這是「一個傳統概念的更新」過程。從西方nation概念的新舊對比來看，19世紀漢語中的「民族」一詞多半只是中國傳統概念的新表達，這個漢語「新詞」與西方前現代的民族概念更為貼近，而與現代民族概念的含義相去甚遠。(22)
關於中文概念的古今流變，方著以豐富的例證提供了諸多啟示：詞彙是概念的載體，但詞彙不等於概念，同一詞彙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傳統詞彙被賦予新的社會和政治意涵而成為現代概念，是中國現代概念體系形成的基本途徑；附著於同一詞彙的傳統概念和現代概念，意涵上可能有實質差別，其蘊含的態度和情感卻可能有相關性、延續性；追溯詞彙出現之早晚並非概念史之要害，關鍵在於確定這些詞彙何時和如何獲得現代意涵、何時和如何成為「基本概念」或「關鍵詞」(23)。
概念史的語際實踐
概念史於20世紀中葉起發源於德國、盛行於歐美學界，其出現是為了回應德國和西方的理論關懷與現實問題。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概念重塑，則是在迥然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完成的。中國大多數現代概念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譯而來，作為其載體的字詞是舊有的，作為其內核的意涵則大多是外來的。因此，中國概念史研究首先要解決詞語、概念在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和傳播問題。語言是文化的表徵、時代的映像，跨語言的背後又有跨文化和跨時代(所謂「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或「同時歷史的不同時性」(24))的問題。就此而言，中國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恐怕要比其德國版本、西歐版本更為複雜，也更具挑戰性。
方著所探討的絕大部分概念，均為作者所稱的「翻譯概念」。翻譯不只是語言之間的符號轉換，而是理解和闡釋，文化、社會、政治概念之翻譯，更意味著「對異域概念和思想的領會及其在漢語中的傳會」(25)。翻譯又是一種「跨疆界之意義轉換」，中文譯詞因此而超越中土疆域，對地球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新認識，會促成新造詞的出現，或使舊詞換新顏。(26)所以，概念史研究要揭示「一個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譯為漢字概念，其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關係，中西、中日之間的差異揭示了怎樣的文化移植與變異問題」。(27)
首先如何判斷譯詞之對應？由於語言本身的差異以及語言所依託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結構的差異，不同語言中的詞彙、概念往往很難形成完全對應的關係，這是語言翻譯和文化傳播的常識。中國傳統概念和現代概念又時常負載於同樣的漢字語彙，要判斷它們在特定情境中究竟是一個本土概念(舊詞)還是翻譯概念(新詞、譯詞)，並非易事。以「文明」概念為例。漢語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屬於新造詞，早已見之於《周易》和《書經》等古籍，但它們顯然不能與西方近代civilization和culture概念相等同。在「文明」概念的譯介過程中，方氏對郭嵩燾1878年使用的「色維來意斯得」給予高度評價，不僅因為它顯系civilized之音譯，更在於它「把握了該詞在西文中的基本意涵」。郭氏原文為：「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日巴爾比瑞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三個要點，足以斷定它已經是一個音譯的新概念：其一，將西方現代「文明」概念視為一個綜合概念，並明確指出其對立面為野蠻(是否理解原概念的內涵和對立面)；其二，把握了西方「文明」概念的時代意義，即文明與歷史「進步」的觀念緊密相連(是否理解原概念的時代特徵)；其三，對歐洲文明表示出讚賞態度，並以傳統的夷夏對比來進行反省(是否產生與原概念相似的聯想)。因此，不能因為郭嵩燾未用後來才通行的「文明」對譯civilization而淡化其譯介之功。作者甚至推測，郭氏不採用中國固有表達而推出「色維來意斯得」，正是為了表示此概念不同凡響而標新立異。既然音譯是當年「援西入中」的常見方式，這些早已被遺忘的音譯詞自然也應該被視為新概念，關鍵不在概念的外衣，而在於對概念本身的把握和認識。(28)
其次，如何確定概念之來源？詞語與概念是可以分離的，中國現代概念又大多是在西方、日本和中國之間往還互動的結果，那麼該如何判斷一個漢語概念究竟源自何處呢？仍以「文明」概念為例，方著同意近代中國文明概念是舶來品的說法，也認同日本的重要作用，但它究竟「從何舶來」，方氏有兩點獨特的看法：其一，現代文明概念來自「東洋」，最早卻來自「西洋」。理由是，在梁啓超受日本影響提出其文明論(1896)之前很久，郭士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8)、丁韙良譯《萬國公法》(1864)、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1878)等已分別以「文明」「教化」「色維來意斯得」等語彙，翻譯和介紹了西方近代civilization概念，譯詞雖然各異，對概念之內涵卻都有較準確的把握。其二，現代文明概念雖然是舶來品，來自本土的因素仍對其傳播起了很大作用。理由是，在「文明」一詞流行之前，19世紀的中國已用「聲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藝」「文教」「教化」「開化」「風化」等來表達與歐洲近代「文明」概念相似的思想。(29)換言之，未有與civilization對應的固定語詞之前，已有了與之相似的概念。
