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全安
開篇語/極不尋常的2020年，沉重的月曆終於翻到了最末一頁，環顧七大洲五大洋，驚覺小小寰球，依然難見片刻安寧；億萬斯民，芸芸眾生，如何自處，費盡思慮。先哲有云：風物長宜放眼量。此時此地，我們或許更應該敞開胸懷，拓寬視界，以史為鑑，見微知著，別開生面。
大約六百年前，即15世紀中葉，興起於伊朗西北部的薩法維教團與白羊王朝（編按：14世紀晚期至16世紀初土庫曼族遊牧部落在波斯建立的王朝，旗幟以白羊為標誌）建立聯盟，致力於在黑海東南岸的港市特拉布宗和喬治亞一帶對基督徒發動聖戰，進而介入政治領域的權力角逐。
薩法維家族系庫德血統，自塞爾柱時代（編按：塞爾柱王朝是11世紀塞爾柱突厥人在中亞、西亞建立的伊斯蘭帝國）起生活在亞塞拜然地區。
追隨薩法維家族的穆斯林，來自亞塞拜然及敘利亞北部、安納託利亞東部諸多地區，那裡突厥血統的多個部落是薩法維教團的主要支持者。
16世紀初帖木兒帝國解體以後伊朗高原的混亂狀態，尤其是白羊王朝與黑羊王朝（編按：14世紀晚期至15世紀中葉土庫曼部族聯盟建立的王朝，統治今亞塞拜然、伊朗西北部與伊拉克地區，旗幟以黑羊為標誌）的對抗，成為薩法維家族問鼎政壇的重要條件。
克服離心 波斯色彩
薩法維王朝建立之前，伊朗屢遭外族入侵。突厥人的遷徙浪潮，蒙古人的西徵，帖木兒帝國的統治，黑羊王朝與白羊王朝的角逐，深刻改變了伊朗社會的人口構成，遊牧部落成為支配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自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即位開始，薩法維王朝逐漸改變兵源結構，徵募波斯農民和來自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戰俘及其後裔，組建領取薪俸的職業化新軍，旨在克服地方離心傾向和強化中央集權。阿拔斯當政期間，這支新軍達到3.7萬人，包括御林軍0.3萬、騎兵1萬，使用傳統兵器和裝備新式火器的步兵各1.2萬。
與此同時，薩法維王朝不斷完善官僚機構，起用波斯貴族掌管稅收，委派非土庫曼血統的新軍將領出任約半數省區的總督，取代原有地方勢力，成為諸多地區的實際控制者。這些都構成了薩法維王朝強化君主集權的政治基礎。1598年，阿拔斯一世遷都伊斯法罕，標誌著伊朗腹地取代亞塞拜然，成為薩法維王朝的政治重心，政治生活中的波斯色彩日漸濃厚。
薩法維王朝實行國家土地所有制，軍事封邑和王室領地構成土地佔有的基本形式，軍事封邑供養戰士，王室領地則是薩法維家族的主要歲入來源。1642—1666年阿拔斯二世當政時期，吉蘭、馬贊德蘭、呼羅珊和亞塞拜然的軍事封邑亦被納入王室領地。
薩法維王朝一方面強調伊斯蘭教的神權原則，另一方面繼承波斯帝國的政治傳統，實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國王兼有宗教領袖與世俗君主的雙重權力，儼然成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和「諸王之王」。阿拔斯一世當政期間的歐洲旅行家查爾丁寫道，「世界上再沒有比波斯國王更加專制的統治者」。
稍晚於查爾丁的另一歐洲旅行家克魯辛斯基也認為，「天地間沒有任何一位國王能夠像阿拔斯沙和他的繼承者那樣主宰著臣民的命運」（編按：沙阿又稱沙赫，是波斯語古代皇帝頭銜的漢譯名）。
城市手工業：行會與王室並存
薩法維時代伊朗的人口大約在600萬至1000萬之間，包括三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即遊牧部落、鄉村農民和城市工商業者。遊牧部落人口主要來自突厥血統的中亞移民、安納託利亞移民，以及阿拉伯人和庫德人，定居城鄉人口基本是波斯血統的土著。部落遊牧社會與自給自足的鄉村農業社會，加上與簡單商品經濟密切相關的城市社會，長期並存又彼此依存，構成薩法維時代伊朗社會的基本模式。
