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個統一中國、希望傳世萬載的大一統帝王，秦始皇南徵百越，自然是有開疆拓土、消滅潛在敵人的戰略述求，但筆者認為還有其它目的。
第一，安頓犯罪之人，實現效益最大化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嬴政派蒙恬北徵匈奴，隊伍的主體是精銳三十萬大軍；緊接著第
二年，他即著手南徵百越，不過這次隊伍的構成很不一樣：
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百越遠徵軍並不是尋常老百姓，而主要由逃亡的人、倒插門的女婿、商人這三類組成；隨後，又派「謫徙民」（即因罪而被罰遷徙）50萬前往南越與當地人混住，由此實現對當地的徵服與同化。
簡而言之，秦始皇南徵百越的主體，主要是犯人或被法家觀念排斥的「贅婿、賈人」，這就很有意思了，推敲一下，大概包含了兩層意思：
其一，百越地區的戰鬥力與匈奴相比有很大差距，用不著派遣良民組成的精兵，由「烏合之眾」就能搞定；
其二，將數十萬的犯人發配到南越，既能實現開發南蠻地區的目的，又能安頓如此大規模的犯人，就像今天的勞改一樣，是一項比較划算的措施。
秦統一六國之後，在全國推行原本只在關中實行的「以法治國」方針，這個適應與磨合過程，必定會產生一大批觸犯刑律之事，畢竟當初商鞅變法時也經過了大規模的殺戮。但此時已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必要再行大肆屠殺，將犯人發配到嬴政需要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剩餘價值」，對朝廷、對犯人本身都是能接受的方案。
其實這個政策並不陌生，近兩千年後日不落帝國—英國開拓海外殖民地的主體，也是那些犯人，如今的美帝、澳大利亞白人，祖先其實都是罪犯…….
第二，不斷徵戰，是法家理念的內在需求
法家對打仗的推崇，超過我們的想像，《商君書》中一再強調「不斷作戰」的意義：
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
能積蓄力量卻不能對其進行使用的國家，叫做「攻打自己」的國家，一定會被削弱；能積蓄實力又能使用它的國家，則叫做「攻打敵國」的國家，一定可以強大。
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
能集中民眾力量，卻不能使用它的，國家一定會動亂。
法家認為，國家的力量一定需要一個傾瀉口，對外作戰則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一可以轉移內部矛盾，將民眾的仇恨投射在敵人身上；二可以通過打仗立功，滿足百姓的成長需要；三可以以戰養戰，用打仗獲得的敵人資源供養軍人，減輕政府壓力；四可以開疆拓土，促進南方的民族融合。
因此，在統一六國後，秦王朝也隨時需要外在的敵人來傾瀉國內的力量，北徵匈奴如此，南徵百越同樣有這個原因，甚至大興土木也包含著這種考慮。（當今的美國不斷對外作戰，也許也有這種考慮：不間斷設定一個敵人，促進內部的團結與發展）
然而所謂「攻守之勢異也」，戰國時幫助秦國強大的商鞅變法，在完成其使命後已經逐漸顯示出不合時宜之處，經過數百年的混戰，此時的秦王朝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不是不斷的窮兵黷武、過度使用民力。秦始皇在位時，尚且能維持脆弱的平衡；秦二世上位後變本加厲，開天闢地的秦朝，竟然落得迅速隕落的下場，讓人扼腕嘆息。
不過隨後的漢王朝在全面繼承秦制的基礎上，實行「外儒內法」的治國方略，給秦朝的法制披上了一層仁義的外衣，為後世兩千年的封建制度夯實了基本的框架。從這個意義而言，秦朝確實如秦始皇希望的那樣，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