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城下町是日本封建城市中較有代表性的城市類型。從戰國後期到江戶時代，它遍布日本，壟斷大部分的工商業活動，排擠其它類型的城市，形成了日本城市發展史上的城下町時代。
一、城下町的形成和發展
城下町是以領主城館為中心，主要包括武士集居區域和工商業區域的封建城市。它起源於地方領主對基層市場的控制。在潢戶內海地區，集中了家臣的領主居館與周圍市場的結合，大致是在十四十五世紀。但當時它們還未形成為一個整體，是一種具有鬆散聯繫的城下町雛型。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城下町產生的條件逐漸成熟。隨著戰國大名權力的增長，專制集權的政策推行到各個方面，領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職能逐漸集中。到十六世紀後期，織豐統一政權進一步加強集權措施，對各領國內的城郭加以整頓，強制推行城郭集中的計劃。
這一運動最終發展為德川幕府在元和元(1615) 年發布一國一城令，確立了幕藩領主居城的獨尊地位。在這一過程中， 城下町逐漸演變為領國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 工商業者和武士被高度集中，城與町合為一體，內部形成森嚴的等級管理體制，城市規模和職能擴大，一種新的城市類型最終形成。城下町化的過程也隨之進行。
所謂城下町化是指城下町普遍興起，而其它大部分城市和市場或者沒落，或者向城下町過渡，或被它吸收，它成為全國城市演變的主流，在數量、規模、作用上均佔統治地位，其它類型的城市僅保持零星存在的狀況。
織豐時期，城下町獲得了很大發展，新城不斷出現，並逐漸擴展到全國。豐臣秀吉及其親信在伏見、郡山、八幡，德川家康在江戶，毛利輝元在廣島，前田利家在金澤，蒲生氏鄉在伊勢松坂和會津若松，都紛紛著手城下町的建設。
據統計，政治性城市(城下町為主)十五世紀8個，十六世紀則達64個，0增加七倍，並一躍而居各類城市之首。慶長年間(1596-1614)，城下町的發展形成高潮，作為領國首都的城下町隨著眾多藩領的成立而普遍興起，近世主要的城下町均在此時形成。
此後，直到寬永時期(1624-1643) ，城下町還繼續發展和增加。寬永以後，再未看到對工商業者的強制移居，可見城下町化至此已基本結束、在慶長19年，據不完全統計，城下町已達132個，十七在世紀，僅三萬石以上的城下町就有235個。
整個江戶時代一萬石以上的城下町，不管其興廢的情況，共達452個。國可見其數量之龐大，發展之興盛，城下町本身的規模也遠遠超過日本其它的封建城市。在日本中世，大多數城市的人口都只有二、三千人到萬人左右。而城下町除百萬人口的江戶以外，四、五萬人口以上的不少，許多大藩的城下町都是二、三萬人左右。這說明，城下町化確實是江戶時期城市發展史上一個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
與城下町的盛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時期其它類型城市的衰落。門前町、寺內町、港町大都失去了昔日的繁榮而逐漸消亡或喪失其作為獨立城市類型在社會經濟上所具有的意義而從屬於城下町。
宇喜多氏經營岡山城下町時，將福岡港町和大寺門前的町人遷到城下，豐臣秀吉經營大坂時，也將界的町人強制移往大坂，造成界的衰落。1577年，和泉全國的寺內町被織田信長取締。
另外，門前町中的長府、新宮、坂木，港町中的澱、桑名、博多、津、尼崎、平戶、島原，宿場町中的白河、高崎、安中、關宿、上田、富山、浜松、吉田、田原、三次等，都相繼向城下町過渡。
隨著城下町化的推進，一度興盛的自治城市也受到壓制而最終消失。京都在天正年間完成了城下町化，平野則被織田信長作為直轄地，豐臣秀吉又遷其居民，致使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後平野完全衰落。總之，十六世紀晚期以後城市發展的顯著特徵是以其它城市的沒落為代價的城下町的繁盛。
綜上所述，城下町以其數量多、規模大、作用顯著而在當時的城市發展中取得主導地位。日本學者脅田晴子曾將戰國時期的城市分為四類: a,大城市， 指京都和奈良: b,中轉城市，包括港町、驛站町、門前町，c,在町,指由集市發展而成的町鎮，包括寺內町d，在武家領主權力主導下建設起來的城下町。她認為這四種城市既是類型，也是發展的序列，前三者都逐漸被城下町吸收。
這種發展序列，即日本城市城下町化的反映。各種城鎮而不是單一類型的城市，都處於城下町的控制之下和向城下町過渡，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衰敗和停滯，這就清楚地表明，只有城下町才能適應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而存在和發展。為了從根本上理解城下町化為何會成為日本封建城市發展的最終歸結，必須從城市更替現象的背後，去尋找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二、城下町出現和擴展的原因
日本歷史上的十五、十六世紀是動蕩、混亂而充滿著生機的兩個世紀。社會經濟方面產生了一些新的現象。南北朝以來就開始衰落的莊園制迅速瓦解，農村經濟體制變動，大家族經營體不斷分化，小農經濟逐步獨立發展。
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商品貨幣關係擴大，徵課方式向貨幣租發展，大量基層市場和城鎮湧現。尾張國在十五世紀前期就已形成了以二至三公裡間隔分布的村落市場，經過淘汰和發展，到十六世紀形成16個以四至六公裡間隔分布的中心集鎮。