據17世紀歐洲旅行家的推測，當時伊朗城市人口約佔全部人口的10%—15%，即100萬人左右，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伊斯法罕。伊斯法罕位於扎格羅斯山西麓，阿拔斯一世當政時期大興土木，市區規模膨脹，人口劇增，商賈雲集，巴扎店鋪鱗次櫛比。伊斯法罕的中心是一處廣場，用於舉行教俗儀式和體育賽事。環繞廣場的是國王的宮廷、清鎮寺和巴扎。伊斯法罕大清真寺，最初由塞爾柱蘇丹國名相查姆·穆勒克主持興建，薩法維王朝時期擴建，圓柱、拱門、尖塔和瓷磚鑲嵌具有濃厚的波斯傳統風格。
在薩法維時代的伊朗，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是紡織業，紡織業行會成為最具勢力的城市行會。其他手工業部門，包括陶瓷業、金屬加工業、皮革業、玻璃製造業、珠寶業、洗染業和造紙業。17世紀，伊朗的手工業產品主要滿足國內需要，亦有部分產品如地毯和陶瓷在國內外市場名聞遐邇。
與行會手工業並存的另一重要經濟部門是王室手工業。阿拔斯一世當政時期，王室手工業有30餘個工場，擁有工匠約5000人，年開銷達10萬土曼（編按：2020年5月4日，伊朗議會投票通過《伊朗貨幣和銀行法》修正案，將官方貨幣「裡亞爾」改為「土曼」），約佔王室年支出總額的七分之一。與行會作坊的工匠相比，王室工場的工匠境況較好，王室工場生產的絲綢和地毯，質地上乘，不僅用於宮廷消費，還遠銷歐洲和印度。
起初的平等貿易
由於自給自足的鄉村農業佔據主導地位，加上交通不便和皇室經濟的壟斷，薩法維時代伊朗的民間商業長期處於小規模的狀態，波斯商人大都從事伊朗境內的區域性貨物販運，沒有自己的行會組織，分散經營，在城市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至於進出口貿易，主要由移居伊斯法罕的亞美尼亞商人控制。
伊朗與西方之間的交往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希臘戰爭。自13世紀開始，隨著西歐城市的繁榮，伊朗與歐洲之間的貿易往來逐漸恢復，小亞細亞的布爾薩以及地中海東岸的諸多港口成為伊朗商人與義大利商人交易的樞紐，生絲是伊朗向西方出口的主要商品。16世紀，奧斯曼帝國與薩法維王朝的戰爭導致伊朗與歐洲之間的貿易交往一度中斷。阿拔斯一世當政期間，伊朗生絲或穿越俄羅斯南部的水路，或出波斯灣而後經紅海和地中海，運抵歐洲。荷蘭人和英國人是薩法維時代伊朗主要的貿易夥伴，伊朗與俄羅斯、奧斯曼帝國、印度莫臥爾帝國之間亦有一定程度的貿易往來。
161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以驅逐荷姆茲水域的葡萄牙艦隊作為條件，與薩法維王朝籤訂通商條約，阿拔斯港成為伊朗與東印度公司在波斯灣地區的貿易中心。法國東印度公司於1664年進入波斯灣，1708年與薩法維王朝籤訂通商條約。17世紀20年代，伊朗的生絲年產量超過1000噸，其中三分之二銷往歐洲。除生絲外，絲綢、地毯、寶石、乾果和菸草亦是伊朗出口歐洲即其他國家的重要商品。
據時人記載，「所有亞洲國家和大多數歐洲國家向伊斯法罕派出自己的商人，從事大宗販運或零售貿易。他們中包括12000名印度人，還有韃靼人、突厥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薩法維時代，伊朗與西方之間交往的特點在於貿易雙方的平等地位，西方人只是作為商人而不是侵略者出現在伊朗。他們還沒有成為通過經濟力量剝削貧窮落後民族的外國商人，只是獲準經商的外國人，與當地商人生活在高度文明的社會中，而當地商人與他們一樣富裕和精明。由於伊朗與西方之間的貿易規模有限，伊朗主要出口生絲、絲綢和地毯一類的奢侈品，加上西方商人往往將白銀或印度的香料作為支付手段，西方工業品尚未大量湧入民間市場，伊朗亦未被納入源於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
力保「自主」與「捲入」漩渦
如果說薩法維王朝的統治標誌著伊朗傳統社會的頂峰，那麼繼之而起的愷伽時代的伊朗社會，無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革。