再次，如何理解譯名之多樣？一個外來概念的漢語譯詞尚未固定和廣為流傳之前，往往有多種譯法並存。作者指出，西方文化作為一個大的整體，在語言交流中存在諸多便利，許多概念無須多少變化就可以從一國到另一國、從一個語區到另一個語區。中國則沒有這種便利。如「議會」一詞，中國從1830年代到1890年代，對parliament的稱呼形形色色，始終沒有基本統一的譯法，除早期音譯「巴裡滿」外，還有公會、國家公會、國會、議事廳、議會、巴力門等數十個之多。「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也都在19世紀中葉或更早被介紹到中國，但直到19世紀末才基本定型。(30)其深層原因在於，漢語和西語、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高度的異質性，其概念之間往往只有某種程度的語義契合，而很難完全對應。這在nation概念的翻譯中體現得尤其顯著。經過長期演變，近代西方nation概念已經包含了國家、民族、人民之意涵，成為一個三位一體的概念，而漢語「民族」或其他詞語均無法同時涵蓋nation的全部意涵。正因如此，羅存德《英華字典》將nation譯為民、國、邦、邦國；鄺其照《英華字典集成》譯為民、國、邦；直至今日的雙語字典，nation依然有民族、國家、國民等義項。具體採用哪一個譯詞，完全取決於上下文。在作者看來，「既然是一詞多義，一詞多『譯』也就自然而然」，這種處理方式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對譯nation準確得多。(31)
最後，如何解釋譯詞之釐定？這種一詞多譯的現象在西方概念傳入過程中相當普遍，且延續了很長時間，有時還經歷了殘酷的譯名之爭或「新名詞之戰」(32)，但是最終，絕大多數西方概念都找到了明確、固定、廣為接受的對應詞，成為現代漢語詞彙庫的一部分。其故何在？方著第六章講述了一個十分精彩的故事——本來表示「經世濟民」、極具政治色彩的傳統詞彙「經濟」，何以成了西方economy概念的最終譯詞。作者認為，日本人以「經濟」作為economy譯名並得到認可的原因有三：其一，西方現代economy概念是廣博和多層次的，只有「經濟」這個同樣寬泛的概念方能容納其中蘊含的許多子概念，其他譯詞則只能表達某一個方面。其二，從詞源上看，西方經濟概念在古希臘時期本有「管理」「領導」「安排」和「關懷」之義，中國古代「經世濟民」「經邦濟國」等表達與之非常貼近。其三，最重要的是，西方在19世紀後半期經歷了用單一詞術語economics(經濟學)替代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使得漢語「經濟」與西文economy的意義結構變得更為相似。因此，以「經濟」對譯economy絕非如實藤惠秀所說是因為「無意重複、習而不怪」，而是這一對中西概念在詞源、意涵、結構上高度同構的結果。(33)
在本書中，關於概念之翻譯的精彩討論還有很多。諸如互文類義——democracy傳入中國時多半和政體相關，從而和republic結下不解之緣；又因republic在19世紀還沒有固定的中文譯詞，所以「民主」常常身兼二職，既有西方democracy的本來含義，又指republic；這兩個西方概念進入中國後很長時間是基本同義的，直到日本明確以「共和」譯republic之後，才逐漸分離開來。(34)諸如不求甚解——「國民」概念起始於《時務報》大量刊載的古城貞吉譯稿，而古城譯文未曾探討「國民」一詞本身的意涵；「國民」在字面上並不令人費解，時人不去深究其義理和定義是情理之中的；因此研究者也沒有必要辨析其「國民」究竟與西語中的哪個概念對應，或許兼而有之，或許各取所需，這在彼時日本也不是容易說清的問題。(35)諸如將錯就錯——「知識分子」概念在中國產生之時，已經完全中國化了，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概念；中國從未有過公認的、能夠真正匹配西方那種具有文化職能和社會職能的intellectual概念；這並非中國「知識分子」的定義有問題，問題出在人們至今還用它來移譯intellectual或intelligentsia。(36)
概念史的學術方位
方維規教授是將德國概念史引入中文學界的先行者，又在近代中國基本概念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將其理論文字與實證分析比照閱讀、相互印證，進而反思概念史之假設與旨趣、價值與限度，對深化中國的概念史研究不無裨益。筆者在此提出以下想法，就教於作者和讀者。
其一，方法的概念史。在其概念史譯介文章以及本書穿插的理論文字中，方維規始終強調，概念史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方法」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科」。(37)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概念史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通過詞語和概念的分疏，對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知識體系、思想轉型和社會變革進行探究的學術路徑。