四新興工商業座大量產生，海外貿易獲得了突出發展，自治城市也在這個時期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領域的變化影響到階級關係、權力結構和政治體制方面的舊有模式。掌握中央政權的莊園領主勢力，在農民運動反抗地方領主篡權的雙重壓力下衰落，其經濟收益減少，政治權力下移。
在各種力量的競爭中，以地方領主為代表的封建勢力起。他們作為各地的實際統治者，比之腐朽的莊園領主，更能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形勢。他們直接支配農民，侵吞莊園土地和年貢，實際佔有土地收益，在莊園制瓦解過程中，逐漸集中土地領有權，掌握新興基層工業，建立基層武裝，擴大控制區域，將支配當地的各種職能集於一身，逐步形成一元化統治權力，向戰國大名過渡。
戰國大名通過檢地，加強了統一的土地領有權，直接掌握了領國經濟和武裝力量，否定了基層小領主的獨立性,以其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實力，建立起擁有一元化統治權力的地域封建體制。在對大規模農民戰爭的殖酷鎮壓和大名之間對領地的爭奪兼併過程中，妨礙集權的因素逐漸消除，地區性的統一逐漸向全國統一過渡，發端於地方封建勢力的統一主權由此產生。封建秩序歷經兒百年動蕩之後，又在新的形式下趨於穩定。
三、地方封建勢力的發展和取得主導地位，使一度衰落的封建統治重新強化。
強大的封建統治權力正是建立城下可必不可少的政治條件。首先，從城下町的形成時期和規模在地區上的分布來看，這種城市的產生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程度不成正比，而是與封建統治的強化相一致。出現於日本中世，產生較早的44個城下町中，在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畿內地區只有土個，近最也不過五例。
經濟水平的高低和城市產生的先後相背離。近裝地區城下町的規模也處於明顯的劣勢，五十萬石以上的城下町，13個中近能只有一個，二十萬石以上的，33個中近最僅三個。這與以最內地區城市規模最大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城下町化以前的戰國時期，，一萬人以上的城市大半在畿內。
由於近畿地區封建分立勢力的相對軟弱，日的莊園領主勢力沒落以後，地方領主還未發展為強有力的一元化統治權力，由此而導致城下町在規模和形成時間上都不佔優勢。反之，在武土階層發達，地方封建勢力較為強大的中部、九州等地，儘管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後，但封建統治較早強化，地域封建體制率先形成，隨此出現了城下町規模較大，發展較早的局面。
其次，城下町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都深深地滲透了領主的支配權力。城下町的武士、工商業者、寺院神社是依靠領主的政治權力才聯結為一個整體。城下町商業的繁盛，是領大主名強力集中各地商業的結果。
織田信長規定，領國內有關馬的買賣只能在安土城下町進行:豐臣秀次將散在地方的市場集中到八幡城下町羽柴秀長入主大和那山城下町後，壓迫奈良的商業。另外,從領主大名發布的樂市令絕大部分用於城下町和實施樂市限於城下町建設盛行的時期可以看出，樂市也主要是他們用來促進城下町興盛的策略措施。
一系列的特權和城市政策使城下町獲得了壟斷城市發展的優越地位，城下町化與中央統主權的產生同時，有力地證明了它與封建專制權力的關係。封建統治者之所以要實行這樣的城市政策，之所以要設立城下町，是由新的封建體制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和它所依靠的基礎決定的。
借政治、軍事擴張而形成的地城封建權力，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地區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僅靠地租已無法承擔維持集權體制的巨大費用，龐大的武士家臣團及中央攤派的各種夫役、軍役，使大名陷入了財政困境。
佐竹氏供給家臣團的領地佔其領地總石數的一半以上，佐竹領國從1951年6月到1594年10月，對中央承擔的軍役、夫役累計達三萬三千人次，服役時間共達35個月。這些沉重負擔迫使大名尋求新的獲利途徑。今川氏利用松木、友野輸出繭，上杉氏利用藏田氏輸出苧麻，都是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而通過御用商人控制特產品交易，謀取商業利潤。1596和1600年， 大名秋田氏的總收入中，年貢以外的收入甚至超過了年貢收入。可見領主大名的經濟中，土地之外的收入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
補充自然經濟之不足的工商業活動，在維持封建體制的正常運轉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莊園制瓦解後，以前那種對散在各處的莊園徵收不同實物來滿足消費的方法已蕩然無存。局部的區域由於資源和生產的限制，無法做到自給自足，只能通過市場調節來獲得必需品。
今川、後北條氏對米的購入，淺井葦名、武田氏對鹽、海產品的購入，穴山氏對硝、鐵的購入等，都是必需的日常消費品和軍需品。加之在商品流通上，日本歷來存在著地方依賴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的中央最內地區的向心性結構。隨著一元化封建權力在地方興起，地方的消費提出了更高需求，各地同畿內先進地區的商品流通更為重要，這迫使領主大名進一步加深對商業的依賴和控制。