愷伽部落祖居中亞，14世紀移入伊朗高原北部，16世紀初成為追隨薩法維家族的土庫曼人七部落之一。薩法維王朝統治時期，愷伽部落成員分別駐守喬治亞、呼羅珊和裏海北岸的馬贊德蘭。1729年，來自呼羅珊的阿夫沙爾部落首領納迪爾沙取代阿富汗人，建立阿夫沙爾王朝，建都於馬什哈德，統治伊朗大部分地區。1747年納迪爾沙死後，伊朗陷入分裂狀態。1750年，卡裡姆沙建立桑德王朝，建都設拉子，控制伊朗西南諸地，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1779年卡裡姆沙死後，愷伽部落首領阿伽·穆罕穆德自裏海北岸的馬贊德蘭起兵，聯合土庫曼人諸部落以及庫德人部落、阿夫沙爾部落等，攻城略地，兼併諸多割據政權，1794年滅亡桑德王朝，稱王建國，是為愷伽王朝。德黑蘭原本是伊朗高原北緣厄爾布爾士山脈南麓的一處村莊，13世紀蒙古東徵期間，鄰近的萊伊城毀於戰火，戰後德黑蘭作為城市逐漸興起。薩法維時代，國王塔赫馬斯普修築德黑蘭城牆。18世紀初，德黑蘭一度成為薩法維國王海珊的行宮。1786年，阿伽·穆罕默德定都德黑蘭。
愷伽王朝沿襲薩法維王朝的統治模式，國王擁有近乎無限的統治權力，包括決定和戰、締結和約、賞賜封邑、任免官吏、徵收賦稅，以及對臣民行使審判直至生殺予奪的權力。然而愷伽時代的伊朗並未出現經濟的長足進步和財富的明顯增長，西方的衝擊和傳統秩序的解體構成伊朗社會深刻變革的核心內容。
薩法維時代，伊朗社會的突出特徵在於自主的國際地位和封閉的傾向。相比之下，愷伽王朝開始喪失自主的國際地位，逐漸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進而成為西方列強的原料供應地和工業品市場，伊朗社會隨之從封閉狀態走向開放。換言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和西方的衝擊，導致伊朗傳統秩序的解體，進而揭開了伊朗現代化進程的序幕。
改革200年：獲得「尊敬」的求索之路
伊朗的現代化改革，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最初主要表現在政治層面自上而下的形式。國王穆罕默德·阿拔斯·米爾扎當政期間，伊朗面臨俄國和英國的嚴重威脅。1826—1828年，伊朗與俄國爆發戰爭，伊朗戰敗，俄軍佔領高加索山區和大不裡士。1836年，伊朗與英國爆發戰爭，1938年，呼羅珊地區重要城市哈拉特被英國控制。這兩次戰爭無疑是促使伊朗統治者嘗試推行現代化改革的重要原因，亞塞拜然作為與俄國毗鄰的戰爭前沿，則是伊朗現代化改革的搖籃。
米爾扎國王深感伊朗傳統騎兵無力抗衡俄國軍隊，組建6000人的新軍，配備槍械和火炮，由國家支付軍餉，統一著裝，屯駐於軍營之中，聘請歐洲教官訓練，並在大不裡士建立制炮廠和槍械廠，日後此地發展成為伊朗的工業重鎮。他還選派伊朗青年赴歐洲深造，學習軍事、工程、醫學、印刷技術和西方語言。此外，他又極力削減宮廷開支，增加關稅，廣開財源。然而，由於宮廷內部的的傾軋和部落勢力的抵制等諸多因素，新軍組建不久便被解散。
1848年納綏爾丁即位後，任命米爾扎·穆罕默德·塔其汗為首相，賜予「大酋長」稱號，實行新政，包括恢復穆罕默德·阿拔斯·米爾扎創辦的新軍，國家出資興辦新式工廠，創辦官方報紙和世俗學校，並繼續推行增加國家收入和平衡財政預算等多項政策，強化愷伽王朝的統治。但如同此前一樣，新政遭到諸多方面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封邑領有者認為，增加稅收只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利益的無理勒索；英國和俄國的代表則聲稱，關稅的提高違背自由貿易的法則。1851年，塔其汗被國王納綏爾丁解除職務，不久客死他鄉，新政舉措隨之夭折。
直到1870—1880年間，納綏爾丁起用米爾扎·海珊，在司法、軍事、政治、財政和文化領域繼續推行改革。米爾扎·海珊引進西方現代政治理念，創立內閣和中央銀行，削減政府支出，排斥教界和部族傳統勢力，強化國家權力和完善政府職能，崇尚重商主義的經濟原則，擴大歲入來源，密切伊朗與英國及西歐諸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抵禦俄國的領土威脅。
米爾扎·海珊聲言，改革的宗旨是捍衛愷伽王朝和國王納綏爾丁的榮譽，使波斯成為「值得歐洲列強尊敬的國家」。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90—1991年曾赴伊朗德黑蘭大學進修，著有《中東史610—2000》，譯作有《中東史》等。