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案中那些膾炙人口的假設，都可以從方法論角度來理解。例如「鞍型期」(Sattelzeit)，將社會變革過程比喻成馬鞍未必準確，(38)但它預設了一個「舊世界的瓦解和現代世界的呈現」或者說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社會變革和概念變遷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發生的。這一點顯然具有更普遍的意義。所以，法國、荷蘭等國的概念史項目，都嘗試確定本國現代概念體系形成的起訖時間。(39)中國學者也試圖為本國近代歷史轉型劃出一個大致的時間界限，如王爾敏認為1840年到1900年是醞釀中國近代思想的「過渡期」(40)張灝把1895年至1920年代初稱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轉型時代」(41)，孫江則建議將其下限後推至1935年前後(42)。例如「四化」(時間化、民主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這幾個深入人心的口號，至少有三種理解方式：一是「鞍型期」概念發展之假設，時間化，即概念隨其語義場而變化，並被賦予所期待的特徵；民主化，即概念的社會邊界日漸拓展，成為各階層日常使用而不自覺的概念；意識形態化，即概念越來越抽象化，成為具有普遍性和多義性的複合單數；政治化，即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長，對塑造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發揮重要作用。二是判斷何為「政治與社會基本概念」之標準，德國概念史大辭典所討論的一百多個概念，大致都經得起這種檢驗。三是提示概念史研究之方法，時間化要求細緻梳理概念生成與變遷的歷史脈絡，民主化要求拓寬研究視野、擴展資料範圍，意識形態化要求揭示概念背後的權力操控和角逐，政治化要求探討概念形成和傳播的政治後果。
其二，包容的概念史。概念史與觀念史之異同，是概念史家爭論不已的問題。方氏曾對「劍橋學派概念史」的說法提出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中國學者的一些誤解。(43)但在筆者看來，作為方法的概念史理當呈現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面貌，似乎不必(實際也很難)和觀念史徹底劃清界限。誠然，科塞勒克曾經批評觀念史將觀念視為「常數」，雖然觀念可用來表達不同的歷史形象，觀念本身卻沒有發生實質變化。方維規、孫江等人都接受這種看法，認為這是概念史與觀念史的重要區別。(44)但仔細想來，科塞勒克的批評對洛夫喬伊(Arthur O.Lovejoy)所謂「觀念單元」(unit ideas)來說是合適的，用到劍橋學派觀念史的頭上便有失公允了。事實上，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同樣對洛夫喬伊的做法提出批評，甚至有過「沒有概念的歷史，只有概念運用的歷史」之類更激進的說法。(45)澄清概念史和觀念史的學術脈絡是必要的，涇渭分明甚至彼此輕慢卻大可不必。金觀濤等人的《觀念史研究——近代中國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以「觀念史」為題，學界卻一致認為它是中國概念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有評論者還特意撰文辨析該書究竟屬於觀念史還是概念史，結論是它更類似於後者，並「預示著漢語概念史研究的可能性方向」(46)。臺灣政治大學、韓國翰林大學和日本關西大學合作編輯的《東亞觀念史集刊》也以「觀念史」名之，而被公認為中國概念史研究的重要陣地之一，「其中的大部分論文實為概念史研究」(47)。黃興濤的新著《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48)亦以「觀念研究」相標榜，孫江、楊念群等人撰寫的書評仍然視之為概念史著作，稱該書所「展示的『中華民族』的觀念史，就是一部凝聚了近代經驗的概念史」(49)。對於中國學界時常混用「觀念史」和「概念史」的現象，方氏稱有兩種可能，一是研究者綜合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種方法，二是研究者本來就沒有弄清兩種方法的區別。愚以為，何妨破除「經典」或「正宗」概念史的執念，厚道地採納第一種解釋呢？
其三，複數的概念史。方法是幫助研究者實現其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工具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合用與不合用之別。把概念史視為一種研究方法或路徑，便不必也不應將其刻板化、教條化。在把概念史引入中國、日本或其他國家時，德國概念史前輩所設定的規則都是可以變通和修正的。概念史應該是多元的、流動的，而不是同質的、固化的，應該隨著時空範圍乃至研究者意圖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面貌。正因如此，科塞勒克「四化」之說雖為概念史研究者提供了無窮的靈感，卻不斷有人嘗試在特定情境中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戈伊倫(Christian Geulen)針對20世紀基本概念的歷史，提出新的「四化」：科學化，即關於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概念被納入科學化軌道；大眾化，即新的傳媒技術使概念得以快速和廣泛傳播；地域化，即概念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地域化傾向；流動化，即概念的多義性和開放性及其在不同語境中的運用和融合。