在一個戰亂頻仍的時代，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新的封建領主必然把維持強大的軍事機器作為其首要任務。滿足武士團的生活消費和軍需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正因為對工商業的掌握和利用直接關係到封建體制的維持和封建統一的推進，統治者才不惜提供特權和優越條件，吸引工商業者匯集於城下之町。
四、戰國時期被日本稱之為下克上的時代。
對統治者來說，建立一元化的集中權力和阻止基層勢力的發展成為穩定封建統治的重要任務。實行商農分離，集中編制工商業者就是旨在剝奪基層小領主對商業、手工業的支配，以使其在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都受到制約，排除其自立的可能。
上杉氏在1597年後把苧麻及蠟、添楮、桑等重要特產品從家臣團的土地領有權中分離出來，確立直接徵收的制度，目的就在於阻止家臣經濟力量的增長。後北條氏在其領內設立關戶、世田谷、高獲、白子、井草等新市、新宿，也是旨在打破寺社和基層小領主所掌握的割據性舊市。集中編制手工業者同樣是出於削弱基層小領主的考慮。軍事手工業者的集中，武器製造的壟斷，就排除了基層武器自給的可能，保證了大名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
著現新的封建統治者根本上仍是以土地領有權為其經濟基礎，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必將導致對封建經濟基礎的侵蝕。對照1463年、1505年、 1533年、1534年山城國的田地、地租目錄，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買賣的存在。
土地買賣之嚴重，在接連爆發的德政一損中也有反映。從1428--1499年，較大的德政一揆就有26次。德政令的內容之一就是保證債務人的土地所有權，而德政一揆的參加者中有大量武土，說明領主大名的權力基礎面臨著巨大危機。加之商品經濟的發展還會導致脫離領主控制的力量產生，如界與織田信長的對抗，京都自治町組不向領主交納年貢等。所以封建統治者決不會無視上述趨勢的出現，必定會以強化農本經濟為主冒，將工商業的發展限制在一定範圍，阻礙其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衝擊。
武士作為城下盯人口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大約佔總人口的50%。武士家臣團的形成是建立城下町的重要原因之一。新的封建體制的權力基礎是武士階層。十五十六世紀，出現了武士階層的空前發展及其新的組織形式。
戰國時期頻繁的徵戰，槍炮的使用，戰術的變化，客觀上對軍事組織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名逐步改變戰術和兵制，強令武家離開故地集中於城下，建立專職的常備軍。豐臣秀吉的直屬軍隊年就達一萬餘人，1592年達二萬餘人。
專職軍隊又使基層小領主因城居而脫離領地，加深了他們對大名的依附。I十五十六世紀還是日本農民運動高漲的時期，莊家一揆、一向一換此伏彼起，嚴重地威脅著封建統治。所以建立和保持一支直屬的常備軍事力量也是強化專制權力的要求。
作為政治中心的領主城館由於武士階層的大量集中，又形成了軍事中心，龐大消費人口必然引起工商業者的集聚。城下市鎮主要就是服務於武士階層，城下町的發展與武士階層的興盛，與兵農分離、家臣集中的程度的提高相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武土階層的發展及其與新的封建體制的結合導致了城下町的繁榮。
新的封建統治者對工商業的利用和控制，加深了工商業的封建依附和御用性。在推動城下町形成的各種因素中，工商業的這種特性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依附大名的豪商與領主權力結為一體，參與領主管理工商業者的基層權力組織，在城下町化的過程中擔當了重要職能。1612年，德川家康命豪商後藤光次移京都和界的商人到江戶，在新開闢地實行町制，對江戶城下町的建設起了重要作用，在松本，當町的向屋倉料氏因對松本城下町的建設有功，在三百年間，累代擔當松本町向屋兼大名主，成為町民的頭領。。1591年，大名佐竹氏從太田入主水戶，著手營建新城下町，深谷、遠山、小川等御用商人，作為御町眾參加規劃，強制集中商人，上述事實說明，御用商人是領主推行城下町化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強化了大名對工商業者的統制，有力地促進了城下町化的完成。
結語：
綜上所述，在十五、十六世紀日本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動中，形成了擁有一元化統治權力的地域封建體制。這種封建體制的出現，既以其強大的專制權力為城下町的產生創造了外部條件，又因其加強對商品經濟的利用和控制，給城下町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因素在領主權力下結合起來，形成新型封建城市的條件成熟了。既補充自然經濟之不足，又限制商品經濟之發展的城下町成為加強封建統治的理想形式。
只要是在集權的、強化農本經濟的地城封建體制確立的地方，其它城市的發展都遇到了挫折，而城下町卻順利產生。隨著地方封建勢力掌握全國政權，地域封建體制在全國取得支配地位，城下町這一城市形式也逐漸向全國推行。幕藩體制建立以後，集權的封建統治進一步加強，城下町化迅速形成高潮，終於遍及日本全國。由此可見，城下町化實際上是日本封建制強化、專制統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