(50)孫江關於中國「歷史性基礎概念」的「四化」版本則是：規範化，即通過翻譯、闡釋和再闡釋，構成基礎概念的詞語逐漸規範起來；通俗化，即市場需求和實用性等因素，使日本化的西學漢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政治化，即時代變化賦予詞語特定的政治和社會意涵，使之成為歷史性基礎概念；衍生化，即基礎概念會在具體歷史場景中衍生出與之相關的「下位概念」。(51)實際上，科塞勒克本人也在不斷探索，並意識到大辭典項目存在諸多不足，只因既定方針而不得不順從「理論上的束縛」。(52)比較各國概念史研究，不難發現德國與英國、法國、荷蘭之間，西歐與東亞之間，東亞內部的中國、日本、韓國之間，都既共享某些基本假設又存在顯著的差異，呈現出一種複數的概念史景觀。
其四，分層的概念史。《概念的歷史分量》共探討七個(組)基本概念，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本書之前已有許多和這些概念(尤其「民族」「民主」「文明」等)相關的研究，其中不少已為作者參考和徵引。那麼本書的價值何在呢？答曰：概念是分層的，概念史也是分層的，對不同層次的概念，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對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研究風格。如前所述，概念史關注的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政治與社會基本概念」，該書作者又提出「大概念」(似乎比一般的「基礎概念」更重要)的說法。孫江闡述了中國語境中「衍生概念」或「下位概念」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為了更好地理解概念及其變遷，研究者會把相關概念作為一個「概念叢」合併論述，如《歷史的基本概念》將Volk(人民)、nation(民族)、nationalismus(民族主義)、masse(大眾)作為一組概念，《概念的歷史分量》也試圖對「民族」及其「相關核心概念」進行「通考」。還可以通過「概念鏈」去考察不同層次的概念及其相互關係，如階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便構成了一個概念鏈。從內容和風格來看，方著大體上是以鳥瞰視角，對所謂基本概念在近代中國譯介、形成、演變、定型的全過程加以宏觀把握，勾勒其輪廓，闡述其義理。例如，書中用一章篇幅梳理「民族」這個「大概念」的形成和變遷，雖然脈絡清晰，終究難以呈現豐富的歷史細節；相比之下，黃興濤以一部40餘萬字的著作，探討「中華民族」這個更為具體的概念，以文本分析和思想闡釋(而不是詞語和概念本身)為中心，內容更翔實，筆觸更細膩，也更富有質感和張力。
其五，有限的概念史。蒙克曾言，德國概念史在科塞勒克、布魯納(Otto Brunner)和孔茨(Werner Conze)領銜的「一項雄心勃勃、名垂青史的學術工程中臻至頂峰」(53)。此說不虛。歷時25年，系統研究115個(組)概念，推出8大卷、8000餘頁的巨著，成為學者必備的工具書，豈不「名垂青史」!試圖連接「經驗空間」與「期待視域」，通過考察概念及其語言的歷史，打造一種與當時如日中天的社會史平起平坐、足以統攝所有史學分支領域的普遍性學問，豈非「雄心勃勃」!(54)然而，儘管《歷史的基本概念》在國際學界廣受關注和讚譽，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科塞勒克所設定的目標，卻有不小的爭議。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德國概念史項目只是部分地解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批評意見涉及其「從古至今」的鋪陳框架、辭書形式的局限性、對政治日常用語和普通原始材料的忽略、未能兌現揭示概念變遷之社會語境的承諾等。(55)這些批評當然無損概念史的價值和地位，但畢竟提醒我們，概念史的理想與現實之間是有一定差距的，它是一種極具啟發性和生命力的研究手法，卻有其邊界和限度，難以替代或統攝思想史、政治史、社會史等其他史學類型。方氏曾明確闡述德國概念史的局限性，在探討近代中國概念時卻多少表現出些許「概念史的自負」。例如第四章梳理「政黨」概念的譯介和演變後，又專節敘述清末民初的建黨浪潮和政黨政治之幻滅，看起來是為了揭示政黨概念對政治變遷的影響，實則未能達此目標。將平淡的政治史描述(該節並未提供多少關於20世紀初政黨政治的新內容)嫁接到精彩的概念史考察之上，反而稀釋了該書主旨。第五章將「議會」「民主」「共和」「自由」這幾個極其厚重的概念熔於一爐，似乎也有過度運用「概念叢」方法之嫌，可能帶來單個概念之核心特質被遮蔽的危險。這些相互關聯的概念在近代西方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政治意涵、負載著不同的「政治行動綱領」，然而在中國語境中，作者卻一概視之為「民主思想」或「民主觀念」的表徵，並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自主之理」的說法將其一網打盡(本章正標題即為「東西洋考『自主之理』」)，恐怕有違概念史揭示複雜性和張力感的基本精神，也會給讀者造成不必要的誤導。
「中國化的概念史研究剛剛開始，但正當其時。」(56)誠然!本書可以為證。方維規教授對「概念的歷史分量」的生動詮釋，造就了一部具有「歷史分量」的中國概念史力作。筆者相信，本書豐厚的知識價值、方法價值和理論價值，抑或其中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都為近代中國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將產生積極而持久的學術影響。
注釋：
①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中華書局，2009年，第8頁。
②④⑤⑥⑦⑧⑩(16)(18)(19)(20)(21)(22)(25)(26)(28)(29)(30)(31)(33)(34)(35)(36)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序言7、83、99、117-118、9、3-12、79、序言6、187-199、31-32、35-41、259-261、112-121、序言8、134-135、71-76、66-71、242-250、121-123、331-343、270-273、149-151、349頁。
③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中華書局，2009年，第17頁。
⑨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馮天瑜等主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19頁。
(11)金觀濤、劉青峰：《中國近現代觀念起源和資料庫方法》，《史學月刊》2005年第5期。
(12)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13)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香港)《二十一世紀》2009年2月號，第124-131頁。
(14)(24)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2011年第1期。
(15)(27)(44)孫江：《鏡像中的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05、192、190-191頁。
(17)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14頁。
(23)(32)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題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年第2期。
(37)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19頁。
(38)科塞勒克後來寫道，不管對德國的概念史還是其他地方的話語分析，「鞍型期」之說不是到處適用的，較為恰切的是更開放的「界線期」(Schwellenzeit)概念。參見方維規《概念史研究八論》，《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39)伊安·漢普歇爾-蒙克編：《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40)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頁。
(41)張灝：《轉型時代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載《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42)(51)(56)孫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國轉向》，《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43)方維規：《臆造生斷的「劍橋學派概念史」》，《讀書》2018年第3期。
(45)(47)(50)(52)方維規：《概念史八論》，《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46)錢寧峰：《觀念史抑或概念史——評〈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學術界》2011年第4期。
(48)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49)孫江：《中華民族的現代時刻——概念史視野下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學海》2019年第1期；楊念群：《重建「中華民族」歷史敘述的譜系——〈重塑中華〉與中國概念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53)伊安·漢普歇爾—蒙克編：《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引論，第1-2頁。
(54)科塞勒克：《「社會史」和概念史》，載《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41頁。
(55)梅爾文·裡克特：《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張智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80頁；方維規：《概念史八論》，《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